戴笠惶恐发电给蒋介石，蒋看后沉默数小时，10天后戴笠机毁人亡

摘要：1946年3月10日，北平军统办事处的办公室里，两叠文件整齐码在桌案上：一叠是肃奸案的审结材料，川岛芳子的供词就压在最上面；另一叠是往来密电，最醒目的两封，一封盖着“委员长亲发”的朱印，另一封是重庆毛人凤加急发来的密报。

1946年3月10日，北平军统办事处的办公室里，两叠文件整齐码在桌案上：一叠是肃奸案的审结材料，川岛芳子的供词就压在最上面；另一叠是往来密电，最醒目的两封，一封盖着“委员长亲发”的朱印，另一封是重庆毛人凤加急发来的密报。

戴笠坐在藤椅上，反复翻看这两封电报，那封蒋委员长的电报，只有短短六个字“限三日内返渝述职”；毛人凤的密报则直白得多，末尾一句“宣铁吾带宪兵查抄军统上海站，李士珍力谏委员长‘裁撤军统’”，让他半天没说出话来。

当晚，戴笠让电报员拟了七版回电，最终敲定了那句后来让蒋介石沉默三小时的内容：“校座钧鉴：电谕敬悉。生云天在外，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叩。”

这封电报发出时，戴笠心里清楚，他与蒋介石十年“君臣相得”的日子，或许要走到头了。而这结局的伏笔，早在十年前他冒死救蒋时，就已悄悄埋下。

戴笠能坐上军统局局长的位置，靠的从来不是资历，而是“敢为蒋介石拼命”。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时，他还只是复兴社特务处的少将处长，手下不足万人，连参与中央决策的资格都没有。当时他正在广州接收缉私部队，接到“委员长被扣华清池”的情报后，当场中断会议，连夜坐飞机赶回南京。

据戴笠留存的《西安事变日记》记载，他回南京后，先找宋子文请命赴西安，被宋子文怒斥“你们特务处连领袖都护不住，还敢再去添乱”；后来又求见宋美龄，才拿到赴西安的通行证。

12月17日，他带着11名骨干特工飞抵西安，刚下飞机就被张学良的部队控制，“见城防皆换东北军，心知此行九死一生”。

等到见到蒋介石时，蒋先是勃然大怒，指着他骂“你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戴笠当即跪地，哭着说“学生若不来护驾，即便死在南京，也无颜见天下人”。

就是这一跪、这一句承诺，让蒋介石彻底放下了对他的戒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立刻把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任命戴笠为局长，把“情报搜集、特务训练、缉私武装、敌后作战”四大权都交给他。

短短十年，军统从不足万人的小机构，发展成拥有10万特工、20万忠义救国军的“庞然大物”。全国各省市都有军统站，甚至国民党军队的师级单位里，都有军统派驻的联络官；美军援华时，专门与军统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笠与美海军情报官梅乐斯平起平坐。

1945年8月，美国《柯里尔》杂志发文评价：“中国存在两个平行的权力体系，一个是重庆国民政府，负责管理日常政务；另一个是戴笠的军统，掌控着全国的情报与安全，其影响力甚至超过前者。”

可这份“影响力”，恰恰成了戴笠的催命符。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心里的“猜忌”彻底冒了头：一方面，国共签署《双十协定》，明确提出“取消特务机关”，全国舆论都在盯着国民党“裁撤军统”，蒋需要靠“削戴笠的权”来回应舆论。

另一方面，他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戴笠手里有武装、有情报网，连美军都跟他走得近，万一戴笠有异心，整个国民党政权都可能动摇。

1945年10月，蒋介石悄悄成立“军统改组八人小组”，组长是宣铁吾，也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早年与戴笠争夺过缉私权，两个人积怨已久。

副组长是李士珍，中央警官学校的校长，一直想把军统的特务训练权抢过来，这个小组成员全是蒋的嫡系，没一个军统出身的人。

当时毛人凤在重庆负责军统日常事务，每天给戴笠发密报，1946年1月23日的密报里写得很明确：“宣、李二人每日向委员长进言，称军统尾大不掉，已成国之隐患，委员长虽未明确表态，却默许他们查核军统历年账目，上海、重庆的军统站已被宪兵搜查两次。”

戴笠不是坐以待毙的人，从1946年2月起，他就以“处理华北肃奸案”为借口，辗转北平、天津、青岛等地，实则在走两步“自救棋”，只求能保住自己和军统的核心力量。

第一步是“找外部靠山”，戴笠知道蒋介石最看重美军的态度，于是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梅乐斯，牵线认识了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两人在青岛秘密会谈两次，最终达成协议：美方帮国民党训练海军、提供海军装备，条件是让戴笠出任国民党海军司令。

据戴笠的副官贾金南后来在《回忆戴笠》中记载，当时戴笠专门在青岛定制了一套海军上将军服，“试穿时还跟我说，只要能当上海军司令，就能把军统的武装改编成海军陆战队，既保住了兄弟们，也能让委员长放心，不用再担心尾大不掉”。

可戴笠没算到，蒋介石早就留了后手。1946年3月初，蒋介石私下召见陈诚，明确说“海军司令绝不能给戴笠，此人兵权太重，若再掌海军，将来无人能制”。

没过几天，国民政府就正式发文，任命陈诚兼任海军署长，彻底堵死了戴笠的“海军路”。

第一步走不通，第二步随之而来。戴笠想通过快速审结华北肃奸案，彰显自己的“用处”，让蒋介石觉得“国民党还离不开戴笠”。

当时他重点审理的，就是川岛芳子案，这位“东方魔女”是伪满洲国的核心人物，手里掌握着很多国民党官员投日的秘密，蒋介石也很关注案件进展。可就是审这个案子，让戴笠揪出了一个要命的秘密，也为他后来的死亡埋下了祸根。

据1946年北平高等法院的《川岛芳子审讯记录》记载，川岛芳子在庭审中突然翻供，指控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曾在1941年投日”。

她供称：“1941年马汉三在张家口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宪兵队俘虏，为了保命，不仅泄露了军统在华北的情报网，还把孙殿英献给蒋介石的九龙宝剑，转献给了日本宪兵司令田中新一；后来田中新一调走，又把宝剑交给我保管，直到日本投降，马汉三才从我手里把宝剑骗走。”

戴笠一开始不信，马汉三是他亲手提拔的下属，从特务处时期就跟着他，怎么会叛变？可川岛芳子说得有鼻子有眼，还说出了马汉三投日时的联络人。

戴笠当即让人秘密调查，最终在马汉三的北平住所里，搜出了九龙宝剑的剑鞘，又核实了1941年马汉三“被俘后逃脱”的说法是假的。他其实是被日军释放的，还带着日军的秘密任务回到军统。

当时军统副局长郑介民也在北平，后来他在《军统往事》里回忆：“雨农查实马汉三叛变后，气得拍了桌子，说养虎为患，没想到我戴笠栽在自己人手里。”

当时他本想把马汉三押回重庆，交给委员长处置，可转念一想，自己正跟八人小组斗得厉害，要是再把‘下属叛变’的事捅出去，只会让委员长更不信任自己，于是就暂时把马汉三留在身边，没敢声张。”

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北平收到蒋介石的加急电报，内容只有六个字：“立即返渝述职”。

戴笠心里清楚，这不是普通的“述职”，八人小组的“军统解散方案”大概率已经拟好，就等他回重庆签字，一旦回去，要么被削去所有实权，要么被软禁起来，甚至可能被安上“贪污”“专权”的罪名。

也就是在这天，他拟了那封“煮豆燃箕”的回电。“煮豆燃箕”出自曹植的《七步诗》，戴笠用这句话，既是提醒蒋介石“我们是自家人，别像豆子和豆箕一样互相残杀”，也是隐晦地表达不满：自己十年忠心护主，没犯过滔天大罪，不该落得“被清算”的下场。

可蒋介石的反应，让戴笠彻底慌了。

据当时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在《侍从室日记》里记载：“3月10日下午，委员长收到戴笠的回电，坐在办公室里反复看了好几遍，之后就沉默了三个小时，期间不召见任何人，也不吃不喝，脸色铁青。我进去送文件时，看见电报放在桌案上，委员长只说了一句戴雨农翅膀硬了，敢跟我提“煮豆燃箕”了，没给任何批示。”

戴笠在北平等了两天，没等到蒋介石的回电，却等到了毛人凤更坏的消息：“八人小组已将军统解散方案上报委员长，方案里说要把军统拆成三部分，情报部分归国防部二厅，武装部分归交警总局，特务训练部分归中央警校，您回去后只能当个国防部顾问，没任何实权。”

3月11日，戴笠决定先飞青岛。他还想最后跟柯克见一面，求美军帮他在蒋介石面前说句话，可到了青岛才知道，柯克已经临时飞往上海，根本没见他的意思。无奈之下，他又于3月16日飞往上海，想找国民党军界大佬何应钦帮忙，可上海当天突降暴雨，飞机在虹桥机场上空盘旋了四十多分钟，始终无法降落。

贾金南当时劝他：“老板，雨太大了，要不先在上海住一晚，等雨停了再飞南京？”

戴笠摇了摇头，说“重庆那边等不及，要是再拖下去，八人小组就会把方案定死，到时候不仅我完了，军统的兄弟们也都没好下场”。

当天晚上，他在上海跟何应钦见了一面，何应钦劝他“回重庆后多认错，别跟委员长硬顶”，戴笠只是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

1946年3月17日上午10点，戴笠登上了飞往南京的C-47运输机。临登机前，他拍了拍贾金南的肩膀，说了最后一句遗言：“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死也要死在南京，死在委员长手里，不能让宣铁吾、李士珍他们看笑话。”

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后，就一直被暴雨和浓雾笼罩。下午1点13分，南京航空管制站收到了这架飞机的最后一次联络：“飞机在南京岱山上空，罗盘失灵，能见度极低，请求紧急迫降。”之后，联络信号彻底中断。

当天下午3点，国民党军队开始在岱山一带搜救，直到傍晚才找到失事飞机。

飞机已经撞在岱山的一棵百年梧桐树上，机身断成三截，燃起的大火烧了三个多小时才扑灭。贾金南是少数幸存者之一，他后来回忆：“我从飞机残骸里爬出来时，看见老板趴在驾驶舱附近，已经没了气息。”

戴笠死了，蒋介石的反应堪称“教科书式的两面操作”。一方面，他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悲痛欲绝”：亲自为戴笠题词“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正气昭千古，风雨飘摇赖汝安”，追晋戴笠为陆军中将，还在南京举行了国葬，邀请国民党军政要员出席，席间多次哭着说“雨农一死，我少了一只最得力的臂膀，往后再难找到像他这样忠心的人了”。

可国葬刚结束，蒋介石就立刻派俞济时带人查抄戴笠的私产。据俞济时提交的《戴笠私产查抄报告》记载，戴笠的私产远超预期：在香港汇丰银行有27万美元存款，在瑞士银行有120公斤金条，在上海、重庆、南京等地有49处房产，还有大量古董字画，包含473册宋版古籍。

这些财产中，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接收”日伪资产时侵吞的，甚至包括美军援助给军统的冲锋枪仓库。蒋介石看完报告后，当场拍了桌子，怒斥戴笠“贪得无厌，背着我藏了这么多私产”。

随后，蒋介石下令将戴笠之子戴藏宜扣押，没收所有私产，那473册宋版古籍被交给了陈果夫，金条和存款则归入“国民政府特别账户”。毛人凤当时在日记里写：“委员长对雨农的私产如此动怒，恐怕早就想除他，只是没找到机会，如今雨农已死，正好顺水推舟清了他的产，也断了军统的念想。”

而戴笠的死因，至今仍是民国史上的一大谜团，但两份权威史料，让“单纯天气事故说”站不住脚。

第一份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2年的“岱山飞机失事现场文物普查报告”，普查人员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了一块定时炸弹的碎片，碎片上刻有“华北军统督导员”的印记，而当时只有马汉三的亲信刘玉珠，拿着“华北军统督导员”的证件，以“送文件”为由登上了戴笠的飞机，且飞机失事时，刘玉珠也“当场身亡”，疑点重重。

第二份是1948年保密局给蒋介石的绝密文件，文件中明确指控“马汉三因叛变秘闻被戴笠掌握，怕回重庆后被处置，于是指使刘玉珠在戴笠的飞机上安装定时炸弹，策划了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