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以前关于大集体工分制导致“磨洋工”现象普遍存在的文章下，有人留言反驳，说当时队长派活，一人负责一垄，挑粪按称重记工分，都是可量化、可评判的，怎么就是“磨洋工”了？

在我以前关于大集体工分制导致“磨洋工”现象普遍存在的文章下，有人留言反驳，说当时队长派活，一人负责一垄，挑粪按称重记工分，都是可量化、可评判的，怎么就是“磨洋工”了？

“一人一垄”这种看似公平的任务分配，恰恰是“养懒汉”机制在日常劳动中的体现，它只能证明 “身体在场” ，但无法证明 “努力在场” 和 “用心在场” 的问题。

队长可以轻易地度量劳动的数量（一垄），但很难低成本地、即时地度量劳动的质量。

除草，你可以除得干干净净，连草根都刨了出来，也可以只是把草叶子撸掉了，几天后草又长出来。从“完成一垄”的结果看，两人都一样。

锄地，你可以深耕细作，土壤松软均匀，也可以只是浅锄一遍，地表看着平整，实则土壤板结。从“完成一垄”的结果看，两人都一样。

施肥，你可以均匀撒播，让每棵苗都能吸收到，也可以随便扬撒，有的地方一堆，有的地方没有。从“完成一垄”的结果看，两人都一样。

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要队长没有时刻跟在每个人身后进行极其细致的检查（累死队长也不可能，监督成本极高），低质量劳动就和高质量劳动一样，能换取同样的工分。这就是典型的 “劣币驱逐良币”，在这种激励结构下，“完成一垄”这个动作，就成了应付工分制度的最低标准，而不是追求高产出的内在要求。

再来说说“挑粪记重”。

“挑粪按重量记工分”之所以能一定程度上避免“磨洋工”，是因为它同时满足以下几个苛刻条件:

一、成果极易量化，一担粪的重量可以精确称量，无法造假。

二、过程相对独立，个人的劳动成果（挑了多少斤）不会轻易被他人影响或占用。

三、监督成本较低，只需要在起点和终点设置一个称重员，就可以实现有效监督。

但是农业生产中的绝大多数劳动，根本不具备这些特征。比如前面说过的:

犁地，耕的深度、均匀度如何衡量？

除草，是仅仅拔掉了叶子，还是连根刨起？地里还剩多少草算合格？

施肥，撒得是否均匀？

田间管理，是否及时发现了病虫害？

问题又回到了起点。对于这些质量难以量化、监督成本极高的劳动，工分制就立刻回到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老路，“磨洋工”现象必然泛滥。这种局部的、监督成本极高的特殊劳动形式，并不能否定整体的、普遍的激励失灵问题。

“挑粪记重”这个例子恰恰证明，当时的生产管理者并不是不知道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什么，他们也明白，将个人报酬与可衡量的产出直接挂钩（计件工资）是有效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这种有效的机制只能应用于“挑粪”等极少数劳动，而不能成为整个农业生产的主流？

答案正在于农业大部分生产环节的“团队合作”属性和“质量测量的高成本”。如果无法为绝大多数劳动设计出像“挑粪记重”一样精准且低成本的激励机制，那么从整体上看，这个生产制度就是失败的。我们不能用一个制度的局部有效性，来为其整体失效辩护。

所以，这两个例子非但不能为“大集体养懒汉”开脱，反而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证闭环，“一人一垄”证明在缺乏有效激励和监督的普遍情况下，劳动者会选择在质量上磨洋工。“挑粪记重”证明即便在特殊情况下能够通过高成本方式杜绝“磨洋工”，也无法否定工分制这本身的僵化与笨重，它无法适应复杂多样的现实生产需求。

来源：农民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