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德宗建中元年（780 年）前后，李博生于陇右道成纪县（今甘肃秦安）。陇西李氏自汉魏以降便是中原望族，隋代李轨、唐代李渊皆出自此脉，至中唐虽因安史之乱与吐蕃侵扰，陇右部分地区沦陷，仍保持 “世代业儒、耕读传家” 的门风。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李博祖父李钦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 年）前后，李博生于陇右道成纪县（今甘肃秦安）。陇西李氏自汉魏以降便是中原望族，隋代李轨、唐代李渊皆出自此脉，至中唐虽因安史之乱与吐蕃侵扰，陇右部分地区沦陷，仍保持 “世代业儒、耕读传家” 的门风。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李博祖父李钦曾任秦州录事参军，掌地方文书考核；父亲李巽为贞元初年乡贡进士，因陇右战乱未入仕，居家开设 “成纪书舍”，教授邻里子弟研读经史，家族 “以经义立身、以务实济世” 的家训，为李博的成长奠定深厚根基。

成纪在中唐仍是陇右文化重镇，开元年间所建文庙藏书逾两千卷，每年 “释奠礼” 时，周边州县士子常负笈前来，形成 “弦歌盈巷、经声不绝” 的景象。李博四岁开蒙，随父诵读《孝经》《论语》，六岁便能完整背诵《诗经・秦风・无衣》，九岁时随父参与文庙祭典，因 “能详解《尚书・大禹谟》‘正德、利用、厚生’之义，对答如流”，获秦州刺史韦皋称赞，称其 “有廊庙之才，他日必显”。

稍长后，李博入成纪官学就读，师从曾任国子助教的儒者赵昌（中唐陇右儒者代表，后官至岭南节度使）。赵昌教学不拘泥于章句，常结合《通典》中 “安史之乱后陇右经济恢复”“吐蕃侵扰下的边防策略” 等现实议题，引导学生以经史解时事。贞元十年（794 年），成纪县遭遇旱灾，时年 19 岁的李博向秦州刺史献策：“成纪东有渭水支流，可沿河岸修渠引水，灌溉农田；同时组织流民修渠，以工代赈，既解旱情，又安流民”，此策被采纳后，惠及农户千余户，《秦州府志・祥异篇》记载为 “李氏子少善谋划，惠及乡邻”。

青年时期的李博已立下 “科举入仕、匡扶陇右” 之志。贞元十一年（795 年），他年满 20 岁，按唐代制度参加秦州乡贡考试。当时乡贡以 “经义” 为核心，李博以《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为题撰写策论，既阐释儒家修身之道，又结合陇右 “战后流民增多、边防吃紧” 的现状，提出 “清查无主荒地、分给流民耕种，同时加强乡勇训练、辅助边防” 的建议，最终以 “经义第一” 的成绩获荐，取得赴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的资格。临行前，父亲李巽赠其《陆宣公奏议》（陆贽民生主张在陇右儒者间流传），叮嘱道：“陇右百姓苦战乱久矣，汝若及第，当以收复故土、安抚百姓为念，勿负儒者初心。”

贞元十一年秋，李博抵达长安，寓居平康坊的陇右会馆。彼时的长安，虽经安史之乱重创，却仍是 “天下士子汇聚之地”，据《唐摭言》载，贞元至元和年间 “每岁进士科报考者逾两千五百人，录取率不及三十分之一”，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初到长安的李博因 “资费微薄”，白天在书肆抄写典籍补贴生计，夜晚则在会馆油灯下苦读，与同寓居的河东士子元稹、吴兴士子钱徽结为挚友 —— 三人常围坐讨论经史，元稹后来官至宰相，钱徽为宪宗朝礼部侍郎，这段交游为李博日后的仕途积累了关键人脉。

唐代进士科考试分 “帖经”“杂文”“策论” 三部分，李博的短板在帖经（考察儒家经典记忆），长处在策论与杂文。为弥补不足，他每日清晨将《礼记》《左传》中的易错经文抄录于竹简之上，随身携带背诵；午后模仿盛唐诗人高适、岑参的风格练习诗赋，注重 “辞藻质朴、贴近边地现实”，其《陇头水诗》中 “陇水呜咽流，征人泪未休” 之句，曾被长安文人传抄，道尽陇右战乱之苦；夜晚则研读《贞观政要》《通典》，结合贞元末年 “藩镇暂稳、陇右边防待固” 的时政，模拟策论写作，如《论陇右边防疏》《流民安置策》等，皆直指当时核心问题。

贞元十四年（798 年），李博首次参加进士科考试，主考官为礼部侍郎李逢吉。此次考试中，他的诗赋《长安秋望诗》获考官好评，但策论《论吐蕃边防》因 “直言朝廷应加强陇右驻军，与当时德宗‘暂避吐蕃锋芒’的基调相悖”，最终落第。落第后，李博并未消沉，在给父亲的书信中写道：“科场之失，非才不逮，乃言未合时也；然士之责，在直言利弊，非曲意迎合。” 此后数年，他一面继续备考，一面游历关中、陇右，考察边地疾苦，在《陇右行》中写下 “老兵守寒堡，稚子无衣裳” 的诗句，进一步加深对边防与民生问题的认知。

贞元二十年（804 年），李博再次应试，主考官为礼部侍郎权德舆。此次他的策论《论贞元末年民生疏》虽获认可，却因 “帖经错漏两题” 未能及第。权德舆惜其才，在评语中写道：“李氏子策论务实，有济世之才，唯帖经稍弱，再加磨砺，必成大器。” 在权德舆的鼓励下，李博留在长安，专攻帖经，甚至向国子监博士请教记忆技巧。元和三年（808 年），他第四次应试，此次主考官为礼部侍郎郑余庆（元和名臣，以选拔贤才闻名）。郑余庆以 “务实致用、辅佐中兴” 为选才标准，李博的策论《元和三策》直击时弊：其一 “加强陇右边防，逐步收复失地”，建议 “在秦州、渭州增驻军队，训练乡勇，与吐蕃开展防御性对峙”；其二 “完善两税法，禁止地方额外加征”，主张 “每州设‘税目公示碑’，明确征收标准，百姓可监督举报”；其三 “安抚边地流民，恢复生产”，提出 “将陇右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免五年赋税，官府提供种子、农具”；其四 “兴办学堂，普及教化”，建议 “边地州县设乡学，教授经史与农耕技术，稳定民心”。这些主张契合宪宗 “元和中兴” 中 “固边防、安民生” 的需求，深得郑余庆赏识。

放榜之日，李博位列榜首，成为元和三年状元，同榜进士共二十七人，包括后来任宰相的牛僧孺、李宗闵（聚焦其早期才学，不涉党争细节）、诗人白居易（此次为第四次应试，仍未及第，后于元和六年登科）等，时人称为 “元和贤能榜”。曲江宴上，郑余庆为李博簪花，赞曰：“李生之策，非徒文藻，乃治国之良策也！” 元稹、钱徽赋诗相贺，元稹在《贺李状元及第序》中写道：“陇西李氏，世出贤才；今有李生，一举夺魁。其才足以安边，其德足以惠民，真天下士子之范也！” 雁塔题名时，李博挥毫写下 “致君尧舜，安边惠民”，以明济世抱负，此题名拓片今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中唐状元题名碑”。

按唐代惯例，状元释褐需参加 “关试”（吏部主持的入职考试），李博因策论优异，直接授秘书省校书郎（从九品上），负责皇家典籍的校勘与整理。秘书省是唐代皇家藏书与修史核心机构，据《旧唐书・经籍志》载，元和年间藏书达七万余卷，涵盖经史子集各类典籍，能在此任职，既是对其学识的认可，也为其积累治学经验。

李博在秘书省的核心工作是校勘中唐以前的史书与边地文献，当时朝廷正组织修订《旧唐书》（初称《唐书》），他参与了 “陇右、河西诸州地理志” 的校勘。在校勘《旧唐书・地理志》时，他发现多处关于陇右州县的记载因战乱散失或谬误，如 “秦州下辖县数” 原书误记为 “五县”，他通过比对贞元年间秦州奏报与《通典》残卷，更正为 “六县”；“渭州户口数” 原书漏记 “贞元年间流民返乡新增三千户”，他查阅户部存档的《户籍簿》后补全。这些修正被《旧唐书》编撰团队采纳，秘书监郑余庆在给宪宗的奏折中称 “李校书校勘精勤，考据严谨，尤善边地史料，有古之良史之风”。

元和五年（810 年），李博迁著作佐郎（从六品下），负责撰写国史与帝王实录。当时朝廷正编撰《德宗实录》（贞元后期部分），他负责记录 “贞元年间陇右边防与流民安置” 事件，如 “贞元十七年秦州修城防”“贞元十九年渭州赈济流民” 等。撰写时，他坚持 “秉笔直书”，既记载朝廷 “派兵驻守陇右” 的举措，也客观提及 “军粮不足导致士兵哗变” 的问题，这种治史态度得到郑余庆认可，称其 “为史公正，不溢美、不隐恶，不愧儒者之名”。

在秘书省任职的四年间，李博还利用闲暇整理注释《孙子兵法・地形篇》。当时陇右边防紧张，将领多需军事典籍参考，他结合陇右地形特点，在 “地形者，兵之助也” 句下注释：“陇右多山地、河谷，驻军当据险而守，如秦州之麦积山、渭州之鸟鼠山，皆可设堡防御；河谷地带宜种粮，可解决军粮问题，不可仅靠朝廷调拨。” 此书后来在陇右军中流传，成为将领参考的军事资料。元和七年（812 年），他因校勘与修史功绩，获赐 “绯鱼袋”（唐代中级官员荣誉象征），并被任命为 “东宫侍读”，负责为太子李恒（后来的穆宗）讲解经史。他为太子讲解《贞观政要》时，常结合陇右边防，如讲 “安边” 时以贞观年间李靖经营西域为例，讲 “恤民” 时以贞元年间陇右流民安置为例，太子赞其 “讲解透彻，能学以致用”。

元和七年冬，李博因母丧丁忧，辞官归乡。成纪百姓听闻其归来，自发前往迎接，为纪念他早年治水献策之功，当地士绅在成纪文庙旁修建 “李公祠”。丁忧期间，他并未闲居，而是主持修订《成纪图经》，记录成纪的历史沿革、山川地理与边地民俗，全书共六卷，其中 “边防篇” 详细记载了陇右防御要地与战术策略，为后世陇右边防提供了参考，今存于《甘肃方志集成》。

元和九年（814 年），李博服丧期满，授苏州刺史（从三品）。苏州（今江苏苏州）是江南大州，人口众多，商业繁荣，但也面临 “运河淤塞、水患频发” 的问题。他到任后，首要任务是治理运河苏州段 —— 当时运河因 “年久失修，淤泥堆积”，每逢雨季便泛滥，淹没农田数千亩。他亲自勘察河道，制定 “疏浚 + 筑堤 + 设闸” 方案：一方面组织百姓疏浚河道五十里，清除淤泥；另一方面加固两岸堤坝，在堤坝上种植柳树固土；同时在运河与太湖交汇处设立两座水闸，调节水位。仅用十个月，工程完工，苏州此后七年再无水患，《苏州府志・水利篇》记载：“李公治运河，百姓免水患之苦，皆称其德。”

除治水外，李博还注重发展农业与手工业。当时苏州盛产丝绸，但因 “织机老旧、技艺落后”，丝绸质量不及杭州、湖州，他从湖州邀请纺织工匠，传授 “提花织锦” 技艺，并在州城设立 “织坊”，培训工匠，改良织机；同时组织商人开拓丝绸销路，苏州的 “吴绫” 从此声名远扬，远销中原与西域，《新唐书・地理志》载 “元和十年，苏州贡吴绫二十匹”。在农业方面，他推行 “稻麦轮作” 制度，提高土地利用率，并发放优质稻种，指导农户改进耕作技术，苏州粮食产量较此前增加三成。

在吏治方面，李博推行 “政务公开与月考季评” 制度：每月初将州县官员的职责、政务进度张贴于州衙门前，接受百姓监督；每季度组织百姓对官员进行 “政绩、品德、能力” 三项评价，评价结果直接与升迁挂钩。他还在州衙设立 “冤情箱”，鼓励百姓举报贪官污吏与冤假错案，到任仅两年，便查处贪腐官吏六人，纠正冤假错案二十余起，苏州吏治为之一清。元和十二年（817 年），宪宗派使者巡访天下，苏州被评为 “江南治州第一”，李博获赐 “金紫鱼袋”（唐代高级官员荣誉）。

元和十四年（819 年），李博调任杭州刺史（从三品）。杭州（今浙江杭州）是浙东核心城市，当时面临 “豪强兼并土地、流民增多” 的问题。他到任后，一方面严厉打击豪强，强制 “占田过百亩者将多余土地分给流民”，并规定 “流民垦荒免五年赋税”；另一方面推行 “劝农桑与兴商” 并行政策，发放种子、农具，鼓励流民务农，同时在杭州城设立 “商市”，规范交易秩序，降低商税，促进商业发展。这些措施成效显著，至元和十五年（820 年），杭州流民返乡者达两千余户，农业与商业均呈现繁荣景象。在文化方面，他重修杭州文庙，增设 “讲堂” 十八间，聘请江南知名学者任教，并创办 “杭州学宫”，培养本地人才，诗人刘禹锡在《赠李杭州》诗中写道：“杭州新政见贤明，吏治清明教化行。莫道江南无善政，李公治下尽欢声。”

元和十五年（820 年），宪宗驾崩，穆宗即位，李博因地方治绩卓著，被召回长安，任尚书省左司郎中（从五品上），参与中枢政务。左司郎中掌管吏部、户部、礼部事务，是中枢重要职位。当时穆宗推行 “休养生息、稳定政局” 的政策，李博提出 “三项核心建议”：其一 “整顿财政，削减冗余开支”，建议 “取消不必要的宫廷祭祀与工程，节省财政开支”；其二 “优化科举，选拔实用人才”，主张 “进士科增加‘实务策论’比重，减少纯粹诗赋考核”；其三 “加强边地管理，巩固陇右边防”，提出 “在秦州设立‘陇右防御使’，统一协调边防事务，同时鼓励边地屯田，解决军粮问题”。这些建议得到穆宗采纳，唐朝政局与边防均得到稳定，《旧唐书・穆宗纪》载 “元和十五年，左司郎中李博奏请三事，帝从之，朝野称善”。

长庆二年（822 年），李博升任吏部侍郎（正四品上），负责官员选拔与考核。当时吏部存在 “选拔不公、考核流于形式” 的问题，他推行三项改革：其一 “严格选拔标准”，官员需通过 “经义考试 + 实务模拟”，不合格者不得任职，如地方刺史需模拟 “处理水患、安抚流民” 等实务；其二 “完善考核制度”，将考核指标细化为 “民生改善、吏治清明、边防稳固”（边地官员）三类，每项分五等，综合评定；其三 “打击请托行为”，规定 “凡请托者，取消选拔资格，并记录在案，终身不得录用”。这些改革改善了吏部风气，选拔出一批能臣，如后来任浙西观察使的李德裕（聚焦其才能，不涉党争），便是由李博推荐任职。

宝历元年（825 年），李博因 “年近五十，积劳成疾”，向穆宗请求致仕。穆宗挽留再三，最终同意，赐 “绢百匹、田五十亩”，让其返回成纪故里养老。致仕后，李博仍关注地方事务：宝历二年（826 年），成纪县遭遇蝗灾，他说服秦州刺史开仓放粮，并组织乡邻采用 “焚烟驱蝗 + 养鸡食蝗” 的方法，减轻蝗灾损失；同时继续修订《成纪图经》，增补 “元和至宝历年间的陇右变迁”，使全书更完整。

大和二年（828 年）秋，李博病逝于成纪故里，享年 53 岁。文宗闻讯后，辍朝一日，追赠其为礼部尚书（正三品），并派使者前往吊唁。他的灵柩归葬于陇西李氏祖茔，据《秦州府志・陵墓篇》载，其墓 “周长三丈，高丈余，前有石人、石马各二，碑刻‘唐故礼部尚书李公博之墓’”。南宋建炎年间，墓茔因战乱受损，明清时期多次重修，现存遗址位于今甘肃秦安县，2013 年被列为天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博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登科记考》《唐会要》《秦州府志》《苏州府志》及中唐文人诗文，虽未载入《旧唐书》《新唐书》正传，但从现存史料看，他是中唐状元中 “务实济世、清廉爱民” 的典型，历史贡献集中在三方面：

其一，科举与制度建设方面。他提出的 “税目公示”“实务考核官员” 等主张，为中唐地方治理与官员选拔制度完善提供参考；在吏部任上的改革，推动官员考核规范化，选拔出一批支撑 “元和中兴” 的能臣。清代学者徐松在《登科记考》中评价：“元和三年榜，李博为首，其在地方与中枢的举措，皆以民生与边防为本，不愧状元之名。” 他主持的元和三年科举，选拔出牛僧孺等治世能臣，为穆宗、文宗朝政局稳定储备人才。

其二，地方治理方面。他在苏州治水、兴纺织，在杭州抑豪强、安流民，每到一地皆有实绩。《苏州府志・循吏传》载 “李博治苏州五年，百姓为其立生祠于文庙旁，至今祠宇尚存”，其 “以工代赈”“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的治理方法，成为中唐地方官的典范，对后世江南与陇右发展影响深远。他推动的苏州 “吴绫” 产业化，更是为江南纺织业奠定基础。

其三，文化与边防传承方面。他校勘边地史料、注释军事典籍、修订方志，为中唐陇右历史文化与边防策略传承出力；在地方重修文庙、兴办学校，推动儒学在江南与陇右的普及。现代学者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中唐文人多聚焦中原，李博却兼顾边地与江南，以儒者之责在两地多有建树，其‘经世致用’与‘安边惠民’精神，为中唐士人之范。”

李博的一生，恰逢中唐 “元和中兴” 的关键时期，他以状元之才，从边地士子到江南牧守，再到中枢要员，始终践行 “安边惠民、济世报国” 的儒家理想，虽未经历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却以务实作风在平凡岗位上书写实绩。千年后，甘肃秦安县的李博墓遗址旁，当地政府设立 “李博生平陈列馆”，展示其事迹与中唐历史，他所代表的 “务实、亲民、重边” 精神，仍在新时代传承。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