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八五年，夏末。高粱红了穗子，玉米也长到了一人多高。我把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女同学许晓芬，堵在了村东头那片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我当时血气方刚，脑子里全是村里那些长舌妇嚼的舌根，说她跟镇上来的一个二流子不清不楚。我气得太阳穴一蹦一蹦地疼，觉得她不配跟我争全校第一。
一九八五年，夏末。高粱红了穗子，玉米也长到了一人多高。我把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女同学许晓芬，堵在了村东头那片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我当时血气方刚，脑子里全是村里那些长舌妇嚼的舌根，说她跟镇上来的一个二流子不清不楚。我气得太阳穴一蹦一蹦地疼，觉得她不配跟我争全校第一。我捏着拳头，压着嗓子冲她吼：“许晓芬，你还要不要脸？”我以为她会哭，会骂，或者会吓得发抖。可她没有，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那双总是清澈见底的眼睛里，竟然没有一丝波澜。就在我准备说出更难听的话时，她忽然朝我走近了一步，不但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反而……反而主动抓住了我的手腕，那一下，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彻底空白了。
说起这事儿，还得从那年夏天的高考说起。那年头，我们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大学，跳出农门。我们整个公社，最有希望的就俩人，一个是我张建军，另一个就是许晓芬。我这人，从小就要强，啥事儿都得争个第一。可偏偏在学习上，我使出吃奶的劲儿，也总是被许晓芬压一头。她就像个闷葫芦，平时不声不响，安安静静地坐在第一排，可每次考试，成绩单发下来，她的名字总是在我上头。我心里那叫一个憋屈，把她当成了这辈子最大的对手。那时候的我们，想法单纯得很，觉得考不上大学，这辈子就跟地里的泥巴一样，再也拔不出来了。我对她的感情很复杂，一边佩服她脑子好使，一边又恨得牙痒痒。
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月，村里突然起了风言风语。最开始是村口大槐树下那帮老娘们儿，一边纳鞋底一边神神秘秘地交头接耳。她们说，看见许晓芬好几次坐着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从镇上回来，骑车的是个油头粉面的小子。还说，有人半夜瞧见那小子往许晓芬家墙头里扔东西。这话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越传越难听。在我们那个保守的小村子，女孩子的名声比命都重要。这话要是真的，那许晓芬就等于“坏了”，是顶顶丢人的事。我一开始是不信的，许晓芬那个人，走路都低着头，跟男生说句话脸都能红到脖子根，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可说的人多了，由不得我不信。特别是我们村的二赖子王凯，更是添油加醋，说亲眼看见许晓芬拿了那小子的钱，还对他笑得花枝招展。
这股风刮到我耳朵里，我心里头像是着了一把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我胸口乱撞。是嫉妒吗？好像不是。是愤怒？对，就是愤怒！我觉得她辜负了老师的期望，辜负了她桌上那摞得高高的复习资料。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她背叛了我们这场“公平”的竞争。我张建军堂堂正正地跟你比成绩，你却在背后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事？这口气我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高考前最后一个星期天，我看见她一个人往村东头的河边去洗衣服，脑子一热，就抄了近路，在那片没人去的玉米地里等着她。我要当面问问她，让她给我个说法，也算是给我自己这两年的埋头苦读一个交代。
玉米地的过道很窄，两边的玉米秆子长得又高又壮，叶子“哗啦啦”地响，把外面的世界隔绝得干干净净。我听着她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心跳得跟打鼓一样。她一拐进来，我就从玉米秆子后面闪了出来，挡住了她的去路。我摆出一副自以为最凶狠的表情，把在心里演练了无数遍的话吼了出来：“许晓芬，你还要不要脸？”她手里的洗衣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肥皂和衣服滚了一地。她抬起头，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但就是死死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我被她看得有点发毛，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说：“全村人都在说你，你跟镇上那个二流子到底怎么回事？你对得起你爹妈吗？你还想不想考大学了？”
我本以为我的话会像鞭子一样抽在她脸上，可没想到，她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不但没哭没闹，反而慢慢地挺直了腰杆，眼神里那种惊慌失措瞬间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看不懂的，像是绝望又像是坚决的东西。她往前走了一步，我下意识地后退。她又走了一步，我再退。直到我后背抵住了粗糙的玉米秆子，退无可退。她就那么站在我面前，离我不到半尺，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然后，她做出了那个让我记了一辈子的动作。她伸出那双写字握笔的手，一把抓住了我准备推开她的手腕。她的手冰凉，还在微微发抖，但抓得却异常用力。我当时就懵了，一个男生的力气，怎么可能挣不开？可我就是浑身僵硬，动弹不得。我眼睁睁地看着她，把我的手，拉向了她自己……
她没做别的，只是把我的手掌摊开，然后用另一只手，飞快地从自己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东西，塞进了我的手心。那是一个被叠得方方正正的小纸包，硬邦邦的，像是什么药片。她把我的手指一根一根合上，让我紧紧攥住。整个过程，快得就像闪电。做完这一切，她才抬起头，用一种近乎哀求的，带着哭腔的声音，在我耳边用最快的速度说了一句话：“建军，求你，帮我把它交给我姑，她在县中医院当护士，你高考去县城，就说是我让你送的家信，千万别让任何人看见！”说完，她猛地松开手，踉跄着后退了两步，捡起地上的盆和衣服，头也不回地跑了，那背影，仓惶得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小鹿。我一个人愣在原地，手心里攥着那个神秘的小纸包，还有她留下的一丝冰凉的温度，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这叫什么事儿？她不反抗，反而更主动，竟然是为了这个？
我当时完全吓傻了，攥着那个小纸包，手心直冒汗。这玩意儿烫手得很，可丢又不敢丢。许晓芬最后那个眼神，像是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这人虽然混，但还没坏到那个份上。那几天我魂不守舍，做梦都是在玉米地里。高考那天，我揣着那个纸包进了县城。考完最后一门，我没跟同学一起回家，一个人摸索着找到了县中医院。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找到了许晓芬她姑。她姑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口罩，眼神很和善。我把纸包递给她，学着许晓芬的话，说是她托我送的家信。她姑接过纸包，捏了捏，脸色“刷”地一下就变了。她把我拉到没人的楼梯间，当着我的面拆开了纸包。里面没有信，只有一小撮黑乎乎的、像是烧焦了的草药灰，还混着几根头发。
她姑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嘴里不停地念叨：“这傻孩子，这傻孩子啊……”我壮着胆子问她这是啥。她姑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叹了口气说：“孩子，这事儿你别管了，也别跟任何人说起，就当没发生过。你是个好孩子，晓芬没看错人。”说完，她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一头雾水地回了家，心里头的疙瘩却越结越大。高考成绩下来，我考得不错，上了省城的大学。而许晓芬，竟然落榜了。这消息像个炸雷，把我们村都给炸懵了。以她的成绩，上个重点大学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怎么会落榜？村里人说什么的都有，都说是她自己不学好，心思野了，活该。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堵得慌。我想去找她问个究竟，可她家大门紧锁，听邻居说，她跟着她爹妈，连夜投奔南方的亲戚去了，走得特别匆忙，像是逃难一样。
大学四年，我再也没听到过许晓芬的消息。那个夏天的玉米地，那个神秘的纸包，成了我心里一个解不开的谜。直到很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在城里找了份体面的工作，成了村里人眼中的“文化人”。有一年春节回家，碰到了我们村的老支书。老爷子喝了点酒，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他拍着我的肩膀感叹：“建军啊，你现在出息了，可不能忘了本。咱们村，有些事儿，真是作孽啊。”我顺口问他啥事儿。他压低了声音，跟我说起了当年村里的二赖子，也就是村主任的儿子王凯。他说王凯那小子，不是个东西，当年高考前，就一直骚扰许晓芬。许晓芬家老实巴交的，根本不敢得罪村主任。王凯威胁她，要是敢声张，就让她全家在村里待不下去。村里那些风言风语，全是他和他那帮狐朋狗友故意散播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败坏许晓芬的名声，让她孤立无援，只能从了他。
老支书说，许晓芬那姑娘，性子烈得很。王凯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有天晚上竟然想翻墙进她家。幸好被她爹发现，拿着锄头给打了出去。可这事儿闹大了，对许晓芬更没好处。村主任家在村里一手遮天，谁敢说句公道话？许晓芬她爹妈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王凯突然得了个怪病，浑身起红疹，奇痒无比，看了好多医生都看不好。村主任家以为是撞了邪，请了神婆来看。那神婆神神叨叨地说，这是中了“绝户降”，是有人拿了他的生辰八字和头发去作法了。村主任做贼心虚，第一个就怀疑到了许晓芬家。正准备找他们家算账的时候，县里突然下来了调查组，说是接到匿名举报，查村主任贪污腐败的事儿。这一查，好家伙，把他这些年干的烂事全给抖落出来了。村主任倒了台，王凯也成了丧家之犬，没多久就跟着他爹妈灰溜溜地搬走了。
听到这里，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我瞬间明白了！那个纸包，那撮草药灰和头发！那根本不是什么“绝户降”，那肯定是王凯在纠缠许晓芬时，被她偷偷揪下来的头发，混着一些能引起皮肤过敏的草药粉末！她把它交给我，让她在医院当护士的姑姑想办法，这很可能是一种用来化验的物证！或者，她姑姑利用医院的关系，把这事儿捅了出去！而那封匿名举报信，十有八九也是她姑姑写的！许晓芬一个弱女子，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想出了这么一招“金蝉脱壳”！她赌上了自己的名声，赌上了前途，甚至赌上了我的善意，为自己和家人换来了一条生路。她之所以落榜，恐怕也是因为那段时间被折磨得心力交瘁，根本没法好好考试。而她们家连夜搬走，是为了躲避王凯家最后的疯狂报复。
那一刻，我坐在酒桌上，手里端着酒杯，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为我当年的幼稚和鲁莽感到无地自容。我以为我是去“伸张正义”，去“质问”她，可在她眼里，我这个满身戾气的“对手”，竟然成了她唯一可以托付的希望。她在那种绝境下，还能保持那样的冷静和谋划，这是何等的智慧和勇气！而我，这个自诩为男子汉的家伙，却像个傻子一样，被村里的流言蜚语蒙蔽了双眼，差点就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人心隔肚皮，我那时候哪懂这个道理。我终于明白，那天在玉米地里，她抓着我的手，不是什么“主动”，而是一个少女在绝境中，迸发出的全部求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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