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把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录取通知书,轻轻放在灶台边上。爹正拉着风箱,火苗“呼”地一下蹿了出来,映得他满是褶子的脸忽明忽暗。
“爸,我考上了。”
我把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录取通知书,轻轻放在灶台边上。爹正拉着风箱,火苗“呼”地一下蹿了出来,映得他满是褶子的脸忽明忽暗。
他的手停住了,风箱的喘气声也停了。
整个灶房里,只剩下锅里煮着猪食的“咕嘟”声。
他没回头,也没接那张纸。他就那么弓着背,像一尊沉默的石像。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没听见,他才用一种很干涩的声音问:“哪个学堂?”
“省城的,师范大学。”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落在了这间昏暗的屋子里。
他“嗯”了一声,又拉起了风箱。风箱的声音比刚才更沉,更闷,一下,又一下,像是把空气都抽干了。
娘从里屋走出来,她手里还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她的眼睛先是落在我脸上,然后越过我,看到了灶台上的那张纸。她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似的,用指尖碰了碰。
那张纸,对我们这个家来说,太重了。
娘不识字,但她认得上面那几个烫金的大字,也认得那枚红得刺眼的印章。她的手开始发抖,嘴唇也哆嗦着,想笑,眼泪却先掉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布满裂纹的灶台上。
“考上了……俺娃考上了……”她喃喃自语,像是在说给神佛听。
爹终于直起了腰,他转过身,从娘手里拿过那张纸。他的手很大,布满了老茧和泥土的印记,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显得格外笨拙。他就着灶膛里的火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嘴巴微微动着,像是在默读。
看了很久,他把通知书叠好,递给我,说:“收好。”
然后,他转身舀了一瓢凉水,仰头就灌了下去。喉结上下滚动,发出了“咕咚咕咚”的声音。
那天晚上,娘多炒了一个鸡蛋,金黄的鸡蛋堆在碗里,冒着尖儿,全推到了我面前。爹破天荒地拿出藏在床底下的半瓶白酒,给自己倒了一小盅,一口就闷了。他的脸瞬间就红了,眼睛里有光,亮晶晶的。
那顿饭,我们三个人谁都没怎么说话。但屋子里的空气,是滚烫的。那是一种压抑了很久很久,终于看到一丝光亮的滚烫。
我觉得,日子就要好起来了。
这就是我当时的“稳定假象”,一个用一张纸糊起来的,看似光明的未来。我以为,考上了,一切就都解决了。
可我忘了,那张纸的背后,还跟着一串数字。
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加起来,是一个我不敢去想,爹娘更不敢去问的天文数字。
那份喜悦,就像夏天里的一场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雨停了,太阳一出来,地面上那些坑坑洼洼,全都现了原形。
家里的钱,是数得出来的。墙角那个带锁的木箱子里,是娘攒了半辈子的积蓄,一毛,五毛,一块,十块……都是卖鸡蛋、卖粮食换来的,被她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压得平平整整。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听见爹娘在里屋说话。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像蚊子叫,但我还是听清了。
娘说:“要不,把那头老母猪卖了?”
爹沉默了很久,才说:“不够。卖了猪,下半年的嚼用怎么办?”
娘的声音带了哭腔:“那咋办?总不能让娃不去吧?咱家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
“我去借。”爹的声音斩钉截铁。
第二天,天不亮,爹就出门了。他穿上了那件只有过年才穿的蓝色卡其布上衣,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我知道,他是去那些沾亲带故的亲戚家了。
他走的时候,背挺得笔直。
晚上回来的时候,背却塌了下去。他没走大路,是沿着墙根溜回来的。一进门,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句话也不说。
娘端了饭进去,又原封不动地端了出来。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像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了。
接下来的几天,爹把家里所有能卖钱的东西都盘算了一遍。那台半旧的缝纫机,那几棵长在院子里的椿树,甚至是他用了半辈子的那套木工家什。
可算来算去,离那个数字,还是差得太远。
九十年代的农村,家家户户都不宽裕。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借钱,借的是人情,更是别人的活路。爹是个要强的人,他开不了第二次口。
那个晚上,我又听见他们在里屋说话。
这次,声音更低,更沉。
“不念了。”是爹的声音,像是从胸口硬生生挤出来的三个字。“让他跟我去南边工地,干两年,攒点钱,回来盖房子,娶媳妇。咱家就这样了,认命吧。”
娘没有说话,只有压抑不住的抽泣声,像小猫一样,一下一下挠着我的心。
那一刻,我感觉天塌下来了。
我一直以为,我的努力,我的成绩,是这个家的希望。可现实告诉我,希望,是要用钱来垫的。我们家,没有这个垫脚石。
伦理的困境,就这么赤裸裸地摆在了我面前。
是坚持自己的梦想,让这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彻底被掏空,背上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还是放弃,成全父母,让他们不再为了我而低声下气,愁白了头?
我选择了后者。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爹,他正蹲在院子里,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脸。
我说:“爹,我不去上学了。”
他夹着烟的手,猛地抖了一下,烟灰掉在了裤子上。他没看我,只是盯着地面上的一只蚂蚁,那只蚂蚁正在奋力地拖着一粒比它大好几倍的米。
“我想好了。”我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很坚定,“读书出来,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挣钱。不如早点出去干活,帮衬家里。”
我说得云淡风轻,好像那张我拼了十几年才换来的通知书,不过是一张废纸。
爹还是没说话。他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身,走进屋里。
我以为他会骂我,或者劝我。但他什么都没说。
那天,家里的气氛,比爹去借钱没借到那天还要压抑。娘的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核桃,她做饭的时候,盐都放多了,菜咸得发苦。
我吃了一大碗,我说:“娘,你做的菜,真好吃。”
娘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一双我娘给我做的新布鞋。我把那张通知书,夹在了我上高中时用过的语文课本里。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以为,我的青春,我的梦想,就要随着南下的火车,被永远地埋葬在工地的尘土里。
我承受着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亲手掐死了自己最心爱的东西,然后还要对着它的尸体,装作若无其事。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能听到爹在院子里一声接一声的叹气,能听到娘在隔壁房间里翻身的声音。
我们三个人,都在假装睡着了。
这个家,因为我的“懂事”,陷入了一种更深的沉默。
就在我准备跟村里人一起去南边的前两天,村长李叔来了。
李叔是个退伍军人,腰杆总是挺得笔直,说话声音洪亮,在村里很有威望。他一进院子,就看见了我放在墙角的那个破旧的行李卷。
“陈默,你这是要干啥去?”他皱着眉头问。
我爹从屋里迎出来,搓着手,脸上是那种卑微又尴尬的笑:“李叔,娃大了,想出去闯闯。”
李叔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在我爹和我脸上来回扫。他没理我爹,直接问我:“通知书呢?”
我没说话。
“拿出来我看看。”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磨磨蹭蹭地从课本里,把那张已经有些卷边的通知书拿了出来。
李叔接过去,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然后“啪”地一下,把通知书拍在院子里的石桌上。
“胡闹!”他吼了一声,声音震得我耳朵嗡嗡响。“咱村飞出去个金凤凰,你们就这么让他把翅膀折了?”
我爹的头埋得更低了,小声说:“家里……实在是……”
“实在是啥?”李叔打断他,“没钱是吧?没钱就说没钱!打肿脸充胖子,耽误了娃一辈子,你对得起谁?对得起你家列祖列宗?”
李叔的话,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爹脸上,也抽在我心上。
他骂完,又缓和了语气,看着我说:“陈默,你跟我说实话,你想不想去上学?”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只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惋惜。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不再是被动地承受,不再是那个只想着“我该怎么办”的少年。李叔的出现,像一道光,劈开了我心里的混沌。
我开始想,或许,还有别的路。或许,我不该这么轻易地放弃。
李叔坐在我们家那张破旧的八仙桌旁,抽着烟,烟雾在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缭绕。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他把烟头在地上摁灭,“娃的学,必须得上。”
他看着我爹,一字一句地说:“老陈,你听我的。给娃办个升学宴。”
我爹猛地抬起头,一脸的不可思议:“李叔,这……这咋行?家里这个光景,哪有脸请客?”
“不是请客,是请大家伙帮一把。”李叔的声音很沉稳,“陈默不是你一个人的娃,他是咱们全村的娃。咱们村多少年没出过大学生了?这是光荣,不是丢人的事。”
他转头看着我,目光变得很深邃:“陈默,你得挺起腰杆来。读书人,不能没骨气。但也不能为了那点所谓的面子,就断了自己的前程。有时候,低下头,是为了以后能把头抬得更高。”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的内心,开始发生转变。从“我不能拖累家里”的消极退缩,转变成了“我该如何面对这一切”的主动思考。李叔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死水一般的心湖,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我想要上学。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过。
升学宴就定在三天后,在我家院子里。
消息是村里的大喇叭广播出去的。李叔亲自写的广播稿,他说:“咱们陈家庄的陈默同学,考上了省师范大学,这是咱们村的大喜事。三天后,中午,都来老陈家,给娃壮个行!”
那几天,我们家成了全村的焦点。
娘把家里所有的被褥都拆洗了一遍,院子里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被单,在太阳下散发着皂角的香味。爹把院子里的地扫了一遍又一遍,连墙角的砖缝都用小刷子刷干净了。
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来掩盖家里的贫穷,来维护那一点点可怜的尊严。
可我知道,越是这样,越是显得苍白。
升学宴那天,天很蓝,太阳很好。
李叔一大早就来了,还带来了村委会的两张大桌子和几条长凳。他指挥着村里的几个妇女,在我家那个小小的院子里支起了两口大锅。
没有山珍海味,没有大鱼大肉。
李叔说,一切从简。每桌四个菜:一个白菜炖豆腐,一个土豆丝,一个凉拌黄瓜,还有一个,是肉末炒粉条。那个肉末,是我家那头老母猪身上割下来的一小块肉,剁得碎碎的,撒在粉条上,星星点点,算是见了荤腥。
主食是白面馒头,管够。
中午的时候,乡亲们陆陆续续地来了。
他们大多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手里或多或少都拿着点东西。有的是一篮子鸡蛋,有的是几斤挂面,有的,是把几张皱巴巴的零钱,塞进一个红纸包里。
院子里摆了五张桌子,坐得满满当登。
我穿着我唯一一件白衬衫,站在门口,跟着爹娘一起,给每一个来的长辈鞠躬。
“三叔,您来了。”
“五婶,快里面坐。”
我爹的脸上,一直挂着僵硬的笑。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这对他来说,像是一场公开的“乞讨”。
我心里也五味杂陈。
我看到,村东头的王大爷,他儿子前年治病欠了一屁股债,今天也来了,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二十块钱,塞进了门口那个红色的募捐箱里。
我看到,邻居张婶,她男人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她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今天她包了五十块钱。
每一分钱,都像是带着他们的体温,滚烫滚烫的。
宴席开始了,大家吃得很香。院子里充满了说话声,笑声,划拳声。
可我,却如坐针毡。
我端着酒杯,跟着李叔,一桌一桌地去敬酒。
走到一桌,都是村里的年轻人,他们看我的眼神,有些复杂。
其中一个,是我从小的玩伴,叫石头。他初中没毕业就去外面打工了,前几天刚回来。他喝了点酒,脸红红的,拉着我说:“陈默,你可真行啊。以后就是大学生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泥腿子兄弟。”
他的话里,带着几分羡慕,也带着几分说不清的滋味。
旁边有人搭腔:“那可不,以后就是国家干部了,咱们村可就指望你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一个劲地喝酒。那酒很烈,烧得我喉咙疼,胃里也火辣辣的。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角落里传来的一阵窃窃私语。
是村西头的刘寡妇和几个妇女在说话。她们的声音不大,但在这嘈杂的环境里,却像针一样,清晰地扎进了我的耳朵。
“你说这老陈家,也是真豁得出去。没钱还非要办这个酒,这不是明摆着跟大伙要钱吗?”
“可不是嘛。考上大学是本事,可也不能这么绑着全村人啊。你看那四个菜,抠抠搜搜的,也好意思拿出手。”
“就是,以后他家娃出息了,还能记得咱们?别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那些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在我心里最敏感的地方来回地割。
我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手里的酒杯都在抖。那一瞬间,所有的感激,所有的希望,都被一种巨大的羞耻感淹没了。
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穿着不合身的戏服,站在舞台中央,接受着所有人的审视和嘲笑。我把我们家的贫穷,像一道流脓的伤口一样,血淋淋地撕开,展示给所有人看。
我看到我爹的背影,他正佝偻着腰,给乡亲们挨个续酒,脸上堆着讨好的笑。我看到我娘,在灶房里忙得满头大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他们为了我,把一辈子的脸面都丢在了这里。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放下酒杯,走到院子中央。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院子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看着一张张熟悉的,或淳朴,或复杂的脸。
然后,我“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我对着所有人,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额头撞在坚硬的泥土地上,发出了沉闷的声响。
“各位叔叔伯伯,婶子大娘,兄弟姐妹……”我的声音带着颤抖,但我努力让它听起来清晰,“今天,我陈默,不是来吃什么升学宴的。我是来……我是来给大家磕头的。”
“我家里穷,大家都知道。这笔学费,我们家拿不出来。是大家,一分一毛地,给我凑齐了上学的路费。这份恩情,我陈默这辈子都还不完。”
“我知道,有人觉得我们家是在要饭,觉得我爹娘丢了脸。可我想说,能读上书,不丢人。为了让我读上书,接受大家的帮助,更不丢人。”
“今天,大家给我的每一分钱,我都记在心里。我陈默在这里发誓,等我将来有出息了,一定加倍奉还。我不只还钱,我还要让咱们村,以后再也没有孩子,因为没钱而上不起学!”
我的眼泪,终于决堤了。
我趴在地上,肩膀剧烈地抖动着。
这是我人生的最低谷,也是我灵魂的黑夜。我把自己的尊严,连同整个家庭的尊严,都一起踩在了脚下。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只知道,从这一刻起,我背负的,不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梦想,而是整个村子的期望和人情债。
这副担子,太重了。重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院子里一片寂静。
不知道是谁,第一个鼓起了掌。
接着,掌声响成了一片。
李叔走过来,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他的手很用力,像一把铁钳。
“好小子。”他拍了拍我身上的土,眼睛里有泪光,“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那天晚上,乡亲们都走了。
院子里杯盘狼藉,我娘一个人默默地收拾着。
李叔把我叫到了他家。
他家的灯光,比我们家亮堂一些。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水是温的。
他从里屋拿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放在我面前。
“打开看看。”
我解开红布,里面是厚厚的一沓钱。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五十的,还有一张一百的。钱被整理得整整齐齐,用一根红线捆着。
“一共是,两千三百六十五块七毛。”李叔的声音很平静,“这里面,有今天乡亲们凑的,也有一部分,是我替你垫上的。”
我看着那沓钱,手抖得厉害。
“李叔,我……”
“你听我说完。”他打断了我,“陈默,我知道你今天心里不好受。觉得丢人,觉得委屈,是吧?”
我点了点头。
他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我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有个战友,跟你一样,也是农村出来的,脑子特别好使。我们都说,他要是不当兵,肯定能考上大学。后来,有一次执行任务,他为了救我,自己没回来。”
李叔的眼睛,望着窗外的黑暗,像是穿过了很多年的时光。
“他临走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老李,替我多看看这个世界’。”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我这条命,不光是我自己的。我得替他活着,替他看,替他学。”
他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转过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陈默,今天乡亲们给你的这些钱,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债,更不要当成是施舍。你把它当成是一份嘱托,一份期望。”
“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那个走出这个村子的大学生。你以后要还的,不是还给我们这些人,是还给这个地方,还给以后那些跟你一样,想读书却没钱的孩子。”
“你不是在为自己上大学,你是在替所有没机会上大学的乡亲们,去上这个大学。你是在替他们,去看一个更大的世界。”
李叔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中所有的阴霾。
那一刻,我豁然开朗。
我一直以为,我背负的是沉重的债务和羞耻。可李叔告诉我,我背负的,是责任和希望。
我的格局,在那一刻被彻底打开了。
我不再是一个只想着个人荣辱和家庭困境的穷小子。我开始明白,我的命运,和这个生我养我的村庄,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我的大学,不只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偿还这份沉甸甸的嘱托。
那是一种绝望之后的顿悟。
原来,低下头,不是耻辱,而是为了看清脚下的路,为了积蓄力量,为了将来能把头抬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把那包钱,重新用红布包好,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对着李叔,深深地鞠了一躬。
“李叔,我懂了。”
走的那天,是个大晴天。
我娘给我煮了十几个鸡蛋,用红纸染了,说路上吃,吉利。
我爹把我送到村口,他一直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帮我把行李捆在自行车后座上。
临走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到我手里。
“拿着,穷家富路。”
我打开一看,是二十块钱,叠得方方正正。我知道,这可能是他身上所有的钱了。
我把钱推回去:“爹,我不要,我有钱了。”
他把我的手又推了回来,手劲很大。
“拿着。”他说,这是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然后,他看着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最后,他只是说:“到了那边,好好学,别惦记家里。也别忘了李叔和乡亲们。”
我用力地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没让它掉下来。
我骑上车,不敢回头。
我怕我一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
我骑了很远,感觉身后那道目光,还一直追随着我。我终于忍不住,回了一下头。
我爹还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像一尊望子石,身影像一个被拉得很长很长的句号。
我坐上了去省城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很拥挤,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气味。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那个装着学费的红布包,死死地抱在胸前。
火车开动了,窗外的景色开始慢慢后退。
那些熟悉的田埂,村庄,小河,都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个模糊的点。
我看着窗外,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
开学那天,我拿着那包零零散散的钱去交学费。收费处的老师,看着那一堆毛票、零钱,愣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只是低下头,一张一张地,耐心地数着。
那一刻,我没有感到丝毫的难为情。
我的心里,是坦然的。
大学四年,我过得很节俭。我申请了助学金,课余时间去做家教,去食堂打工,去发传单。我没有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每个学期,我都会把我的成绩单,和一封长长的信,一起寄回村里,收信人是李叔。
信里,我告诉他学校里的事,告诉他我学了什么新的知识,告诉他我看到了一个怎样的新世界。
我知道,这封信,全村人都会看。
毕业后,我没有留在大城市。
我考了我们县城的教师编制,回到了我们镇上的中学,当了一名老师。
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说我傻,说我浪费了一个好好的大学文凭。
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用我的第一笔工资,在村里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助学基金。钱不多,但每年,都能帮助一两个像我当年一样,因为贫困而差点上不起学的孩子。
基金的名字,就叫“乡情”。
我爹娘,如今已经搬到了镇上和我一起住。我爹的背,没有从前那么弯了。我娘的脸上,也总是挂着笑。
我时常会回到村里,去看看李叔,看看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乡亲们。
那棵老槐树,还在村口,枝繁叶茂。
每次站在树下,我都会想起我坐上火车离开的那一天。
我的人生,从那个跪在院子中央的下午,就已经被彻底改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只为自己活着的陈默。
我带着整个村庄的嘱托,走出了那片贫瘠的土地。如今,我回来了,要把这份希望,再亲手种回到这片土地上。
这,就是我与这个世界,达成的新的伦理平衡。
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读书人,对自己,对乡亲们,最好的交代。
来源:小蔚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