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9月，开学季。中部某省一所村小的操场上，本该是孩子们追逐嬉闹的乐园，此刻却静得能听见风声。二年级的教室里，老师正对着两个学生讲课，其中一个还是自己的孩子。这场景，与其说是上课，不如说是一场小规模的教学“直播”。

2025年9月，开学季。中部某省一所村小的操场上，本该是孩子们追逐嬉闹的乐园，此刻却静得能听见风声。二年级的教室里，老师正对着两个学生讲课，其中一个还是自己的孩子。这场景，与其说是上课，不如说是一场小规模的教学“直播”。

这并非孤例。在河南、江西的一些地方，有的村小全校只有4个学生，却配了5位老师，师生比堪称“顶配”。而几公里外的县城小学，则是另一番天地：一个教室里硬生生塞进六七十个孩子，课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老师讲课得靠“吼”。一边是门可罗雀，空旷得让人心慌；一边是人满为患，拥挤得让人窒息。这教育天平的两端，正上演着一场魔幻的“冰与火之歌”。

这背后，藏着一个让无数农村家长纠结又无奈的“逃离”计划。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周新成，曾挂职某县教育局副局长，三年里跑遍东中西部近三十个区县。他发现，那些坚守在村小的孩子，大多是在家庭和社会竞争中被“筛”下来的。有的是身体或智力有缺陷，有的是父母离异后由爷爷奶奶拉扯大，还有的纯粹是家里条件实在跟不上。村小，正在从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慢慢变成一个带有福利性质的“托管所”。

那么，这场“逃离”的起点是什么？

说到底，是一场由“面子”和“里子”共同驱动的教育大迁徙。80后、90后的农村父母，自己吃过没文凭的亏，把孩子的成绩看得比天大。村小里，一个老师往往要“包班”，语文数学音乐体育一肩挑，尤其是英语，常常是“半吊子”老师教，孩子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心里跟明镜似的：与其在村里“温水煮青蛙”，不如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送进城。

在河南等地，这种“逃离”还带上了一丝“小亲族社会”的攀比味儿。以前比谁家盖了新房，谁家买了小车；现在比的是谁家孩子进了县城的私立名校。你家孩子进城了，我家孩子要还在村里念书，那面子往哪儿搁？于是，大家一窝蜂地往城里挤，村小的学生自然就像退潮的海水，越来越少。

可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空荡荡的村小，就是撤不掉呢？

这背后，是一笔复杂的“经济账”和“人情账”。从财政上看，维持一个只有几个学生的村小，简直是“赔本买卖”。老师编制占着，工资照发，县城学校却因为缺编招不到老师，造成了“总体过剩，局部奇缺”的怪圈。

但撤校，难就难在“人”。一位老校长曾坦言，很多村小之所以能“顽强”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四五十岁的老教师们。村小老师的工资比城里高出一千多，职称评定还有“绿色通道”，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校长手里握着评优评先的指标，在地方关系网里，这就是一种“权力”。表面看是家长不舍，背后常常是老师和校长的“坚守”。

更有趣的是，这种“超额福利”是以县城老师的“超负荷运转”为代价的。城里老师教六七十个学生，累得像陀螺；村小老师教三五个孩子，却拿着更高的薪水。这种结构性的不公，让“办好家门口的学校”这句口号，显得格外讽刺。

那么，村小的未来究竟在何方？

周新成博士的观点很直接：村小的消失是必然的，五年之内，中西部大部分村小都会迅速凋零。与其让它自然消亡，不如主动作为，避免“只撤不建”的陷阱。

关键在于，如何重新定义“家门口”？在平原地区，校车10分钟就能把孩子送到乡镇学校，这难道不算“家门口”吗？撤并超小规模村小，前提是乡镇学校必须有完善的校车、寄宿和优质师资。这样，那些被“筛选”下来的孩子，才能进入一个正常的班级环境，有更多发展的可能，而不是被“钉死”在底层循环里。

教育公平，不是把孩子“圈养”在空旷的村小里，给他们一个看似平等的起点。真正的公平，是让他们有机会和更多同龄人一起，在充满活力的环境中成长，去追逐属于自己的未来。面对新生儿数量锐减的现实，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办出让大多数孩子受益的教育，这道题，已经到了必须给出答案的时候。

来源：小蜗牛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