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10月的一张晚报被雨水打湿后送到上海大陆新村。鲁迅翻开头版，黑体字写着“中央红军击破蒋介石第三路围剿”。他皱眉又展开，找到了那两个反复被提起的名字——朱德、毛泽东。片刻沉默后，鲁迅抬头问茅盾：“毛泽东今年多大？”这句随意的询问，成了两位巨人精神联系的

1931年10月的一张晚报被雨水打湿后送到上海大陆新村。鲁迅翻开头版，黑体字写着“中央红军击破蒋介石第三路围剿”。他皱眉又展开，找到了那两个反复被提起的名字——朱德、毛泽东。片刻沉默后，鲁迅抬头问茅盾：“毛泽东今年多大？”这句随意的询问，成了两位巨人精神联系的真实开端。

茅盾回忆起五年前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到的那个湖南青年：“大概三十七八吧。”鲁迅点火吸烟，目光却越过窗外梧桐，似乎在丈量江西到上海的距离。对很多人来说，毛泽东还是遥远的军事代号；对鲁迅而言，他更像一支在黑夜中突然亮起的火把，直接照到自己的案头。

时间退回到1918年。北大图书馆地下室灯光昏暗，年轻的毛泽东整理借阅卡片。李大钊偶尔走近，对他谈俄国革命，也递来《新青年》。那时的北京学界把鲁迅、胡适并称新文学旗手，可毛泽东只在刊物上读过《狂人日记》，从未与作者谋面。两人同居一城，日程却像错开的钟面指针，永远差几分钟。

蔡元培评价毛泽东“润之为大才”后，顺手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的名字写进一封给鲁迅的信。鲁迅读后没回应，他正忙着改写《阿Q正传》。或许谁也没想到，数年后“白面书生”与“横眉冷对”的笔锋，会在战火与文字的交叉口互相呼应。

1927年秋，毛泽东在湘赣边界举起“工农革命军”旗帜。同一年，鲁迅携家眷迁往上海。一个人转入山林，一个人扎根租界，路线截然不同，却都对旧秩序保持毫不妥协的姿态。有人打趣道：“一个拿枪，一个拿笔。”听来浅薄，却一语中的。

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于1936年1月传到上海。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专门上楼向鲁迅确认细节。鲁迅支起病中的上半身，执笔写下致陕北红军的电文。字句不多，却紧凑如号角：“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后半夜，他把信交给冯雪峰，“一定要送到”。对话只有短短几句，却重若千钧。

电报抵达保安时，毛泽东刚开完作战会议。幕僚读完文字，屋里片刻无声。毛泽东吩咐冯雪峰赴沪，当面致谢，并筹建秘密电台。安排妥当，他提笔在地图边缘写下两行字：“鲁迅，文化战线的战士。信已收。”这层跨越千里的认同，日后被不少红军老兵挂在嘴边。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病逝。噩耗传来，延安窑洞里灯火彻夜未熄。毛泽东连发四电：致国民政府、致许广平、致全国同胞、致冯雪峰。字数不多，却句句有力，甚至提出“国葬”主张。消息外泄后，各界哗然，议论连连，可毛泽东只说了一句：“骨头最硬，理应如此。”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延安迎来大批青年作家。毛泽东同萧军谈话时随手翻出《华盖集》。他指着批注处说，“鲁迅不留情面，却从不脱离人民。”这句点评后来写进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文艺界重要参照。萧军在日记里記下：“主席对鲁迅用情极深，如谈亲友。”

建国后，条件宽裕。《鲁迅全集》1956年面世，毛泽东让秘书先买两套，一套批读，一套备用。翻阅间，他常把《阿Q正传》选段抄给身边干部，“多读几遍，别学假洋鬼子那套”。1959年庐山会议，他再度引用阿Q，提醒开会者“给同志留条路”。严峻语境里，一篇小说发挥了政治润滑作用。

1973年，毛泽东视力下降，仍坚持夜读。医师唐由之探视时，他忽然背出鲁迅《悼杨铨》的末句，“花开花落两由之”。场面寂静，唐由之愣住，多年临床，头一次见病人以此自况。外人或许难懂，这句诗里浸着两代人的坚韧——不向命运低头，也不向岁月让步。

1976年9月，毛泽东离世。清点书桌时，工作人员发现那套大字本《鲁迅全集》仍翻到《且介亭杂文·附集》。书页被翻得微卷，纸角贴着红蓝两色标签。没有任何官方仪式，却足以说明两位巨人之间那条隐秘而牢靠的纽带：不同战场，同样锋芒。

来源：历史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