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国最终一分钱也没付出，却留下了那场口头交锋的象征意义，那一次，不只是外交摩擦，更成为未来风格的前奏。

在特朗普首次担任总统期间，他曾在白宫对德国总理默克尔直言：“你欠我一万亿美元”，

原因是德国的国防开支多年未达标，美国为盟友防卫承担了过重负担。

德国最终一分钱也没付出，却留下了那场口头交锋的象征意义，那一次，不只是外交摩擦，更成为未来风格的前奏。

2024年4月，在海湖庄园举办的一场针对石油公司高管的晚宴上，

特朗普公开要求参与者为其连任筹资10亿美元，并承诺将以“行政简化”“减税”为回报。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发生在律师界，他对知名律所Paul, Weiss发出压力：若不向其提供每年4000万美元的公益法律服务，

就准备恢复一项先前签署的行政令，该行政令禁止该律所参与联邦合同投标，剥夺其员工的安全许可。

今年春天，Paul, Weiss随后与政府达成协议，承诺提供数千万美元的无偿服务，行政令也被撤回。

更有几大律所主动“贴牌”：Skadden 同意提供 1 亿美元的免费法律服务，

以免被针对，几家大律所累计承诺的“对特朗普有利的公益案”金额，已接近 9.4 亿美元。

在这场博弈里，律所不是简单的被“要”免费服务，而是背后有人脖子顶着吊灯，

要么被行政处罚、被剥夺合同资格，要么干脆被排除国家法律事务竞争资格。

很多律所选择妥协，一方面是出于经营现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人愿意去承受那种被总统“钦定”为敌人的后果。

媒体成了下一个靶子。特朗普对 ABC 和 CBS 提起诉讼，迫使它们支付总额数千万美元的“和解费”，

与 Meta、X（前推特）之间也有和解协议；对《纽约时报》的数十亿美元诉讼虽被驳回，但已对报道风向产生震慑。

高校也没能幸免。那些依赖联邦研究拨款的顶级大学，面对资金截断和政治压力，只得游走于妥协与抗争之间。

像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宾大等校，为了避免和联邦撕破脸，付出高达八位数乃至九位数的代价。

在企业层面，特朗普将投资与政策、补贴与股权交织在一起。他批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要价却是获得其“黄金股”的控制权——总统掌握否决权、任命权。

在科技界，他把补贴变作入股筹码：批准英特尔获得政府补贴时，他要求对方让渡沾有政府利益的股份；同时，向 Nvidia 与 AMD 出口芯片放行的条件，则是附加征税条款。

对外政策中，更是层出不穷的“强承诺”与“强交易”：通过关税压力逼迫欧盟、日本、韩国做出“投资承诺”甚至购买协议。

韩国曾承诺 3,500 亿美元，日本 5,500 亿美元，欧洲企业则达 6,000 亿美元规模。部分承诺还要求将利润分配方式强向美方倾斜，高达 90% 的分成比例并不少见。

特别是美日之间的交易，据报道，美方在许多情况下主导资金流向、项目选择和利润抽成。若消息属实，这种模式已经远超正常国与国之间的投资协议。

那么，这种“勒索式治理”会失败吗？

从短期看，这一切仿佛“有用”：不少机构因为成本与风险选择绕开“对抗”，选择交一笔代价换得暂时平静。律所、媒体、学校、企业在计算利弊后纷纷敲定“妥协方案”。

但沉淀在这种模式背后的，是信任的全面流失与体制的结构性侵蚀。被逼让步的律所，内部多名合伙人公开辞职，员工声称“背弃原则”。

高校与研究机构可能逐渐转向远离联邦资助来源的替代合作伙伴，国际社会、外国政府、跨国公司也会寻找不被绑架的交往渠道。

更关键的是，当国际体系被简化为“谁给的钱最大”，那种长期的外交互信、制度规则、信号传递机制，将变得脆弱甚至瓦解。

一个国家、一个领导人能靠交易维持一时权力，却难以用这种方式维系整个秩序。

有一位 Skadden 律师曾在内部邮件里写道：“我们不是要写一份对政府有利的文件，而是在写一份求自保的保证。”

他在邮件中表达过对未来律师职业自由的忧虑。签署合约当天，该所在华盛顿总部会议室内，气氛静默异样，多名合伙人低声交谈。

外界看到的，只是一张合约、一句声明：与政府和解，提供 1 亿美元公益案文本。

一位年轻合伙人后来对媒体说：“我们和平衡自己的专业底线，同时也要保公司运转。”

这句话背后的张力，足以理解在那场权与利博弈中，每个律师的内心如何被拉扯。

特朗普正把白宫变作一个高风险的交易市场，这一路走得好看，但终究耗尽信任与制度基础；

当“交易型总统”成为常态，整个世界才会真正面临最昂贵的代价。

来源：靳律法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