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林,记着,咱这行,送进来的人,不管生前是啥样,到了咱手上,都得体面。”
“小林,记着,咱这行,送进来的人,不管生前是啥样,到了咱手上,都得体面。”
师傅姓王,叫王建国,名字普通,人也普通,干了三十年火化工。
我刚来那会儿,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点头,心里琢磨着“体面”这两个字。
在我们这儿,体面,就是让家属看着,人是干干净净、安安详详进去的。流程走得顺,别出岔子,最后捧出去的,是一捧清清白白的灰。
这就是我们能给的,最后的体面。
我学得很快,推车、核对信息、操作仪器,一套流程下来,不出一个月就熟了。
师傅话不多,大部分时间就揣着手,眯着眼看我干。
他有个怪毛病,或者说,一个规矩。
每次送来的是年轻姑娘,特别是未成年的,他都得亲自上手,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
不是法医那种检查,就是看看。
我问过一次:“师傅,这不都有死亡证明吗?咱就是走个流程。”
他眼皮都没抬,回我一句:“流程是死的,人是活的。咱这是最后一关,得把好。”
我听着玄乎,觉得就是老一辈人的讲究,或者说,是一种职业带来的执念。
见的多了,心里总会有些过不去的坎儿。
我没再多问,师傅让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推进去,送出来,听着家属的哭声,看着一张张悲伤的脸。
时间长了,心也就麻了。
不是冷漠,是一种职业性的平静。你得平静,不然这活儿干不下去。
我以为,我的工作,就会在这种周而复复的平静里,一直干到退休。
直到那天下午。
天阴沉沉的,跟铅块似的压在天上。
送来一个姑娘,叫李月。
信息单上写着,十七岁,意外溺水。
家属跟着来的,一对中年夫妻,还有一个看着像亲戚的壮实汉子。
夫妻俩眼睛都是肿的,女的被人搀着,站都站不稳。男的低着头,一个劲地搓手。
那个汉子倒是很镇定,跑前跑后地办手续,说话声音也大。
“师傅,麻烦你们了,快点给办吧,让我们孩子早点安息。”他对我说。
我点点头,正准备走流程,师傅从休息室里出来了。
他扫了一眼信息单,又看了看那家人,什么话也没说,就走到了冷藏柜前。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师傅的老规矩要来了。
我赶紧跟过去,想搭把手。
“你出去,陪家属说说话。”师傅把我拦在了外面。
工作间的门关上了。
我走到那个汉子跟前,递了根烟过去:“大哥,节哀。手续办得差不多了,等师傅确认一下,马上就安排。”
他接过烟,没点,夹在手指上,眼神有点飘忽。
“麻烦了,麻烦了。”他嘴里重复着。
姑娘的母亲,也就是她妈妈,突然就哭出了声,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抑着的,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抽泣声,一声一声的,听得人心里发紧。
她丈夫搂着她,拍着她的背,自己的眼圈也红了。
我看着他们,心里不是滋味。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事,不管见多少次,都觉得沉重。
大概过了十分钟,工作间的门开了。
师傅站在门口,没看家属,而是看着我,眼神里是我从没见过的严肃。
他冲我招了招手。
我跟家属说了声“稍等”,赶紧走了过去。
“怎么了师傅?”我小声问。
“小林,这事儿不对劲。”师傅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头子,砸在我心上。
“什么不对劲?单子上不是写着意外吗?”
“你跟我进来。”
师傅把我拉进工作间,指了指那姑娘。
她很年轻,脸蛋还有点婴儿肥,就那么静静地躺着,像睡着了一样。
只是脸色太白了,白得像一张纸。
“你看这儿。”师傅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拨开她脖颈边的头发。
我凑过去,仔细看。
在她靠近锁骨的地方,有一小块淡淡的青紫色印记,不明显,很容易被忽略。
“还有这里。”师傅又托起她的手。
她的指甲修得很干净,但右手食指的指甲,从中间断了,边缘还有一点点翻起来的毛刺。
“这……能说明什么?”我心里有点发毛,“可能是不小心磕的,或者挣扎的时候弄的?”
“你见过哪个溺水的人,挣扎是在自己脖子上留印子的?”师傅看着我,“这孩子,怕是走得不那么简单。”
我的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
我干这行不久,但师傅的话,我信。
“那……那怎么办?”我脑子有点乱,“家属还在外面等着呢,手续都齐了,死亡证明上写得清清楚楚。”
师傅沉默了,他盯着那姑娘的脸看了很久,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
像是怜悯,又像是坚定。
“今天这个,不能烧。”他最后说。
我当时就懵了。
“师傅,这不行啊!家属那边怎么交代?单位领导知道了也得说我们啊!”
不按流程办事,在这儿是天大的事。
“出了事,我担着。”师傅的语气不容置疑,“你去跟家属说,设备出了点问题,今天做不了,让他们明天再来。”
我看着师傅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知道,这事儿一旦捅出去,就不是设备问题那么简单了。
可师傅的眼神告诉我,他不是在开玩笑。
我硬着服皮,走出工作间。
那个壮实的汉子立马迎了上来:“师傅,好了吗?”
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大哥,真不好意思,我们这边的火化炉出了点小故障,正在抢修,今天可能做不了了。”
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变了。
“什么?出故障了?”他的声音一下子高了起来,“怎么早不出晚不出,偏偏这个时候出?你们是不是故意的?”
姑娘的父亲也走了过来,皱着眉问:“同志,不能通融一下吗?我们都安排好了,亲戚朋友都通知了。”
我只能不停地道歉:“实在对不起,真是突发情况,我们也没想到。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明天一早过来,我们给您安排第一个,保证不耽误。”
那汉子不依不饶:“不行!今天必须办!你们这是什么单位?一点责任心都没有!我要投诉你们!”
他嗓门一大,把那本来就在哭的母亲吓得一哆嗦,哭得更厉害了。
场面一下子就乱了。
我被围在中间,脑门上全是汗,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可他们就是不听。
那个汉子尤其激动,指着我的鼻子,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了。
我心里又急又虚。
我知道他们失去亲人的心情,但师傅的交代,我又不能不说。
就在我快要顶不住的时候,师傅从里面出来了。
他走到我身边,看着那个汉z子,平静地说:“设备坏了就是坏了,你要投诉,出门左转就是办公室。今天,烧不了。”
师傅的气场很稳,他一开口,那个汉子反而愣住了。
“你……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就是这个态度。”师傅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人已经走了,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区别?让她在这儿安安静静再待一晚,不好吗?”
这话一说,那汉子像是被噎住了一样,半天没说出话来。
姑娘的父亲拉了拉他,低声说:“算了,三弟,别闹了。既然设备坏了,那就明天吧。”
他口中的“三弟”,应该就是这个汉子,姑娘的叔叔。
那个叫三弟的男人,恶狠狠地瞪了师傅一眼,又瞪了我一眼,这才不甘心地作罢。
一家人带着悲伤和不满,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等他们走远,我腿一软,差点坐地上。
“师傅,这……这可怎么办?明天他们来了,设备还是好的,我们怎么说?”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师傅转身进了工作间,“你把门看好,别让人进来。”
他关上门,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待了很久。
我守在外面,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怦怦直跳。
我不知道师傅要做什么,我只知道,我们惹上麻烦了。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就在单位的休息室里凑合了一宿。
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姑娘苍白的脸,和她叔叔那张激动的脸。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师傅太多心了?
万一就是个意外呢?我们这么一搞,不是给人家添堵吗?
第二天一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班。
师傅已经在了,正在擦拭仪器,看样子也是一夜没睡好。
“师傅,您想好怎么说了吗?”我问。
他没回答我,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寻呼机,翻开一个电话本,找了个号码,然后走到办公室去打电话了。
那个年代,手机还不普及,寻呼机和办公室的座机是最常用的联系方式。
我不知道他打给谁。
他打完电话回来,对我说:“一会儿家属来了,还说设备没修好。要是他们闹,就让他们去办公室找主任。”
“主任那边……”
“我已经跟主任说过了。”师傅打断我,“就说炉子耐火层出了问题,得检修两天。”
我心里一沉,检修两天?这谎撒得也太大了。
果然,不到九点,李月那一家人又来了。
还是她叔叔走在最前面,一脸的不耐烦。
我硬着头皮迎上去,把昨天那套说辞又重复了一遍,只是把“今天”换成了“后天”。
“什么?还要等两天?”她叔叔当场就炸了,“你们把我们当猴耍呢?昨天说今天,今天说后天,你们到底想干嘛?”
他这一嚷,大厅里所有人都朝我们这边看。
姑娘的父母也急了:“同志,我们大老远来的,实在是等不起了啊。”
“对不住,对不住,真的是设备问题。”我只能反复鞠躬道歉。
“我不信!你们肯定有别的想法!是不是想要红包?”她叔叔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这话一出,周围的人看我们的眼神都变了。
我脸“刷”地一下就红了,又气又急:“大哥,您别胡说!我们这儿有规定,绝对不能收家属一分钱!”
“那你们凭什么不给我侄女办?啊?你给我个说法!”他步步紧逼。
我被他问得哑口无言。
我总不能说,我们怀疑你侄女死得有蹊跷吧?
我没证据,这么说就是诽谤。
就在这时,师傅从后面走过来,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子,慢悠悠地吹着热气。
他走到那男人面前,说:“你要说法是吧?行。跟我来办公室,我让主任给你说法。”
说完,他领着那一家人就往主任办公室走。
我跟在后面,手心里全是汗。
主任是个快退休的老好人,姓刘。
刘主任见了他们,也是一个劲地道歉,把设备故障的原因说得有鼻子有眼,还保证一修好就立刻通知他们,并且费用给他们减免一部分。
可那个叔叔,就是不买账。
他拍着桌子,非要今天就办。
刘主任被他搞得一个头两个大,一个劲地给师傅使眼色。
师傅就跟没看见一样,坐在旁边喝茶。
我站在门边,感觉这小小的办公室里,空气都快凝固了。
就在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为首的那个警察年纪稍大,看了一眼屋里的人,最后目光落在师傅身上,点了点头。
“王师傅。”
“老张,来了。”师傅站了起来。
那个叫老张的警察转向李月的父母:“你们是李月的家属吧?有点情况需要跟你们核实一下,请跟我们走一趟。”
李月的父母一脸茫然,她母亲更是吓得脸色发白。
她叔叔立刻站了出来:“警察同志,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侄女是意外,都有证明的,你们还想怎么样?”
老张看了他一眼,眼神很锐利:“我们只是例行问话,请你配合。”
然后,他对身后年轻的警察说:“把他们都带回去。”
那个叔叔还想说什么,被年轻警察一瞪,把话又咽了回去。
一家三口,就这么被警察带走了。
办公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刘主任擦了擦额头的汗,看着师傅,一脸的后怕:“老王,你这……你这可真是……万一搞错了怎么办?”
师傅放下茶缸,说:“搞错了,我提前退休,所有责任我一个人担。但万一没搞错呢?刘主任,那可是一条人命。”
刘主任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我跟着师傅走出办公室,心里还是乱糟糟的。
“师傅,那个张警官,是您叫来的?”
“我昨晚给他呼的消息,他是我老战友,在市局刑侦队。”师傅说。
我这才明白,师傅昨天那个电话是打给谁的。
“可是……就凭那点印子和断了的指甲,他们能立案吗?”
“能不能,就看老张他们的本事了。”师傅抬头看了看天,“我们能做的,已经做完了。剩下的,听天由命吧。”
接下来的两天,我过得坐立不安。
李月的遗体还存放在我们这里,像一个定时炸弹。
单位里开始有了一些风言风语,说老王为了出风头,扣着人家遗体不烧,把家属都逼得报警了。
我听了,心里堵得慌,想去辩解,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师傅倒是跟个没事人一样,该干嘛干嘛,擦他的机器,看他的报纸。
但好几次,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窗边,默默地抽烟,一抽就是半包。
我知道,他心里比谁都紧张。
这事儿要是真的搞错了,他不光是丢工作那么简单,他一辈子的名声,就全毁了。
一个火化工,去质疑警方的死亡证明,这说出去,谁信?
第三天上午,张警官又来了。
这次,只有他一个人。
他直接进了师傅的休息室,门一关,就是半个多小时。
我等在外面,感觉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
门终于开了。
张警官走出来,拍了拍师傅的肩膀,表情很复杂。
“老王,这次,多亏了你。”他说。
我心里那块大石头,“咚”的一声,落了地。
师傅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他只是点了点头:“孩子呢?”
“案子破了。不是意外。”张警官的声音有些低沉,“是她叔叔,就是那个闹得最凶的男人。”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
虽然早有预感,但亲耳听到这个结果,还是觉得一阵发冷。
张警官说,他们回去后,对李月的叔叔进行了突击审问。
一开始他什么都不承认,就说警察冤枉好人。
后来,法医对李月的遗体进行了重新检验,在她的指甲缝里,发现了微量的皮屑组织。
经过DNA比对,就是她叔叔的。
脖子上的印记,也确认是被人扼住造成的窒息伤。
证据面前,他才终于交代。
原来,李月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她一直寄住在叔叔家。
那个男人,早就对侄女心怀不轨。
事发那天,他趁家里没人,想要侵犯李月,遭到了姑娘的激烈反抗。
慌乱中,他失手掐住了她的脖子。
等他反应过来,孩子已经没气了。
为了掩盖罪行,他制造了李月失足落水的假象。
而李月的父母,竟然也选择了沉默。
张警官说,他们可能有所怀疑,但为了所谓的“家丑不可外扬”,为了不让整个家族蒙羞,他们宁愿相信这是一个意外。
甚至,他们可能还帮着儿子,也就是李月的叔叔,圆了这个谎。
“虎毒不食子,可有些人……”张警官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
我听得浑身冰凉。
我怎么也想不到,那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父亲,那个哭得那么伤心的母亲,竟然会是这样。
我之前还同情他们,觉得我们耽误了他们,让他们痛苦。
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他们的痛苦,到底是为了失去女儿,还是为了这个谎言快要被揭穿?
那天下午,李月的遗体被警方接走了,需要作为证据封存。
事情到这里,算是告一段落。
单位里风言风语一下子就没了,看师傅的眼神,全都变成了敬佩。
刘主任特地在大会上表扬了师傅,说他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可师傅,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他比以前更沉默了。
那天,我跟他一起收拾工具间,我忍不住问他:“师傅,我们这么做,到底值不值?”
为了一个真相,搅得一个家庭天翻地覆,让活着的人也陷入了万劫不复。
我甚至在想,如果我们就那么把她烧了,是不是对活着的人来说,更好一些?
师傅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
他的眼神很深,像一口老井。
“小林,值不值,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他拿起一块抹布,仔细地擦着一个骨灰罐。
“我们能做的,就是对得起手上这把火,对得起每一个躺在这儿,不能再为自己说话的人。”
“体面,不只是烧得干净,也是走得清白。”
“她才十七岁,她应该走得清白。”
那一刻,我好像才真正明白了师傅口中的“体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不仅仅是一个流程,一种仪式。
那是一种责任,一种守护。
是为那些已经无法开口的人,守住最后的一点公道。
这件事过去后,我变了。
我不再觉得这份工作只是麻木的重复。
我开始学着师傅的样子,在每一份手续、每一个流程上,都多留一个心眼。
我开始理解他那个“怪毛病”,那不是执念,那是一道防线。
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后的一道,也是最温柔的一道防线。
后来,师傅跟我讲了一个故事。
很多年前,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事。
一个从工地上送来的年轻工人,说是事故。
他当时也发现了一些疑点,但那时候他没经验,也没那个胆子。
在家属的催促和领导的压力下,他还是按了火化按钮。
半个月后,警察找上门来,说那不是事故,是工友酒后起了争执,失手推下去的。
可人已经烧了,唯一的证据,没了。
最后,那个凶手因为证据不足,只判了几年。
“从那天起,我就给自己立了个规矩。”师傅说,“凡是走得不明不白的,尤其是那些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的年轻人,我得多看一眼。”
“多看这一眼,可能什么也改变不了。但万一呢?万一就能让一个冤屈的灵魂,走得清白一点呢?”
师傅的语气很平淡,我却听得心里翻江倒海。
我终于明白,他那份看似古板的坚持背后,藏着多么沉重的悔恨和多么坚定的决心。
时间过得很快,几年后,师傅退休了。
退休那天,他把他的工具箱,一把用了几十年的小锤子,一把小刷子,都交给了我。
“小林,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
我点点头,眼眶有点热。
他拍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我成了新的王师傅。
单位里来了新的年轻人,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每次有年轻的逝者送来,我都要亲自检查一遍。
我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我会把师傅当年跟我说的话,再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
“记着,咱这行,送进来的人,不管生前是啥样,到了咱手上,都得体面。”
“体面,不只是烧得干净,也是走得清白。”
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会不会遇到像李月那样的事。
我希望不会。
我希望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寿终正寝,都是安详离去。
但我也知道,只要我还在这里一天,我就会把师傅的规矩,一直守下去。
因为,这是我们作为人,对另一个逝去的人,最后的一点敬意。
这份工作,让我见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
也让我看到了人性中最脆弱、最真实的一面。
有撕心裂肺的悲痛,有相濡以沫的恩情,当然,也有像李月家那样的,被谎言和自私包裹的冷漠。
师傅退休后,我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岗位的主要职责。
刘主任也退休了,换了个年轻的、雷厉风行的女主任。
新主任带来了新的管理方法,一切都要求数据化、标准化。
她找我谈过一次话,对我那个“额外”的检查程序,提出了疑问。
“小王啊,我知道你是老员工,有经验。但我们现在讲究的是效率和规范,你这个做法,没有文件支持,也容易引起家属的误解,你看是不是……”
她的话说得很委婉。
我给她讲了李月的故事。
她听完后,沉默了很久。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甚至有一次,一个家属因为等待时间长了,在大厅里吵闹,她还亲自出去解释,说我们是在做最细致的准备,为了让逝者走得更安详。
我知道,她理解了。
有些东西,是不能被数据和效率取代的。
那就是人心。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
半夜里,急诊科送来一个冻死的流浪汉。
没有姓名,没有家属,只有一个编号。
按照规定,这种无人认领的遗体,存放一段时间后,就会由我们直接处理。
那天轮到我值夜班。
我打开冷藏柜,准备做一些常规的清洁和整理。
那是一个很瘦的老人,头发花白,胡子拉碴,身上穿着破旧的棉袄。
他的身体蜷缩着,像是想给自己多一点温暖。
我注意到,他的右手,紧紧地攥着。
我费了点力气,才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
他的手心里,攥着一张小小的、被磨得起了毛边的照片。
照片已经褪色了,上面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一个婴儿,笑得很甜。
照片的背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老婆,儿子,等我。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流落街头,为什么到死都攥着这张照片。
但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冰冷的编号。
他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
他有他牵挂的人,也有他回不去的家。
我找来一把干净的梳子,把他打结的头发一点点梳理通顺。
又用热毛巾,把他满是污垢的脸和手,擦拭干净。
做完这一切,我把那张小小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了他上衣的口袋里,那个最贴近心脏的位置。
我想,这样,他走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孤单了。
火化的那天,我没有让新来的实习生动手。
我亲自操作了每一个步骤。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在信息登记表上,我没有写“无名氏”。
我写了三个字:归家人。
我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他能找到回家的路。
这件事,没有人知道。
这是我和他之间,一个无声的秘密。
也是我作为一名摆渡人,唯一能为他做的事。
我渐渐明白,我的工作,不仅仅是处理一具具冰冷的遗体。
更是在解读一个个无声的故事。
每一个逝去的人,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爱过,恨过,笑过,哭过。
他们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遗憾。
而我,是他们最后的倾听者。
我见过一个老太太,她的老伴先走了。
老伴火化那天,她没有哭,只是安静地站在一边。
等到我们把骨灰盒交给她的时候,她颤抖着手接过去,紧紧地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一件稀世珍宝。
她对我说:“师傅,谢谢你。这辈子,他最怕冷。以后我天天抱着他,他就不冷了。”
说完,她转身,一步一步,走得很慢,但很稳。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死亡,或许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被人遗忘。
也见过一个年轻的妈妈,她的孩子因为一场意外,走了。
她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像是丢了魂。
全程,她一句话都没说,就是流眼泪。
我把孩子的骨灰盒递给她。
那是一个很小的盒子。
她接过去,贴在自己的胸口,然后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一躬,那么重。
我连忙扶住她:“节哀,保重身体。”
她抬起头,看着我,泪眼婆娑地说:“师傅,我能……我能再看看他吗?”
我愣住了。
人已经成了灰,怎么看?
她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苦笑了一下:“对不起,我……我糊涂了。”
我看着她那张因为悲伤而扭曲的脸,心里一阵酸楚。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任何语言,在这样的悲痛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等一下。”
我转身回到工作间,找了一个小小的、透明的密封袋。
我从骨灰盒里,小心翼翼地捻起一小撮最细腻的骨灰,装进袋子里,封好。
我走出去,把那个小袋子递给她。
“这个,你留着做个念想吧。可以装在小瓶子里,挂在脖子上。”
她看着那个小袋子,先是愣住了,然后,突然就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那哭声,把整个大厅的人都惊动了。
那是我听过的,最绝望,也最压抑的哭声。
她把所有的悲伤,所有的不舍,都在那一刻,释放了出来。
我没有去扶她,也没有劝她。
我知道,她需要哭出来。
哭出来,或许,心里会好受一点。
从那以后,我多了一个习惯。
如果家属的情绪特别激动,特别不舍,我都会为他们准备这样一个特别的“念想”。
这不合规矩。
但我觉得,这合乎人情。
我的工作,是和死亡打交道。
但我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是他们滚烫的情感。
规矩是冰冷的,但人心,应该是暖的。
当然,也有不那么温情的时候。
我见过为了争夺一点点抚恤金,在灵堂前就大打出手的兄弟。
也见过老人刚走,子女就忙着商量怎么分房产,连葬礼都办得潦草敷衍。
人性的复杂,在这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有时候,我看着那些争吵的嘴脸,会觉得很荒诞。
他们争夺的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而那个让他们之所以能站在这里争吵的人,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师傅。
想起他说的那句“走得清白”。
对逝者来说,清白,是没有冤屈。
对生者来说,清白,或许就是问心无愧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成了单位里最老的员工之一。
我带出了好几个徒弟。
他们都叫我“王师傅”,就像我当年叫我师傅一样。
我把我的经验,我的感悟,都一点点地教给他们。
我告诉他们,我们这份工作,需要技术,但更需要一颗敬畏之心。
敬畏生命,也敬畏死亡。
我们是生命的终点站,也是另一个世界的起点。
我们是守门人。
我们守着的,不仅仅是一道门,更是人世间,最后的一份尊严和温情。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张警官打来的。他也快退休了。
他说,李月的那个案子,后来被拍成了警示教育片,在系统内部播放。
那个禽兽叔叔,被判了死刑。
李月的父母,因为包庇罪,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老王啊,”张警官在电话那头感慨,“哦不,现在该叫你老王了。”
我笑了笑:“叫小王也行,听着年轻。”
“你那个师傅,真是个高人。”他说,“他那一眼,救了一个姑娘的公道啊。”
挂了电话,我走出办公室,看着窗外。
那天,阳光很好。
我突然很想去看看师傅。
他退休后,回了乡下,养花,钓鱼,过得很清闲。
我买了点茶叶和酒,坐了两个小时的长途车,去了他家。
他正在院子里侍弄他的那些花花草草,背有点驼了,但精神头还不错。
我们爷俩,坐在院子里,喝着茶,聊着天。
我跟他说了单位里的变化,说了我带的那些新徒弟。
也说了张警官的那个电话。
师傅听完,没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都过去了。”他说。
夕阳西下,给整个小院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
“小林啊。”师傅突然开口。
“欸,师傅。”
“你说,人这辈子,图个啥?”
我被他问住了。
是啊,人这辈子,忙忙碌碌,争争抢抢,最后,不都得化成一捧灰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师傅笑了笑,指着院子里那些盛开的菊花。
“就像这花,春天发芽,秋天开花,冬天枯萎。它来过,开过,好看过,这就够了。”
“人也一样。我们来这世上走一遭,好好地爱,好好地活,别亏待自己,也别害了别人,走的时候,心里没那么多亏欠,没那么多遗憾,就算没白来。”
我看着师傅,看着他脸上被岁月刻下的皱纹,和他眼神里那份看透一切的淡然。
我好像懂了。
我们这份工作,看尽了死亡的结局。
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懂得生命的可贵。
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努力去拓展它的宽度和深度。
从师傅家回来后,我的心,好像更静了。
我依然每天面对着冰冷的仪器和逝去的生命。
但我不再感到压抑和沉重。
我开始在每一个逝者的脸上,去读他们的人生。
我仿佛能看到他们年轻时的模样,看到他们为生活奔波的汗水,看到他们与家人欢聚的笑容。
生命是一本书,死亡,只是画上了句号。
而我,是那个最后,为他们轻轻合上书页的人。
我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句号,画得圆满一些。
又过了几年,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老毛病。
腰椎不好,眼睛也有些花了。
徒弟们都劝我,别那么亲力亲ver了,多歇歇。
我说,没事,我还能干。
只要我还能看清楚,还能站得稳,我就想多守几年。
守着这道门,守着这份“体面”。
直到有一天,我再也守不动了,我也会像师傅一样,把手里的工具,交给我最信任的徒弟。
然后告诉他,就像师傅当年告诉我一样:
“记着,咱这行,送进来的人,不管生前是啥样,到了咱手上,都得体-面。”
这就是我们这行的传承。
没有惊天动地,没有豪言壮语。
就是一代代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对生命最朴素的敬畏。
我想,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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