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4月29日清晨，南京江东门外的空气混杂着春雨和火药味。看守押着一位瘦削的青年走向刑场，蒋介石的批示还带着墨香——“立即处决”。青年的脚镣叮当作响，他昂着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声喊完，枪声同时划破天空，恽代英倒在紫金山麓，年仅三十六岁。

1931年4月29日清晨，南京江东门外的空气混杂着春雨和火药味。看守押着一位瘦削的青年走向刑场，蒋介石的批示还带着墨香——“立即处决”。青年的脚镣叮当作响，他昂着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声喊完，枪声同时划破天空，恽代英倒在紫金山麓，年仅三十六岁。

同一时刻，上海闸北的棚户区里传来隐约爆炸声，沈葆英心头猛地一紧。她知道丈夫去了南京，却并不知道这次再见遥遥无期。当天夜里，党组织送来一句暗号——“梅花凋谢”。熟悉地下工作的人都明白，这代表牺牲。十几平方米的瓦屋顿时陷入死寂，蜡烛晃动，孩子恽希仲还在襁褓中哭闹。有人认为英雄之死天经地义，可家属却要活下去，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沈葆英做的第一件事是找董健吾，把孩子送去大同幼稚园。她对董健吾低声嘱咐：“别告诉他父亲的事，太早了受不了。”董健吾点头，默默把孩子抱进屋里。转身出来时，这位老地下党员的眼眶已经发红。那天之后，沈葆英像消失一样，从公共租界挤进日渐紧张的战火缝隙，靠缝补和翻译稿维生，同时留意一切可能恢复组织联系的机会。

日子更显艰难。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炮火连天，流亡者增多，地下交通线频繁被切断。有意思的是，正是这种混乱给了她突围窗口。1938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重建，沈葆英抵达汉口码头。昏黄灯光下，她握住邓颖超的手，泣不成声。周恩来安慰道：“人还在，劲不散。”短短一句话，两位女性对视，尽在不言中。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延安需要大批青年。1943年春，恽希仲辗转来到凤凰山脚下的窑洞。周恩来摸着少年的额头，半开玩笑：“个头比你父亲还高。”少年抿嘴回答：“周伯伯，我想念爸爸。”一句稚嫩的话，让在场的朱德、叶剑英都沉默了几秒。第二天清晨，恽希仲被安排随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学习基础机械。毛坯机床、手摇钻，一切从头开始。有人觉得条件苦，可他常挂在嘴边的却是：“爸爸在监狱里都能坚持，我有什么理由怕累？”

抗战胜利后，党组织决定选派航空技术人才赴苏联深造。恽希仲被列入首批名单，专业为飞机制造工程。列车从满洲里出关时，他在日记里写道：“钢轨向北，我的心却留在黄土高原。”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完成米高扬设计局实习。冷战加剧，专家们纷纷撤回各国，他却选择立即返程，因为新中国需要飞机。

1950年代，西安航空学院、一机部第606所陆续成立，恽希仲参与歼教五、轰五的工艺改进。资料显示，他提出的“整体翼梁镂铣工艺”将原先三十六道工序压缩至二十四道，节约工时近三分之一。技术员议论：“这位恽工程师脾气和蔼，但要求真苛刻。”恽希仲只回一句：“父亲盖棺的那天，我就决定要把机器做得比人命还牢靠。”

家庭方面，沈葆英在1949年后调入中华全国妇联，负责烈士遗属联络工作。她的办公桌始终摆着丈夫的照片，却从不主动提及往事。1960年代，她身体每况愈下，医生建议多休息，她仍坚持把每一封有关烈士后代入学、就业的来信分门整理。有老同事回忆：“她看文件的神情，和年轻时站岗放哨一模一样。”

改革开放初期，业内开始编写《中国航空科技人物志》，编辑们几次请恽希仲讲述家史，他婉拒了采访，只递上一页薄薄的材料：姓名、职务、主要技术成果，没有一句与父亲相关。有人不解，他笑道：“父亲是父亲，我是我，别拿血缘当阶梯。”十年后，歼轰七战机试飞成功，许多老同志欣慰地提到恽希仲，却仍很少人知道他家里的陈年往事。

至于沈葆英，她在1983年肺病恶化离世。遗愿只有一句：“骨灰撒进长江，别给组织添麻烦。”当年的送别极为简单，几位同事在江边立正敬礼。没有花圈，没有挽联，她的名字被悄悄添加进烈士家属名册最末一行，与丈夫并列。

如今，南京雨花台纪念馆里常有游客停在恽代英半身雕像前，导览词用的是官方口径——“青年运动先驱”。不远处的航空工业陈列馆，展出一段录像，介绍中国早期飞机制造的关键节点，屏幕角落闪过“恽希仲”三个字。两处展厅相隔不过九公里，却跨越了一个家庭一甲子的风雨。老一辈革命者的精神，已经通过另一种方式被固定下来：一种是刻在石碑上，一种是腾空而起的轰鸣声。

来源：浔阳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