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6年的周恩来还是和以往一样，身着军官制服，乘坐一辆黑色轿车，去郊区的黄埔军官学校上班，他那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任校长。蒋介石还没有公开背叛革命，他们还是上下级关系。

1926年的周恩来还是和以往一样，身着军官制服，乘坐一辆黑色轿车，去郊区的黄埔军官学校上班，他那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任校长。蒋介石还没有公开背叛革命，他们还是上下级关系。

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夫妇在广州常常去秘密开会，讨论工作问题和其他政治方面的问题，常去的地点是孙炳文家。因为他的孩子多，便于掩护。

孙炳文从国外回来不久，在黄埔军校任上校军衔的政治教员。他和周恩来之间不仅仅是同事、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几年前就和周恩来在德国相识。那是1923年，长期同情并且积极支持共产党的北京大学教授孙炳文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回到四川老家避难。同在四川老家郁郁寡欢的云南将军朱德慕名而来，共同的志向使他们结为生死至交。

朱德在孙炳文的帮助下，摆脱了国民党旧式军人的生活方式，全心投身革命运动。他们又一同出国留学，刚刚抵达德国，就听说旅欧共产党支部负责人就在德国，他们被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所鼓舞，马不停蹄赶往德国另外一个城市，他们见到是一个比他们小十多岁的英俊年轻人——周恩来。

然而，他们还是将信任和希望交付给了眼前这个可以信赖的年轻人。周恩来成为他们的入党介绍人。

令人振奋的相识和如愿以偿的结果，使得他们想起了离国前在上海与陈独秀的相见，谨慎的陈独秀拒绝了他们要加入共产党的热忱要求，理由是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接受考验。

孙炳文一回国，没有犹豫，便投至周恩来的麾下。

孙炳文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家。周恩来1925年10月率部离开广州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孙炳文兼任黄埔军校主任教官。

自从周恩来成为孙炳文家中常客以后，也成为孙家孩子们最喜爱的大“朋友”。周恩来以他的爱心和平易近人的性格赢得了晚辈的喜爱。渐渐，长辈之间的友情扩大到孩子身上。孙炳文的小女儿孙维世只要一见周恩来的身影便张开双臂像燕子一样飞出门，然后像藤似的缠住了她的大朋友，不是让讲故事就是让和她一起玩游戏、下棋。

或许前世有缘，周恩来特别喜爱这个孩子，每每都能满足小维世的要求。

虽然孙维世才5岁，小小年龄已经知道如何“革命”了。她为来家里开会的叔叔阿姨放哨，为来家里的客人领路。孙炳文外出办事时，常常把女儿带着。他让女儿骑在自己的肩上，观察后面有没有人盯梢。她衣服里常常缝有秘密文件。

因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她已经能识别可疑的人。有好几次她将危险信号机智地通报给房间里开会的大人，在危险到来之前，大人们从容地用搓麻将的哗啦声取代了激烈的讨论声。

有一次，一个可疑的人老是在她家门口转悠，好久也不走。小维世想如果里面开会的叔叔这时往外走怎么办？不是让这个家伙看见了吗？不行，不能暴露目标。她想起了爸爸他们常叮咛她的一句话。

她小脑袋一转，有了！

她骑着童车七拐八转绕到可疑人面前，然后她故意把童车一歪，乘势从车子上滚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她的哭声惊动了里面正在开会的大人，孙维世母亲任锐马上走了出来，小维世指着那个可疑的人向母亲哭诉是他把她绊倒的。那个可疑人想为自己辩解，可一见出来的人一身太太打扮，知道不妙，和官太太打交道，非惹出麻烦不可。他想转身跑，可是小维世哭着抓住他的裤脚不放。无奈下，那个人只好亮出警察的证件，说正在附近协助调查一起凶杀案件。

国民党密探因为机智的小维世不得不扫兴而归，使得开会的同志安全撤离孙炳文家。

为这事，周恩来和邓颖超特地带小维世去看了一场电影，以奖励她机智勇敢的行为。

当然，周恩来和孩子们在一起愉快交谈的时候，他无法知道这些可爱的孩子会因为革命失败，因为残酷的战争而失去亲人，饱受同年孩子无法想像的苦难。

后来周恩来去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孙炳文也随后前去，由于铁路中断，他绕道去上海。在他到达之前，蒋介石策划的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开始。由于褚民谊（后来当了汉奸）告密，孙炳文到达上海立即被捕。一周后，蒋介石密令将这位著名共产党人在上海郊区龙华杀害。

周恩来和孙炳文的家人失去了联系。

孙炳文遇难后，在艰苦的环境里，继续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国民党特务很多，孙炳文妻子任锐带着孩子必须在特务登门之前转移。每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前，任锐总是把手边的文件烧掉。母亲蹲在火炉前烧文件时，总要告诉女儿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孙维世在9至16岁这段时间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常常从一个住所转移到另个住所。有时她同母亲在一起，有时分开。

1935年，随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孙炳文妻子任锐安排14岁的孙维世用化名在同共产党有秘密联系的两个剧团里工作，并住在那里。那时，江青也正设法靠拢这两个剧团。剧团有时也让她演点小角色。江青是个锋芒毕露的女人，这使任锐很反感。她警告女儿离江青远点。

母亲的警告也给女儿埋下了祸根。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周恩来才发现他多次寻找打听的孙家孩子突然站在他的眼前…这是后话了。

周恩来除了和孙炳文一家的友情外，和身边一同工作的同志都有深厚的感情。他这种富有人情味的工作方法在黄埔军校师生中有口皆碑。

黄埔军校师生中有不少人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周恩来不仅了解学生，也了解他们的家庭。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牺牲的共产党员曹渊，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也是周恩来的得意门生。他在周恩来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毕业以后被周恩来留下当训练官，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分子。他在1926年北伐战争中，担任叶挺铁军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在攻打武昌战役中牺牲。

牺牲时他正在火线上写报告，当他签完自己的名字，头部突然中弹，手中的笔在纸上拉出好几寸长的墨迹，像一个大大的问号，留在了生命的尽头。

消息传来，周恩来和大家都十分悲痛，这位才25岁的年轻指挥官身死疆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成为他们中间最早牺牲的烈士之一。周恩来知道曹渊在老家有结发妻子，还有一个儿子，1937年国共再度结成统一阵线，周恩来见形势好转，就想方设法将孩子接了出来，送到延安学习和工作。

还有广东区委监委杨匏安，他有好几个孩子，周恩来经常去他家，认识他的孩子们。但杨匏安牺牲以后，广州一片白色恐怖，烈士的子女大多在失去亲人以后和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杨匏安的孩子也沦落街头成为小乞丐，长子杨明进了孤儿院。周恩来为了寻找杨匏安的家人，托人多方查访，甚至还用自己的化名“周翔宇”写信给杨匏安的老乡，打听烈士家人的下落。

直到1935年广州地下党才在广州一家孤儿院找到了杨明。次年，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离别八年的孩子，他虽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但他仍然很激动。

他看了杨明半天，拉起他的手，轻轻拍着说：看见你又让我想起了你的父亲我心里很难受，他走得太早。你们也受了不少苦，这次送你去延安学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写信告诉我和你的邓妈妈。

从找到杨明之后，周恩来开始了更为艰难的查找，因为还有十多个烈士后代和现任领导人的后代需要他伸出救助之手。

就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邓颖超在广州的医院里牵挂丈夫、伤悼夭折的孩子的时候，无法照顾自己妻子的周恩来，在上海用他真挚的友情关怀着革命战友和后代，他在敌人四处搜捕共产党员的戒严中，走进了一家妇产医院。

他看望的产妇是主持南方局工作并兼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太雷的爱人，她也和邓颖超一样，正是危急的紧要关头，孩子却要出世了，她通过地下党的安排，躲在上海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医院生孩子。

周恩来和张太雷有着深厚友情，而且同事多年，他知道张太雷刚刚调去湖北任省委书记，夫人王一知是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的报务员，此时生孩子无疑是雪上加霜，处境会更加危险。

一天晚上，周恩来头戴礼帽，将帽檐压得低低的，遮盖住眉眼。他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食品店买了些营养品，按照地址找到那个医院。

周恩来一走进病房，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打动了…刚刚出生的婴儿在襁褓中甜甜地熟睡，母亲在轻轻摇晃着摇篮。

周恩来看见王一知要起身，便做了个不要动的手势，然后放慢脚步走近摇篮。他轻轻抱起孩子，细细地端详了一会，用手指划了划要儿的脸蛋，开心地笑了。

“又是一个革命后代！哦，四方大脸，长大一定像他的父亲，英俊！太雷看见了还不知怎样高兴呢！”

“现在外头形势很紧张，你要注意安全，把孩子抚养好。他不仅是你们的孩子，也是革命的后代。你的责任重大啊！”

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几乎和周恩来的孩子同一个时间出生，然而小生命到来的太不是时候了。1927年4月正是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尸骨如山，最黑暗最恐怖的大革命低潮时期。他们却分别降生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上海和广州。

万幸的是张太雷的儿子在千难万险的岁月里存活了下来，可活下来的孩子却是苦命的孩子，仅仅半岁，父亲张太雷就在年底领导的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

远在广州的邓颖超，因为焦虑、紧张和悲伤，生育一个礼拜后，子宫还没有收缩，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如果情况不改善，就意味着以后很难再有怀孕的机会。所以医生将这个消息告诉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希望她能好好休息，不要因为失去孩子过于悲伤，因为只有保住身体才有可能保住做母亲的权利。

然而医生哪里知道，此时的邓颖超已经无法顾及自己的悲伤和身体，她个人的悲哀早已被对革命命运的担忧取代了。不，她面临的环境和前景比失去一个孩子更加让人揪心。

她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刻也无法静心。她反复想的就一个念头：一定要活着出去！一定要找到党组织！一定要和恩来团聚！

正苦于无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的邓颖超在医院意外地接到周恩来的通知：快速到上海会合，接头办法，照旧。

周恩来他还活着！邓颖超顿时感到精神好了许多，好像连身体也硬朗了起来，竞能下床走路了。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是广州地下党员陈铁军送来的。

这位以后家喻户晓的女英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女主角原型的陈铁军，凭借她的聪慧和机智，在广州开始血腥屠杀，四处布满密探的危险情况下，一家一家医院查访，终于找到了邓颖超。她到医院和邓颖超接头的那天，特意化装成有钱的阔太太。

广州已经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四处警戒森严，国民党特务遍布大街小巷，就连外国人开办的医院也不放过，任何人不能随便出入，即使病号也要严格盘查。

这一天，在德国教会医院站岗的门卫，突然看见一辆高级小轿车从容地停在警察不断穿梭的马路上，从里面走出一个神情傲慢，着装雍容华贵的夫人。门卫瞪大眼睛，看着贵夫人目不斜视走近了医院的门口。他怯怯地想上前盘问，可是不等走到跟前，眼前飘来一张花花的钱币，门卫立即放弃了盘问的念头，收起钱，恭恭敬敬目送一掷千金的“贵夫人”大摇大摆走进了医院。

陈铁军一进邓颖超病房，看见邓颖超一脸疑惑望着她，连忙脱下华丽的外衣，走到邓颖超床前，也不出声，猜猜：我是谁？

邓颖超定睛一看，忍不住噗哧笑出了声，原来是你呀铁军！我还以为哪个阔太太走错了门。

邓颖超和陈铁军曾经一同工作过，很熟悉，在如此焦心的时刻能看见自己的同志，她们不知有多高兴！邓颖超连忙坐起身，拉住铁军的手，顾不上寒暄，就急切地问外头的形势。

铁军告诉邓颖超：周恩来从上海来了电报，通知广州党组织尽快安排你们离开广州。陈铁军还告诉邓颖超：外头形势很紧张，许多人被捕，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已经叛变。你们的住所也被敌人搜查，侥幸的是周主任发来要你去上海的电报没有被敌人发现，不然你连码头都不能去了。你现在万万不能回家，也不能在外头露面。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和叛徒，他们正在四处打听你的下落。你和伯母只有从医院直接去码头，尽快离开广州！船票我负责！

当铁军知道邓颖超刚刚生下的孩子已经夭折时，惋惜地说，小家伙来的不是时候啊！她们临分手时，陈铁军再次紧握了一下邓颖超的手，“安全离开广州，一切都会好的！”

邓颖超的眼眶又红了。

铁军这一来，无疑是给黑暗中期待的人送来了光明。顿时，激动、感慨和悲痛的情绪像雾气在邓颖超心间弥漫开来，湿湿沉沉也厚厚。

她忍不住将压抑了多时的泪水又送出了眼眶。

泪眼矇胧中，她望着铁军走远。

后来陈铁军帮助购买去香港的船票，又亲自用车送她们母女去码头。当时陈铁军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她没有离开广州，继续留下来坚持斗争。她依然和周文雍以假夫妻身份住在一起。在邓颖超离开广州不久，她被叛徒告密，和周文雍同时在家中被捕。在敌人监狱中他们宁死不屈，视死如归，在遭受酷刑之后又判他们死刑。

死亡来临之际，这对相识相知多年的“夫妻”和战友，才有机会向对方表白自己的爱情。临刑前，他们请求摄影师到监狱，给他们拍摄一张惟一的也是最后的结婚照，并且在一同去刑场的路途上大声宣布：“今天是我们的婚礼！敌人的枪声是我们婚礼的礼炮！”

邓颖超听到陈铁军遇难的消息，已经是她抵达上海一个多月以后的事情。很长时间，她一想起铁军救她出困境时的机智和勇敢，想到她抛弃条件优越的家庭投身革命直到为革命事业献身，心里就隐隐作痛。

这是一个难得的优秀女干部啊！

妇女生孩子一般要休养一个月，叫做“坐月子”。可是才生育了十天的邓颖超不得不拖着虚弱疲惫的身躯踏上去上海的漫长路途。

欲抵达上海，她们须先去香港，在香港再转船到上海。漫长的海上旅程严重地影响了邓颖超的健康，虽然有母亲伴随，但邓颖超才经历生育的磨难，等到了上海，她已经是精疲力竭，无法再走路了。

她就按照与周恩来事先商量的办法，在旅馆里以她母亲的名义在报纸登了一个寻人启事：“吾豪，你久不要你的妻子，我现在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到旅馆找她。”

“吾豪”是周恩来早期在天津从事学生运动时的化名，和“5号”同音。当时邓颖超在组织里排号“1号”，化名就叫逸豪。国民党不知道吾豪就是周恩来，只有用这个名字才安全。躲在上海闸北区的周恩来从通知邓颖超来上海后便天天看报纸，每一个边角都不放过。这一天，他终于在报纸上看见了盼望许久的“寻人启事”。

再一看旅馆地点，他吃了一惊，昨天在那个旅馆里，一个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走，如果将邓颖超留在那里十分危险。他立即派人将邓颖超和岳母接到外国人开办的医院里。

终于，分别了半年的夫妻在历尽磨难之后又相见了。

周恩来在邓颖超到来之前已经知道孩子夭折的消息。他在医院里看见十分虚弱的妻子，更加心痛。他们几乎没有谈起孩子的话题，因为这是他们都不愿意触及的话题，加上身处的环境，也无心提及个人的得失。他们想，与其让孩子来世上遭受磨难，还不如让他回归宁静的天国。这时，内心的痛楚也就减轻了几分。

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夭折的孩子是他们夫妻最后一个孩子！

邓颖超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无法公开租房子居住，只好以病人的身份躲进日本人开设的福民医院。半个月后，她的身体稍微好了一点，可是当医生为她复查身体时，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年轻的邓颖超，心里满是疑问：这个生育已经两个多月的产妇，身体状况怎么还停留在刚生产完的水平上！

“你从生育以后到现在，是不是没有休息？”邓颖超无言以答，默默点了点头。

“你的身体已经无法复原了，以后恐怕要终身不孕！”医生严肃地对病人说。

终身不孕？

听到这个消息，邓颖超没有吃惊，也没有难过，甚至认为不生孩子更好、更省心，少掉许多的麻烦。现在连大人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如果孩子的生命也没有保障，还不如不要。此时的她已经不像刚刚失去孩子时那样痛苦。

险恶的环境让一个革命女性完全从失去孩子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周恩来也和邓颖超一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残酷且无奈的现实。

来源：之华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