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一座陕北小村庄的30年变迁

摘要：30年来，摄影师黑明一直关注拍摄陕北一座小村庄——新窑子村，从春耕秋收到婚丧嫁娶，见证这座村庄在悲欢离合中一步步走向温饱、富裕。今年4月至6月，摄影师不远千里再次来到陕北，追寻从这里走出的年轻一代，拍摄他们最新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况，通过童年时代和如今长大成人后

编者按：30年来，摄影师黑明一直关注拍摄陕北一座小村庄——新窑子村，从春耕秋收到婚丧嫁娶，见证这座村庄在悲欢离合中一步步走向温饱、富裕。今年4月至6月，摄影师不远千里再次来到陕北，追寻从这里走出的年轻一代，拍摄他们最新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况，通过童年时代和如今长大成人后的照片对比，反映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30年来，村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人均年收入一两百元，现在人均年收入两万元，有的人年收入已经变成了几万、几十万元；当时全村只有3个中专生，现在早已增长到数十名中专生和大学生……”今年夏天，摄影师黑明在其出版的新书里这样写道。

1996年的夏天，32岁的黑明走进位于陕西省延安市西南郊的新窑子村，开启了对这个村子的记录。从春耕秋收到婚丧嫁娶，新窑子村在悲欢离合中一步步走向温饱、富裕。穿越30年的快门声，无数中国普通农民的一生，被串联在这一张张勤劳朴实、渴望改变命运的面孔中。

2025年4月30日，陕西延安新窑子村，高阳（上，1988年10月29日出生）、高旭（中，1990年6月3日出生）、高强（左，1990年2月4日出生）、高刚（右，1992年8月11日出生）四人在村里合影。高阳目前是新窑子村村委会主任。黑明/摄

2000年，陕西延安新窑子村，（左起）高强、高旭、高阳、高刚在村里合影。其中高旭、高阳兄弟俩和高强、高刚兄弟俩是叔侄关系。黑明/摄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切似乎都在飞速地变化着，然而在中国内陆的一个偏远山村里，这种变化实际上是非常微妙而微小的。刚到村里的时候，展现在黑明面前的是这样一幅景象：全村58户人家大概只有五六户住在石窑，其他的全是土窑，在山上挖个土窑洞，全家五六个人住同一盘炕上；因为山地能种植的农作物有限，人们吃的主要是粗粮，想看到白面馒头很难。

一开始，村民对这个留着半长头发、拿着相机挨家挨户串门的外来者很是防备，黑明只要一端起相机，大人就跑没影了，小孩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嘴里嚷着“照相吸血”。第一次造访，黑明只待了一个星期。那年秋天，他把几个月前拍的照片洗了出来，带去村里发给村民，想和大家走得近一点儿。慢慢地，在朝夕相处中，他走入了村民的生活，也走进了村民的心里。

2025年4月29日，陕西延安宝塔区人民检察院，白维兵（1996年5月6日出生）在工作单位。他目前是当地检察院的通讯员。黑明/摄

2002年，陕西延安新窑子村，白维兵扛着木头和二伯白有清、二伯母马秀芳一起去干活儿。黑明/摄

在新窑子村，村民每天务农，早晨天不亮就去种地，晚上七八点再回家，黑明也跟着一起去。他镜头里的人往往是充满动感的：头上围着“信天游”里唱的白羊肚头巾、躺在玉米地里小憩的老人，小院里拽着驴打滚儿的中年人，给羊羔喂奶、碾米的妇女，带着一对儿女赶着驴车在地里春播的夫妇……一幕幕劳动和生活中的瞬间被黑明的镜头精准捕捉，还原出当地农村真实的面貌。

除了拍照，他还以照片作为切入点，反映诸如计划生育等当时农村的社会现象。他每天睡在土窑洞里，睡醒了就去拍照，村民是什么样子就怎么拍，没有约束。待的时间长了，有时甚至会忘了自己是个“照相的”，出门忘了拿相机，便跟大家一起种地。

1996年，陕西延安新窑子村，高晶（左一，1991年3月13日出生）跟着父母高志平、王延梅，一起走在挑水回家的路上。黑明/摄

2025年5月31日，陕西延安一家眼镜店，高晶在工作岗位。她目前是眼镜店营业员。黑明/摄

30年来，黑明去了当地近百次，他与村民一直保持着联系，从最初的书信、座机电话、手机、QQ，到今天的微信。村民们有什么事都习惯找黑明，谁家的儿子要迎媳妇、哪家要出嫁女儿的消息，曾经会从电话那头传来，过了几年，又从手机屏幕上的对话框弹出，悄无声息地诉说着村庄多年来的变化。

过去穿布衣的村民，如今穿着时尚的皮夹克、精致的运动鞋；他们戴着墨镜和各种饰品，用智能手机刷着抖音和快手，翻着小红书；有人还不断地向各种平台发送自编、自演的短视频，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分享陕北面食制作方法的，有的粉丝成千上万，关注度颇高。

1998年，陕西延安新窑子村，屈文慧（1997年3月15日出生）在母亲杨小琴怀抱里，与父亲屈军一起合影。黑明/摄

2025年4月23日，陕西延安，屈文慧在位于市区的家中。她现在在当地的一所小学当老师。黑明/摄

今年4月至6月，黑明又回到新窑子村，用档案式的手法，拍摄了60多位当地出生的年轻一代的环境肖像。他们大都在附近的延安市区上班，有做编程的、当老师的、做美容的、送快递的，还有不少创业的……那些曾经住在土窑洞里的村民，好多也跟随子女在城里买房定居，如今常住在村子里的只剩下不到40人。

今年38岁的白莲花，是土生土长的新窑子村人，2006年毕业于延安师范学校，后来当过美术教师，现在已经搬到了延安市区居住。1998年黑明为他们全家拍过一张照片，当时就在老家的窑洞里，她正蹲在地上吃饭。“初识黑明时，我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如今我的女儿已经13岁。”白莲花说，“小时候尽管粗茶淡饭，穷得叮当响，可大伙儿依然在马不停蹄地奔波着，坚强地与苦难进行斗争。在我看来，这段苦中作乐的日子竟是我最美好的童年。”

2025年4月22日，陕西延安，白莲花（1987年1月4日出生）在位于市区的家中。她2006年毕业于延安师范学校，后来当过美术教师，现在为自由职业者。黑明/摄

1998年，陕西延安新窑子村，白莲花（前）与父母白整风、郭为生及哥哥白小龙一起在吃饭。黑明/摄

在很多村庄已经从地图上消失的今天，黑明有时也会担心以后“没得拍了”。但他也发现，村里新当选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都很年轻，正在用各种方法吸引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重新回到新窑子村。而随着城市的扩张，新窑子村已经紧挨在城市的边缘，充满发展的可能性。黑明认为，这正是如今持续记录新窑子村新一代村民的意义。“一个人的生活，就算写得再好，它也只是故事。如果你拍了100个人，它就不只是故事，它就是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