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正埋头用酒精棉球擦拭一根金属注射器，那是我安身立命的家伙。棉球擦过，针管在下午四点的阳光下，亮得晃眼。

“同志，你会给猪配种吗？”

声音从我背后传来，清脆里带着点急切。

我正埋头用酒精棉球擦拭一根金属注射器，那是我安身立命的家伙。棉球擦过，针管在下午四点的阳光下，亮得晃眼。

我回过头，看见一个姑娘。

那年是1986年，我从省里的农学院毕业，分配到我们县的畜牧站，又被派到下面的红旗乡，负责周边几个村的牲畜防疫和改良工作。我住的，就是乡政府后院给技术员准备的一间小屋，门上挂着个白底红字的牌子：技术服务点。

姑娘大概二十出头，梳着一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的确良的衬衫洗得有点发白，袖口卷到手肘，露出两截结实、晒成小麦色的胳膊。她的眼睛很大，很亮，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像是要把我这个人从里到外看个通透。

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习惯性地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

“我是陈东，乡里的技术员。配种是我的工作。”我回答得有些公式化，这是我的职业习惯，先亮明身份，再谈具体问题。

她似乎松了口气，紧绷的肩膀稍微放了下来。

“俺叫林兰，前边林家村的。俺家那头母猪，发情好几天了，想请你去给看看，要是行，就给配上。”

我点点头，拿起桌上一个本子和一支钢笔。“什么品种？第几胎了？上次产仔是什么时候？”

她对答如流，显然是把家里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我一边记，一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流程。人工授精是我们站里这两年主推的技术，用的是从县种猪场引进的“长白”或者“大约克”的冷冻精液，产仔率高，后代长得快。对农民来说，一窝猪仔，就是下半年家里最大的进项。

这活儿我干了快一年，熟练得很。在我看来，这和给人看病打针没什么两样，都是一门科学，有章法，有流程，来不得半点含糊。

我跟她说，你先回去，把猪圈打扫干净，用石灰水消消毒，我收拾一下器械，骑车过去，半小时就到。

她应了一声，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停下，回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没说出话，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辫子在空中甩出一个好看的弧度。

那一刻，我心里很平静。这是我每天都要面对的工作，平凡，琐碎，却也实在。我喜欢这种被需要的感觉，用我的知识，去解决乡亲们最实际的问题。这让我觉得，大学四年没白读，我的人生，是有价值的。

我以为，这不过是我无数次出诊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次。

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车后座上绑着我的工具箱，一路颠簸到了林家村。

林兰家在村东头，三间砖瓦房，院墙是土坯的，收拾得倒是干净。猪圈在院子角落，她已经按我说的，冲洗过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石灰水和泥土混合的味道。

那头母猪趴在圈里，哼哼唧唧的。我检查了一下，各项体征都符合配种的条件。

“没问题，可以开始了。”我对跟在我身后的林兰说。

她点点头，默默地帮我打下手，递个东西，提桶水，动作麻利，不多说一句话。

整个过程很顺利。我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解冻、输精，一气呵成。完事后，我一边收拾器械，一边跟她交代注意事项，比如未来几天要保持猪圈安静，喂食要精细一些，别让它剧烈运动。

她听得格外认真，我说的每句话，她都像是要刻在脑子里。

临走时，她爹，一个看起来很瘦弱的中年男人，拄着拐杖从屋里出来，非要塞给我两个煮鸡蛋。

“陈技术员，辛苦你了，这是家里攒的，你路上吃。”他说话有些吃力，气息不匀。

我推辞不掉，只好收下。那两个鸡蛋还带着温度，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我当时想，这家人，真是淳朴。我不过是做了分内的工作，他们却把我当恩人一样。

骑车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心里有一种踏实的满足感。科学是不会骗人的，按照流程走，二十一天后，这头母猪就不会再发情，再过一百一十四天，一窝活蹦乱跳的小猪仔就会出生，给这个看起来有些拮据的家庭，带来希望。

这就是我的生活，稳定，清晰，充满了技术员的自信。

可我没想到，二十一天后，林兰又找来了。

她还是站在那个门口，辫子垂在胸前，只是脸上的神情，没了上次的期待，多了几分焦灼。

“陈技术员，它……又叫了。”她低着头，声音很小。

我的心“咯噔”一下。

“又发情了？”我不敢相信。我的技术，我引以为傲的科学流程，难道出错了？

我跟着她又去了一趟。检查结果让我说不出话来。确实是又发情了。

配种失败。

我看着那头猪，又看看林兰，她没看我，只是盯着猪圈的地面，眼神空洞。

“没事，这很正常。”我故作轻松地安慰她，也像是在安慰我自己。“人工授精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率，总有意外。我们再来一次。”

我拿出了十二分的精神，把所有细节都重新过了一遍，每一个步骤都检查了再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又是一个二十一天的轮回。

这期间，我去镇上开会，站长还特意表扬了我，说我工作负责，技术过硬，让各个村的牲畜受胎率都提高了不少。我听着，脸上在笑，心里却压着一块石头。

那块石头，就是林兰家的那头猪。

结果出来那天，我没等林兰来找我，自己骑车去了林家村。

我到的时候，她正坐在院子里的一个小板凳上，手里拿着针线，在缝补一件衣服。她爹躺在屋门口的竹椅上，盖着一条薄毯，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母猪在圈里烦躁地哼叫声，一声一声，像锤子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又失败了。

我甚至不用问。

林兰看到我，站了起来，手里的针线掉在了地上。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那一刻，我所有的专业术语，所有的科学解释，都堵在了喉咙里。我说不出口。任何解释，在现实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对不住。”我最后只说出这三个字。

她摇了摇头，弯腰捡起针线，低声说：“不怪你，陈技术员。可能是俺家的猪……命不好。”

她越是这么说，我心里越是难受。这不是命好不好的问题，这是我的技术问题，是我的责任。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把大学的课本翻出来，一页一页地看，把操作流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精液质量？是输精时机？还是母猪本身的问题？

我决定，不能再用同样的方法了。

第二天，我跟站长申请，要去县种猪场，借一头活的公猪来，用最原始的本交法试试。

站长觉得我小题大做，为了一头猪，费这么大周章。

“小陈，你这劲头是好的，但也要算成本。来回一趟，又是车费又是人工，不划算。”

“站长，这不一样。”我坚持道，“这头猪，对那家人很重要。”

最后，站长还是同意了。他大概是看在我平时工作还算勤恳的份上。

我带着介绍信，坐着一天一班的客车去了县里。找车，装猪，一路折腾，等我把那头雄赳赳的“长白”公猪运回乡里，已经是两天后了。

全乡的人都来看热闹，像是过节一样。把一头几百斤的种猪从县里运回来，这在当时，可是件稀罕事。

我把公猪暂时安置在站里的圈里，好吃好喝地伺候着。等林兰家的母猪再次发情，我亲自带着公猪，浩浩荡荡地去了林家村。

那一次，我感觉全村的人都跟在我身后。他们不是来看猪配种的，他们是来看我这个“技术员”的笑话的。

前两次的失败，早就在村里传开了。有人说我这个大学生是纸上谈兵，中看不中用；有人说林兰家风水不好，养什么都不成。各种各样的闲言碎语，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我憋着一股劲。这一次，必须成功。这不光是为了林兰一家，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尊严。

可是，老天爷好像非要跟我作对。

那头平日里威风凛凛的公猪，到了林兰家的猪圈，闻了闻母猪，打了个响鼻，然后……就没了然后。它绕着母猪转了两圈，就自顾自地到食槽里找吃的去了，对身边的“对象”毫无兴趣。

我用尽了各种办法，引导，辅助，甚至用上了书里说的一些刺激性手段，都没用。

围观的人群里，开始传来压抑不住的笑声。

我的脸，火辣辣地烧。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进了眼睛，又涩又疼。

林兰站在一边，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她只是默默地看着，脸色比我还白。

最后，那头公猪吃饱喝足，趴在地上睡着了。

人群哄笑着散了。

我像个打了败仗的士兵，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看着那头睡得正香的公猪，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陈技术员，”林兰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算了吧。别折腾了。”

我回头，看到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那不是埋怨，也不是失望，而是一种近乎死寂的平静。

“这猪，俺家不养了。明天，就拉到镇上卖了。”

我心里一紧。“别啊！卖了你们家怎么办？”

她没回答我，转身进了屋。过了一会儿，她爹拄着拐杖出来了。

老人的脸色很差，嘴唇发白。他看着我，叹了口气。

“陈技术D员，你是个好人，为俺家的事，跑前跑后。叔谢谢你。但这都是命，强求不来。这猪，是俺去年借钱买的良种，就指望它下几窝崽，给俺治病，再还上账。现在看来，是没指望了。”

他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敲在我的心上。

我这才明白，我失败的，不仅仅是一次配种。我击碎的，是一个家庭全部的希望。

那天，我是怎么离开林家村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那头种猪的鼾声，和老人绝望的叹息声，在我耳边响了一路。

回到宿舍，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没出门。

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专业，对所谓的“科学”，产生了怀疑。如果我学的这些东西，连一个家庭最基本的希望都给不了，那它的意义又在哪里？

村里的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涌来。

“听说了吗？乡里那个大学生，连个猪都不会配，还是从县里拉回来的种猪呢！”

“可不是嘛，把林家给坑苦了。听说林老汉的病都加重了。”

“文化人有啥用？到了地里，还不如我们这些老农民。”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自尊。我走在路上，总觉得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在嘲笑我。我开始躲着人走，不再去村里巡查，整天把自己闷在那个小小的服务点里。

我甚至动了打报告申请调走的念头。这里，已经成了我的伤心地。

就在我准备写调动报告的时候，林兰找来了。

那天下了点小雨，她没打伞，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脸色有些苍白。

她递给我一个布包。

“陈技术员，这是俺家自己种的花生，刚炒的，你尝尝。”

我打开布包，一股香味扑面而来。

我没接，只是看着她。“你……你家里的事，怎么样了？”

“猪卖了。”她平静地说，“钱给俺爹买了药。剩下的，慢慢想办法。”

我心里五味杂陈。“对不起，都是我……”

她打断了我。“不关你的事。你已经尽力了。俺爹说了，不能因为事没办成，就忘了人家出的力。”

她把布包塞到我手里，转身就走。

我看着她的背影，在蒙蒙细雨中，显得那么单薄，却又那么倔强。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起一个念头。

我不能走。

如果我走了，那我就真的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一个逃兵。我不仅输掉了我的专业，更输掉了一个人最基本的担当。

我撕掉了写了一半的调动报告。

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件事。技术上，我已经无能为力。那头母猪可能真的有生理缺陷。但事情真的就到此为止了吗？

一个人的价值，难道仅仅体现在他的专业技能上吗？

我开始频繁地往林家村跑。

我不再是以技术员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朋友。

我看到她家院子里的水缸裂了缝，就从乡里找来水泥，帮他们补好。

我看到她爹的轮椅坏了个轮子，就拆下来，骑车几十里地到县城，配了个新的装上。

我知道她家缺劳力，一到农忙，我就脱下白大褂，换上旧衣服，跟着她下地。割麦子，插秧，我这个城里长大的知识分子，笨手笨脚，经常闹笑话，手上磨得全是泡，但心里却觉得前所未有的踏实。

林兰起初很抗拒，总说：“陈技术员，你不用这样的，这哪是你的活儿。”

我就笑笑说：“我现在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她拗不过我，也就不再多说，只是每次我干完活，她都会默默地递上一碗晾好的凉白开，或者一个洗干净的西红柿。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渐渐变了。

那些闲言碎语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审视。他们大概想不明白，这个城里来的大学生，图个啥。

我和林兰之间，话依然不多。我们常常在田埂上休息，一人啃着一个红薯，看着天边的晚霞，半天说不上一句话。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近。

我开始注意到，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我开始在意，她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小院，越来越想看到那个梳着乌黑辫子的身影。

我的内心，正在发生一种我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变化。我不再纠结于那次失败的配种，不再为那些流言蜚语而烦恼。我的世界，从那些冰冷的器械和枯燥的理论中，转移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

我不再问“我该怎么解决这个技术难题”，而是开始问“我能为她做些什么”。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我从一个被动的技术服务者，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参与者。我参与到她的生活中，分担她的劳累，感受她的喜怒。

我意识到，我想要的，不仅仅是弥补我的过失，更是……我想留下来，留在她身边。

秋收过后，她爹的身体每况愈下。

一天夜里，下着倾盆大雨，林兰慌慌张张地跑到我这里，拍着我的门。

“陈技术员！快！俺爹他……他不行了！”

我跟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她家，老人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呼吸微弱。

我当机立断，用我的自行车，推着他，和林兰一起，冒着大雨往乡卫生院赶。十几里的泥路，我们走了快两个小时。我的身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

到了卫生院，医生检查后，摇了摇头。

“肺病晚期，拖得太久了。准备后事吧。”

那一晚，我和林兰守在病床前。老人偶尔清醒过来，拉着我的手，看着我，又看看自己的女儿，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什么。

我听清了，他说：“好孩子……把兰子……托付给你……”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紧紧攥住。

天快亮的时候，老人走了。

林兰没有哭，一滴眼泪都没掉。她只是安静地给老人擦干净脸，换上寿衣。那种压抑的平静，比任何嚎啕大哭都更让人心疼。

村里人来帮忙办丧事。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忙前忙后，操持着一切。

出殡那天，林兰终于撑不住了，跪在坟前，哭得撕心裂肺。

我走过去，脱下我的外衣，披在她因抽泣而颤抖的肩膀上。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陪着她。

那一刻，我知道，我们俩的命运，已经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丧事办完，家里只剩下我和她。

空荡荡的院子，显得格外冷清。

村里的三姑六婆开始上门了。她们名为探望，实为说媒。

“兰子啊，你看你一个姑娘家，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东头那个杀猪的王二麻子，托我来问问，他人虽然长得丑了点，但家里有两间大瓦房，日子过得去。”

“还有南村的李木匠，死了老婆，带着个孩子，人老实，会疼人。”

林兰每次都只是低着头，沉默地听着，不点头，也不摇头。

我知道，她在等我。

可是，我能给她什么呢？

我只是一个一穷二白的技术员，每个月拿着几十块钱的工资。那次配种失败，让我在专业上抬不起头。现在，村里人更是把我当成了觊觎林家财产的“外乡人”。

最难听的话，是王二麻子喝醉了酒，在村口喊的。

“一个连猪都配不好的小白脸，还想吃绝户？林兰要是跟了他，就是跳进了火坑！”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像一根毒刺，扎得我生疼。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于技术的失败，而是来自于现实的沉重。爱情，在贫穷和流言面前，显得那么脆弱。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我看着镜子里自己憔悴的脸，问自己：陈东，你真的能给林兰幸福吗？你拿什么去抵挡这些风言风语？你拿什么去撑起这个家？

我退缩了。

我决定离开。也许我走了，对她才是最好的。没有我这个“麻烦”，她可以找一个本分踏实的本地人，平平淡淡地过完这一生。

我开始默默地收拾行李。我的东西不多，一个箱子就装完了。

我把那本被我翻得起了毛边的《家畜繁殖学》放在箱子最上面，看着那几个字，心里一阵苦涩。我曾经以为，这本书就是我的全世界。现在我才知道，生活，远比书本要复杂，要沉重。

我写了一封信，准备留给林兰。信里，我编造了一个理由，说家里给我找了新的工作，我必须回去。我说，祝她以后能找到一个好人家，过上好日子。

写下每一个字，我的心都在滴血。

那天晚上，我推着自行车，准备趁着夜色，悄悄地离开这个让我爱过，也让我痛过的地方。

走到村口，我鬼使神差地，又回头看了一眼林家小院的方向。

院子里，还亮着一盏昏黄的灯。

那灯光，像一根细细的线，牵动着我的心。

我站在黑暗里，站了很久很久。

我脑子里，一遍遍地回放着这几个月的点点滴滴。她第一次找我时急切的眼神，她在我失败后那句“不怪你”，她在田埂上递给我的那碗凉白开，她在父亲坟前颤抖的肩膀……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逃避，是多么的可耻。

我一直以为，我是在为她着想。但实际上，我只是害怕。我害怕承担责任，害怕面对流言，害怕自己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我所谓的“为她好”，不过是我懦弱的借口。

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连一份感情都不敢去争取，那他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

配种失败，我可以承认我技不如人。但如果我连爱一个人的勇气都没有，那我就是个人生的失败者。

责任，不是在你成功的时候去炫耀，而是在你失败之后，依然选择坚守。

爱，不是索取，而是给予，是哪怕自己一无所有，也愿意为对方倾尽所有的决心。

那一刻，我好像突然就想通了。

我扔下自行车，转身，向着那片灯光，跑了过去。

我一口气跑到林兰家门口，推开那扇虚掩的木门。

她正坐在灯下，就着昏暗的光线，缝补一件我的旧衣服。那是我干农活时，被树枝划破的。

听到声音，她抬起头，看到气喘吁吁的我，愣住了。

我走到她面前，从口袋里掏出那封被我手心的汗浸湿的信，当着她的面，撕得粉碎。

“林兰，”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走了。”

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什么都没有，工资不高，也没房子。村里人都笑话我，说我配不上你。我自己也怕，怕给不了你好日子。”

“但是，我想明白了。日子，是人过出来的。只要我们俩在一起，肯吃苦，肯努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那头猪，我没给你配上。但我们俩的日子，我想和你一起，好好地‘配’下去。”

我说完，屋子里一片寂静。

她看着我，眼泪顺着脸颊，一颗一颗地往下掉。

她没有说话，只是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出手，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也能感觉到，我的心，在这一刻，被填得满满的。

第二天，我揣着我工作以来攒下的所有积蓄，又从站长那里预支了半年的工资，拉着林兰，去了县里的集市。

我们没有去买什么时髦的衣服，也没有下馆子。

我们走到了集市最里面的牲口交易区。

最后，我们用所有的钱，买了两头刚断奶的小猪仔。

回来的路上，我骑着车，林兰坐在后座上，怀里抱着一个竹筐，筐里是两只哼哼唧唧的小猪。

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香味，也能听到身后小猪仔活泼的叫声。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也一定不会平坦。我们可能还会面对贫穷，面对别人的不解和议论。

但这一次，我不再害怕了。

因为我的身边，有她。

我们回到村里，没有办酒席，只是请了村支书和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辈，吃了顿便饭，就算结了婚。

我的家，就安在了林兰家的那三间砖瓦房里。

我的技术服务点，也从乡政府后院，搬到了这个小院。白天，我走村串户，给乡亲们的牲畜看病防疫。晚上，我就和林兰一起，在灯下，规划着我们的小日子。

那两头小猪，在我们俩的精心照料下，长得飞快。

半年后，它们长成了大猪，我们卖了一头，留了一头当母猪。

这一次，我没有再用那些花里胡哨的技术。我只是用了最传统，最稳妥的方法。

当那头母猪顺利产下十二只健康的小猪仔时，我和林兰抱着，在猪圈前，笑得像两个孩子。

生活，就像我们院子里那块被我们重新开垦出来的菜地。我们一起播种，一起浇水，一起除草。虽然辛苦，但看着那些青翠的秧苗一天天长大，心里就充满了希望。

渐渐地，村里人看我们的眼神，也彻底变了。

再也没有人提那次失败的配种，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男人，和一个勤劳能干的女人，把一个摇摇欲坠的家，一点点地撑了起来。

几年后，我们的孩子出生了。

我抱着那个小小的、软软的生命，看着身边一脸温柔的林兰，心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踏实和圆满。

我常常会想起1986年的那个下午。

那个梳着乌黑辫子的姑娘，站在我面前，用清脆的声音问我：“同志，你会给猪配种吗？”

一个看似简单的技术问题，却开启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验。

那场失败，曾经让我颜面尽失，让我怀疑人生。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却无比感激它。

是它让我明白，一个人的价值，不只在于他掌握了多少知识，取得了多少成功，更在于，当他面对失败和困境时，是否还有勇气去承担，去坚守，去爱。

技术，可以解决牲畜的繁衍问题。

但只有爱和责任，才能让一个家，生生不息。

猪没配上，但我们俩，却“配”成了一对。

这是我这一生，做过的最成功，也是最幸福的一次“配种”。

来源：坦荡的小红花MEZ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