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在使什么招都不顶用的情况下，又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法宝使出来了，什么法宝？贴大字报、文化局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楼道里贴满了；然后到市委，从门口往里贴，我们扬言，如果市委不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要把全鞍山市所有需要落实政策的人联合起来，最后还不解决，就上告中央…

我们在使什么招都不顶用的情况下，又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法宝使出来了，什么法宝？贴大字报、文化局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楼道里贴满了；然后到市委，从门口往里贴，我们扬言，如果市委不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要把全鞍山市所有需要落实政策的人联合起来，最后还不解决，就上告中央……

市里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负责具体工作的领导终于出面了，他说："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你们不要贴大字报。"

大家一起上去与他说理，他说让派代表去谈，作为代表中的骨干成员，我据理力争："我们递过多少次材料了，这么严重的问题，迟迟不给解决不说，还推这儿，推那儿，找谁去？我们只有靠政府……"那位市委领导听了代表们的反映后，答应一定尽快给解决，让大家不要再闹，安下心来听信儿！

果然时间不长，市里专门为文化系统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一行五人，代表市委全权处理文化系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问题。因为曲艺团的问题比其它哪个单位都多都严重，所以工作组决定先拿曲艺团开刀。

工作组的工作是有程序有步骤的，首先，摸底，看材料，调档，然后梳辫子，接着个别谈话，首先找的就是我。问我当初定现行反革命的全部过程，以及在场的见证人。实际我讲的已经有了书面材料，但人家不仅要书面材料，还要记录，我本人谈完后，与我案子有关的其它人员也要谈，因为有些案子都是串联在一起的，相互之间是有关系的，像"4·13"事件，光我一个人谈了不行，还要调查与我在一起的其它人。

以我为首的这一方谈完了，再找以曲艺团造反派为首的另一方谈，让他们谈当初是怎么给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根据是什么？背对背梳理清楚了，再面对面，即造反派和被迫害的人坐在一起，在工作组的主持下，当面交叉。我谈完被迫害的全部经过后，工作组指问曲艺团头头等人，讨论我谈的哪地方对，哪地方不对？开始，他们都不言语，看得出私下里已经订了攻守同盟，尽管工作组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工作，几个人还是一味地装糊涂，什么时间太长想不起来了，什么当时好像有那么回事，记不清了；又是什么工宣队于队长主持干的，他们迫不得已了；又是什么军宣队亲自定的，他们是磨道上的驴﹣﹣听喝了等等。东拉西扯，绕来绕去，就是不往自己身上绕。

光听辘轳响，不知井在哪，工作组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找到了那口十分关键的井。经研究，他们认为，军宣队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太分散也太远，等找到他们，早已时过境迁了；只有在工宣队上下工夫了，虽然工宣队的人也五零四散，但毕竟都没出鞍山市内，经过认真查找，终于找到了当年那位工宣队的于队长。

这位当初曾经以工人领袖自居的，不可一世的人物，此刻一扫往日的威风，吓得端肩缩脖。

十年的光景，别的事他都记不清了，唯独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他还依稀记得，但他一口咬定不是他定的，他说他主要听我们单位意见，如果说他有错，那就错在我们单位上报的材料，他没经调查核实就通过了，为了替自己解脱，他还美其名曰为相信群众。最后他还说，光他这儿通过了不行，还要上报，结果是上报了两次都没批，至于最后怎么给定的，具体事，他说他记不清了。、

根据上述情况，工作组把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打过人的人全部召集在一起开会，在会上，工作组的人十分严厉地指出："首先要弄清楚你们现在都有罪！不到百八十人的单位死了十六个人，受迫害的又这么多，没你们的事？告诉你们，谁也逃脱不了，你们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决定，需要先摸情况，识时务者，挺身站出来，说明当初是怎么回事，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经过反复交待政策，最后曲艺团那位专案组的副组长冲出同盟，决然地站了出来，堡垒终于从内部攻破了。

专案组副组长在大会发言中，揭开了事情的真相，她说："单田芳的事我知道，用不着推来推去。"她指着团里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咱们第一次给单田芳报十五年有期徒刑，是不是你让我去跑的？市中级法院看过材料之后，说不够判，缺乏证据，把材料打了回来；咱们又重新研究，你说十五年不行，给他减点儿，改为八年；第二次还是我去送的材料，结果过些日子又打回来了，说判八年也不行；你当时傻了，大家商量把他放了，你说，不能放他，那小子得理不让人，把他放了，对咱们太不利了。这些话是你在会上说的，后来工宣队于队长提了个建议，说给他戴个帽就老实了，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不就老老实实地听唐僧的了吗？"

"大家对于队长所提的没有争议，最后哪儿也没报，只让斗批改领导小组卡了个戳，便把单田芳送走了，这一切一切，你都忘了！"

副组长这一揭发，她所在的那个小同盟一下开了锅了，大字报又铺天盖地而来，形势骤然好转。造反派的头头一看所有的大字报，几乎都是揭发他的，他这一向胆大主意正的小白脸儿也知道害怕了。

那天散会后，他追上我，煞有介事地解释道："田芳哥，你看，现在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我身上了，那意思我非要给你定个现行反革命，一个个全杀了回马枪，好像根本没有他们一点事儿了似的，我承认我是头，那也不能炒豆大家吃，炸锅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呀！"

没有做更多的回答，我只简单地说了几句："你呀，实事求是，你怎么做的，是你的事，我不想谁把我整了，反回头我再把别人如何如何。"

继和我谈话的第二天，那位造反派的头头自已给自己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用词挺厉害，什么我有罪，我迫害了单田芳……。工作组看过后说他写得太笼统了，光有罪是空的，大帽子底下开小差……让他写得详细一些。从此，他天天埋头写材料；他的难兄难弟也受不了啦，没谁让，也主动写起了材料，除了他们以外，小同盟的其它几个骨干成员，像专案组副组长呀，上窜下跳的小爬虫啊，他们受形势所迫也不得不提起笔来。

落实政策，在文化系统有了一个新的突破，从一九七八年三月到十月，经历了半年多的奔走，我终于看到了一抹亮丽的曙光，相信不久，一个期待已久的一轮红日冲破云缠雾裹喷薄而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就会出现。

事情搞清了，工作组找我谈话："单田芳，你的事基本明白了，你可以安心在家听信儿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伟大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日子。

全文化系统的平反大会在曲艺团的大礼堂里举行，接到这一通知的前几天，我正在长春处理善后。因为女儿惠丽生孩子，我把返回的时间修改了，直到一个又白又胖的大外孙子哇拉一声落地的时候，才按老伴儿电报上写的时间，返回了鞍山。开会的头一天，工作组又找我谈了一次话："单田芳，你的问题弄清了，但，你要记住，文化大革命的账，不要算在哪一个人身上，迫害你的人，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不管他们怎么想的，在那大环境中，他们不可否认地做了错事；我们经过了解，总的来说，你们个人之间没什么恩怨，甚至说你们的关系还都处得不错，要恨就恨"四人帮"，切切不要对他们耿耿于怀……"

我听后当即表示："我决不会做出那种你整了我，反过来我又整你的不大度的事来，你们只管放心好了，我会正确对待的。"

谈完话后临行时，告诉我在十六号那天的大会上，要我代表受迫害者发言，说之所以选了我，是因为我受的苦最深，还嘱咐我切切掌握住分寸……

会开得很隆重，受迫害的人，除掉含冤而死的以外，全部参加了。当我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那张盼望已久的平反昭雪书的时候，看着那并排卡着的鞍山市落实政策办公室和鞍山市文化系统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两枚鲜红的印迹，我心痛欲碎。

就是这张小小的纸片呀，给了我单田芳第二次生命；就是这小小纸片儿呀，重新赋予了我做人的自由……

小小纸片儿，是我再度获得人权的根据；小小纸片儿，是彻底改变我命运的凭证；小小纸片儿，是决定我人生的象征；小小纸片儿，将在我继续前进的道路上警钟长鸣……

曲艺团恢复了，新的领导班子走马上任了。书记苏兴武把落实政策后重新恢复公职的我请到了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田芳啊！你是曲艺团的开国元帅，你多才多艺，现在咱曲艺团重建了，你又落实了政策，该是你重创灿烂，再造辉煌的时候了，把旧的一页翻过去，拿出干劲来，咱们共同携手，干一番事业。"

重新获得了政治、艺术双重生命的我像要迎接春天的燕子一样，早已梳理好了翅膀准备跃跃欲试了，听了书记那番鼓舞人心的话之后，等于是火上加油，我万分激动地说："书记，您放心，能继续从事我心中最爱的事业，是我十几年来梦寐以求的事，如有这样大好的机会，我怎能不竭尽全力呢？"

"好！"苏书记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过·…·……"他轻轻叹了口气，又语重心长地接着说："现在曲艺团下放的下放，离职的离职，虽然叫曲艺团，但空有虚名，经过研究，支部决定委任你做书曲队队长，专管书曲那一摊儿，但阵地没了，恢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想办法，身为书曲队队长，这项艰巨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你的肩上了……."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我，只想到以百倍的努力，把十几年来失去的艺术青春再重新补回来，至于有多大困难，我没有想过。接了书曲队队长的职务之后，我立马投入了战斗，一方面招兵买马收拢旧部；一方面东奔西跑，收复失地。

在我一片热诚的感召下，那些热爱曲艺工作的中青年演员，陆续地回到了我的身边；经我不厌其烦地磋商谈判，终于把已经改为商场和杂粮店的两座地处黄金地段的房子要了回来。并亲自为这两处茶社起了名，一个叫"繁荣"；一个叫"百花"。并按着我的构想，打通隔断，重新设计舞台、座位、灯光照明……

我起五更、爬半夜，风里来、雨里去，终于由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到，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根据地有根据地了。

另外，更主要的是心境不同，那时候什么心境？现在什么心境？那时候是生不如死；现在是重获新生；那时候是万念俱灰，现在是踌躇满志。

工作上做出了成绩，家里也变了样，以我师弟为首的那些转过向来的朋友，看我的住房条件太差，大家集资花八百块钱为我买了一个房宽炕大的独门独院。

住进了自己的家，又是合法公民。惬意之际，不免想起昔日四处飘泊，像贼一样东躲西藏的悲惨情景。看现在，比过去，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每当此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突发一声慨叹："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

往日的朋友，又都闻风而至，每天我家那铺能并排睡下十几口人的大炕上，都坐满了来自四面八方远远近近向我祝贺的亲戚朋友，而且，这帮走了，那帮又到，始终热热闹闹。

远在长春的两个孩子，接到喜讯后，女儿回来了；儿子说要晚回来几天，有心计的小伙子，为了给我的这个空无一物的新家增添内容，正联合他的那帮木匠朋友，日以继夜地赶制家具哪！家具打完了，用火车发过来了，嘿！沙发、立柜、五斗橱、写字台，应有尽有，而且样子还非常时尚。宽大的房间，配上这套一流的家具，就像一个可塑性很强的女人，又穿上了一身高档时装一样，马上就显得雍荣华贵了。

两个由我亲自设计，亲自监工，修缮一新的茶社，也正式挂了牌，和三尺书台久违了十载有余的我，又要粉墨登场，重操旧业了。但能否再现当年风采，我一直持怀疑态度。主要原因是嗓子坏了，牙掉了，这两种病对一般人来说，无关大体，可对吃张口饭的说书人来说，不能不为之大忌。

为了消除我的顾虑，由组织出头，为我找了一流的耳鼻喉科专家，做了一例成功的手术，之后又把我的牙一一补齐了。这一切都是为七九年五月一日，也是我单田芳十年后的首场演出做的准备。

海报贴出去了﹣﹣单田芳﹣-《隋唐演义》。在鞍山市的小范围内，我的名声还是有的，那些曾经拥戴我的老听众奔走相告：单田芳又回来了……

五月一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是六点三十分的晚场，天公不作美，上午一碧万顷，下午竟下起雨来了。我在去书场的路上，还嘀咕："选来选去，还选了这么个倒霉的日子，好模样的下什么雨呀！这要没有几个听众该有多难堪。"

等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拐过弯儿，来到繁荣茶社门前的时候，一下子把我惊呆了，就见门前的空场上站的全是人，密密麻麻，把门都堵住了，可能是门太小，人太多，大家都在争抢着往里挤，不知谁喊了声："单先生来了，快给让让。"那些正在使劲往里挤的人，听见喊声，停住了，大家自觉地把门闪开。

我双手抱拳一举带过，怕耽误观众入场，快步进了书场，但见二百四十个定员的书场座无虚席，难怪外边的人挤不进来，场内的观众见了我，全都自觉地站了起来，接着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且经久不息，这场面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料想到，也是说书史上绝无仅有的。

我激动得浑身发抖，热泪盈眶，意忘记我是怎么样登上三尺书台的。站在台上，瞪着盈盈泪眼，望着场内那一张张笑脸，心想：我单田芳被打到台下十年有余，十年后的今天，再度复出，竟会遇上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看来仁慈宽厚的"上帝"呀，你们并没忘记你这苦难深重的儿子，我……谢谢你们了……

听众们的掌声停了，我面向亲人，满怀深情地说："我个人文化大革命中摊的事，可能大家已有耳闻，感谢党的三中全会，落实政策，我今天才会得以重登书台；想不到首场演出会有这么多热心的听众捧场，我太受感动了；为了回报大家的厚爱，我要好好说说。但未说前，我必须先声明一下，由于下放农村，已经和说书断缘十几年了，我的嗓子也坏了，所以能不能说好，甚至更严重一点儿，会不会说，我心里没底儿，不过我要尽力而为。"

我确实竭尽了全力，一部《隋唐演义》，让听众们全部沉浸在那生动曲折荡气回肠的故事情节之中了，至于我的嗓子好坏，似乎没人理会，甚至还有人说，他那嘶哑的嗓音，听起来别有味道，京剧表演艺术家麒麟童不也是以嗓音沙哑而著称吗！我和麒麟童一样，都属于"海派"?

繁荣茶社，在我一部《隋唐演义》震憾下真的繁荣起来了，从五月一日那天，天天爆满，二百四十个座席的书场，不仅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屋里爆满不算，门外还堆着那么多人进不来，有的急得砸门，有的大呼小叫弄得茶社经理首尾难顾焦头烂额；最后没办法，只好强行规定，每人只限两张票，就这样还是不能面面俱到，每天晚上六点半开书，六点就关门了，任那些急得发火的听众把门砸烂了，把嗓子喊哑了，也只好让他们砸，让他们喊去好了。

十年后的今天，我重返书台，可为梅开二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要说有名气，头二十年前我就已经有了，不过，那时候的名气不大，而且只局限于鞍山市那个小地方。之所以名气不大，一方面，那时候我刚刚出道，虽说是小荷已露尖尖角，但还有一多半裹在蕊苞里没有展示出来。二，对广播电视的宣传没有认识上去，缺少用现代化媒体的弘扬与包装的意识，所以对外的影响就很难扩大。

下放农村十年，我与评书彻底绝缘了，取代它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十年后，重抄旧业，按规律，应该是生疏了，退步了，可同事们听了我的书都说："田芳，你的记忆力太惊人了，扔了十年了，上台后照样口似悬河，比原来说的还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是我比所有的人都聪明吗？不，连我自己都不承认，按我的解释，无非就七个字：磨刀不误砍柴工。在下放劳动艰苦的环境下，以至漂泊在外卖水泡花那段苦难日子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那评书。稍有余暇，便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白眉大侠》《三侠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大明英烈》等书目，把所掌握的诗词歌赋，以及从小念过的教科书，甚至我学过的外语，都不放过。正因为，我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心里边一直装着我的事业，所以十年后重新用上它们的时候，才这样得心应手，才这样滚瓜烂熟，才这样口似悬河。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正值隆冬季节，落实政策后不久的我，抽百忙一暇，回到了阔别了四年之久的改造地﹣﹣台安县杜大连炮大队。自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出走之后，四年没回来过一炮大队。自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出走之后，四年没回来过一次，是不想回来吗？不，是我不敢回来。因为那时候我走得不光彩，作为现行反革命，我属于畏罪潜逃。落实政策之后，身份变了，由一个现行反革命、四类分子、阶级敌人，一跃变成了合法公民、评书演员、书曲队长；过去是畏罪潜逃，而今该叫衣锦还乡了。

此行之目的是什么呢？处理一下善后，像起户口，履行房产移交手续。最主要的是最后一项，当初答应把我的房子，转让给对我有恩的孙志平，可那时候只是口头协议，没有落到纸上，既然给了人家何不留个堂而皇之的凭证，让人家放心嘛。

我在这儿还有一些秘密的朋友，这些朋友，在我最难熬的日子里，曾暗地里给过我帮助，给过我支持，给过我鼓励，他们有恩于我。作为我，能自己逃出苦海，连回头看一眼那尚在这里的朋友都不想吗？为此，再忙，哪怕忙得不可开交，也要千方百计地挤出一点时间来拣拾苦涩的记忆，重温心酸的旧梦……

到了杜大连泡之后，经过筛选，决定先投奔我最好的朋友刘凤江那儿，老刘家在杜大连泡算是殷实人家，人口多，房子也多；我之所以首先想到去他家，一是我们交情较厚，其中也不乏有住着方便的想法。

刘凤江一见我来了，又惊又喜，两个表面上沉默了四年的朋友，今天，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顾忌地抱在了一起……

我来杜大连泡的消息不胫而走，杜大连泡沸腾了，社员们一传俩、俩传仨，"单田芳又回来了，单田芳又回来了……"

这一传不要紧，全杜大连泡几百户，几乎是倾巢而出，刘凤江的房子再宽，院子再大也容不下几百号人哪！炕上、地下、屋里、屋外，甚至院里院外，街头巷尾，全都站满了人。据说杜大连泡过去曾经唱过几次京腔大戏，但没有一次像我来这么热闹。大家围着我，像看一个怪物似的，一个个不说话，都张着嘴、瞪着眼、呆子一样、傻子一般，要不是刘凤江提示："你们看什么，不认识老单了？"很难说大家什么时候能在惊谔中蓦然醒转。往往，人在没有一点儿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而出现上述麻木的状态，是不足为怪的，更何况我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四年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了哪？

当大家从麻木中惊醒过来的时候，场面骤然变得热烈起来，这个问："你当时怎么走的？"那个问："你出去这么多年都到哪去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给大家删繁就简地介绍一下，就这样，还引得大家一阵又一阵的哄堂大笑，我清楚地看到，其中大多数人是含着泪笑的，这些人心里想的什么，我知道，他们之所以悲喜掺半，是为我痛苦的过去，和幸福的今天。

朋友们争着抢着请我到家去吃，到家去住，为了都能照顾到，他们自动自觉地排上了号，今天你家，明天我家，后天他家，奈我时间有限，不能面面俱到，只好有所选择了。

昔日曾经打过我，收拾过我，当众污辱过我的那些大小队干部，也纷纷出面来看我，但，不是全部，那些自觉做得过分一些的，可能考虑见面时太尴尬，一直没有出现。哎，你别说，那个对我一向心狠手黑，刻薄之极的三队队长，竟出乎我之预料，主动登门了。他坚持要请我去家里做客，说他那儿吃的，喝的，都准备好了；我推说时间太紧，去不了；他满脸沮丧地说我不肯到他家，是生他的气……

我耐心地向他解释："我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你当时是生产队长，我是四类分子，你那样做也是不得已的，我理解你的难处……"

队长听了，挤出几滴热泪，他一边用那只粗糙的手掌擦抹着一边说："你既然不怪我，那你就一定要去，不然……"

尽管他百般邀请，最后还是被我谢绝了，但这里边丝毫不是因为当初的恩恩怨怨，实在是我没有时间了，不过事后，我还为那次没去他家而谴责过自己，因为以后再想去不会有机会了，他死了。据杜大连泡的朋友们说，队长很不幸，媳妇跟人家不明不白地跑了，他唯一的儿子掉水沟子里淹死了，他本人患了一个吐血的病，不知是没钱治，还是他觉着活的不是滋味不想治，一直挺到把一腔子血都吐干了的时候，也没进一次医院……听了后，我为他枯燥、乏味、苦楚、酸涩的一生而叹息。

由于登门看望我的人太多，刘凤江家里容纳不下，大队长一道命令，说晚上在大队礼堂开欢迎会，让全杜大连泡的人，都有机会看到我……

欢迎大会准时召开了，大队礼堂人声鼎沸，我同大小队领导干部坐在台上，台下几百张笑脸望着我；大队长发言说："今天开这个会是庆贺老单落实政策，返回城里，咱们大家替他高兴，老单说，这儿是他的第二故乡，是的，希望老单将来别把我们忘了，经常欢迎你到我们农村来，我们有事到鞍山，你也别把我们拒之门外……"

最后轮到我发言了，我介绍了在外边的逃亡经过，同时谈到了落实政策，我说，没有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单田芳仍旧要背着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像贼一样东躲西藏，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是党的英明决策救了我，使我重新获得了政治生命，再度登上三尺书台；三中全会是个划时代的会议，它不仅挽救了像我一样成千上万的人，从历史意义上说她挽救了党，挽救了我们的国家，现在三中全会的精神，已经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我们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温暖着十亿人民的心，各行各业在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下，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次回到咱杜大连泡，我就有很深的感触，首先是大家的精神面貌，和过去大不一样了，大家的心都在往发家致富上用劲了，人心齐，泰山移，只要咱坚定不移地按着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坚持奋斗，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哪！"

我的话，字字句句都说到了大家的心坎儿里，在场内引起了暴风骤雨一般的掌声。

在我离开杜大连泡之前，在大小队领导的陪同下，像领导视察似的，参观了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地方，尽管这些地方给我留下的都是些苦、辣、酸、涩的回忆，可没有苦辣酸涩，光有甜，怎么能构成百味人生哪！我参观的最后一个地点，就是我一家人曾经栖身过的小巢，房子让给了恩人孙志平，虽然倒手后经过了修缮，但基本面貌没变，屋子里留下的东一笔，西一笔的，苦难的生活痕迹，还依稀可见；哪一笔痕迹都像齿刀一样，锯拉着我的心。

面对强烈的黑白反差，痛定思痛，我感慨万千，人在世，花在时，这话一点不假，同样是我，倒退几年鬼都不如，政策一变马上就不一样了，我感到，是从地狱，跃上了天堂；从失去自由又回到了自由的人群里面，真是天壤之别，自此之后我曾跟很多人讲，人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三中全会后，千行百业都在拨乱反正，都在陆续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表现在新闻出版方面，成绩更为卓著，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在挖掘整理传统书目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先后出版社，在挖掘整理传统书目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先后出版了多套传统大书。

家的家传本《明英烈》也被列入了他们的出版计划。

这正是我求知不得的，自私地说，一方面可以借此扩大一下我的知名度，一方面可以为我那刚刚落实政策，一穷二白的家，添补一点儿内容；我回团后，工薪是八十块钱，买房子是朋友们为我集的资，大家都不富裕，总不能住上房子后就不想着还钱了吧，我八十块钱，每月要拿出一半来用于债务上，剩下的那一半儿，才是我一家的生活费用。进城了，不比在农村，一开开门，哪都要花钱；四十块钱，对我一家人来说，算是最低标准了。之所以没有到捉衿见肘的程度，那是我通过在农村几年艰苦的生活，改掉了霍无度的恶习，懂得了珍惜每一个铜板儿的缘故。

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名利双收的机会，我怎么能错过呢？

从此，我谢绝了所有的外事活动，关门闭户，搞起了写作。我排除一切干扰，像老僧入定一样，把整个精力都凝聚于笔端，跃然于纸上，一本、两本，三本，字数多少，我没计算过，仅稿纸就用了几百本，用秤约，也得有二十多公斤。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部书接着一部书面市，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二十年来，从没有倦怠的时候。

有耕种，就有收获，我先后被评为局劳模，市劳模，又从书曲队长，提升到了曲艺团的业务团长，一顶又一顶光芒四射的桂冠，接二连三地戴在了我的头上；后来由支部推荐和各方努力，几经周折，我的评书《隋唐演义》终于上了广播，上了屏幕，随着现代化媒体的彩色声光，传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在鞍山有一位叫单田芳的哑嗓子的说书人。

为了给曲艺团创收，支部决定由我带队，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

演出队集中了多种曲艺形式，有相声、评书、大鼓、二人转、单出头等，在演出的排列上，相声等曲艺形式在前，评书断后，内行叫压轴，这种排列方法，一般来说是不多见的，也可以说是破天荒，一场戏，如果把相声等气氛红火的形式放在前边，让评书在后边玩深沉，能够玩得住吗？而在我这儿就一扫过去的陈规，硬是出现了一反常态的效果，玩住了。

我们的演出队，经营口，过通化，取道石家庄，从石家庄转向陕西，五下西安后，再去汉中，铜川，然后面向全国各地……

因为我窗户眼儿吹喇叭﹣﹣名声在外，无论走到哪儿，那些熟悉我的听众，都想见见我本人，出于好奇心，无形中增加了票房价值，所以收入上十分可观，可以说，走一路红一路，去一方，响一方。

各地的出版机关，听说我去了，全都不失时机地向我约稿，我是有求必应，毫不回避；晚上，别人打扑克、下象棋、搓麻将；我下台之后，洗把脸，抄起笔来，奋笔疾书，一直写到天亮。像这种玩命现象，绝非一朝一夕，而是二十年如一日。有时累得腰酸背痛的，也想过打退堂鼓，可每每这个时候，我的理智就会站出来，严厉地正告我："怎么了！疼自己了？在农村那阵，你白天十五六个小时的干不算，晚上还要到生产队去义务劳动，腰都快累折了，没办法，见没人的时候，偷偷地躺在凉地上直直腰；如今给你自由了，有这么多约稿，你沙发坐着，烟卷叼着，茶水喝着，还累了？"

这么一自我约束，就不知累了，马上又精神抖擞地写了起来。一口气儿又写到天亮，早晨上班，一个上万字的段子，干净利落地放到了编辑面前。

这样拼命地干，除了不辜负出版机关对我的期望而外，其中也不乏有为自己创收的因素。有党的富民政策，我也是十亿中国人民中的一员，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长项，去发家致富呢？我虽然没有成为腰缠万贯的大款，可在我的奋斗之下，为那一穷二白的家，添置了很多追赶潮流的东西，像电视呀、自行车呀、收录机呀，等等。过去在电台录音的时候，我一向是徒步而行，有时走得满头是汗，还要耽误时间；现在可以骑着自行车，沐浴着晨光，轻轻松松，从从容容地来来去去。为此，我经常教育子女不要忘本，不止一次地让他们抚今追昔相互对比，珍惜眼前的一切，做一个知足长乐的人。

自从《隋唐演义》在电台一炮打响之后，我又接二连三地录制了《明英烈》、《三国演义》、《水浒》，后来又录制了《白眉大侠》、《三侠五义》等等，时至今日，加上《三侠剑》、《曾国藩》,我一共录了能有七十余套评书，而且大多是些长部头的，像《隋唐演义》、《白眉大侠》等都长达二、三百讲。

除掉继承和发展老祖宗留下的遗产而外，我认为，一个评书演员，应该在继承和发展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作出更好的评书书目。积于这一点，我开始着手创作自己的作品，首先，我对近百年史很感兴趣，因为我在辽宁大学函授学习时，所攻的就是中国近代史那一科目。为此，我还搜集了大量资料，结合评书的特点，创作了一套《百年风云》。

这部标新立异的现代评书《百年风云》播出以后，各界舆论哗然。大家都认为是一套教育性、艺术性很强，是教育与娱乐一体相融的，不可多得的好书。虽已经出版，但是还有好多家出版社要求再版。但遗憾的是，由于太忙，只写了前两部分之后，一直想给这部书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可到现在也没圆上这个梦。

除了录书以外，我还和全国多家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多部评话小说，如《薛家将》、《包公案》、《连环套》、《童林传》、《三侠剑》、《大明风流谱》、《燕王剑侠》、《永乐剑侠》、《白眉大侠》等等。

这会儿有人对此会提出质疑，说你身为曲艺团副团长，又是演员队里的主力，每天率队演出，演出回来去电台录音，在那样百忙之中，还能出版那么多部书，你是怎么样巧妙地安排自己的有效的时间的呢？

我的回答就一个字"挤"。是呀，那么多事情，不靠挤，是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的。

就拿写这部书来说，完全是在接连不断的繁忙状态中，采取见缝插针的方式抢录的，能在这种紧锣密鼓中完成洋洋三十万字的长篇传记，好坏莫论，我足足"挤"了近一年时间，如果写小说，这一年足可以完成一两部，甚至还多。

我目前虽然每天工作量很大，工作内容这么多，但我从不潦草从事，无论对待大事小情，只要干，就干得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就拿说书来说，我说的大多是传统的熟套子书，如《隋唐演义》、《明英烈》，我本人随便抄起哪一部书，都是滚瓜烂熟，可就对这样熟得不能再熟了的书，也决不掉以轻心，每次录音或演出前，都要认真备课，按我自己的话说叫"一遍拆洗一遍新",也就是说，每说一遍都要有新的发现，新的改进，新的突破。

身为曲艺团业务团长，我的主要任务是率团演出，今天到这个城市，明天到那个城市，像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连喘息的工夫都没有。在此期间，电台录音，出版社出书，又不断地牵扯着我，弄得顾此失彼，焦头烂额。经过权衡之后，从大局着眼，我觉得不能这么忙忙碌碌下去了，应该趁自己还年富力强，多录几部带，多出几部书，给后人留下一些宝贵财产，其贡献远比专为一个曲艺团创收要大得多。

决定下来，我毫不犹豫地向组织上提出了退休申请。时值公元1986年。

这一突发之举，使曲艺团上上下下非常震惊，甚至有的人感到是天方夜谭。因为当时的我是一连几届的局劳模、市劳模，又是曲艺团业务团长，广播有声，电视有影，出版社接连出书，干得腾腾火火，正是所谓的如日中天的时候。

领导上苦口婆心地劝我："你不能走，尤其在这个时候，作为你，正是春风得意之际，分房子，长工资，等等等等，你都是排在头一号上，这估且不谈，从曲艺团的工作上，你想过没有，你一走将会造成多大影响。"

我的态度明朗："我退休，不是解甲归田，去颐养天年。我是为了去做更多的工作，多录一些书，多出一些书，把服务面扩大到全省，乃至全国，这样贡献会更大一些。"

不管我的理由多么充足，多么有说服力，组织上没有同意，一直拖了十个月，但我决心已定，不断地找组织谈。最后组织上看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经过研究后，批准我提前退休，当拿到退休证的时候，简直乐得跳了起来，回家后全家人还为此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

第二天，我便重新安排了作息时间，这下，可以无所顾忌地，大踏步地去电台录书了，并且再也不受时间的约束，不受演出的牵扯，甩开膀子随心所欲地录，坦坦然然地录了。

过去由于忙着演出，和一些出版社中断的出版合同，此番全都重新签定了，我走山东、去河北、奔河南、到内蒙古，哪个出版社出我的书，我就人走家搬，住到那里去写。二十年当中我总共出了四十多部大书，洋洋两千多万字。

1986年退休以来，我的事业红红火火，突飞猛进，从一个台阶，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是党的好政策，给我安上了腾飞的翅膀，我要击风搏雨，穿云破雾，向着更高的目标奋飞不止。

为了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拓宽道路，我决定去北京发展。在我的印象中，北京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在那儿干会更有前途，更有干头……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来源：玫瑰香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