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5年四月初，京汉线上最后一班夜车驶入丰台站，车窗外的杨柳依稀泛青。那节硬座车厢里，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农民，他攥着半旧布包，神色却分外坚定。同行的人都喊他“宋五”，这正是毛泽荣——毛主席同族五弟。这趟远行，对他而言既是探亲，更像一次使命。

1955年四月初，京汉线上最后一班夜车驶入丰台站，车窗外的杨柳依稀泛青。那节硬座车厢里，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农民，他攥着半旧布包，神色却分外坚定。同行的人都喊他“宋五”，这正是毛泽荣——毛主席同族五弟。这趟远行，对他而言既是探亲，更像一次使命。

列车进站前，毛泽荣心里不停盘算：三哥如今在中南海，自己该先说什么？鞠个躬？还是直接把那些压在乡亲们心口的难处倾吐？自打国家推行统购统销后，韶山一带配给紧张，早晨掰半个红薯便算一顿，农忙时更觉力不从心。想到这儿，他握紧了布包——袋里除了一两衣物，还有乡亲们托付的叮嘱。

四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毛家兄弟二十多年后重聚丰泽园。书架林立，屋子显得局促。毛泽荣脱口而出：“这房子不大。”毛主席莞尔，递烟示意坐下，随口问：“路上可还顺利？”仅此一句寒暄后，气氛迅速回归严肃。彼时的毛泽荣对白内障尚未痊愈，眼神发涩，却毫不遮掩焦急。他低声道：“乡里口粮紧张，大人一天一斤，小孩三两，春荒难过。”

毛主席侧身聆听，眉头蹙起。几年间，他自认为通过各地报告已掌握大致民情，却没料到堂弟的描述如此直白。夜色渐深，灯火微黄，毛主席让秘书速记，随后把在京的中央领导召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依次落座。堂弟当着众人再次说明：“田里人要干活，光一斤米怎么够？城里还能买副食，我们乡下连菜油都没几滴。”短短数句话，锋芒直指要害。

周总理试图解释财政收支与工业基建压力，话未落音，毛泽荣接茬：“建设我支持，可得让人有饭吃！”一句“你们还有副食买”出口，连书记员都停了笔。沉默几秒，周总理不再辩驳，只轻声说：“情况得再核实。”毛主席示意先散会，把堂弟拉到侧室：“你讲得对，不查不行。”

翌日，中央工作组赴湖南调查。不久，统购数字下调，补贴政策临时追加。一纸电文，直接改写了当年若干省的粮食分配方案。毛泽荣回乡途中，车上仍是闷热，但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回到韶山，乡亲们围住他问北京见闻，他只说一句：“三哥让先填饱肚子，再想别的。”消息很快在山坳里传开，农户开始领取追加口粮，春耕秧苗也算保住。

时间再往前推二十多年，毛泽荣的身世并不显赫。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组织农运时，经常到东茅塘毛家小屋商议。他口中的“宋五”那时还只是乡会通讯员，抄着石灰笔写标语。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弥漫湘中，毛家亲眷四散。毛泽荣辗转洞庭湖畔，不敢暴露身份。直到抗战期间国共再度合作，他才悄悄回湘种田，家产早已卖空，只能借住外祖父屋檐。

1949年十月一日，收音机里传来天安门城楼的洪亮宣告，他抿着冷茶，望着瓦檐滴水。热泪里既是激动又有惆怅。他写信报平安，也说到家贫难支。那年冬天，毛主席回信寄来皮衣料和补助款，字数不多，却让洞口屋里亮堂了许多。之后每年春节前，都会收到几百元贴用，可他始终没接到进京邀请。毛泽连等族中兄弟相继去北京，他心里生出不平衡，“难道三哥忘了我？”每当夜深，他就在油灯下反复把三哥来信读一遍，又小心收好。

1953年春天，他忍不住第二次开口，信件托人北上。毛主席考虑堂弟眼疾，回信劝他暂缓行程。两年后，见眼疾稳定，又让表侄文九明护送入京，并垫付路费。这才有了开篇那趟火车，也埋下“告状”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荣在北京逗留期间，毛主席让裁缝为他量身做了棉衣呢大衣，还硬塞下一箱酒，“带回去招待亲友。”毛泽荣不会喝酒，拗不过，抱箱子上了车。春节前夕，他把酒分给左邻右舍，乡亲们说：“宋五这趟没白去，帮咱们提了真话。”

1960年代初，毛泽荣又写信提到农村口粮配给和田赋征收。毛主席依旧批阅，但因全国局势复杂，并非所有意见都能立即兑现。即便如此，只要他提出，中央都会派人核查。这种特殊的“民间回路”，在湖南乡里流传已久——“宋五一开口，北京就重视”。

1972年冬，他最后一次进京。彼时毛主席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仍抽空与堂弟促膝。毛泽荣没再谈政策，只劝三哥保重。临别时，两人相对无言，室外北风裹雪，屋内钟表滴答。四年后，广播里传来噩耗，毛泽荣跪倒院中，说不出话。

1977年夏，他随省代表团北上瞻仰遗容。水晶棺端立，他久久未起。回乡后，他再未提及进京往事，只在自家屋檐钉了一块小木牌，写着“丰泽园旧事”。1986年正月，他在故里病逝，终年八十九。

毛泽荣生前多次自嘲：“我不过是个放牛娃。”然而正是这位放牛娃，把最基层的声音直接带到中央，改变了上亿人的餐桌分量。粗布衣衫与丰泽园书香隔着天壤，却因为血脉、诚意与胆识，形成一道罕见的沟通通道。历史细节并不会淡去，它们藏在每一粒被追加下来的米谷里，实在，也沉甸甸。

来源：一枝青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