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视觉化与即时化的数字语境下，一段来自湖北原创舞剧《乐和长歌》谢幕环节的“钟声覆盖鼓声”的15秒短视频，在发布后48小时内迅速引爆多平台流量，不仅在抖音创下播放量突破3200万的纪录，更在B站激发用户自发二创剪辑量达1.7万条，形成一场

在当代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视觉化与即时化的数字语境下，一段来自湖北原创舞剧《乐和长歌》谢幕环节的“钟声覆盖鼓声”的15秒短视频，在发布后48小时内迅速引爆多平台流量，不仅在抖音创下播放量突破3200万的纪录，更在B站激发用户自发二创剪辑量达1.7万条，形成一场具有广泛社会回响的文化传播现象。这一事件不仅反映出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容传播的爆发力与渗透力，更凸显出传统文化要素在新型媒介生态中所能激发的参与性文化活力。

该片段源自专业剧场演出，本属于闭合场域中的艺术表达，却在被观众以手机即时截取并配以“和平即最强音”字幕与成都本地话题#耍都听钟声#后，迅速跨越剧场边界，进入大众日常传播网络。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手段不仅重构了文化内容的传播路径，也重新定义了公众接触、理解乃至再创造传统文化的方式。短视频作为一种低门槛、高感染力的媒介形态，使得传统礼乐符号得以摆脱仪式化的展演框架，融入当代青年的情感结构与表达习惯。

更值得深入解读的是，这一传播行为并未停留在简单的视听转发层面，而是演变为一场具有深层文化互动意义的公共实践。当古老编钟的庄重音色被嵌入现代都市夜景、军训现场、电竞直播、汉服展演、航天发射等多元现代场景时，它不再仅仅是历史声音的再现，而成为可被挪用、重组和阐释的文化资源。年轻人将钟声作为“反暴力BGM”进行创意使用，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自觉的文化转译，他们以指尖为工具，以平台为舞台，构建出传统与当代之间的新意义联结。

从传播机制上看，这一案例也揭示了微观叙事在注意力经济环境中的宏观传播潜力。一段仅有十五秒的钟声，因具备强烈的象征性、情感上的共鸣力与开放的解释空间，得以在碎片化的信息流中实现高效传播与多次再生产。这种传播不仅扩大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更在参与式实践中悄然重塑文化权力的结构，使青年一代从被动的文化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意义共建者。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见证的远不止是单一剧目的“出圈”，而是一种基于数字媒介的新型文化生产关系的形成，它包含内容共创、意义共享、情感共鸣与身份共构等多重维度。青年通过创意使用传统符号，不仅在重构文化表达的形式，也在探索个体与历史、国家、文化传统之间的认同连接方式。

因此，这一现象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技术迭代加速、传播逻辑不断重构的背景下，传统文化如何持续激活其在当代的生命力？青年群体又如何通过日常化的数字实践，实现文化传承与身份建构的双重目标？这些问题的答案，深植于这十五秒钟声的传播轨迹与再生产过程中，有待我们通过跨学科视角深入剖析，以揭示数字时代文化传承的新机制与新路径，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转型与复兴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一、微内容的宏观力量：十五秒如何成为文化传播的杠杆

十五秒，这个在短视频时代被视为标准时长的微小时间单位，表面上看似短暂到转瞬即逝，实则蕴含着改变文化传播格局的巨大能量与革命性潜力。这个被算法推荐机制严格限定的时间单位，却奇迹般地成为《乐和长歌》中“钟声覆盖鼓声”这一艺术意象引爆网络传播的支点与催化剂。从传播学视角看，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当代文化传播范式正在发生的根本性转变：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符号，从线性传播转向裂变式扩散，从权威解读转向全民共创的传播模式，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传播方式上，更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生产和接受的方式，甚至重新定义了文化传承的路径。这十五秒内容如同一把经过精密设计的钥匙，以其恰到好处的时长和表现形态，轻易打开了年轻世代对传统文化疏离已久的心门，也为我们重新思考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鲜活的研究样本与理论创新的契机。这种转变需要我们从媒介环境学、符号学等多个角度进行跨学科解读，才能把握其深层意义。

这种传播成功的背后，首先源于其技术层面的低门槛特性与感知的直接性，这是数字时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特征。低频钟声带来的沉浸式听觉体验，是一种能够跨越文化层级的通感体验，它不需要任何专业的乐理知识铺垫，就能直击人心产生情感共鸣，这种感知的直观性打破了文化接受的壁垒。从物理声学角度看，低频声音具有更强的空间穿透力和环境包围感，这种天然的物理特性使得文化传递得以突破知识储备的限制，成为一种本能的情感触动与身体记忆。当这段钟声在数字社交空间回荡时，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声学环境场域，让听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特定的情感状态，这种体验的直观性和易得性，是其在短视频平台实现迅速传播的重要基础，也是其能够产生广泛共鸣的物质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声音符号打破了语言文字的障碍，使得不同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的受众都能产生共鸣，极大地扩展了文化传播的受众边界和影响范围，实现了文化传播的民主化。这种技术特性与传播效果的关联，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更为关键的是，这十五秒内容本身被赋予了极强的“可塑性”和“延展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特征。它并非一个封闭、完整的艺术表达，而是一个开放、待填充的“意义空筐”，等待着不同受众的个性化解读和创造性使用，这种开放性结构是其能够产生广泛传播的重要条件。短视频平台的传播逻辑，本质上是一种符号的挪用与再编码逻辑，这种底层逻辑要求传播内容必须具有足够的语义弹性和解释空间，能够适应不同语境下的意义重构与创新使用，这是数字时代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这种规律既体现了技术对文化传播方式的塑造，也反映了当代文化消费的特征。“钟声－和平”与“鼓声－征伐”的鲜明二元对立，虽然结构简洁，却具有丰富的象征意涵，这种对立结构极易被识别和转译，完美契合了短视频平台追求“即时共鸣”与“情绪反转”的叙事模板，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环境的有效对接。成都青年最初的“截取”行为，因此不能简单视为对原作的断章取义，而应理解为一次主动的“意义提纯”和文化再生产，他们将剧场中复杂的艺术叙事，浓缩为一个极具传播力的文化“梗核”，这个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当代青年对文化内容进行创造性处理的能力和主体意识，反映了新一代文化接受者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的展现，是理解当代文化传播现象的关键。

于是，这十五秒不再仅仅是舞剧的孤立片段，它脱离了原初语境，成为网民共同参与的、一场大型的、即兴的符号拼贴实验，这个过程体现了文化意义的流动性和生成性。从军训纪实到航天发射，用户将钟声这一“反暴力BGM”植入各种生活场景，实则是在用共同的符号进行自我表达，构建属于自己的意义网络，这个过程是个体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感的建构过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并非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复古或体量的庞大，而在于能否提供足够轻盈且内涵深厚的“文化粒子”，供大众在日常生活场景中随意取用、自由组合，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这种“微粒化”的传播方式，恰恰是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重获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它使得文化符号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范围的流通和再创造，也让传统文化真正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实践和情感体验之中，完成从文化遗产到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这种转变不仅关乎传播效率，更关系到文化生命力的延续。

二、符号的旅行：从舞台编码到民间转译

《乐和长歌》原作的艺术创作和舞台呈现，是此次网络传播现象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需要我们从专业艺术创作的角度进行深入理解。舞剧精心构建了一套可被视觉化、听觉化感知的符号系统，这套系统的复杂性和完整性，为后续的民间解读和再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基础，体现了专业艺术创作在文化传播中的基础性作用。编钟与鼓，在剧中不仅是演奏乐器，更是“礼乐文治”与“尚武征伐”两种治国理念的具象化表征，这种符号的象征性运用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厚度。编导通过多次、多重的“钟鼓对置”艺术手法，将抽象的政治哲学冲突，编码为一场视听盛宴，这种艺术编码的成功，体现了专业艺术创作在文化传播中的基础性作用和重要价值，也展现了艺术创作与文化传承的密切关系。舞剧创作者通过精心的艺术设计，将深层的文化内涵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形式，为后续的大众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内容基础，也展现了专业艺术机构在文化传承中的创新活力，这种专业与大众的互动是当代文化传播的典型特征。这种专业创作与大众传播的衔接，是文化传承成功的重要环节。

然而，剧场艺术的传播范围终究有限，其影响力往往局限于能够亲临现场的相对小众群体，这是传统艺术传播的局限性。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化发生在作品离开舞台，进入网络流通领域的那一刻，这个转折点标志着文化传播新模式的诞生。传统的文化传播模式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文化机构生产内容，观众被动接收，传播路径相对单一且封闭，这种模式在数字时代面临巨大挑战。而此次事件中，青年观众反向扮演了“意义总编辑”的角色，这标志着文化权力关系的深刻变革，也反映出数字时代文化传播模式的根本性转型，这种转型具有深远的文化民主化意义。他们从完整的剧作中，主动识别并抽取了最具传播潜力的核心符号——钟鼓对决及其象征的“和平”主题，并为其配上了“和平即最强音”这句极具时代气息的阐释。这个过程体现了数字时代文化接受主体能动性的显著增强，也展现了大众在文化意义生产中的创造性潜能，标志着文化传播主客体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这种变化需要新的理论框架来理解。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传播层面，更深刻地影响着文化权力的分配。

这个阐释过程，实际上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转码”实践，涉及文化符号的现代转换问题。曾侯乙编钟所代表的先秦“礼乐”观念，其内涵深奥复杂，涉及古代政治哲学、礼仪制度、音乐美学等多个层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在网络的二次创作中，这一复杂系统被巧妙地“转译”为现代青年更能理解和共鸣的“和平”价值观，这个过程体现了文化意义的流动性和适应性。这种转译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化或曲解，而是一种有效的“文化翻译”，它使古老的精神内涵获得了在当代继续流通的“新语法”，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创造性对接，这是传统文化能够活在当代的关键。主流媒体常说的“让文物可听可看”，在此已经进阶为“让传统可感可用”，青年用行动证明，他们不仅是文化的消费者，更是积极的意义生产者，这种角色转变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转译能力，凸显了年轻一代在文化传承中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地位，也预示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存在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进入了一个全民参与创作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需要新的文化政策和支持体系。这种转码过程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文化认同的建构。

三、认同的构建：Z世代的文化身份新策略

全国青年为何愿意主动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钟声二创”运动？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从身份认同的深层角度来探讨。其动力深层源于一代人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寻求，这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Z世代，其文化认同的构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需要被认真对待。他们既渴望与绵长的历史传统建立连接，以确认自身文化的根脉；又迫切需要在当下展现其独特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这种双重需求推动着他们积极参与到文化符号的再造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钟声二创现象不仅是一次文化传播事件，更是一代人身份认同建构的社会实践，反映了年轻人在现代性冲击下的文化适应策略，这种策略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这种认同建构的过程，体现了当代青年在文化选择上的主体性。

当00后用户在社交媒体评论区写下“这是我听过的最狠的国风”时，这种表述实质上是在完成一次双重的身份声明：既宣告“我懂传统”，也强调“传统懂我”，展现出一种既尊重传统又彰显个性的复杂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反映了当代青年文化认同的辩证性。这段被他们亲手改造、广泛传播的钟声，因此成为一张闪亮的“文化新身份证”，这个隐喻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符号在身份建构中的作用。通过使用、改编、戏谑传统符号，他们并非在解构传统，而是在以一种更具主体性的方式“占有”传统，将外部施加的文化遗产，内化为自我表达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体现了文化传承的现代转型。这种内化过程是文化真正活化的标志，它表明传统文化不再是需要顶礼膜拜的化石，而是可以随手取用的创作素材，这种对待传统的态度转变，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也体现了文化传承方式的时代变革，需要我们在理论上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这种身份建构方式，反映了当代青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定位策略。

成都本地青年对#耍都听钟声#话题的特殊热衷，则叠加了强烈的地域认同因素，这体现了文化认同的多层次性。城市音乐厅、熊猫等地标元素的出现，让这次传播事件与“我的城市”紧密绑定，产生了强烈的地域归属感，这种地方性认同在全球化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全球性与在地性、传统与先锋，在这些二次创作中实现了奇妙的融合，展现出当代青年文化认同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需要多角度的理论分析。青年们通过这种创造性的文化实践，试图弥合历史的断层感，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为自己定位一个既有历史深度又有现实温度的坐标。这种参与式文化实践带来的认同感，远比被动接受一次文化教育，更能激发深层的认同与自豪。这种多层次认同的构建，生动展现了当代青年文化实践的复杂性和创造性，也为我们理解新时代的文化认同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反映出地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生命力，这个现象值得文化研究者持续关注。这种认同建构的多元性，是当代文化生态的重要特征。

四、美学的转型：从仪式性场域到日常化屏幕

《乐和长歌》的网络走红现象，标志着传统文化传播场景的一次根本性迁移，这种迁移需要从美学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传统舞台艺术依赖剧场的“仪式感”，观众需亲临特定时空，遵循严格的观演礼仪，完成一场沉浸式审美体验，这是一种具有历史厚重感的艺术接受方式。这是一种集中、封闭、带有一定门槛的接受模式，这种模式在历史上曾经是艺术传播的主要形式。而短视频平台则彻底打破了这种时空限制，将文化体验碎片化、随身化、日常化，这种转变带来了艺术接受方式的革命。这种转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更是审美范式的重要转换，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文化内容的接受方式和审美期待，重构着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这种重构具有深远的美学意义。这种美学范式的转换，需要我们从艺术史和媒介理论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审美权力从专业场域向日常生活空间的实质性扩散，标志着文化民主化进程的深入推进，这个进程需要从政治美学角度进行理解。美不再是一种需要特定条件才能接近的神圣存在，不再是需要沐浴更衣、凝神静气才能瞻仰的对象，而是嵌入到刷短视频等公交、课间休息的碎片化时间里，这种变化体现了艺术与生活边界的变化。钟声可以从音乐厅的穹顶下，瞬间转移到电竞比赛的精彩集锦或汉服同好的聚会视频中，这种空间的跳跃性体现了数字时代艺术传播的特征。这种“嵌入”，使得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不再被“供奉”起来，而是与年轻人的真实生活情感和日常经验产生了直接关联，这种关联促进了艺术的生活化。美学从而完成了从神圣殿堂到生活现场的过渡，这一过程虽然伴随着种种争议，但确实大大拓展了传统文化的受众基础，也让美学体验更加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现了艺术与生活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是当代美学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美学民主化进程，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

然而，这种“破壁”也必然带来深层的张力和挑战，这些挑战需要被认真对待。极致的美学在剧场中是一种完整的、有距离的凝视对象，但在短视频的流中，它极易被海量信息稀释，面临从“审美”滑向“消遣”的风险，这种风险需要我们在积极推进文化传播的同时保持清醒认识，这种辩证关系需要深入探讨。《乐和长歌》提供的“可拆解符号系统”（如凤纹、傩面、刀扇舞），其成功在于即使被截取，仍能相对保持文化意涵的完整性，这种特性体现了作品设计的智慧。这提示我们，适合当代传播的传统艺术，或许需要一种“颗粒化”的创作思维：即整体上具有严谨的学术支撑和美学体系，局部又包含多个相对独立、意蕴丰富的“超级符号”，能够承受得住解构与重组，从而实现“浅层吸引、深层种草”的传播效果，这种创作思维需要艺术创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这种美学上的适应性转变，是传统艺术在数字时代存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需要创作者在保持艺术水准的同时，充分考虑当代传播环境的特点，实现艺术性与传播性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是传统艺术当代转化的重要课题。这种平衡需要艺术家具备新的创作理念和能力。

五、狂欢下的隐忧：数字传播的批判性反思

在充分肯定这场新媒体狂欢的积极意义时，保持一份清醒的批判性审视同样必要，这种批判意识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首先，符号在快速传播中不可避免会被简化，这种简化虽然提高了传播效率，但也可能造成意义的流失，这是符号传播的基本矛盾。“钟声=和平、鼓声=战争”的二元对立，虽然高效易懂，但是否也过滤掉了历史与艺术中更为复杂的灰度？这个疑问值得深入思考。先秦“礼乐”思想体系庞杂，其与社会秩序、道德教化，甚至等级制度的关系，绝非“和平”一词可以完全涵盖，这种简化可能导致文化理解的浅表化。当深刻的文化内涵被压缩为易于传播的标签，我们在拥抱流量的同时，也可能在无意中窄化了传统的丰富性，这种简化虽然便于传播，但可能造成文化理解的表面化和碎片化，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这种简化虽然便于传播，但可能使公众对传统文化产生片面理解，影响文化传承的深度和准确性，这是我们在乐观看待传播效果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是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中需要克服的挑战，这个挑战需要文化界共同面对。这种深度与广度的矛盾，是数字时代文化传播的永恒命题。

其次，这种以“爽点”和“情绪”为驱动的传播模式，可能在不经意间助长一种浅尝辄止的文化消费习惯，这种消费习惯可能对文化传承产生长远影响。观众满足于十五秒带来的瞬间震撼与道德共鸣，是否还有足够的耐心和动力去回溯舞剧全篇，乃至探究编钟背后的历史源流？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文化传承的深度。二次创作的活力值得赞赏，但它不能也不应取代对文化本体的深度理解，如何平衡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是数字时代文化传承面临的重要课题，这个课题需要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如何以这些爆红的“符号碎片”为引子，引导公众走向更系统、更深入的文化认知，是文化传播者需要认真思考的后续课题，这个课题的解决需要多学科的合作。文化深度的缺失可能导致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真正精神价值难以完全彰显，这是数字传播时代面临的重要挑战，需要文化机构、教育部门和媒体平台共同探索解决方案，建立从浅层接触到深度认知的引导机制，这个机制的建立需要制度创新。这种深度传播的探索，是文化传承质量的重要保障。

此外，商业平台的算法在其中扮演了隐形而强大的推手角色，这种作用往往被表面的“自发传播”所掩盖，这个现象需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哪些内容能被看到，以何种方式被看到，很大程度上受算法逻辑的支配，而算法优化的目标是用户参与度和平台利益，而非文化传承的完整性，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可能导致文化传播的异化。当传统文化的传播深度依赖商业平台的游戏规则时，我们如何避免其价值内涵被流量逻辑所裹挟甚至扭曲，这是一个关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文化自觉。确保文化传播的主动权不至完全让渡给算法，需要文化创作与传播机构具备更高的战略定力和更智慧的运营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长期积累。这个问题触及了数字时代文化传播的深层次矛盾，需要文化界、技术界和公众的共同探讨和解决，以找到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最佳平衡点，实现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种平衡的寻求，是数字时代文化传播的健康发展的关键。

六、文化再生的新路径：从保护到共创的范式转变

《乐和长歌》的传播现象，其价值远超一次成功的市场推广或个案研究，它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它标志着传统文化传承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从“博物馆时代”的文物守护，到“剧场时代”的活态展演，正快步迈向“数字时代”的全民参与和共创，这个演进过程反映了文化传承模式的深刻变革。在这个新时代，文化的生命力不再仅由专家和机构界定，更由每一个普通用户通过具体的数字实践来激活和赋予，这种变化体现了文化民主化的深入发展。这种转变是革命性的，它重新定义了文化传承的主体和方式，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以创新的思维来应对和引领，这种创新需要理论支撑和实践探索。这种范式转变，需要我们在文化政策、教育体系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性调整。

未来的传统文化创新，或许应致力于打造更多这样的“文化接口”或“符号种子”，这些文化产品应该兼具历史的深度与时代的温度，这个目标需要精心设计。这些文化产品既要具备坚实的历史底蕴和美学高度，能经得起学术的拷问和审美的凝视；又要拥有开放的、友好的结构，允许甚至鼓励外部力量的介入和重混，这种平衡需要艺术智慧。这意味着文化创作思维需要根本性转变：从追求一个完美、封闭的终极作品，转向构建一个富含优质素材、具有生长潜能的“文化开源项目”，这种转变是革命性的。这种转变需要文化创作者具备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技术能力，同时也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支撑，包括版权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创作生态的培育等，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的建设需要长期努力。这种创新需要文化界与科技界的深度合作。

楚文化编钟的“乐和”理想，穿越千年时空，在成都的夜空被当代青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接住并放大，这个现象具有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这一文化现象最深刻的启示在于：传统的真正延续，不在于将其密封保存，而在于赋予它不断被重新解释、重新体验的可能性，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找到新的生长点，这个认识是文化传承理论的重要突破。当青年一代自信地将传统放进自己的“剪辑轨”，与之共舞，五千年的文明便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化身为创造未来的无限灵感，这种转变体现了文化传承的辩证法。钟鼓声声，回响的不只是历史的余韵，更是一个民族文化基因在新时代强劲跳动的脉搏，这个脉搏需要我们细心聆听。这种文化再生模式，不仅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案例，也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承创新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中国方案，展现出中华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强大生命力和创新活力，为人类文明对话贡献了中国智慧，这个贡献具有世界意义。这种文化再生路径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张学标，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来源：湖北文旅之声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