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元九年（721年）的长安，春风正裹挟着曲江池的水汽，拂过朱雀大街两侧的柳丝。这一年的科举放榜日，朱雀门楼下围聚着数千士子，当“王维”二字从主考官口中清晰传出，人群中一道身着青布长衫的身影微微一怔——时年二十一岁的他，不仅成为了大唐开国以来最年轻的状元之一，更
墨染状元路：王维在开元盛世的文心与仕途
开元九年（721年）的长安，春风正裹挟着曲江池的水汽，拂过朱雀大街两侧的柳丝。这一年的科举放榜日，朱雀门楼下围聚着数千士子，当“王维”二字从主考官口中清晰传出，人群中一道身着青布长衫的身影微微一怔——时年二十一岁的他，不仅成为了大唐开国以来最年轻的状元之一，更在此后数十年里，以诗笔为砚、以仕途为纸，写下了一段“诗佛”与盛世交织的传奇。
一、少年成名：蒲州才子的长安路
王维的状元之路，并非始于开元九年的考场，而是早在十五岁的行囊中便已埋下伏笔。他出身于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的王氏家族，这一家族曾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门望族，虽至盛唐已不复往日荣光，但“诗礼传家”的底蕴仍在。王维自幼便显露出过人的天赋，《新唐书》载其“九岁知属辞，十五岁游京师”，少年时便已能写出“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这般兼具豪侠气与文才的诗句，被乡里称作“蒲州神童”。
十五岁那年，王维怀揣着家族的期望与对功名的向往，辞别家人前往长安。彼时的长安，正是开元盛世的初盛之时，唐玄宗李隆基刚平定太平公主之乱，正以“贞观之治”为范本，励精图治、广纳贤才。长安城郭恢弘，坊市林立，西市的胡商、东市的书卷、曲江池的宴饮、慈恩寺的钟声，构成了一幅鲜活的盛世图景，也让初到长安的王维心潮澎湃。
初入长安的王维，并未急于参加科举，而是选择了“干谒”之路——这是盛唐士子进入仕途的常见方式，即通过向权贵、名士献上诗文、画作，展现才华以获得推荐。他首先拜访的，是时任岐王李范。岐王是唐玄宗的弟弟，喜好文学艺术，府中常聚集着当时的文人墨客。王维带着自己的诗作与画作登门时，岐王正与宾客宴饮，见他年少，本未在意，可当王维呈上《郁轮袍》诗稿，又当场铺开宣纸，以墨笔勾勒出一幅《江山雪霁图》时，满座皆惊。那诗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那画中山水留白的韵味，让岐王叹道：“此子非仅才子，实乃文苑麟凤也！”
在岐王的引荐下，王维又得以拜见玉真公主——唐玄宗的妹妹，也是当时文坛的重要推手。玉真公主对王维的才华尤为赏识，尤其是他弹唱的《郁轮袍》曲，琴声悠扬、歌词清丽，让公主当场便对左右说：“此等人才，若不得状元，岂不误了大唐文运？”正是在岐王与玉真公主的双重推荐下，王维在开元九年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
这一年的科举，主考官是时任考功员外郎的裴耀卿，试题为《明堂火珠赋》。王维在赋中以“明堂者，天子之居也；火珠者，圣王之瑞也”开篇，既紧扣“明堂”象征皇权的主题，又以“火珠”隐喻开元盛世的祥瑞，辞藻华美而不失风骨，逻辑严谨而兼具文采。裴耀卿阅后击节赞叹，批曰：“文辞雅丽，意境高远，有盛唐气象，当为第一。”就这样，二十一岁的王维，凭借着自身的才学与贵人的相助，一举夺得状元，开启了他的仕途生涯。
二、初涉仕途：从太乐丞到济州司仓
状元及第后，王维按例被授予“太乐丞”一职，负责管理宫廷音乐、舞蹈事务，官阶从八品下。这一职位虽品级不高，却能时常出入宫廷，近距离接触皇室成员与朝中重臣，对初入仕途的王维而言，本是一个积累人脉、展现才能的好机会。
任职太乐丞期间，王维充分发挥了自己在音乐、绘画上的才华。他曾根据唐玄宗创作的《霓裳羽衣曲》，编排了一套对应的舞蹈，舞者身着羽衣、足踏云履，在宫殿中起舞时，宛如仙女下凡，唐玄宗观后龙颜大悦，对王维赞不绝口。此外，他还多次为宫廷绘制壁画，其中在兴庆宫大同殿绘制的《千里江山图》（非北宋王希孟之作），以青绿山水为主色调，描绘了大唐疆域的壮丽山河，被时人誉为“丹青绝唱”。
然而，好景不长。开元九年年底，王维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连，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黄狮子舞是当时专为皇帝表演的舞蹈，非天子在场不得上演，而王维作为太乐丞，未能阻止伶人在非皇帝在场的场合表演此舞，被御史弹劾“失职”。这场风波，看似是一次偶然的失职，实则暗含着盛唐官场的复杂博弈——王维因得到岐王与玉真公主的推荐而登科，难免被卷入皇室宗亲之间的权力斗争，此次被贬，或许是政敌对他的一次警告。
济州（今山东济宁）地处中原腹地，远离长安的繁华，司仓参军一职更是负责仓储、户籍等琐碎事务，与太乐丞的清闲风雅截然不同。初到济州的王维，心中充满了失落与迷茫，他在《被出济州》一诗中写道：“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川阴。执政方持法，明君照此心。”诗中既有对自身遭遇的委屈，也有对唐玄宗的期待，希望皇帝能明察他的清白。
在济州的四年里，王维一边处理繁琐的公务，一边用诗笔记录下自己的心境与所见所闻。他曾在春日里漫步济州城外，写下“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的思乡之句；也曾在秋日登高远眺，发出“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感慨（此诗一说作于其弟王缙被贬时）。这段贬谪经历，虽让王维远离了政治中心，却也让他得以接触底层百姓的生活——他看到农夫春耕时的辛劳，写下“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他目睹灾民流离失所的惨状，发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的叹息。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诗歌题材，更让他的诗风从早年的豪侠浪漫，逐渐增添了一份现实的厚重。
三、重返长安：张九龄幕府中的文臣
开元十三年（725年），王维任期已满，离开济州，却并未立即返回长安，而是选择在洛阳、嵩山一带隐居。此时的他，对仕途既有期待，又有顾虑——经历了济州的贬谪，他深知官场的险恶，却又无法割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在嵩山隐居期间，他写下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其中《山居秋暝》一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简洁的笔触勾勒出山间秋日的清幽意境，成为唐诗中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也奠定了他“山水诗人”的地位。
开元十七年（729年），在隐居四年后，王维终于接到了长安的调令，被任命为右拾遗，官阶从八品上。此次重返长安，得益于时任宰相张九龄的赏识。张九龄是盛唐著名的贤相，以直言敢谏、重视人才著称，他早就听闻王维的才名，更欣赏其诗文中的家国情怀，因此力主将王维召回长安，置于身边任用。
右拾遗一职主要负责向皇帝进谏、举荐人才，虽品级不高，却拥有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权力，是朝廷培养年轻官员的重要职位。在张九龄的指导下，王维逐渐熟悉了朝政运作，也开始参与到国家大事的讨论中。他曾多次上书唐玄宗，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针对当时边疆将领好大喜功、滥用兵力的问题，他上书《论边事疏》，主张“以和为贵，以守为上”，反对盲目开战；针对关中地区粮食短缺的问题，他建议“兴修水利，推广农桑”，得到唐玄宗的采纳。
这段时期，王维的仕途较为顺遂，先后升任监察御史、左补阙等职，官阶也从从八品上升至从七品上。他与张九龄的关系，亦师亦友，张九龄曾在《与王维书》中写道：“维之才，当为大唐文苑之柱石，当勉力报国，勿负初心。”而王维也对张九龄极为敬重，在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后，他写下《寄荆州张丞相》一诗，“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表达了对张九龄的感激与思念。
除了政治上的成长，王维在文学与艺术上的成就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等人交往密切，时常在长安的酒肆、园林中聚会，饮酒赋诗、切磋技艺。他曾与孟浩然在曲江池边宴饮，写下“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邀约；也曾与李白在终南山下同游，留下“长安白日照春空，绿杨结烟垂袅风”的唱和。这些交往，不仅丰富了王维的诗歌创作，更让他成为盛唐文坛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绘画方面，王维提出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理念，主张将诗歌的意境融入绘画之中。他创作的《辋川图》，以自己在辋川别业的生活为蓝本，描绘了辋川一带的山水田园风光，画面中“青山绿水，竹篱茅舍，渔舟唱晚，牧童短笛”，充满了诗意与生活气息，被后世誉为“文人画的鼻祖”。宋代文学家苏轼曾评价《辋川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一评价，成为后世对王维艺术成就的经典定论。
四、安史之乱中的抉择：从伪官到归唐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率领十五万叛军从范阳起兵，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占了洛阳、潼关，直逼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逃往蜀地，长安沦陷。此时的王维，因身患重病，未能随唐玄宗出逃，被叛军俘获，带到了洛阳。
安禄山早已听闻王维的才名，想让他担任伪官，为自己装点门面。王维深知担任伪官是“失节”之举，不愿从命，便以服药自残的方式，假装哑疾，拒绝为安禄山效力。然而，安禄山并未放弃，将他囚禁在洛阳的菩提寺中，派人日夜看守。在囚禁期间，王维目睹了叛军的残暴行径——洛阳城内火光冲天，百姓流离失所，昔日繁华的都市沦为人间地狱。他在《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一诗中，写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充满了对叛军的痛恨、对大唐的思念，以及对自身处境的无奈。
天宝十五载（756年），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组织兵力反攻叛军。至德二载（757年），唐军收复长安、洛阳，安史之乱暂告一段落。王维因曾被叛军俘获，虽未主动担任伪官，但仍被牵连进“伪官案”中，关押在长安的大理寺狱中。按照唐朝律法，“为贼所污者，皆当处死”，王维面临着生命危险。
就在此时，王维在洛阳囚禁期间写下的《凝碧池》诗起到了关键作用。唐肃宗听闻此诗后，深受感动，认为王维虽身陷贼营，却心系大唐，并非真心归附叛军。此外，王维的弟弟王缙当时正担任刑部侍郎，为了救哥哥，他向唐肃宗上书，愿以自己的官职为王维赎罪。唐肃宗考虑到王维的才名与过往功绩，又念及王缙的忠诚，最终赦免了王维，将他贬为太子中允，官阶正五品下。
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变故，王维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积极追求仕途，而是逐渐产生了归隐之心。他在《责躬荐弟表》中写道：“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事，臣虽不才，敢忘此义？然自遭乱离，身心俱疲，愿乞骸骨，归老田园。”唐肃宗虽未同意他的归隐请求，却也对他颇为体恤，将他先后升任为中书舍人、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其中尚书右丞一职为正四品下，是王维一生中担任的最高官职，因此后世常称他为“王右丞”。
担任尚书右丞期间，王维虽仍在其位，却已无心政事，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诗歌创作与佛教修行上。他信奉佛教，尤其推崇禅宗，常与僧人交往，探讨佛理。他在《终南别业》一诗中写道：“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诗中展现出的随遇而安、超脱豁达的心境，正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五、诗佛遗风：王维的历史印记
上元二年（761年），王维病逝于长安，享年六十一岁。他临终前，写下了《临终诗》：“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杯中绿酒一时尽，座上玉山倾倒。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诗中既有对早年繁华生活的回忆，也有对人生无常的感慨，更有对佛教“万物皆空”理念的领悟。
王维去世后，他的弟弟王缙将他的诗文整理成册，编成《王右丞集》，流传于世。这部诗文集收录了王维一生创作的四百余首诗歌与数十篇散文、赋作，其中《山居秋暝》《使至塞上》《送元二使安西》《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诗作，成为唐诗中的经典，被后世广为传诵。
从历史角度来看，王维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诗歌与艺术成就，更在于他作为盛唐文人的典型代表，折射出了开元盛世的繁华与安史之乱后的衰落。他的状元之路，是盛唐科举制度与门阀制度并存的缩影——既有才学的比拼，也有贵人的相助；他的仕途起伏，是盛唐官场权力斗争的写照——从太乐丞的被贬到尚书右丞的升迁，见证了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等宰相的更替，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浩劫；他的诗歌创作，是盛唐文化的精华——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壮阔，也有“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清幽淡雅，展现了盛唐文化的多元与包容。
在后世的评价中，王维被誉为“诗佛”，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称为唐代三大诗人。宋代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写道：“唐诗者，盛唐为最；盛唐诗人者，李杜王为最。”明代文学家胡应麟在《诗薮》中也评价道：“王维山水田园诗，独步盛唐，虽李杜亦不能及。”这些评价，足以见得王维在唐诗史上的地位。
如今，当我们重读王维的诗作，仍能感受到盛唐的气息——那曲江池的春风、终南山的明月、辋川的清泉，仿佛仍在诗文中流转。而王维这位开元九年的状元郎，也以他的文心与风骨，成为了大唐盛世中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永远留在了中国历史与文学的长河之中。
来源：雁飘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