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把姑姑的铝制拐杖从公交座位底下拎出来，手心被那股冰凉扎得一激灵。

我把姑姑的铝制拐杖从公交座位底下拎出来，手心被那股冰凉扎得一激灵。

她慢慢站起，身上那件旧风衣兜里露出一个皱巴巴的纸巾角。

我们到站了，瑞金医院门口风一拐，吹得梧桐叶子满天翻滚。

我扶她下车，有个小男生“哎呀”了一声，替我们挡了一下车门。

我冲他笑了笑，说谢谢。

他戴着口罩，眼睛弯起来，说阿姨客气。

姑姑在我手上拍了一下，低声说，她叫你阿姨呢。

我装没听见，继续往前挤。

医院大厅的自动门一开，那股消毒水味直往鼻子里钻。

人潮像涌动的鱼群，每个人都身上带着点不耐烦。

挂号机前面排了蛇一样的队，我把病历本夹在腋下，拿手机戳来戳去，手心有点冒汗。

姑姑靠在柱子边，有点喘。

她说，今天人有点多。

我说，“今天哪天人不多啊？”

她笑了笑，眼角细纹像被光一照就发亮。

她今年五十八，身材挺拔得像年轻时候留下的骨相还在，气色却一天不如一天。

膝盖不好，胃也不太行，走两步就想找个地方坐。

我把她的号挂了，骨科在十楼。

电梯口挤满了人，我瞅了一眼楼梯。

她也瞅了一眼楼梯，摇头。

我说，那等吧。

她就把拐杖靠在胳膊上，小心翼翼地把外套拉链拉到胸口，露出里面一件海蓝色毛衣。

那是我去年双十一给她买的，没牌子，款式很普通，但她穿得小心，一点也不肯沾油。

电梯终于来了一趟，挤进去的时候我把身体挡在她前面。

她在我身后轻声说，你别太用力。

我也轻声回她，不用力挤不进去。

十楼开门的时候，我们俩像从罐头里被倒出来。

候诊区一个空位也没有。

我让她坐我包上，自己站后面给她挡风。

她说别这么，别人看见要笑话。

我说笑就笑呗，上次不是还有个老爷子坐我背包吗，背包承重写的三十五公斤，我就是信它。

她翻了个白眼，但眼睛没真翻到那种嫌弃程度。

叫号的时候，她幽幽地抬起头，我赶紧把她扶起来。

医生很年轻，眼睛里有点职业倦怠。

他说拍个片子吧，老问题了，别着急。

他说的时候手里还在敲键盘，键盘“哒哒”声让人心里有一股莫名的酸。

我叹了口气，又去排队。

医院弄人，弄的是你的耐心。

一次又一次，你的脾气磨成圆的，你心里那股野劲儿被收拾得服服帖帖。

我这股劲儿被她收拾了十二年。

第一次走进这座医院，我二十。

现在我三十二。

我一直以为，日子就是这样，就这么接下去。

直到那天，我翻出她的遗嘱。

我不是故意的。

那天下午她睡着了，冬天阳光从阳台落进来，斑驳的影子把茶几扫成两半。

锅里炖着排骨汤，飘得我心里都软了。

小区保安打电话说，门口送快递的要登记住户信息，说我们家门牌号跟系统里不一致。

我翻抽屉找房产证和户口本。

她那张写着端正小楷标签的牛皮纸袋被挤在最里面。

我捏出来的时候手都蹭了灰。

标签上写着“产权/证件/保险”。

我打开，里面的东西很整齐，像小学生的奖状叠放得毫厘不差。

我抽出房产证，红色的封皮打了光。

下面压着一本薄薄的本子，封面写着“遗嘱”。

我就是那时候停了一瞬。

我脑子里“咚”的一声，有一种不舒服的预感像泡泡冒出来，还没破。

我坐下，把那本薄本打开。

第一页就写着她的名字，还有一个陌生的男子名字。

我愣了一下，心里第一反应是她有过婚姻，我不知道。

但下面写的是“遗嘱执行人：林骁”，律师。

我继续往下看，字不多，条例清清楚楚。

她把名下的房产，现金存款，基金债券，分成了两部分。

大部分捐给了一个女童教育基金，另一部分捐给她单位设立的奖学金。

我的名字，也出现了。

一次性赠与，十万。

我盯着那个数字，感觉有点发笑。

不是那个好笑，是那种失温后的自我嘲笑。

我想起十二年前。

我刚来她身边的时候，背着一个灰色帆布包，里面是我刚从南站拉过来的行李。

我把按坏了的拉链头打了一个死结。

那年我读大三，姑姑做了个小手术，需要人照应。

我妈打电话给我，说你姑妈在上海，怕你一个人塞在学校里天冷不吃饭，正好去她那儿住住。

我答应了，拎着包来了。

那一次，我看见她，头发用发夹随意夹在后面，穿着宽松的家居服，脸色还挺红润。

她拉着我说，你瘦了。

我说你也瘦了。

她笑了一下，说，你学聪明了，学会怎么说话了。

她是我爸的妹妹，比我爸小八岁。

她从我小时候起就是家里那个“不嫁”的人，长辈们说起来，眉头就皱成个“川”字。

她笑着说她自由，说她有“伴”，又说“伴”不住在一起也很好。

到我来的那一年她已经一个人住十多年，生活挑剔，作息规律，饭菜做得不油不盐，看着就比我爸妈家里显得“干净”。

我在她这儿住了三个月，回学校复课的时候，她拎出一袋东西给我。

里面是两件薄毛衣，一盒胶原蛋白，和一个信封。

信封里有两千块。

她说，做人别怕花钱，饿着自己不值得。

我那时觉得她像个英雄，女性里稀罕又松弛的那种。

后来事情就像逼人的河流，绕不过那块大石。

那是她膝盖第一次疼得站不起来。

印象好像是天突然冷，地砖外面结霜，地铁站风从通道里呼啦啦往外吹。

她坐在沙发上，脸白得发青。

我和她看着对方，谁也没笑。

我扶她去医院，她费劲地呼吸，咬着牙说，疼是疼，可没到戏里那种天旋地转。

我说，现在撑一撑，等挂号就好。

我们一直撑到现在。

大学毕业的时候她问我要不要留在上海。

她说，等你稳定了我就雇护工，别被我拖住。

我说，先看看。

我那时谈了个男朋友，做摄影，穿一身黑，肩上老背着一个相机包，喜欢说“构图”。

他给我拍过一张照片，我坐在湘南路的台阶上，阳光打在我脸上，他看着屏幕说，阿栀，你眼睛里有光。

我说是你反光板反得。

他笑喷了，说你倒是诚实。

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的生活路径大差不差能顺着走。

谁知道人算。

姑姑膝盖手术之后恢复慢，她有一次在厨房滑了一跤，磕到了腰。

我走进厨房的时候她正趴着，呼吸急，眼眶里飚出两泡泪。

我一下子全身软了。

我给她擦地，把她扶起来，她靠着我的肩膀，我们两个一起坐在地上，笑不出来。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可能要多陪她一会儿。

“多陪一会儿”这个词，后来被时间拉长，拉长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拉长到我没办法数清楚。

我和男朋友吵过一场大架。

他对我说，你这么年轻，不能一直困在家里。

我说，她是我姑，谁看她？

他说，你还有你爸妈，还有你自己。

我说，我知道，但现在只能这样。

他说，那你选。

我选了。

他没再来敲我家的门。

我们在微信上说了最后一句“祝好”，然后互删。

很幼稚的体面，却也把所有没说出口的委屈都压回去，还省得以后被回忆反复折磨。

选择之后就是日常。

日常是一锅汤白了一锅汤，睡前把药分到每个小你塑料盒里，早上把垃圾袋拎下楼遇到隔壁王阿姨，王阿姨总喜欢拎着她家那只小狗找人聊天。

小狗叫豆豆，它看我的时候尾巴摇得像小风扇。

王阿姨说，侄女呀，听说你没出去上班啊？

我笑，说暂时不。

她会“啧啧”两声，聚拢着大衣对我说，我女儿在浦东，工资比你们这边高不少呢。

我点头，说恭喜恭喜。

她转头走的时候嘀咕一句，年轻时候要有年轻时候的活法。

我朝她背影翻了个白眼，然后低头把垃圾袋口拧紧，心里那一道直线微微抖一下，又弹回去。

人活在城里，绕不开邻里街坊那点触目可及的比较。

绕不过发在朋友圈里的咖啡拉花，绕不过别人孩子散学回家的拉手，绕不过深夜的加班群和第二天的眼霜精致。

我绕不过我家客厅那块老人专用坐垫，绕不过洗手台上她的假牙盒，绕不过洗衣机里她的棉衫甩干的时候撞击内桶的声音。

我不觉得委屈。

我有时候只是会突然坐在床沿发呆。

发着发着，眼泪掉下来。

泪掉到手背上，再弄干，继续做事。

就算这样，我也从没想过拿“回报”两个字去衡量什么。

直到等我握着那本遗嘱，读完，才在心里浮出两个字，明晃晃的，烫手。

我把那薄本合上。

炖锅“咕噜咕噜”冒泡，像节奏不好的一首鼓点歌。

她在卧室翻了个身，咳了两声。

我把东西放回去。

手抖了一下，那本薄本又掉在我的膝盖上。

我摸了摸封面，突然觉得它比房产证还沉。

晚上她喝汤的时候，说，今天这个汤做得比上次咸一点。

我“嗯”了一声，拿了块豆腐给她，顺手把盐罐往台面边挪了一点。

她又说，今天保安打电话吗？

我说，打了，我去把资料找出来了。

她看了我两秒，说，找到了吗？

我说，找到了。

她把汤喝得慢，勺子在碗里碰出很轻的声音。

我看着她手背那几根淡青色的筋，心里动了一下。

我平了平呼吸，像下水之前集中的那口气。

我说，我看到那个了。

她眉毛动了一下。

她再看我，我没躲。

她把勺子放下，眼神一瞬间复杂，像是有点不耐烦，又像是嫌我笨。

她说，哪个？

我说，遗嘱。

她叹气，叹得很浅，像一块纸沉下去。

她说，你看到了也好，免得你总以为。

她没把后面说完。

我们房间的光很暖，像什么都可以被体谅。

但在那样的暖光里，我的一部分突然硬了起来。

我问她，以为什么？

她低头又喝了口汤，汤已经凉了，她抿得很用力，像在咽一个词。

她说，以为东西是你的。

我的指尖又冷了下去。

我笑了一下，说，你倒是知我。

她不说话，拿起纸巾擦嘴。

我说，我不图你的。

她抬头，眼里带点哼笑，说那最好。

我说，但是你捐给谁，是你的自由，我也尊重，但是中间那句“十万”，是不是太好笑了点？

她听见这句，终于抬起了下巴，她有一种把自己撑起来的习惯，一抬下巴就觉得她又变回了年轻时候那个不肯认输的姑娘。

她说，你要觉得少，我可以改成八万。

我“噗”地笑了，笑得突然又想哭。

我说，我不是说钱，我是说这件事。

她说，哪件事。

我说，这十二年。

她看着我，又看了一眼桌上的盐罐，鼻翼微微动了一下。

她说，你这十二年，是你自己选的。

她的声音很淡，但不是没有锋利。

她说，我不要你照顾我的，你要去上班，去谈恋爱，你自己说，不愿意走。

你说，你想陪我。

我说，你那时候不能动。

她说，我可以花钱雇人。

我说，你舍不得花钱。

她说，那是你以为。

我把筷子一放，声音在玻璃桌面上碰得“啪”一声。

我洗得很干净的手指头在那一刻冒出汗，我觉得既委屈又荒唐。

我说，你说得这么轻巧。

她说，我一直说得很清楚，是你心里有账，有账你就给它记着。

她顿了一下，换了个更慢的语调。

她说，阿栀，你不是我的孩子。

我听到这句的时候，心里那个硬起来的部分像被太阳暴晒过，又像被人捏了一把。

我“嗯”了一声，嗓子干得发疼。

她说，我也不是你的妈。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可以不做，不做就是不做，没什么对错。

我说，那我做了呢？

她戳我一句，你做了，就是做了。

我觉得她每说一个字都是从某个很深的井里拉上来似的。

那井底湿冷，边缘长了青苔，缠着她的过去和她那些自洽的逻辑。

我突然非常想逃。

我说，我出去买点菜。

她说，不急。

我拿上钥匙，鞋也没换好，拖鞋就拖着出门了。

电梯镜子里看见自己，脸上没表情。

我按一楼，电梯一直往下，心也一块块往下坠。

寒风一吹，整个人清醒了一点。

小区门口卖煎饼的阿姨在对面摊子上撒葱花，动作快，有风的时候那些葱花飘起来，像下雪。

我站在门口，肩膀缩起来，吸了口冷气。

我手机震了两下。

屏幕上是她发来的一个问号。

就是一个问号。

我把手机捏紧，放在口袋里。

口袋绒里被手指抓得发热，我突然想起她给我买的那双斜口暖水袋，浅粉色，上面印了一个半边掉色的笑脸。

想到这里我有点晕。

我突然讨厌自己这个“心软的体质”。

我转身上楼了。

进门的时候，她没在桌边。

她在阳台上，拿着一个小喷壶往她的君子兰上喷水。

她对植物的耐心和对我的耐心，可能一半一半。

我站在门口，背对着暖气片，冷气和暖气在我皮肤上打架。

她没回头，慢慢喷，像一个人独处的日常仪式。

我走了两步。

我说，你非要捐，我没意见。

我说完这句才发现自己真的在意的是另一件事。

我说，你能不能早点说？

她停了一下，回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点“你这不是废话吗”的神情。

她说，我一直以为你不在意。

我说，你以为。

她把喷壶放到窗台，走过来。

她抬手，摸我的头，动作很轻。

她说，阿栀，我不希望你把未来绑在我的房子上。

她说，我们都做过贫穷的女孩子，我们知道一个房子能把一个人变得多谨慎，多缩拢，多愿意忍耐。

她说，我不希望你忍。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说你以为“房子”这两个字就是魔咒啊？

她说，对很多人是。

我说，那你也可以告诉我，你捐给女童基金，很有意义，我可能也会觉得你很酷。

她说，我不需要你觉得我酷。

我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那你需要我觉得什么？

她盯着我的眼睛，像是在盯着我背后那堵墙，墙上挂着我们一起去城隍庙吃糖藕的照片。

她说，我需要你觉得，你的人生还是你自己的。

我说，你挂这句话的时候，能不能把我这十二年也并排挂上？

她不说话。

我突然很累。

这个话说没两句就都垮了的局面，让我像站在一块松软的泥地上。

天色暗下来，客厅看起来像箱子里。

我把自己塞进一个角落。

然后我就做了那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去买了一只行李箱。

我把十几件衣服叠进去，把她给我织的那条围巾也压在下面，又反手拿了出来，放在柜子里。

我把厨房里我常用的那套碗筷洗好，擦干，放好。

我把钥匙从钥匙扣上取下来，拿出一张便签写了两个字。

对不起。

我不想写太多，写多了像表演。

我把便签压在她早上吃药的玻璃杯底下，玻璃杯里还剩半口温水，暖暖的，像一个人的心脏还在慢慢跳。

我走的时候，君子兰叶子被早晨的光洗得发绿。

我没回头。

出了单元门，王阿姨正拎着豆豆出来。

她看见我，惊讶了一下，问，哎呀你去哪儿呀？

我笑了一下，说去工作。

她说，那好事啊。

豆豆冲我摇尾巴，我摸了摸它的头，说，以后有缘再见。

我拎着箱子坐地铁，去我同学那儿挤了一张折叠床。

我坐在地铁车厢里，鼻子突然被一股奶茶味儿糊住。

对面一个女孩在刷短视频，笑得夸张。

我眼角发酸。

我姑娘了十二年。

我要把自己收回来。

我在同学那儿睡了两天。

这两天她打了很多电话。

我不接。

她发了三条微信。

第一条是一张碗的照片，问我今天要不要回来吃红烧肉。

第二条是一个“……”的表情。

第三条是一个“好自为之”。

我看着第三条，手心发硬。

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几个字。

“看遗嘱”，旁边画了一个生气的脸。

我这一生很少在公众号留言区骂过人，这件事却让我想跑去网上找同类，找故事，找一个“我值得被爱”的证据。

后来，我还是没去。

我去街对面那家日料店打了个零工，帮老板娘做外卖前的打包。

老板娘是东北人，做事风风火火，说话像唱歌。

她对我说，妹子，你手脚麻利，就是眼神不太好，总是往门外看。

我说，习惯。

她切芥末的时候眼睛一眯，说，家里有事啊？

我笑，说半拉。

她把切好的金枪鱼摆在托盘上，叹了一句，别问，问就是过不过的。

我说，过吧。

第三天晚上，电话打到我同学那儿。

同学端着手机跑出来，脸色不太好看。

她说，是你们小区保安。

我接过去，电话那头是保安大爷很紧张的声音，说，你姑姑在电梯里差点摔了，王阿姨扶着她，你要不要回来一趟。

我的心像被谁一把捏住。

我也不知道是被愧疚捏住，还是被怒气捏住。

我沉了一秒，说，我马上到。

我一路跑回去。

冬天的风像刀子，沿街的灯光把三轮车上的塑料布照得发亮。

我到我们楼下，王阿姨正扶着她坐在花坛石沿上，豆豆围着她脚打转。

她脸色很白，看见我的时候微微有点惊讶。

我没有靠近。

我站在两米之外，那距离像一条线，谁都跨不过去。

王阿姨说，哎呀你总算来了。

她要起身。

她抬眼看我，我看见她眼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歉意。

她说，我没事。

她想站起来，我看着她，脚像钉住了。

我怕自己一过去，我这两天积攒出来的一点决心就像纸一样被揭掉。

我怕。

王阿姨催我，你怎么不扶你姑姑？

我走过去，手伸了一半，又缩回来。

我说，等救护车。

王阿姨白了我一眼，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

她把我推了一把，我的手碰到了姑姑的胳膊。

她的胳膊细，里面夹着一个年岁堆出来的硬骨头，让人心里不舒服。

我把她扶起来，她身上那股洗衣粉加上老房子阳台潮的味道扑过来，瞬间让我想起了十二年的每一个清晨。

她站稳，对我说了句，谢谢。

就一个字没说，眼睛里有东西闪了一下，又没了。

我们去医院。

我陪她拍片，排队，缴费。

我的动作熟得像机器。

她的眼神一直往我脸上看，想找点什么。

我没有给。

医生说没大碍，就是低血糖加上疲劳，回家好好休息，饮食规律一点。

我们出来的时候夜很深。

小卖部的卷帘门拉得只剩下一条缝，冷气往外冒着。

她突然说一句，我让林骁来找你。

我愣了一下，心里第一反应是那本遗嘱。

我说，不用。

她说，他有东西要给你。

我不说话，继续走。

她又说，我有些话，没说清楚。

我说，不用了。

她抬头看着我，笑了一下，那笑里有一种“你还小”的味道。

她说，好吧。

第二天十点，我在日料店切海苔，店门被推开，进来一个穿深灰毛呢大衣的男人。

他看起来三十多岁，眼神里是律师那种职业式的温柔，问我，你是阿栀吗？

老板娘在旁边起哄，说有人找你哦，正经人，看着不像催债的。

我擦了擦手，说我是。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我是林骁。

我把名片一看，正是那个名字。

心脏突然“咯噔”一下。

他笑了一下，说我能占用你五分钟吗？

我点头，走出去，他跟在后面，门口风切过来，门帘晃了一下。

他从公文袋里拿出一个白色信封，信封背面粘得很牢。

他说，这是你姑写给你的。

我不伸手。

我问他，这又是什么戏码？

他愣了一下，像没太听懂我的语气。

他说，她让我如果你离开，就把这个给你。

我愣了一下，觉得有点好笑。

我问他，你们还预案得挺齐全啊。

他没笑，眼神很直，说，她写这个的时候，从椅子上站起又坐下，来回三次。

我心里一动，还是把信接过来。

信纸很薄。

我回到店里，把信放进围裙口袋，没看。

我切海苔的时候手有点抖。

海苔裂了一角，老板娘说，你手怎么回事？

我说，冷。

下午下班的时候我坐在后厨小凳子上把信拆开。

里面是一张A4的纸，对折，密密麻麻写了很多。

她的字很干净，像她的家。

“阿栀，”她写。

“你看到这封时，应该已经不在家了。”

“我一直不太会跟人解释我的想法，年轻的时候不解释是因为骄傲，现在不解释是因为觉得麻烦。”

“但你不在，我忽然觉得解释也许有意义。”

“房子的事，你生我的气，合理。”

“人活着总是需要公平感的。”

“可是你知道吗，我从三十五岁开始就想好了我的身后要去哪里。”

“我没有孩子，房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盒子，我活着用它，死了就应该还给世界。”

“我很早就取过那份女童基金的项目手册，我看见那些孩子的眼睛像我小时候长在乡下时一样，亮，饿，但快。”

“我想到如果有一点点钱可以把她们拉出那条路，我也许可以安静一点。”

“至于你。”

“我知道你以为你在替我做牺牲。”

“我知道你做了很多很多琐碎的事，你每一件我都看在眼里。”

“我知道你夜里起来帮我揉腿，给我找袋子，早上给我把药放到早餐右边第二个位置。”

“我知道你半夜哭过。”

“我也知道你每次哭完第二天就还是笑着给我做豆角。”

“我不是铁石心肠。”

“我只是害怕。”

“我怕我把房子给你，你就真的把你的人生交到我手里。”

“我怕你以后做什么都要问一句‘姑姑你怎么看’。”

“我不想当那样的人。”

“钱我给你准备了。”

“不是十万。”

“十万是我写在遗嘱里给别人看的，真要给你的另一份在银行里，是一个年金。”

“每个月有一笔，不多，但够你生活。”

“我不想你突然有很多，我想你慢慢有。”

“林骁知道。”

“还有一个带你名字的银行卡，在茶几抽屉第三层的红盒子里。”

“你打开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回来，回来拿。”

“如果你不愿意回来，就让林骁带着手续帮你办，钱会每个月打到你名下。”

“不要问我是为什么，我不想解释我的理财习惯，你也不会爱听。”

“你生气吧。”

“你从小就很会生气，但你生气完，总会接着生活，这是我喜欢你的地方。”

“你问我为什么不早说。”

“我这么笨拙的人，说什么都会让你更生气。”

“那就写下来，让你有时间慢慢读。”

“还有。”

“我知道你不爱吃糖藕，但每年我都要拉你去城隍庙排队，我知道你心里骂我，但还会跟着我去。”

“对不起。”

“我知道我身上有很多母亲那样的强迫。”

“我抹不掉，也不想去演成一个完美的姑姑。”

“你走吧。”

“你走的时候别回头。”

“我们两个都别回头。”

“但以后你遇到困难，别憋着。”

“你发一个句号，我会来找你。”

“我不在的时候，你去找林骁，他是我这辈子为数不多信的人。”

“你笑吧，你肯定要笑我‘设局’，你说得对，我这个人喜欢设局。”

“这次的局，我希望是给你一个出口。”

“爱你的，唐槿。”

我读完，手抖得厉害，边角被我捏出一个折痕。

我心里那个坚硬的块儿开始松动，又开始疼。

我把纸折起来，塞回信封。

我出门的时候，天黑了。

上海的冬夜总有一点潮。

街角一个男子吆喝卖烤红薯，蒸汽把玻璃打雾，玻璃背后他的脸看不太清，只看得见一对亮亮的眼睛。

我回家的路，一直都在那儿。

我走到了我们小区门口，保安大爷冲我摆手，说你终于回来了。

我笑了一下，没多说，往楼上走。

门口放着两双拖鞋，她那双偏内侧，鞋头蹭得有点毛。

屋里有热气。

她在厨房，背对着我，背挺直，像一个站在岸边的船夫。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就像我只是出门买了瓶酱油。

她说，回来啦。

我点头，说，嗯。

她说，吃饭吧。

我说，好。

我们坐下，桌上有一盘莲藕。

我看了一眼，那是糖藕。

我笑了一下，捏起来尝了一口。

还行。

她说，你那边收拾了吗？

我说，收了。

她说，那一会儿把你的衣服拿回来。

我说，好。

我们吃了四口，她放下筷子，说，信看了？

我说，嗯。

她说，骂吧。

我说，不骂。

她看着我，忽然叹了一声，像把肺里的某段话吐掉了。

她说，我不会改遗嘱的。

我说，没叫你改。

她说，钱的事你别担心，每个月会打给你。

我笑，说你这人挺像个厂长的。

她也笑了，但笑得有点累。

我低头继续夹菜。

糖藕泡在汁里，像我们的话，甜中带点不自然。

夜里她洗漱的时候，我站在洗手台旁看她把假牙放回去，听见那一声轻微“叮”的塑料盒盖子合上。

她看了我一眼，说，你长大了。

我说，你老了。

她说，嗯。

我们对视了一秒，都笑了。

第二天，她去社区医院打针，我去银行。

我办好手续出来，银行门口摆着一个小摊，卖腌白菜的。

我买了一袋，回到家，放冰箱里最上层，贴了个纸条写着“阿栀的，不许偷吃”。

她看见纸条，笑，像很久之前。

我们开始重新琢磨“我”和“她”的界限。

我在日料店打工之外，找了一个会计的兼职，晚上在店里后面用电脑问我以前的同学怎么用ERP。

她坐旁边，给我剥橘子，剥得一瓣一瓣摆在我的鼠标旁。

她有时候也忍不住过来指挥，说这个你别做，这个你要做。

我抬头看她，她会收手，退回去，做她的君子兰。

我们都有一点点别扭。

别扭像一块石头，在两个人之间来回扔。

扔到某个点上，掉进水里，沉下去，又不见了。

我们偶尔吵架。

吵架的内容也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是“你吃盐吃太少了，你这人就是怕胖。”

现在是“你别老管我工作，我自己会安排。”

她忍不住，会偶尔爆一回，说你一直都乱。

我也会爆，说你这个人从来没把别人当过人看。

然后我们决定闭嘴。

她在客厅打开电视，放那种讲老式弄堂的纪录片，里面有一段是弄堂口卖大饼的老爷爷说他每天四点起来和面。

她看了，眼睛湿了一下。

她说，“一天晚饭也没吃过安生日子”。

我把声音关小，坐她旁边，没说话。

有一天，我在朋友圈看见一个广告，写着“养老护工专业培训”。

我突然有个念头。

我报名了。

她知道的时候，正在往土里插一支小铲子。

她说，你疯了？

我说，我想把这事做专业一点儿。

她说，你打算一直做这件事？

我说，我打算把它变成一种技能。

她盯着我看，眼睛像一个针孔，细细拽住我。

她说，你想清楚。

我说，我想清楚了。

她没再说什么。

我去上课，和一群三四十岁的阿姨坐在一个教室里，老师教我们怎么翻身，怎么防压疮，怎么跟老人讲话。

我照着在她身上练，弄得她哇哇叫，说你当我是模型啊。

我说你是的。

她笑骂，拿枕头扔我。

我们生活慢慢有了新的节奏。

我起得更早，学做更省力的菜，学在十五分钟内让米饭开花。

我学怎么在药盒上贴颜色，周一蓝，周二绿，周三紫。

她学怎么用手机给我发一句“早点回”。

她打字慢，发了一次“早点毁”，又急忙撤回，再发一个“哈”。

我们有我们的小尴尬。

她有时候还是会把遥控器藏在沙发缝里，说不记得放哪儿了。

我每次找出来就敲她一下脑门。

她说，疼。

我说，活该。

我们在冬天熬过去，在春天打开窗子，湿气被风从屋里吹出去。

君子兰开了一朵小小的花，还没来得及大就谢了。

她说，它害臊。

我说，是你弄的。

到了夏天，她的胃又在闹。

我们去医院，医生说饮食要注意。

她看着医生，点头。

出门她就说，医生有什么懂的。

我瞪她，她伸舌头，像个小孩。

生活就是这样，像一个人午后偷吃了一粒葡萄，又被另一个人抓包了，两人对视，笑，白白葡萄皮舔一下，日子继续。

她的遗嘱还是那样。

我们决定不用它来做衡量我和她的工具。

林骁偶尔会来，我们三个人坐在客厅，喝茶。

他像个原本不在我们戏里的人，突然被安排了一条支线。

他说，遗嘱是可以改的。

她说，我不改。

他说，那你写个补充。

她说，不写。

他说，你这个人太矫情。

她笑，说你这个人太专业。

他们两个人斗嘴，我在旁边笑。

有一次他看着我，说，阿栀，你可以让她签一个“居住权”。

我问，什么东西？

他说，就是她把产权捐了也好卖了也好，但你有权在这里住，住到某个年限，或者你自愿搬走为止。

他用很通俗的语言说了一个很冷酷的法律结构。

我想了一下，说，好。

她看着我，沉默了两秒，说，这个可以。

我笑起来，突然觉得房子这两个字也可以是柔软的。

不再是魔咒，是一个安排。

是一个盒子。

盒子里有鞋带，有纸巾，有遥控器，有我们两个人的气味。

那段时间，我妈打电话来得频繁。

她说，你爸最近咳嗽。

我说，要不你们来住一段？

她说，你姑姑那边呢？

我说，我们这边挺好的。

她停了一下，说，小心别把自己弄太累。

我说，我学会了省力，你放心。

她说，你小时候就不肯承认累。

我笑，说现在也不承认。

电话挂了，我坐在阳台上，晾衣服。

她把一个衣夹递给我，说，你妈刚才说什么？

我说，让我别累。

她说，她知道你累。

我说，她也知道你丑。

她愣了一下，笑到咳嗽。

我给她拍背，她笑得眼泪都出来。

她一直想把她的事弄利索。

她说，等我弄完，我可以死。

她总是这样把死挂嘴上，好像死亡就是一个周末要去的郊游。

我说，你少说。

她说，我不怕。

我说，我怕。

她说，你在我前面死我更怕。

我们两个互相顶嘴，谁都不给谁一个“认输”。

可是有时候半夜醒来，房间里很安静，我会听见她的呼吸不太均匀。

我会想，她也不是不怕的。

她怕，她只是要装成不怕。

她不想把“怕”这个东西扔我怀里。

我也一样。

我们像两个互相保护的人，又像两个互相勒住对方脖子的人，亲密里有一点点狠。

秋天来了。

桂花开的时候小区里香得夸张。

王阿姨在楼下说，今年桂花不香，是假的。

我说你鼻炎。

她气哼哼地转头，豆豆跑起来绕圈。

小区里新来了一个年轻的保安，长得白白净净，总爱笑，对我们特别“过分热情”。

他看见我说，姐，你好。

我说，别叫姐，叫妹。

他笑得更厉害，说那不行，我得叫您姐。

我们笑着走开。

生活轻快了一点。

有一天，我们在家里吃冰粉。

她撑着筷子戳着里面两粒花生米，突然说，你还恨我吗？

我被她问得一愣。

我说，恨过。

她说，现在呢？

我说，现在觉得你挺蠢的。

她笑，说你也不聪明。

我说，那就好，两人一样。

她说，那就更好。

我们就是这样，一点点把那一件大事变成很多小事，把那一口怨气卷进了毛巾里，晒了太阳，风一吹，软下来。

我去上课，拿到了一个证书，证书上写着“护理员三级”。

我拿回家，贴在厨房冰箱上。

她看了，说，这个证很你。

我说，怎么叫“很我”。

她说，你这个人，能把小事做细。

我说，是你这个人，能把大事做死。

她又笑，说好，你占我便宜吧。

冬天又来了。

她像每一年一样在阳台上晒她的毛衣，毛衣上有不同的洞，有的是以前被我钩破的，有的是她自己以前不小心弄的。

我们在屋里煮汤。

汤开了，她拿汤勺把浮沫撇掉。

她对我说，我写了一个东西。

我说，你又写遗嘱啊？

她白我一眼，说不是，是给你的。

她把一个小红本拿出来。

不是房产证，是一个很老的护照。

里面夹了一张照片，是她二十二岁时候的样子，穿复古的风衣，站在南京路边上，笑得像有风。

她说，把这个给你吧。

我接过，摸了一下那张照片。

她说，这是我年轻时候的证据。

我说，我也要有我年轻时候的证据。

她说，你有。

我问，什么？

她指了指桌边的糖藕，我看见那边放了另一件东西。

她把那个蓝色的水壶递给我，那是我刚来她家时用的那个塑料杯，杯盖已经有点发白。

她说，这个你一直用来泡茶，现在给你。

我说，你送我这个干嘛？

她说，让你记得，你也喝过十年的白开水。

我“噗嗤”笑出声。

生活的幽默，常常藏在这些细小的转赠里。

我们像走过一个很长的桥。

桥边都是人，吆喝，抱怨，唱歌，睡觉，喝水，买菜，吵架。

我们拎着自己的小袋子，一步步往前，时不时停下来，看看那袋子里的东西还在不在。

我有时候会觉得，我没有真的离开那个决定离开的上午。

那一个我，拖着箱子出门，其实只是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

但这圈绕得必要。

它像在皮肤里划了一道小刀口，鲜血一点一点渗出来，伤口自己知道咋长。

她说，她改了两个字。

不是遗嘱。

是她的手机备注。

她把“阿栀”改成了“阿栀（别累）”。

我翻她手机的时候看见，笑到一半又掉下去。

我们以后还有很多需要吵的。

我们要吵怎么安排她的物理治疗，要吵社区医院医生的态度，要吵王阿姨家的豆豆老爱踏人脚背。

我们要吵我为什么老把袜子扔到沙发上。

我们要吵她为什么老把遥控器藏起来。

我们还可能要吵得更大的，是她把她的盒子彻底交出去那一天，我要不要住在这个房子里，住多久，怎么样以一个非买卖的身份占据一个空间。

这些都可以慢慢来。

有一次，我们吃完饭，她把碗收起来，我抢她，说我来。

她说，你今天不要搞这些，我要给你看个东西。

我说，又看什么。

她从那个小牛皮纸袋里拿出一本红色的簿子。

不是房产证。

是一本旧旧的“劳动荣誉证”。

上面盖着单位的大章，写着“先进工作者”。

她说，这个奖，我当年觉得是假的。

我笑，说你那个单位，什么不假的？

她说，我现在觉得它是真的。

我问，咋真了？

她说，我看见你今天早上穿鞋的样子，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不怕辛苦，是因为我知道总有人可以穿上鞋，继续走。

我听懂了一点，又没完全懂。

她看了我一眼，说，别太紧张，不是要你穿我的鞋。

我说，那你说这些干啥？

她说，我想告诉你，我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知道就行。

夜里，她睡着。

我坐在客厅，小心地把那封信又拿出来摊在桌上。

我在旁边写了一句。

“谢谢你给我一个笨拙的爱。”

第二天早上，她发现，多了那一句。

她看了我一眼，问，这句怎么这么折腾。

我说，我语文不好。

她笑，说屁。

我们互相骂一句“屁”，心里都松一口气。

我能感觉到那根曾经被拉得紧绷的弦，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松了一点。

松了，就不会再那么容易断。

我在群里看到同学发她出差的新加坡照片，摊大牌，酒杯亮，笑容很白。

我心里没有酸。

我只是转过身去，拿一个碗，放在桌上，准备切一盘糖藕。

我想，等我再老一点，我要写一本菜谱。

名字就叫《两个女人的厨房》。

前言里写，我们都没有做错。

只是花到了不同的花池，喝到了不同的水。

她会在后言里写，她这辈子没爱过谁到失去边界，但她尽力了。

我们之间曾经有一个“遗嘱”，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句子下面。

现在它还是在，但我们学会把它当成句号，而不是顿号。

句号之后，还有下一句。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完满的结局。

可能不是。

但它是一种我们接受得了的真相。

我这十二年，未必就换不来什么。

它换来了我能直视自己。

换来了我能用一个人的手把另一个人的生活框住，但不把它按扁。

换来了，哪怕未来她真的没有了，我也不会因此空掉。

我把她放在一个盒子里。

那个盒子不是房子。

它是我心里那个不会灭的灯。

它不大，不耀眼，但足够照见一个人的脸。

她叫唐槿。

她是我姑。

她不是我的妈。

我是阿栀。

我不是她的女儿。

我们不是血缘里的那种标准答案。

可是我们每天早晚会一起吃饭。

我们一起走去医院，走去超市，走去门口买葱的摊子。

我们一起争吵，一起笑。

这就够了。

来源：知情达理饼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