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把最后一块红烧排骨夹到他碗里，酱汁浓郁，是我老家的做法。他正笨拙地用筷子去夹一颗滑溜溜的西兰花，闻言，抬起头，蓝黑色的眼睛在灯下像两颗深邃的玻璃珠。

本内容纯属虚构

“萨姆，你说你妈妈会喜欢我吗？”

我把最后一块红烧排骨夹到他碗里，酱汁浓郁，是我老家的做法。他正笨拙地用筷子去夹一颗滑溜溜的西兰花，闻言，抬起头，蓝黑色的眼睛在灯下像两颗深邃的玻璃珠。

“她当然会，林薇，”他用那带着奇特口音的普通话认真地说，“你做的饭，比我们家乡的‘基斯拉’还好吃。她会把你当成宝贝。”

我笑了，心里那点小小的、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暂时被这句笨拙的恭维抚平了。

我们住在北京东五环外出租的一间一居室里。房间不大，但被我收拾得很温馨。墙上贴着我画的画，阳台上种着几盆多肉，窗帘是我亲手从布料市场淘来缝的。这里是我们的世界，一个由我江南小镇的细腻和萨姆非洲大陆的热烈混合而成的小宇宙。

我是林薇，23岁，美术学院刚毕业，在一家小小的设计公司做着助理，拿着不算丰厚的薪水，却对未来充满画卷般的想象。萨姆是我的苏丹男友，来中国读土木工程的研究生，高大、温和，笑起来会露出一口白得晃眼的牙齿。我们是在一次国际学生交流会上认识的，他被我的速写本吸引，我被他讲述家乡时眼里的光芒打动。

爱情来得像夏天午后的一场雷阵雨，迅猛、炽热，不给人任何准备的时间。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然后是同居。我的生活被他彻底改变，早餐从豆浆油条变成了加了秋葵的糊糊，背景音乐从民谣变成了节奏感强烈的非洲鼓点。我教他说中文的绕口令，他教我用斯瓦希里语说“我爱你”。

我们的世界很小，也很完美。小到可以忽略掉电话里我妈那一声声的叹息，完美到让我以为，只要我们相爱，就能抵御一切。

只是，身体偶尔会发出一些微弱的抗议。最初是后腰，总有一种隐秘的酸胀感，像一根潮湿的绳子，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悄悄勒紧。我以为是久坐画图的职业病，贴几张膏药，或者让萨姆帮我揉一揉，也就过去了。他手掌宽大又温暖，覆在我腰上的时候，那种酸胀感似乎真的能被驱散不少。

“你看，我的手有魔力。”他会得意地邀功。

我趴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闷闷地笑。那时候，我相信他有魔力，相信我们的爱情有魔力。我相信，这间小小的出租屋，就是我们坚不可摧的城堡。这是一种稳固的假象，像冬日湖面上那层薄冰，看着结实，却禁不起一点点额外的重量。

那天，我妈又打来电话，照例是那几句：“薇薇啊，一个人在北京要注意身体，别老熬夜……那个，你跟那个……那个朋友，还在一起呢？”

她甚至不愿意说出萨姆的名字，只用“那个朋友”来代替，仿佛这样就能把他从我的生活中抹去。

“妈，他叫萨姆。我们很好。”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愉快。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是一声更重的叹息。“你爸让你有空就回家一趟，他给你物色了个对象，是咱们市一中的老师，人很本分。”

“妈！”我的声音不由得拔高，“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有男朋友了！”

“那能一样吗？”她的声音也急了，“他是哪儿的人？家里是干什么的？以后你们在哪儿安家？这些你想过吗？过日子不是你们小年轻嘴上说说那么简单的！”

挂了电话，我胸口堵得难受。窗外，北京的夜色像一块巨大的黑色幕布，缀满了遥远又冷漠的星星。萨姆从身后抱住我，下巴轻轻搁在我的肩上。

“又因为我，和妈妈吵架了？”

我摇摇头，把脸埋进他的臂弯，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阳光和皂角的味道。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些烦恼，不想让我们这个小小的城堡，过早地被外界的风雨侵扰。

腰上的酸胀感，就在那个晚上，变得格外清晰。不再是隐秘的绳索，而像一根烧红的铁钎，从脊椎深处烙印出来，带着灼人的痛感。我疼得翻来覆去，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萨姆被我惊醒，开了灯，见我脸色苍白，手足无措。

“我们去医院，林薇，我们现在就去。”

我咬着牙，还想逞强说没事，但那一阵阵加剧的痛楚，让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去医院的路，是我记忆里最漫长的一段路。萨姆背着我下楼，他的后背宽阔而坚实，但我能感觉到他每一步都在微微颤抖。午夜的北京，街道空旷，出租车的灯光划破黑暗，像一把手术刀，将我一直以来小心翼翼维持的那个完美世界，干脆利落地剖开了一道口子。

急诊室里充满了消毒水的味道，冰冷、刺鼻，和我出租屋里温暖的饭菜香气截然不同。一系列的检查做下来，已经是凌晨。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表情严肃，透着一股职业性的疲惫。他拿着我的检查报告，一页一页翻看，眉头越皱越紧。

“你这腰疼，不是简单的劳损。”他推了推眼镜，目光从报告单上移到我脸上，又在我身边的萨姆身上停顿了一下。那眼神很复杂，不是探究，更像是一种确认。

“医生，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心里一阵发紧。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问了几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你男朋友，是哪里人？”

“苏丹。”萨姆替我回答，他的中文说得清晰。

医生点点头，似乎印证了什么猜想。他指着其中一张血液化验单，对我说：“你的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平均体积都偏低，有轻度贫血的症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怀疑你可能是一种遗传性血液病的基因携带者，叫‘地中海贫血’。”

“地中海贫血？”我懵了，这个词汇对我来说，比斯瓦希里语还要陌生。

“这是一种遗传病，在中国南方比较常见。大部分基因携带者自己是没症状的，或者只有轻微贫血，所以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医生解释道，他的语气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个与我无关的科学事实。

“那……那这跟我的腰疼有什么关系？”我还是不明白。

“地中海贫血本身不一定引起腰疼，但你这种体质，如果……”他再次看了一眼萨姆，话锋一转，“这样吧，为了确诊，你和你男朋友，都去做一个详细的基因筛查。特别是他，需要重点查一下镰状细胞贫血病的基因。”

“镰状细胞？”萨姆也皱起了眉。

“对，”医生看着萨姆，“这种病在非洲人群中发病率比较高。我只是建议，为了对你们自己负责。”

走出诊室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我脑子里一片混乱，那些陌生的医学名词像一群嗡嗡作响的蚊子，搅得我心神不宁。萨姆扶着我，沉默不语。我能感觉到，医生那几句轻描淡写的话，在我们之间投下了一片小小的阴影。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按照医生的嘱咐，去做了基因检测。等待结果的日子，每一天都变得格外漫长。腰疼还在持续，时好时坏，像一个不祥的预兆。我和萨姆之间的气氛也变得有些微妙。我们依然一起吃饭、散步，但他很少再开玩笑了，我也总是走神。我们都默契地不去提那次医院之行，可那个话题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我们谁也无法忽视。

终于，拿到报告的那天到了。我一个人去取的，萨舍不得我一个人，但我坚持。我需要自己先面对这个结果，不管它是什么。

还是那个中年医生。他接过我的报告，又从一堆文件里抽出另一份，显然是萨姆的。他把两份报告并排放在桌上，指尖在上面点了点，然后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我读不懂的情绪，或许是同情，或许是别的什么。

“情况，和我预想的差不多。”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重锤，敲在我的心上。

“我，是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对吗？”我的声音有些发干。

“是的，β型地中海贫血基因杂合子，也就是携带者。你自己不会有太大问题，顶多就是轻度贫血。”他顿了顿，把萨姆那份报告往我这边推了推，“问题是，你男朋友，是镰状细胞贫血病的基因携带者。”

我看着那份报告上的专业术语，每个字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却像天书一样。

“这……这意味着什么？”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医生叹了口气，身体往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他看着我，目光不再仅仅是一个医生对病人的审视，而多了一些长辈般的审度。

“小姑娘，我问你，你们俩，是认真的吗？考虑过结婚生孩子吗？”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这个问题，我和萨姆虽然没有正式讨论过，但在心里，我早已认定了他。

“那就麻烦了。”医生说得直截了当，“你们两个，一个是地贫基因携带者，一个是镰状细胞基因携带者。如果你们结合，你们的孩子，有四分之一的概率，会同时遗传到你们双方的致病基因，患上‘镰状细胞-β-地中海贫血’复合型重症。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血液病，孩子会终身依赖输血，而且寿命很短，过程非常痛苦。”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那些关于未来的美好想象，那些画在速写本上的、我们一家三口的温馨画面，在这一刻，被医生冰冷的话语撕得粉碎。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

医生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无法忘记的话。

他指着我的腰，又指了指我手里的两份报告，语气平静，甚至有些淡漠：“你这腰疼，有一部分是心理因素引起的焦虑和压力，但更多的，是你身体在给你发出警告。你选择了他，选择了这样一种结合，就要承担背后所有可能的风险。从这个角度说，你现在经历的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

这四个字，像四根冰冷的钉子，狠狠地钉进了我的心里。它不是一句恶毒的诅咒，也不是一句简单的指责。它像一个冰冷的判决，将我所有的爱情、所有的坚持，都定义为一种不计后果的任性。

我拿着那两份薄薄的、却重如千斤的报告单走出医院。北京正午的阳光明晃晃的，刺得我眼睛生疼。我突然觉得，我和萨姆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万里之遥的地理距离，也不仅仅是我父母固执的偏见，而是一道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由基因编码写成的鸿沟。

回到出租屋，萨姆正焦急地等着我。看到我手里的报告，他迎了上来，眼神里充满了询问。

我把报告递给他，没有说话。

他接过去，逐字逐句地看。他看得懂中文，尤其是那些医学术语，他比我更清楚它们的含义。我看着他的脸色，一点点地从紧张，变为凝重，最后变成一种混杂着震惊和茫然的苍白。

“这……这是什么意思？”他抬头看我，声音干涩。

我把医生的话，原封不动地复述了一遍。每说一个字，都感觉像是在用刀子割自己的心。当我说到“四分之一的概率”和“终身输血”时，我看到萨姆高大的身躯，不受控制地晃了一下。

那个晚上，我们第一次相对无言。房间里没有开灯，窗外的城市灯火透进来，在我们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屋，此刻安静得能听到彼此沉重的呼吸声。

“林薇，”过了很久，萨姆才开口，声音沙哑，“这只是……只是一个概率，对不对？四分之一。那我们还有四分之三的机会，生下健康的孩子。”

他的话里带着一丝急切的、想要说服自己也说服我的侥幸。

我没有回答。我脑子里反复回响的，是医生那句“自作自受”。是啊，对于旁观者来说，那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概率。可对于将要为人父母的我们来说，那四分之一，一旦降临，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我们凭什么去赌一个孩子的未来？用我们的爱情，去赌一个无辜生命的健康？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具体地感受到这个难题的沉重。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关于“文化差异”的抽象概念，而是摆在眼前，血淋淋的现实。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的那道裂痕，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

我们开始回避身体的接触。不是不爱了，而是一种本能的恐惧。曾经最亲密的拥抱，现在也变得小心翼翼，仿佛我们的身体里，藏着某种会伤害彼此的秘密。

萨姆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他不再跟我讲他家乡的趣事，不再在做饭的时候哼着歌。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车水马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知道，他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件事，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审判。他的血脉，他的出身，他引以为傲的一切，在这一刻，似乎都成了一个“问题”的根源。

一天晚上，他试图打破这种僵局。

“林薇，我查了很多资料。”他把笔记本电脑转向我，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医学文献，“现在医学很发达，有产前诊断，还有……还有试管婴儿，可以做基因筛选。我们不是没有办法的。”

我看着他眼里的血丝和那份急于寻找出路的渴望，心里一阵酸楚。我当然也查了。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我知道有“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PGD）”，可以在胚胎植入前就进行基因诊断，选择健康的胚胎。

可是，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笔我们根本无法承担的巨额费用，意味着我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促排、取卵过程，意味着我们要把生育这件事，变成一个在实验室里被精准操控的工程。

更重要的是，我该怎么跟我父母开口？

我怎么告诉他们，我不仅要嫁给一个他们眼中的“外国人”，还要为了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去做什么“试管婴儿”？在他们朴素的观念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是只有在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情节。

“萨姆，”我疲惫地说，“你不懂。在中国，结婚生子，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

我的这句话，像一根刺，扎伤了他。

“我不懂？”他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尖锐的音调，“我不懂什么？我不懂你们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情变得这么复杂吗？我们相爱，我们遇到了问题，我们就去解决问题。这不就够了吗？为什么总要考虑别人怎么想？”

“那不是别人！那是我的父母！”我也控制不住地提高了声音，“他们养育我二十多年，我不能完全不顾及他们的感受！”

“所以，你的意思是，为了他们的感受，我们就要放弃吗？”他站了起来，高大的身影在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极具压迫感，“就因为我血液里有这个该死的基因？”

争吵就这样爆发了，毫无预兆，却又蓄谋已久。我们把这段时间积压在心里的所有不安、恐惧和委屈，都变成了伤人的话语，掷向对方。

他说我不够爱他，不够勇敢，被家庭的枷服束缚。

我说他太理想化，太自私，不明白在中国维系一个家庭需要付出多少现实的努力。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争吵在精疲力尽中收场。萨姆摔门而出，我一个人蜷缩在沙发上，抱着膝盖，眼泪无声地滑落。

窗外，北京的夜依旧繁华，可我只觉得冷。这座我曾经向往的城市，此刻像一个巨大的、冷漠的怪物，吞噬着我的爱情和梦想。

我终于还是给我妈打了电话。我没说基因的事，只说我和萨姆吵架了，吵得很凶，我很累，我想回家。

电话那头，我妈没有丝毫的意外，只是平静地说：“早就跟你说了，你们不合适。回来吧，家里永远是你的港湾。”

那一刻，我第一次具体地感受到了这个困境的破坏力。它不仅在我和萨姆之间划开了鸿沟，也把我推向了一个痛苦的抉择：是坚守我摇摇欲坠的爱情，还是退回到家人为我准备好的、安全的避风港？

我选择了后者。或者说，在那个筋疲力尽的时刻，我没有力气再做别的选择。

我收拾了行李，没有跟萨姆告别。我只是给他发了一条信息：我回家冷静一段时间。

然后，我登上了回家的火车。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逃兵，狼狈地逃离了我一手建立、又亲手摧毁的战场。

回到家乡小镇，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这里没有北京的拥挤和喧嚣，空气里弥漫着熟悉的、潮湿的青草味。我妈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我爸则默默地把我的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他们绝口不提萨姆，也不提北京，就好像我只是放了一个普通的长假回家而已。

这种小心翼翼的呵护，反而让我更加透不过气。

白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假装看书、画画，实际上脑子里一团乱麻。晚上，我躺在自己从小睡到大的床上，却翻来覆去地失眠。我总会想起萨姆，想起我们一起逛超市，为了一根葱应该切段还是切末而争论；想起他第一次看到雪时，像个孩子一样兴奋的样子；想起他抱着我，用不标准的中文在我耳边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些回忆，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我的神经。

我开始疯狂地在网上搜索关于“地中海贫血”和“镰状细胞贫血”的一切。我加入了一些病友群，看那些家长们分享自己孩子的治疗经历。一张张照片，一段段文字，都像针一样扎着我的眼睛。那些孩子苍白的小脸，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孔，父母们在绝望和希望之间苦苦挣扎的日记……我每看一条，心就往下沉一分。

我第一次意识到，医生说的“终身输血”，“过程非常痛苦”，究竟是怎样一种真实而残酷的人生。

我不再是被动地承受着痛苦和纠结，我开始主动地去探寻真相。我不再问“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开始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到底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我的思考模式，在中点发生了转变。

我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我爱萨姆吗？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爱，深刻到足以让我愿意去了解那些复杂的医学知识，去面对那些令人心碎的现实。那么，我害怕什么？我害怕的，不仅仅是那个可怕的“四分之一概率”，我更害怕的，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是父母的失望，是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那份沉重的责任。

我意识到，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一个对自己、对萨姆、也对我们可能的未来负责任的选择。而要做出这个选择，我必须先弄清楚一件事：我的父母，他们反对的，究竟是萨姆这个人，还是我们结合可能带来的风险？

我决定和我爸妈，进行一次真正的、开诚布公的谈话。

那天晚饭后，我把我爸妈叫到客厅，郑重地请他们坐下。我深吸一口气，把我从北京回来后一直憋在心里的话，全都说了出来。

我没有为萨姆辩解，也没有抱怨他们的不理解。我只是平静地，把我和萨姆遇到的问题，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那两份基因报告，那个四分之一的概率，以及医生说的所有话。

我妈听得脸色发白，手紧紧地抓着沙发的扶手。我爸则一直沉默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客厅里很快就烟雾缭绕。

我说完后，房间里是长久的死寂。

“薇薇，”最后，是我爸先开了口，他掐灭了烟头，声音沙哑得厉害，“你跟爸说实话，你是不是就认定他了？非他不可了？”

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他鬓角新增的白发，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爸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暴跳如雷。他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无奈，有心疼，还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疲惫。

“那……那个什么试管，要花多少钱？”他问。

我愣住了。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我报出了一个我从网上查到的、大概的数字。那个数字，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我妈“哇”的一声就哭了。“作孽啊！这都是作的什么孽啊！好好的一个姑娘，怎么就偏偏要走这么一条难走的路！”

我爸没有理会我妈的哭喊。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沉沉的夜色，很久都没有说话。他的背影，在灯光下显得有些佝偻，不再是我记忆中那个能为我撑起一片天的、高大的山。

“薇薇，”他转过身，眼睛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深不见底的沉重，“你跟我们进来，爸给你看样东西。”

他带着我，走进了他的书房。那是我从小到大的禁地，里面堆满了他的各种图纸和工具书。他从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拿出了一个陈旧的木盒子。

打开盒子，里面不是什么贵重物品，而是一沓厚厚的医院单据，还有一个小小的、已经泛黄的笔记本。

“这是你堂叔家的事。”我爸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你可能不记得了，你很小的时候，你堂叔家生过一个儿子，比你小三岁。那孩子，生下来就有问题，心脏不好。”

我的心，猛地一沉。

“从出生开始，就没离开过医院。你堂叔和你婶婶，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又到处借钱。那时候，你爷爷奶奶还在，也把养老的钱全拿了出来。我们家，也贴了不少。”

他把那些单据一张张铺在桌上，有住院单，有手术费收据，有药费单……每一张，都记录着一个家庭为了挽救一个弱小生命而付出的挣扎。

“那孩子，最后还是没留住。三岁那年，没挺过去。”我爸的眼圈红了，“孩子走了，你堂叔家的家底也掏空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你婶婶受不了这个打击，精神出了问题，后来两个人也离了。一个好好的家，就这么散了。”

他拿起那个泛黄的笔记本，递给我。

我颤抖着手打开，里面是我婶婶的日记。字迹娟秀，但内容却触目惊心。记录着孩子每一次的病情反复，每一次的抢救，记录着她从最初的希望，到后来的麻木，再到最后的绝望。

“今天，宝宝又发烧了，他抓着我的手，哭着说妈妈我难受……”

“医生说，又要准备手术了。钱从哪里来？”

“我梦见他长大了，背着书包去上学。醒来，枕头都湿了。”

“我好累。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我再也看不下去，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

“薇薇，”我爸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那只曾经无数次把我举过头顶的手，此刻却显得那么沉重，“爸不是因为他是外国人，才反对你们。爸是怕啊。爸怕你走你堂叔的老路，怕你吃一辈子的苦。为人父母，我们不求你大富大贵，就求你一辈子平平安安，顺顺当当。你懂吗？”

那一刻，我懂了。

我终于懂了他们固执背后的深爱，懂了他们那些看似不近人情的阻挠，其实是源于一种最深沉、最朴素的恐惧。他们见证过一个家庭被疾病拖垮的悲剧，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想让自己的女儿，重蹈覆覆。

这残酷的真相，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更让我感到无力。

我的爱情，在这样一个沉重的、用一个家庭的毁灭写成的故事面前，显得那么苍白，那么不堪一击。

我以为我回家是为了寻找答案和力量，结果，却被推进了一个更深的绝望里。我所珍视的一切，我的爱情，我独立的信念，我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刻，似乎都崩塌了。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萨姆发来的信息，我一条也没有回。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告诉他我父亲的故事？告诉他我退缩了，我害怕了？

手机屏幕上，是他发来的一张照片。是我们第一次去长城时拍的。照片里，我们笑得那么灿烂，背后是连绵不绝的、雄伟的城墙。他配了一句话：“林薇，你说过，长城是用来抵御外敌的。我们的爱，也应该是我们的长城。”

看着那张照片，我的眼泪再次决堤。

我感觉自己被推向了绝望的边缘。一边是萨姆的爱情，纯粹、热烈，相信爱能战胜一切；另一边，是我父母的亲情，沉重、现实，用血泪的教训告诫我人生的残酷。

我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

医生那句“自作自受”，又一次在耳边响起。这一次，我品出了更深一层的含义。我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就必须承受这条路上的荆棘和坎坷。我的痛苦，正是我为我的选择，付出的代价。

那几天，我整个人都像是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白天，我对着窗外的天空发呆，看着云卷云舒，感受不到一丝美感。晚上，堂叔家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的影子，和我婶婶日记里那些绝望的文字，就在我脑海里反复交织。

我开始发低烧，腰部的酸痛也变本加厉，像是在提醒我，身体的困境和心灵的困境，从来都是一体的。

我妈端着粥进来，看到我这个样子，坐在床边，眼泪就下来了。

“薇薇，你别这样折磨自己。你要是实在放不下，妈……妈和你爸再想办法。”

我看着她憔悴的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我意识到，我的痛苦，也在折磨着他们。他们用他们的方式爱我，而我，却用我的坚持，把他们也拖入了这片泥潭。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我又回到了那间小小的出租屋。屋子里空荡荡的，没有萨姆，也没有我画的画。我一个人站在屋子中央，感觉很冷。然后，门开了，走进来的是我爸爸，他手里牵着一个很小很小的男孩。男孩的脸色很苍白，他看着我，不说话。接着，萨姆也走了进来，他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悲伤。我想向他走过去，但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地上，动不了。我想开口说话，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从梦中惊醒，浑身都是冷汗。窗外，天还没亮，只有一丝微弱的灰白。

我坐在黑暗里，梦里的场景清晰得可怕。那个瞬间，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我一直以为，我面临的是一个二选一的难题：要么选择萨姆，对抗我的家庭；要么选择家庭，放弃萨姆。我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觉得全世界都在逼我。

但其实不是。

我爸给我看堂叔家的故事，他的目的，不是要用恐惧来逼我分手。他是想告诉我，生活里，有一种责任，是超越爱情的。那份责任，是对生命的敬畏，是对未来的担当。他是在用一种最沉重的方式，逼着我成长，逼着我去看清爱情光环背后，那些真实而粗粝的部分。

而萨姆，他也不是不懂。他只是来自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的家庭观念里，爱情本身就是最大的理由。他相信科学，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他的勇敢和乐观，并没有错。

错的是我。我一直试图在他们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却忘了我自己，才是那个应该站出来，承担一切的人。

爱，不仅仅是一种感觉，一种激情。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承担后果的能力。我不能要求我年迈的父母，去承担试管婴儿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精神压力；我也不能要求萨姆，去理解我背后那个沉重的、充满了中国式家庭伦理的文化背景。

我唯一能要求的，只有我自己。

我必须成为那个连接他们的人，而不是让他们在我身上撕扯。我必须找到一条路，这条路，既能守护我的爱情，又能让我父母安心，更能对一个尚未到来的生命，负起百分之百的责任。

这个顿悟，像一道微光，照亮了我被绝望笼罩的内心。它不是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启示，而是一种内在的觉醒。我意识到，真正的成长，不是选择，而是创造。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新的平衡。

天亮了。我从床上起来，感觉身体虽然依旧虚弱，但心里那块压了很久的石头，却被搬开了一角。

我洗了把脸，走出房间。我爸妈正坐在客厅里，一夜没睡，满脸的愁容。

看到我出来，我妈赶紧站起来：“薇薇，你好点了没？”

我走到他们面前，坐下。

“爸，妈，”我看着他们，一字一句，清晰地说，“我想好了。”

“我想回北京。不是回去跟他吵架，也不是回去跟他分手。我是回去，跟他一起，想办法。”

“我想告诉他，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那个四分之三的概率上。我们必须为那个四分之一，做好万全的准备。这准备，包括钱，也包括心理。”

“我会跟他商量，我们一起努力工作，攒钱。也许是三年，也许是五年。这笔钱，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不能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了。”

“如果，我们攒够了钱，做了试管，有了健康的孩子，那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到时候，我再把他带回来，让他堂堂正正地站在你们面前，喊你们一声爸妈。”

“如果，我们努力了很久，还是不行，或者中间有任何变故……那我也认。我会和他一起，考虑其他的选择，比如领养，或者，就我们两个人，过一辈子。”

“爸，妈，我爱他。但我也爱你们。我不想因为我的选择，让你们晚年还要为我担惊受怕。所以，请你们相信我，给我一点时间。我会用我的行动，向你们证明，你们的女儿，长大了。我能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

我说完这一长段话，自己都有些惊讶。这些话，不是我事先准备好的，它们就是那样自然而然地，从我心里流淌了出来。

我爸妈都愣住了，他们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他们可能设想过我会哭，会闹，会继续消沉，但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许久，我爸才缓缓地点了点头。他没说话，只是抬起粗糙的手，擦了擦眼角。我妈则捂着嘴，眼泪流得更凶了，但这一次，我知道，那不是悲伤的眼泪。

我重新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这一次，我的心情和来时完全不同。我不再是一个逃兵，而是一个准备奔赴战场的士兵。我的心里，有忐忑，有不安，但更多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

我没有提前告诉萨姆我回来的消息。我想给他一个惊喜，也想看看，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那个小家，变成了什么样子。

当我用钥匙打开门的时候，屋子里的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阳台上的多肉被照顾得很好，地板拖得干干净净。只是，空气里没有了饭菜的香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孤单。

萨姆不在。

我把行李放下，开始打扫卫生，整理床铺，然后去厨房，从冰箱里拿出食材，准备做一顿饭。

傍晚的时候，门开了。萨姆回来了，他看起来瘦了些，也憔悴了不少，胡子拉碴的。当他看到站在厨房里的我时，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手里的文件袋“啪”地一声掉在地上，里面的纸张散落一地。

我们对视着，谁也没有说话。

最后，还是他先朝我走过来，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像是怕眼前的一切只是幻觉。他伸出手，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脸。

“林薇？”他的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

我对他笑了笑，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他一把将我紧紧地搂进怀里，那力道，像是要把我揉进他的骨血里。我能感觉到他身体的颤抖，和他胸口剧烈的心跳。

“我以为……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把脸埋在我的颈窝，声音闷闷的。

那一刻，所有的隔阂和误解，都烟消云散。

我们没有急着说话，只是静静地吃完了那顿饭。饭后，我把我回家的经历，我父亲的故事，和我最后的决定，全部告诉了他。

他一直安静地听着，握着我的手。

当我全部说完后，他看着我，蓝黑色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那里面有心疼，有理解，更有深深的敬意。

“林薇，”他说，“对不起。之前，是我太想当然了。我只看到了我们两个人，却没有看到你身后，为你付出了那么多的家人。”

他站起身，从他掉在地上的那个文件袋里，捡起几张纸，递给我。

那是一家中文培训机构的报名表，和一份兼职家教的合同。

“在你走后，我想了很多。我想，如果问题是钱，那我们就去挣。如果问题是沟通，那我就努力把中文学得更好，好到有一天，我可以亲自去和你的父母谈，告诉他们，我有多爱你，我愿意为你、为我们的未来，付出一切。”

他指着那份家教合同说：“我的专业知识，在这里可以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我已经开始存钱了。也许会很慢，但只要我们在一个方向上努力，就总有希望。”

我的眼泪，再一次无法控制地涌了出来。

我终于明白，那道由基因编码写成的鸿沟，并非无法逾越。逾越它的桥梁，不是侥幸，不是奇迹，而是两个人共同的成长，和那份愿意为对方、为未来，担起沉重责任的决心。

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它不再像从前那样，只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和甜蜜。我们开始一起规划未来，具体到每个月要存多少钱，要如何开源节流。萨姆的课业很重，但他还是挤出所有课余时间去做家教，去翻译一些专业文献。我除了本职工作，也开始接一些私人的设计稿。

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忙，很累，约会的时间大大减少。我们不再去昂贵的餐厅，不再看午夜场的电影。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在灯下，各自对着电脑，然后相视一笑，给对方一个鼓励的拥抱。

腰疼的毛病，在我回到北京后，竟然奇迹般地，慢慢好转了。或许，就像那个医生说的，当心里的结被解开，身体的症结，也就不药而愈了。

我开始定期地给家里打电话，跟他们分享我们的“存钱计划”。我妈一开始还总是叹气，但渐渐地，她问得更多的是“钱够不够花”、“别太累了，要注意身体”。我爸则会在电话那头，偶尔“嗯”一声，然后叮嘱我，注意安全。

我知道，他们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但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接纳我的选择，给我时间和空间。

一年后的春节，我没有回家。萨姆也没有回苏丹。我们用攒下来的第一笔“小金库”，在我们的出租屋里，过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新年。

我教他包饺子，他笨手笨脚地，把饺子捏成各种奇怪的形状。我们一起贴了春联，挂了灯笼。除夕夜，我们看着窗外远处绽放的烟花，举起杯。

“林薇，”萨姆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萨姆。”

我们没有许下什么宏大的愿望。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故事的结局，不是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依然充满了挑战。那笔为了未来的巨额费用，像一座遥远的山峰，我们才刚刚走到山脚。前路漫漫，我们不知道还会遇到多少困难。

但是，我们不再害怕了。

我和萨姆的爱情，经历了现实最残酷的考验，没有被摧毁，反而变得更加坚韧。它不再是漂浮在空中的、虚无缥缈的感觉，而是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里。我们是爱人，更是战友，是我们自己人生的合伙人。

我看着身边这个男人，他正在努力地用筷子去夹一个被他自己包成“飞碟”形状的饺子，专注又可爱。我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幕，然后发给了我爸妈。

我配上了一句话：爸，妈，新年快乐。我们很好，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很快，我爸回复了。没有文字，只有一个点赞。

但我知道，那个赞，包含了千言万语。

我的手机里，还存着那两份基因报告的照片。我偶尔会翻出来看看。那句曾经让我痛彻心扉的“自作自-受”，如今，在我看来，有了全新的意义。

是的，是我自己选择了这条路。所以，我必须自己去承受路上的风雨，自己去搬开路上的石头，自己去承担选择背后的一切责任。

这，不是惩罚，而是成长。

这，就是生活。

来源：吐司毛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