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0年的一通电话,把一个秘密藏了六十年,张瑞芳听说当年剧团里那个爱演戏的年轻人,原来是军统特务。
文|避寒
编辑|避寒
2000年的一通电话,把一个秘密藏了六十年,张瑞芳听说当年剧团里那个爱演戏的年轻人,原来是军统特务。
她拿起电话质问,对方只回了一句:"因为我发现你们中有些人,不可爱了。"这句话轻飘飘的,像在聊昨天的天气。
可它背后,是1937年到1939年间,北平街头那些唱着抗日戏的年轻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
1937年4月4日。
北平香山。
2500个学生聚在一起,名义上是郊游,实际上是示威。
国民党派了大批军警包围现场,学生们不慌,他们准备了节目。
最后一个节目,是话剧《放下你的鞭子》。
崔嵬扮演卖艺老汉,他穿着从附近农民那里借来的旧棉袍,腰间系根麻绳,戴着无檐毡帽。为了遮太阳,他用旧报纸折了个方块当帽檐。
张瑞芳演女儿香姐,短袄和花裤子也是借的。
道具更简陋,他们看见附近有人耍把戏卖艺,把那副挑担租了过来。
戏开场了。
老汉逼女儿卖唱,女儿饿得站不住,倒在地上,老汉举起鞭子,啪的一声抽下去。
台下有人冲上来:"放下你的鞭子!"
香姐哭着讲,家在东北,日本人来了,母亲被害死,父女俩逃到关内,只能街头卖艺糊口。
军警本来是来监视学生的,他们站在人群外围,手里拿着警棍,准备一有人喊口号就冲上去。
戏演到高潮。
台上台下一起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连军警都忘了自己的任务,跟着喊起来。
演完戏,一个警察区队长走过来,给张瑞芳和崔嵬买了两瓶汽水,他说:"我家也在东北,我也不愿做亡国奴。"
这场戏,改变了很多人。
包括一个叫郭同震的年轻人,他后来改名谷正文,成了台湾人口中的"活阎王"。
那时候没人知道,大家只觉得,这个时代需要戏剧,需要街头,需要让更多人看见亡国是什么滋味。
七七事变后,北平的学生们没法继续上学了。
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
这个剧团成分复杂,有北大的学生,有师范学校的,有中学生,也有社会上来的青年。剧团里相当一部分是地下党员,他们除了到农村宣传抗日,还要联络党组织、政府、驻军。
谷正文不是北大学生,团友们叫他"杂牌"。
这称呼不算贬义,只是说他的学历不够硬。
谷正文在剧团里很受欢迎,大家觉得他聪明,性格开朗,演戏也有两下子,参与出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得到一致好评。
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
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背着行李,扛着道具,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白天演戏,晚上住老乡家里,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就啃几口干粮。
张瑞芳那时候已经是有名的演员了,她1935年就进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画,后来开始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她演过很多场,每次演,她都能把自己代入角色。
七七事变后,她跟着剧团往南走,一路演,一路逃。
1938年,她到了重庆,同年加入了党。
谷正文走的是另一条路。
1939年,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编入八路军115师战士剧社,谷正文当了社长剧社队长。
听起来是个进步,实际上是个转折点。
有一次执行任务,谷正文被国民党抓了。
被抓之前,他是个抗日青年,被抓之后,他成了军统特务。
这个转变有多快?
戴笠看中了他,因为郭同震读书多,对华北情况熟。
戴笠在日记里写:"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谷正文后半辈子的方向。
他叛变了。
《放下你的鞭子》在整个抗战期间,是演出次数最多的街头剧。
有人统计过,当时街头或农村上演的剧目里,这一出至少占百分之七十。
为什么?
因为它短,只需要几个演员,一块空地,几件破衣服就能演。
更因为它真。
1931年到1945年,东北沦陷了十四年,流亡到关内的难民,到处都是。观众看这个戏,不是在看戏,是在看自己,看邻居,看身边每一个失去家园的人。
金山和王莹演这个戏,演到郑州,观众往台上扔钱,有铜板,有钞票,甚至有人把石头包在纸币里扔上去,怕钱太轻飘不到台上。
崔嵬和张瑞芳演这个戏,崔嵬躺在地上真哭了,张瑞芳哭得说不出台词。
谷正文也演过这个戏,他演得好不好,史料里没详细记载,但团友们说他演得不错。
同样的剧本,同样的台词,同样的动作。
有人演着演着,把自己演成了烈士。
有人演着演着,把自己演成了刽子手。
区别在哪里?
在于他们各自做了什么选择。
张瑞芳1938年到重庆后,继续演戏,她在怒吼剧社、中华剧艺社演了二十多部话剧。1942年,她演郭沫若的《屈原》,扮演婵娟,轰动一时。
谷正文1939年叛变后,成了军统华北区负责人,他利用自己对华北的了解,破获了北平地下电台。他招募江湖大盗段云鹏,用开锁技术破门,一次抓了五名潜伏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将领。
"活阎王"这个外号,就是那时候叫起来的。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他在何思源家里埋了炸弹,炸弹在凌晨三点爆炸,何思源的小女儿被炸断双腿,终生残疾。
谷正文在回忆录里写:"炸弹当量算得刚好,既让何思源不敢再主张和平解放,又不至于让他立刻死。"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好像在讨论一道数学题。
时间跳到2000年。
张瑞芳82岁,谷正文90岁。
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台北。
张瑞芳听说了一件事,当年剧团里那个"杂牌",原来是军统特务,她打电话过去。
"你当年为啥突然消失?"
谷正文回答得很轻松:"因为我发现你们中有些人,不可爱了。"
就这一句话。
没有解释,没有愧疚,没有回避。
他说"不可爱了"。
好像当年大家一起演戏,一起吃苦,一起喊口号,只是一场游戏,游戏结束了,他换了个队伍继续玩。
张瑞芳听完这句话,什么感觉?
史料里没写。
我猜她挂掉电话后,坐在那里很久。
她想起1937年的香山,想起崔嵬穿着借来的旧棉袍,想起自己穿着借来的花裤子,想起台下的军警跟着一起喊口号。
那时候大家都年轻,谷正文也年轻。他也喊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也在街头演过流亡父女的悲惨。
可他后来做的事,是制造更多的流亡,制造更多的悲惨。
1955年,谷正文策划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他们在飞机上装了炸弹,想暗杀周恩来,周恩来临时改了行程,逃过一劫,飞机上11个人全部遇难。
其中有新华社记者,有中国代表团成员,有机组人员。
他们都死了。
谷正文活到97岁。
2007年1月25日,他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签字的只有养女一个人,他的九个子女,没有一个来送终。
他晚年的时候,每天养十几条狗,说是防身,他不喝外人递的水,不收来路不明的快递。他的第三任妻子曾在他茶水里下毒,被他发现了。
他不信任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孩子。
81岁那年,他听说女婿出轨,提着刀冲到学校,连捅对方两刀。
这就是当年那个在剧团里"性格开朗"的年轻人,最后活成的样子。
我们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会想什么?
可能会想,谷正文为什么叛变?是因为怕死吗?是因为贪财吗?是因为没有信仰吗?
这些问题都对,也都不全对。
更值得想的是另一个问题:
同样的起点,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戏剧,为什么有人选择坚持,有人选择背叛?
张瑞芳一生演了几十部戏,她演过农村妇女,演过知识分子,演过母亲,演过革命者。
她最有名的角色,是1962年的《李双双》。她演一个爱管闲事、嘴快心直的农村妇女队长,拿了百花奖最佳女演员。
她活到94岁,2012年去世,去世前一年,还有人去医院看她。她说自己是赵薇的影迷,喜欢《还珠格格》。
谷正文也活得够长,他出版了好几本回忆录,把自己做过的事写出来。他写破获地下电台,写策划暗杀,写训练特务。
他没有后悔。
他在书里问自己我是个坏人吗?
接着他说:杀人跟杀猪有什么分别。
这两个人,曾经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一个人把舞台当成了一生的事业。
另一个人把舞台当成了一场排练。
排练结束,他换了一身衣服,走向了另一个舞台。
那个舞台上,没有观众,只有血。
参考资料:
《:"流动的抗战火炬"》,求是网,2025年7月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的人生与艺术之路》,中国文联网,2010年12月
来源:健康陪伴丁医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