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俞平伯一生中思想最积极、最进步的时期。这时的他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非常活跃。1919年，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的杂志《新潮》创刊，俞平伯即是发起人之一。俞平伯虽然是以新诗和散文登上现代文坛的，但后来真正出名的却是其红学研究。终其一生，俞平

“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俞平伯一生中思想最积极、最进步的时期。这时的他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非常活跃。1919年，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的杂志《新潮》创刊，俞平伯即是发起人之一。俞平伯虽然是以新诗和散文登上现代文坛的，但后来真正出名的却是其红学研究。终其一生，俞平伯似乎并没有走出红学家的圈子。

曾祖父俞樾寄予厚望的“僧宝”

1900年1月8日，俞平伯出生于江苏苏州马医科巷曲园寓所乐知堂。据说他出生前一个晚上，因祖母梦到一位高僧，家人怀疑他是高僧转世，曾祖俞樾（号“曲园居士”）便给他取乳名“僧宝”。俞平伯四五岁时还曾入寺挂名为僧。

俞樾是道光三十年进士，当年在保和殿复试时，试题是《澹烟疏雨落英天》，他的文章起句便是“花落春仍在”。这句开头，深得阅卷官曾国藩欣赏，俞樾当即被定为复试第一名。

1952年俞平伯夫妇与家人在北京老君堂寓所合影（二排中为俞成)

俞樾曾任翰林院编修，1855年出任河南学政，虽得曾国藩赏识，但官场并不如意。他三十八岁时离京南归，移居苏州，从此优游林下，潜心读书著述，学问大进。后俞樾曾在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两年，声名大振，被浙江巡抚马新贻礼聘，任杭州诂经精舍山长，长达三十一年，终成一代朴学大师。俞樾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批民国时期名声显赫的大师级学者。俞平伯后来的学术道路多少与这位曾祖有关。

俞樾对这个曾孙寄予厚望，亲自为他授课启蒙。俞平伯三岁时，曾祖父俞樾即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培植阶前玉，重探天上花。他甚至在俞平伯很小时就为他准备好了将来参加科举考试的笔墨。作家郑逸梅曾在《俞平伯幼受曲园老人的熏陶》中写道：“德清俞平伯，乃曲园老人的曾孙，老人享耄耋之寿，故平伯幼年，犹得沐老人的教泽，可谓异数。当他四岁，未上书房，由他母亲教读《大学》章句，有时长姊教读唐诗。每晚，由保姆抱至老人居室，以循定省故例……平伯七八岁，老人即命他每晚来做功课……”

俞平伯六岁时，正式入家塾读书。前后读了五年，十岁时已经读完四书五经。后来母亲深感塾师教学不严，又恢复父母督课，俞平伯继续学习古文。

1915年，十六岁的俞平伯到苏州平江中学接受新式教育，在这里只读了半年，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为了照顾他，父母随他进京，住在北大毗邻的东华门箭杆胡同九号。

次年，俞平伯由预科进入文科国学门，与傅斯年同班，来往密切的还有杨振声、顾颉刚、罗家伦等。在这里，俞平伯不仅接触到《新青年》，还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等人，这些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除了新思潮，传统旧学同样也深刻地影响着俞平伯，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黄侃；一个是吴梅。黄侃是俞樾的再传弟子，主讲中国文学，因此对俞平伯格外青眼有加，也特别赏识他。在黄侃的指导下，俞平伯开始认真研读周邦彦的《清真词》，后来这成为他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吴梅则培养了他对昆曲的爱好，并且这一爱好伴随了他终生。

作为接受新思潮洗礼的新青年，俞平伯在北大读书期间，却按照家人要求举行了一个旧式婚礼。1917年10月31日，俞平伯与舅父许引之的女儿许宝驯结婚。他们的婚礼完全采用旧式礼仪：新郎俞平伯头戴红绒缨帽，插金花过顶，身着彩绣蟒袍，大红绸带交叉胸背。这是前清大礼服，三鼎甲赐宴游街时穿的华服。新娘则凤冠霞帔，鼓乐齐鸣，导夫先路，有白鹅一对，染红颈项，含有“奠雁”之意。

妻子是比他大三岁的表姐，虽然是包办婚姻，但两人婚后十分恩爱、幸福。由此看来，俞平伯虽然接受了新式教育，投身新文化运动，但在骨子里，他仍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两次留学失败的“翩翩少年”

俞平伯曾两次出国留学，皆以失败告终。个中原因虽一直未解，但这两段经历为透视俞平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第一次是在1920年。出国留学在当时是一种时尚与风潮，很多人以出国留学为荣。1919年11月，自北大毕业后，俞平伯意气风发，准备留英。1920年1月3日，俞平伯从上海新关码头坐小火轮上了远洋客轮，同行的有好友傅斯年。2月21日，经过四十九天航行后，他们抵达英国利物浦港口，次日到达伦敦。不知因为伦敦烟雾、气候，还是因为英镑涨价，到达伦敦的第十二天晚上，俞平伯突然决定放弃留学，并于3月5日乘坐日本邮船佐渡丸回国。傅斯年知道后，一路追到法国马赛才赶上他。傅斯年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完成学业，但其劝阻并没有改变俞平伯的决心。最后俞平伯说了一句：“希望我将来依然是你的朋友。”傅斯年看俞平伯去意已决，只好失望作罢。

虽然俞平伯主动放弃了留英梦，但并不表示他真的就心甘情愿。其实，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老傅追舟马赛，垂涕而道之，执手临歧”的画面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俞平伯六十五岁时，整理日记，曾写下一段感慨极深的话：“时余方弱冠，初作欧游，往返程途六万许里，阅时则三月有半，而小住英伦只十二三日，在当时留学界中传为笑谈。岂所谓‘十九年矣尚有童心’者欤，抑所谓‘乘兴而来，兴尽而归’者耶。老傅追舟马赛，垂涕而道之，执手临歧如在目前，而瞬将半个世纪，故人亦久为黄土矣。夫小己得失固不足言，况乎陈迹。回眸徒增寂寞，其为得失尚可复道哉。”

俞平伯刚到英国即放弃留学梦立刻返国令人非常不解，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少见，因此许多人一直尝试解开这个谜团，其中也包括他的家人。他的外孙曾说：“外祖父自费赴英留学，这对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家庭来说，不是件易事。奇怪的是，当年夏天，他便从英国返回。来去何以如此匆匆？不免引起了人们的猜测。穿不惯洋服、皮鞋，此为一说；想念、抛舍不开妻子，又是一说。至今确信为后一种说法者居多数。这大概与人们亲眼看到他们恩爱偕老的事实分不开。哪一种说法更正确呢？我曾问过外祖母，她淡淡地一笑：‘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哪里会是为我呢？’”

俞平伯对自己弃学归国一事一直讳莫如深，第一次回国时在大西洋上写下的一首《去来辞》也许能多少反映他当时的心境：

从这条路上来，从来的路上去。

来时是你，去时还是你！

想了什么，忙忙地来？

又想些什么，忽忽地去？

要去，何似不来；

来了，怎如休去！

来来去去，空负了从前的意。

……

仅仅一年之后，俞平伯再次动了出国的念头。1921年10月，俞平伯辞去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之职，准备赴美留学。这次赴美在今天看来多少有点靠关系走后门的味道。

1921年，俞平伯(右)、朱自清(中)、叶圣陶三人在杭州合影

1922年7月，俞平伯通过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姨丈夏敬观的关系，获得浙江省教育厅委派赴美考察教育的机会，以浙江省视学的名义出访，相当于公费出国考察。现在来看，俞平伯很可能是想通过这次赴美留学，挽回一点面子，圆自己和家人一个留学梦。出国前，俞平伯在上海与顾颉刚、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相聚，还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年会。出席年会的有沈雁冰、胡愈之等人，大家为他送行，真诚祝贺他再次出洋留学，并合影留念。

7月9日，俞平伯正式起程，登上了中国号客轮。历时二十二天，俞平伯于7月31日抵达旧金山，与康白情、康纪鸿等人盘桓一周。9月18日，俞平伯抵达纽约，顺利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办理了入学手续，还参加了入学典礼。这次，俞平伯显然是想借考察之名，行留学之实。然而，在哥大只上了一个多星期的课，10月9日，俞平伯突然决定回国。这次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理由：患上了皮肤病。也许因为有过一次教训，朋友们见俞平伯去意已决，便不再劝说。汪敬熙还特地来纽约看望俞平伯。10月26日，杨振声送他登上了列车。他在温哥华换船，11月29日回到国内。这次短暂留学，他唯一的收获是带回了一部分资料，完成了考察报告。

第二次留学失败，似乎对俞平伯并没有造成多少影响。据说他从美国回来时，“西装革履，持一硬木手杖”，俨然一翩翩少年。可见这次留学虽未成功，但并未影响他的心情。也许他已经彻底想通了，作为一个世家弟子，他并不是一个适合留学生活的人，他和自己达成了和解。

风流潇洒的新青年

“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俞平伯一生中思想最积极、最进步的时期。这时的他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非常活跃。1919年，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的杂志《新潮》创刊，俞平伯即是发起人之一。蒋天枢回忆：“先生原本家学，少于文字训诂、骈文、诗词，皆习为之。及长，弃之不作。五四运动时期，先生肄业北大，毅然投身新文学革命运动……”

1920年暑假后，经蒋梦麟推荐，俞平伯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曹聚仁有一段文字记录了俞平伯当时的风采：“我记得俞师初到一师时，穿了一件紫红的缎袍，颇有贾宝玉的样子，风流潇洒。”俞平伯在这里任教的最大收获是结识了在学校任教的朱自清，共同的性情爱好使两人一见如故，从此俞将朱视为平生唯一知己。

1922年，俞平伯与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创办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新诗杂志《诗》。这年3月，在朱自清的帮助下，俞平伯出版第一部诗集《冬夜》。后经郑振铎介绍，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与朱自清一起编辑文学丛刊《我们》。这一时期是俞平伯创作的黄金时代。

1924年3月，俞平伯辞去上海大学教席，应朱自清邀请，赴春晖中学任教。俞平伯在此认识了丰子恺、夏丏尊、朱光潜等人。不久，他与朱自清、叶圣陶等人商议，7月出版《我们的七月》。同年底返回北京。1925年10月，应罗家伦聘请，俞平伯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

1929年11月，朱自清发妻武钟谦因病去世，考虑到朱生活不便，一段时间内朱的一日三餐都在俞平伯家搭伙，俞每月收朱十五元搭伙费，却暗中都贴到菜里，因此朱觉得俞家伙食特别丰盛，多年后才知道个中秘密。单从这件小事，便可一窥俞平伯的君子风范。

张中行晚年曾回忆当年上俞平伯课的情景：“我们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念国文系，任课的有几位比较年轻的教师，俞先生是其中的一位，记得他的本职是在清华大学，到北大兼课，讲诗词……第一次上课，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觉得与闻名之名不相称。由名推想，应该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可是外貌不是，身材不高，头方而大，眼圆睁而很近视，举止表情不能圆通，衣着松散，没有笔挺气。但课确是讲得好，不是字典式的释义，是说他的体会，所以能够深入，幽思连翩，见人之未见……现在只记得解李清照名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一点点，是：‘真好，真好！至于究竟应该怎么讲，说不清楚。’”

其弟子吴组缃对此也有深刻印象：“我选过俞先生两门课，一门是‘词选’，他讲的内容绝不是考证的诠释词句，而是用他自己的感受引导我们来欣赏这些名作。”“俞先生还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小说史’，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他的教法很特别，是把所有的有关资料，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关于中国明清小说的考证，以及其他的零碎资料指定叫我们自己看，进行思考和研究，甚至把同顾颉刚、胡适之有关的通信也印发给我们参考。”

“新红学派”的杰出代表

俞平伯虽然是以新诗和散文登上现代文坛的，但后来真正出名的却是其红学研究。终其一生，俞平伯似乎并没有走出红学家的圈子。俞平伯十三四岁开始读红楼。1920年，赴欧洲留学时，他与傅斯年在船上彻夜长谈《红楼梦》。出国期间，与他朝夕相伴的也是一部《红楼梦》。他在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后改名为《红楼梦研究》），有“新红学派”之誉。

20世纪20年代“新红学派”的兴起，多少受到俞樾的启发。俞樾曾在《小浮梅闲话》中提及《红楼梦》“此书非出一手”，这种暗示并未引起同时代人的重视，后来引起了胡适的注意。胡适经过认真考证，认为《红楼梦》“程乙本作序的高鹗是实有其人，还使我们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

鉴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和推波助澜，新红学研究渐成风气。俞平伯之子俞润民回忆：“在20年代，受胡适之先生的影响，父亲和朋友互相研究讨论《红楼梦》，并通过考证将曹雪芹著的前八十回与高鹗续的后四十回分开，为《红楼梦》研究做出一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俞平伯借访问香港之机，对红学界一些偏离原著本身的研究坦率地提出了批评。他说：“现在考证曹氏的家世已经上推到了明代，如果再往上追索，我看推到唐代亦有何不可？不过，这种探索与《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呢？”又说：“近几年来陆续发现了有关曹雪芹的材料和所谓‘遗物’，即使这些发现都是真的，说曹雪芹会扎风筝，并且是烧鱼能手，这与《红楼梦》本身又有什么关系？何况《红楼梦》本来就有描写风筝情节。”俞平伯认为“红学”的方向最主要的还是应从研究作品本身出发，那些烦琐的考证、索隐，甚或在辨别遗物的真伪上大做文章等，似乎没有必要。

俞平伯晚年发表了两篇文章《旧时月色》和《索隐与自传说闲评》，自认：“我过去也是自传说的支持者，现在还有些惭愧。”《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不能离开小说的艺术形式进行研究，小说就是虚构，“以虚为主，实为从，所有一切实的，溶入虚的意境之中”，意即不能把小说中的人、事、物都一一落在实处。

作为学者，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在认知上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早期的单纯喜欢，到民国时期的新红学研究，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回归本源。他晚年对红学研究的态度体现出一个学者追求学术真理的品质与勇气。

清雅的老派文人

受家庭影响，俞平伯始终保持着一种老派文人的清雅和斯文。王保生在《雅致洒脱，委婉朦胧》一文中说：“俞平伯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即受到诗书礼乐的教育，在他的生活道路上，一向比较优游顺利，几乎没有碰到过颠沛流离、顿挫困苦的日子……正是这样的教养和环境，使得俞平伯的身上有着比较浓的士大夫气质。”

昆曲十分契合俞平伯的生活方式和情趣。而昆曲对他的影响，最早来自家庭。他的岳父许引之是著名的业余昆曲家，妻子许宝驯也爱好昆曲，冰心曾在《思旧赋》中这样表述：“平伯先生的夫人，也是长于昆曲的，她不但会唱，而且很会表演；倘若和自清夫妇聚在一起，他们四人就可以来一出‘游园’，或者‘惊梦’。”

北大时期，俞平伯因受老师吴梅的影响，对昆曲的理解和热爱更深一层，从此一生雅好昆曲。俞平伯喜欢昆曲，一个主要原因是昆曲契合了他老派文人的审美情趣和性情。他研究《红楼梦》出于兴趣，研究昆曲也是出于兴趣。吴组缃回忆说：“他有个人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昆曲。他请了一位年老的笛师，常常在星期假日全家人都到圆明园废墟去待一整天。”

1934年春夏之交，俞平伯与昆曲爱好者浦江清等人成立谷音社。从某种意义上说，昆曲融入了俞平伯的生活之中。纵然岁月流逝，他对昆曲的兴趣也丝毫未减。

在学生眼中，俞平伯永远是温文尔雅的。即使抗战时期滞留北平，俞平伯仍保留了老派文人的生活方式。他当年的学生夏简曾回忆道：“今日的先生，却已经苍白了头发。中等的身材，穿着一袭薄棉袍，外面罩着蓝布褂，下边着一双礼服呢皂鞋。两只清澈眼睛却还带着活泼的光彩，时时透过无缘（沿）白水晶眼镜，发出真诚的笑。他谈话中常好发笑，并不太高。虽然对坐在我们几个青年面前，仍然很谨慎，不时把滑到旁边的长袍的带，整正过来。我作学生时，不好观察别人，到社会后，接触的人率皆带些‘草泽’气息，今天看见俞先生，我仿佛第一次看见了‘文质彬彬’的人，仿佛才觉得了‘文质彬彬’的意味。”

俞平伯本来很安于闲适的生活，无奈抗战爆发改变了一切。1937年北平陷落后，物价飞涨，俞家因滞留北平生活日渐艰难，父亲俞陛云一度靠卖字为生。因为是前清探花，求者极多，由荣宝斋代售，有时供不应求，就由俞平伯代笔。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俞平伯还是保持着传统文人的风骨，不为五斗米折腰。好友周作人出任伪职后，曾一再请俞平伯接替他到燕京大学国文系讲授“现代散文”，俞均回信婉辞，与周保持了距离。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俞平伯并未落井下石，而是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请他“薄其罪责，使就炳烛之余光，遂其未竟之著译”；此后又与沈兼士等十五位教授给国民党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写信，希望对他宽大处理，让其能著述。周作人出狱后，俞又不避嫌隙经常去看他，表现出磊磊落落的君子之风。

非常十年，俞平伯先是在文学研究所打扫卫生，后下放至河南农村绩麻（打草绳）。即使这样，俞仍然保持着豁达的胸怀。据其子俞润民回忆：1969年11月，忽然得到父母要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去河南农村落户的消息，我们全家立即匆匆赶至北京。见母亲在忙着收拾行李，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但父亲却相当平静。他和我说：“我们家原本世代务农，住在德清县乡下。至我曾祖才开始读书，后来搬到苏州住。我在北京住了五十年，现在去当农民，也算是返本。”

混乱结束，俞平伯重新回到了红学舞台。胡绳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上说：“俞平伯先生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他早年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白话新体诗最早的作者之一，也是有独特风格的散文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对小说、戏曲、诗词的研究，都有许多有价值的、为学术界重视的成果。”胡绳的这番评价，也算是对俞平伯一生的褒扬。

1986年，应香港三联书店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的邀请，俞平伯赴港举办“《红楼梦》研究”学术讲座。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逝世，终年九十一岁。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