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后，陈诚多次帮助烈士遗属，两人有着怎样的交情？

摘要：1950年6月10日的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将军从容就义。这位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级别最高的情报人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绝笔诗：

1950年6月10日的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将军从容就义。这位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级别最高的情报人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绝笔诗：

平生殚力唯忠善，

如此收场亦大悲。

凭将一掬丹心在，

泉下差堪对我翁。

当吴石倒下之时，在台湾的某个角落，他16岁的女儿吴学成和7岁的儿子吴健成正在台北街头流浪。大姑娘给人擦鞋，小儿子捡菜叶子，晚上睡在车站长椅上。

他们的母亲王碧奎还被关在狱中，一家人瞬间从“国防部参谋次长”家属沦为人人避之不及的“共谍”亲属。

然而，在这场悲剧中，一双手却出乎意料地伸向了这个破碎的家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蒋介石的心腹重臣，竟冒着政治风险，开始了对吴石家人的照顾。

陈诚与吴石的缘分始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吴石是军校三期著名的“学霸”，无论期中、期末还是月考，从来不知道第二是什么滋味。

陈诚则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他们二人虽然在学校里并无交集，但陈诚对这位学长钦佩有加，将吴石写的《兵学辞典粹编》奉为案头书。

两人更有着过命的交情。1926年北伐南昌战场上，陈诚高烧到说胡话，是吴石背着他蹚过泥水，躲进破庙，还拆了自己的棉衣给他裹上，自己冻得直哆嗦。临了陈诚拍着胸脯说：“以后你有难，我豁出命也护你！”

这种在战场上结下的交情，跟平常喝酒吃肉的朋友不一样，它经受了生死的考验。

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队中，吴石虽然才华横溢却未受重用，而陈诚则一路晋升，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然而，政治立场的差异并未抹杀同窗情谊，这为后来陈诚冒险救助吴石家人埋下了伏笔。

1948年，国民党要转移国防部档案，吴石知道这批东西对解放军有用，就以“军运紧张，先存福州方便调度”为由，把298箱绝密档案藏进福建省研究院书库。

这事陈诚后来隐约知道却没戳破，还在1949年力荐吴石去台湾任参谋次长，说“这样的军事人才，不用可惜”。

1949年，吴石奉命赴台。当时他本可将家人送往香港，但蒋介石要求他必须带着妻儿一同前往。吴石带着家人毅然赴台，虽知前方危险重重，却义无反顾。

到台湾后，吴石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继续为我党提供重要情报。他将台湾地区的水文资料、登陆地区、海空军部署等情况详细提供给了我军。

主席看到这些绝密情报后，特地嘱咐工作人员，要给吴石记上一大功，并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50年3月1日，因叛徒蔡孝乾的出卖，吴石被台湾当局逮捕。六小时后特务敲响了吴石家的门，连他的妻子王碧奎也一起抓走，放话要“从严审出同党”。

在狱中，吴石受到了残酷折磨，一只眼睛失明，但始终坚贞不屈。

1950年6月10日，吴石与朱枫、陈宝仓、聂曦一同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在三位法官考虑到吴石的抗战功绩，建议“免于死刑”的情况下，蒋介石震怒，直接撤了法官改判死刑。

吴石牺牲后，家庭瞬间分崩离析。妻子王碧奎被关押，两个年幼的孩子流落台北街头，无人照料。当时的台湾正值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对所谓“共谍”家属监控严密。

在这个危急时刻，陈诚站了出来。当时陈诚还是台湾省主席，知道蒋介石对“叛党”的吴石恨之入骨，没人敢出头。但他硬在案卷上批了“家属无涉，暂缓羁押”，还找审判官说“吴石的错归他自己，家人没沾过情报的事”。

陈诚没去找蒋介石，而是把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请来，泡了壶茶，语气平和地说：

“毛局长，王碧奎嫁过来才三年，吴石在外头干啥，她压根不知道。整天洗衣做饭带孩子，抓她图啥？她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想法。传出去，人家说咱们连个妇道人家都不放过，显得没格局，反倒让人笑话。”

陈诚这话听着轻描淡写，实则绵里藏针。毛人凤一听就懂：陈诚不想硬碰硬，但想给老兄弟留点体面。他也不想得罪这位蒋跟前的红人，当天就把王碧奎放了。

在王碧奎被羁押9个月后，主要得益于陈诚的周旋，最终让她得以成功出狱。

不仅如此，陈诚还让副官吴荫先把吴石的孩子化名“陈明德”送进教会学校，学费全由他秘密资助。

陈诚为何要冒险这样做？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对吴石的敬佩和两人深厚的交情。

陈诚曾对身边人由衷称赞吴石：“吴石是个学精。”简单的话语中透露出对这位老同学学识才华的钦佩。

陈诚和吴石既有同窗之谊，又在北伐战争时期有着十分过命的交情。虽然两人因为不同的信仰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陈诚仍念及旧情。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陈诚敢保“匪谍”家属，周至柔敢留吴石的情报底稿，都要冒风险。这两位故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守住了一点未泯的人心。

根据台湾2010年解密的陈诚日记记载：1950 年，吴次长案涉敏感，然其家属无辜，久系恐生变，已嘱人妥为处置。”这里的“妥为处置”，正是指协调释放王碧奎。

彼时台北处于白色恐怖，《台湾战后初期政治案件史料汇编》统计，1950年因“匪谍”罪名被逮捕的人员及家属超3000人，多数家属不仅被关押，还会被剥夺工作、住房资格，甚至被驱逐出台北市区。王碧奎能免于这些境遇，确与陈诚的介入直接相关。

然而当时的环境恶劣，即使是陈诚这样的老蒋心腹也不能毫无顾虑，更不能“公开力保”。

当时担任陈诚副官的李以劻在《我随陈诚二十年》一书中回忆，陈诚从未亲自接见王碧奎，所有援助都通过副官间接传递，第一次是释放时送去的20公斤糙米和3丈棉布（当时台湾实行物资配给制，这些物资需动用“行政院长”特批额度）。第二次是1951年王碧奎儿子吴健成在学校遭歧视时，陈诚知道以后通过，教育部协调，将孩子转入台北市立建国中学，且未透露其家庭背景。

最令人动容的是，陈诚对吴石家人的照顾并非一时之举，而是长期的关怀。1965年陈诚临终前，还特意嘱咐时任警备总司令陈大庆：“吴石的孩子若有困难能帮就帮”。

后来吴石儿子吴健成1977年赴美留学，能顺利办下出境手续，就是靠了这个嘱托。

王碧奎晚年接受台湾《联合报》曾说，陈诚先生，没帮我做过惊天动地的事，但在人人怕沾边的年月，他没让我娘几个饿死、没让孩子没书读，这就够了。

而吴石在临刑前那一晚，也展现出对陈诚的理解。狱警问他：“要不要见陈诚最后一面？”他只是轻轻摇头，说：“他有他的难处，不用来了。”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不流血，却一刀一刀割开了陈诚最后的心理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