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悟空真有其人”，这几个字一出来，就像金箍棒砸进了水里，一下子所有人都围过来看，可你要真一头扎进那些老书堆里，你就会发现，这事儿根本不是“有还是没有”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道“像不像”的连线题，答案比你想的乱多了。

“孙悟空真有其人”，这几个字一出来，就像金箍棒砸进了水里，一下子所有人都围过来看，可你要真一头扎进那些老书堆里，你就会发现，这事儿根本不是“有还是没有”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道“像不像”的连线题，答案比你想的乱多了。

先说名字这事，唐朝那会儿确实有个叫“悟空”的和尚，他本名叫车奉朝，还是个挺有来头的鲜卑族后代，本来是个武官，护送使者去西域，半路上病得快不行了，就留在了犍陀罗养病，病好了干脆就出了家，法号叫“达摩驮都”，后来才改叫“悟空”，过了好多年才带着几本佛经回到长安，皇帝还挺看重他，让他住在大寺庙里，你看他这一辈子，跟“大闹天宫”半点关系都没有，就因为名字一样，硬是被后人跟猴子绑在了一起。

真正让悟空跟猴子扯上关系的，是墙上的画和街边的故事，敦煌榆林窟里有幅画，玄奘法师后面跟着一个“胡人”，高鼻子，卷头发，手里还牵着马，当地人管这形象叫“石猴子”，可你在别的地方看同样的画，瓜州啊，肃北啊，那个人长得又不一样了，有的龇牙咧嘴，有的戴着文人帽子穿着长袍，看着更像南宋故事里那个“白衣秀才”，关键是，没有一块石碑，没有一行字能证明这些画里的猴子就是那个叫悟空的和尚，说壁画画的就是悟空，都是咱们后人自己想的。

比壁画还早的，是宋朝人写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书里那个猴行者自己报名号，“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可他那时候还是个穿白袍的“秀才猴”，手里拿的是金环锡杖，根本没拿棍子，头上也没箍儿，到了金代，山东有个山崖上的雕像，把“猴行者”刻成一个抱着拳头的小和尚，福建泉州开元寺的塔上，他又变成一个举着鬼头大刀，腰上挂着一串骷髅的形象，半人半猴，可见“猴子”这个形象，在一路流传的过程中，被各地文化改了又改，根本不是一开始就定型的。

你要是把眼光放到国外，印度那本《罗摩衍那》里，有个神猴叫哈奴曼，那本事也大得很，会飞，会变，也下海救过主子，还被妖怪吞进肚子又钻出来，陈寅恪先生就直接说，“大闹天宫”那段，跟哈奴曼大闹楞伽城的故事，简直太像了，胡适也觉得，中国和印度的故事早就混到一块儿了，分不清彼此，但季羡林先生又提醒我们，文化这东西，从东汉就开始传来传去了，故事元素很可能早就在老百姓嘴里“混血”了，最后被吴承恩一下子给写定了，没必要非得找个“唯一”的源头。

再看咱们自己家，淮河里还窝着一个叫“无支祁”的水怪呢，唐朝的故事里写它“长得像猿猴，金眼睛白牙齿”，被大禹锁在龟山底下，宋元时期的戏剧里，干脆就让它跟齐天大圣拜了把子，所以鲁迅先生就坚持“国货说”，认为孙悟空的骨架子就是“无支祁”加上民间故事，哈奴曼顶多算个点缀，还有个张锦池先生，他觉得源头在河西走廊，说玄奘当年偷渡出关，找了个胡人向导叫石磐陀，这徒弟半路上还想害师傅，后来分道扬镳了，“胡僧”跟“猢狲”读音又近，这故事在甘肃传来传去，就被画师画成了猴样。

你看，这么多说法，恰恰说明一个问题，孙悟空根本不是某个人的“身份证”，他是一张巨大的“文化拼图”，印度神猴给了他神通，淮河水怪给了他野性，胡人向导给了他异域的脸，那个叫车奉朝的和尚，啥也没干，就贡献了个“悟空”的名字，就被大家拉到了拼图最中间，吴承恩干的活，就是把这些散落在寺庙壁画，市井评话，杂剧唱段里的碎片，用他的天才给一次性锻造成型，于是，“齐天大圣”就这么出来了。

所以啊，下次再看到“原来孙悟空真有其人”这种标题，笑一笑就行了，历史上没有那个会七十二变的车奉朝，却有一群被历史忘掉的“车奉朝们”，那些胡僧，水怪，白衣秀才，异域神猴，他们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语言冒险，犯错，被镇压，也被传颂，吴承恩只是把这些所有人的集体记忆，揉巴揉巴，写成了一个人的史诗，与其说“孙悟空真有其人”，不如说**“孙悟空真有众人”**，他活在每一个讲故事的人嘴里，也活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对自由和反抗的永恒想象里。

来源：石径谈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