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一扇朝北的窗，看不见太阳，只能看见对面楼房斑驳的墙皮，像一张张衰老而麻木的脸。

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在给出租屋的窗台擦灰。

那是一扇朝北的窗，看不见太阳，只能看见对面楼房斑驳的墙皮，像一张张衰老而麻木的脸。

手机在牛仔裤口袋里震动，嗡嗡的声音贴着大腿，有点痒。

我以为是外卖。

接起来，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区号是本地的。

“喂，你好。”

对面是一个很公式化的男声，听不出年纪，也听不出情绪，像一台设置好程序的机器。

“你好，请问是……？”

“这里是市委组织部。”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擦窗台的抹布掉在了地上，溅起一小团灰尘，在沉闷的空气里跳了一支无声的舞。

我屏住呼吸，手心开始冒汗。

我知道这个电话意味着什么。

笔试第一，面试第一，体检合格。我像一个闯关者，一路披荆斩棘，终于站在了终点线前。

这个电话，就是终点线那头的裁判，他将宣布我的最终成绩。

“你的政审材料，我们看过了。”男声顿了顿，那短暂的沉默像一根针，扎在我的神经上。

我几乎能听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轰隆隆的，像涨潮。

“有些情况，需要跟你核实一下。”

我的心沉了下去。

不是“恭喜你”，而是“核实情况”。

我攥紧了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您说。”

“你的外祖父，陈望年，这个名字你熟悉吗？”

陈望年。

这个名字像一颗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石子，突然被人捡起来，扔进了我平静的湖心，激起一圈又一圈冰冷的涟漪。

我不熟悉。

我甚至可以说是陌生。

我只知道，他是我母亲的父亲，是我法律意义上的外祖父。

但我从未见过他。

照片上都没有。

我们家，没有任何关于这个男人的痕迹，仿佛他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他是我外祖父。”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但是，我没见过他。”

“嗯。”对面的声音依旧平淡，“根据档案记录，他在1983年，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被判处过有期徒刑。”

历史遗留问题。

一个多么模糊又沉重的词。

像一块巨大的幕布，遮住了后面所有的细节，只留下一片漆黑的轮廓，任人想象。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判刑？

我的外祖父，那个只存在于称谓里的男人，是个罪犯？

“所以……”我艰难地开口，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政审的结果是？”

“很遗憾。”

那三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三座大山，瞬间压垮了我所有的希望和努力。

我靠在冰冷的墙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窗外的风吹过，卷起几片枯叶，打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嘲笑我的狼狈。

我花了三年时间。

三年。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我辞掉了还算不错的工作，把自己关在这间小小的出租屋里，像一个苦行僧。

桌子上堆满了山一样高的复习资料，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

墙上贴着倒计时的日历，一天天撕掉，像撕掉我的青春。

我拒绝了所有的社交，朋友的婚礼，同学的聚会。

我告诉自己，等考上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会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可以把父母接到身边，让他们安享晚年。

我可以给我爱的人一个承诺，一个家。

可是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外祖父，一个三十多年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化为了泡影。

凭什么？

一股巨大的荒谬感和不公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对着电话，几乎是脱口而出，声音里带着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

“我……我能问一句吗？”

“你说。”

“我今年25岁，我出生的时候，他甚至可能已经不在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受过他任何影响，甚至不知道他做过什么。”

“我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为我父母的行为负责。”

“可是，一个我素未谋面的外祖父，我为什么要为他负责？”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带着压抑不住的委屈和愤怒。

“我何以负责？”

电话那头沉默了。

长久的沉默。

久到我以为他已经挂了电话。

然后，那个男声再次响起，这一次，似乎带上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叹息。

“规定就是规定。我们只是执行者。”

电话挂断了。

嘟嘟的忙音，像是在为我这场惨败的战役，奏响了哀乐。

我缓缓地滑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的墙。

阳光无法照进的房间里，一片昏暗。

我看着地上那块沾了灰的抹布，突然觉得，自己就像它一样。

被命运随意地丢弃在角落里，沾满了无法洗净的尘埃。

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窗外的霓虹灯亮起，透过玻璃，在墙上投下光怪陆离的影子。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喂？儿子，吃饭了吗？”母亲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

“妈。”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怎么了？声音怎么这样？感冒了？”母亲立刻紧张起来。

“我没考上。”

我没有说政审，没有说外祖父。我只是简单地陈述了一个结果。

电话那头，母亲沉默了。

我能想象到她此刻的表情，一定是充满了失望和担忧。

为了支持我考试，他们几乎倾尽了所有。

“没事，儿子，没事。”过了好一会儿，母亲才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安慰，“一次考不上没关系，我们还年轻，明年再来。”

明年。

我苦笑了一下。

没有明年了。

只要那个叫陈望年的男人的档案还在，我就永远不可能有明年。

“妈。”我深吸一口气，终于问出了那个盘桓在我心中多年的问题，“我外祖父，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电话那头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

“你问这个干什么？”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近乎惊恐的尖锐，“一个不相干的人，提他干嘛！”

“他不相干吗？”我反问，“他是我外祖父，是你的父亲。他影响了我一辈子最重要的事，你现在告诉我，他不相干？”

“你别问了！”母亲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你为什么非要揭开那些旧伤疤！”

“因为那道伤疤现在长在了我身上！它在流血，妈！”我几乎是吼了出来。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死寂。

然后，是母亲压抑的、细碎的哭声。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

我知道我伤害了她。

但我别无选择。

我必须知道真相。

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们这个被阴影笼罩的家。

“妈，告诉我。”我的语气软了下来，带着一丝恳求，“求你了。”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母亲的声音充满了无助和茫然，“我那时候还小……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我只知道，他被带走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那外婆呢？外婆肯定知道。”

“你别去问你外婆！”母亲的声音再次变得尖利，“她身体不好，你别去刺激她！你想让她也跟着不好过吗？”

挂掉电话，我坐在黑暗里，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孤儿。

母亲的反应，比组织部那通冷冰冰的电话，更让我感到绝望。

她在害怕。

她在逃避。

她在用尽全力，想要把那个男人的存在，从我们的生命里彻底抹去。

可越是这样，我就越想知道。

那个叫陈望年的男人，究竟是谁？

他到底做了什么，会让自己的女儿，如此讳莫如深，甚至不惜与儿子决裂，也要守护那个秘密？

第二天，我买了最早一班回老家的火车票。

老家是一个江南小镇，青石板路，白墙黛瓦，一条小河穿城而过。

外婆就住在那条河边的一座老宅子里。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

记忆里的小镇，总是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水汽和淡淡的桂花香。

但这一次，我闻到的，只有沉闷和压抑。

我推开那扇虚掩着的木门，门轴发出“吱呀”一声悠长的呻吟，像是对一个陌生闯入者的叹息。

院子里，外婆正坐在那棵老槐树下，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

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洒下点点金光。

她老了。

比我记忆中，老了很多。

背驼了，脸上布满了沟壑纵横的皱纹，像一张被揉搓了无数次的旧宣纸。

“外婆。”我轻声喊道。

她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聚焦。

“是……是小远啊。”她放下手中的针线，脸上露出一个慈祥的笑，“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的小板凳上坐下。

“想您了，就回来了。”

外婆拉起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布满了老茧，但很温暖。

“瘦了。”她端详着我，“在外面，要好好吃饭。”

我点点头，喉咙有些发堵。

我们聊了一些家常，关于我的工作，我的生活。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口询问那个名字。

但我看着外婆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却怎么也问不出口。

我怕我的问题，会像一把尖刀，刺破她用几十年时间织就的平静。

直到傍晚，外婆进屋去做饭。

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天边的晚霞，一点点被黑暗吞噬。

屋子里传来切菜的声音，笃，笃，笃，很有节奏。

我站起身，走进了外婆的房间。

房间很小，陈设简单，一张老式的木床，一个掉漆的衣柜，还有一张摆着黑白电视机的方桌。

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

照片已经泛黄。

上面是年轻的母亲，抱着还在襁褓中的我，旁边站着我的父亲。

他们三个人，笑得很开心。

这张照片里，没有外婆。

也没有……那个男人。

我的目光在房间里逡巡，最后，落在了那个靠墙的旧木箱上。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樟木箱子，上面雕着一些简单的花纹，锁已经锈迹斑斑。

我记得，从小时候起，这个箱子就一直放在这里。

我曾经好奇地问过外婆，里面装了什么。

外婆总是笑着摸摸我的头，说：“里面装的，是外婆的念想。”

念想。

是关于谁的念想？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直觉告诉我，那个秘密，就在这个箱子里。

我走过去，蹲下身，轻轻地抚摸着箱子上的纹路。

冰冷的，粗糙的。

上面积了一层薄薄的灰。

我试着去打开那把锈锁，但它纹丝不动，像一个忠诚的卫兵，守护着箱子里的秘密。

“小远，找什么呢？”

外婆的声音突然在门口响起。

我吓了一跳，猛地站起身，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没……没什么。”我有些语无伦次，“我就是……随便看看。”

外婆走了进来，她的目光落在了那个箱子上，眼神变得有些复杂。

有怀念，有悲伤，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恐惧。

“吃饭吧。”她没有多问，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然后转身走出了房间。

那一晚，我失眠了。

我躺在吱吱作响的木板床上，脑子里反复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一切。

组织部的电话，母亲的哭喊，外婆复杂的眼神，还有那个紧锁的木箱。

所有的一切，都指向那个叫陈望年的男人。

他像一个巨大的谜团，笼罩着我们一家三代人。

我必须解开这个谜。

第二天一早，我对外婆说，我想去镇上的档案馆看看，查一些关于小镇历史的资料。

外婆没有怀疑，只是叮嘱我早点回来。

镇上的档案馆，在一栋不起眼的老建筑里。

里面很安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旧纸张特有的霉味。

我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来意，说我想查阅八十年代初的一些卷宗。

工作人员是一个戴着老花镜的大爷，他看了我一眼，问：“查什么？”

“我想查一个叫陈望年的人。”

听到这个名字，大爷扶了扶眼镜，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

“陈望年？”他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回忆什么，“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外孙。”

大爷沉默了，他上下打量着我，眼神变得有些意味深长。

“跟我来吧。”

他带着我，走进了堆满卷宗的库房。

一排排高大的铁架子，上面塞满了牛皮纸包裹的档案，像一座座沉默的坟墓，埋葬着小镇的过往。

大爷在一个落满灰尘的架子前停下，他踩着梯子，从最顶层，吃力地抱下来一个厚厚的卷宗。

“1983年的，都在这里了。”他把卷宗放在桌子上，拍了拍上面的灰，“你自己找吧。”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那本沉重的卷宗。

泛黄的纸张，油墨打印的宋体字，带着一股浓重的时代气息。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

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看到了那个名字。

陈望年。

后面跟着一串罪名。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继续往下看。

档案里记录得很简单。

陈望年，男，时年35岁，职业：镇中学历史教师。

罪行：长期收听敌台广播，私下撰写并传播具有反动思想的文章，严重危害社会稳定。

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

十五年。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1983年，他35岁。

十五年后，他就是50岁。

我出生在1998年。

那时候，他应该已经出狱了。

那他为什么没有回来？

他去了哪里？

档案的最后，附着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人很年轻，穿着一件白衬衫，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他长得很清秀，眉眼之间，和我母亲有几分相似。

他没有笑，只是平静地看着镜头，眼神清澈而坚定，仿佛能穿透时间的尘埃，看到未来。

这就是我的外祖父。

陈望年。

一个“反革命”。

我拿着那份薄薄的档案复印件，走出档案馆的时候，外面的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外婆家的。

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历史老师？

撰写文章？

这些词，怎么也无法和一个“罪犯”联系在一起。

我回到家，外婆正在院子里收衣服。

看到我手里的东西，她愣了一下。

“这是什么？”

我没有说话，只是把那份复印件，递到了她的面前。

外婆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她没有接，只是死死地盯着那张黑白照片，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蓄满了泪水。

“你……你都知道了？”她的声音，像是一片被风吹碎的叶子。

我点点头。

“外婆，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外婆没有回答我，她转身走进屋里，从床头的一个小抽屉里，拿出了一把小小的、已经生锈的钥匙。

她走到那个樟木箱子前，颤抖着手，把钥匙插进了锁孔。

“咔哒”一声。

那个尘封了近四十年的秘密，终于在我面前，缓缓打开。

箱子里，没有金银珠宝，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证据。

只有一沓沓泛黄的信纸，一些陈旧的书本，还有一个小小的口琴。

外婆从最下面，拿出了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

她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本日记。

日记的封面，是深蓝色的硬壳，已经磨损得很厉害。

“这是他留下的。”外婆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他被带走的前一晚，偷偷塞给我的。”

我接过那本日记，感觉像是接住了一段沉重得快要坍塌的时光。

我翻开第一页。

隽秀的钢笔字，映入眼帘。

“1978年，10月1日，晴。

今天，是国庆节。也是我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第一天。

站在三尺讲台上，看着下面一双双清澈求知的眼睛，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责任。

历史，不应该只是故纸堆里的冰冷文字。

它是有温度的，有灵魂的。

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从历史中，学会思考，学会辨别，学会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一页一页地往下翻。

日记里，记录的都是一些教学上的琐事。

他会因为一个学生提出的有趣问题而欣喜若狂。

也会因为无法找到一本珍贵的史料而苦恼不已。

他会带着学生们去乡下考察古迹，给他们讲那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故事。

他会自己掏钱，给班里最穷的孩子买一本新字典。

字里行间，我能看到的，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学生，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教师。

他哪里像一个“反革命”？

我继续往下翻，直到1982年。

日记的风格，开始发生变化。

字迹变得有些潦草，内容也变得沉重起来。

“1982年，5月4日。

今天，在课堂上，我讲到了‘思想的自由’。

下课后，我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

他警告我，不要在课堂上，讲一些‘不该讲’的东西。

什么是不该讲的？

难道让学生们学会独立思考，也是一种错误吗？”

“1982年，9月10日。

我写的关于地方史研究的几篇文章，被退了回来。

理由是，‘观点偏激，不符合主流’。

我只是想还原一些真实的历史，为什么就这么难？”

“1983年，3月12日。

风声越来越紧了。

有人在背后举报我。

我知道是谁。

但我不想说。

我只是觉得悲哀。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日记的最后一页，停留在1983年4月28日。

那一天，他被带走了。

“今夜，月色很好。

院子里的槐树，开了满树的白花，很香。

阿兰（我外婆的名字）给我下了一碗面，里面卧了两个鸡蛋。

她说，明天是我生日。

我看着她，很想告诉她，我爱她。

但我说不出口。

我怕，这是我们最后一顿晚饭。

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了。

请告诉我们的女儿，她的父亲，不是一个坏人。

他只是，想做一个说真话的人。

仅此而已。”

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罪行”。

他没有煽动，没有颠覆。

他只是一个固执的书生，一个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守护一点点真实和良知的普通人。

他错了吗？

在那个时代，他或许错了。

但在我心里，他没有。

“他……后来呢？”我抬起头，看着外婆，声音哽咽。

外婆擦了擦眼泪，缓缓地讲起了那段被尘封的往事。

外祖父被带走后，家里就塌了天。

一夜之间，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对他们避之不及。

外婆一个女人，带着年幼的母亲，受尽了白眼和欺凌。

她们被从教师宿舍赶了出来，搬到了现在这个破旧的老宅。

外婆说，她曾经去监狱看过外祖父几次。

每一次，他都隔着厚厚的玻璃，笑着对她说，他很好，让她不要担心，好好把女儿带大。

他的头发白了，人也瘦得脱了形，但那双眼睛，却始终清澈明亮。

十五年的刑期，他一天都没有少坐。

1998年，他终于出狱了。

那一年，我刚好出生。

外婆带着已经长大的母亲，去监狱门口接他。

她们等了一天一夜。

却没有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后来她们才打听到，他出狱后，没有回家，而是买了一张去往大西北的火车票。

他给外婆留了一封信。

信上说，他不想再回来，拖累她们母女。

他说，这个家，因为他，已经承受了太多。

他希望她们能忘了他，开始新的生活。

他还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外婆。

如果有来生，他愿意做牛做马，偿还这份情。

信的最后，他说，他要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找一座山，盖一间小屋，把他这些年，在狱中写的关于这个小镇历史的书，整理出来。

那是他一生的心血。

也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支撑。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了音讯。

生死未卜。

外婆讲完，早已是泪流满面。

我也早已泣不成声。

我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如此恐惧和逃避。

因为那段记忆，对她来说，是童年里最深的噩梦。

是被人指着鼻子骂“反革命的狗崽子”的屈辱。

是看着母亲为了生计，日夜操劳，一夜白头的辛酸。

是整个青春期，都活在父亲带来的阴影下的自卑和压抑。

她不是不爱她的父亲。

她是怕了。

她怕那段黑暗的岁月，会再次降临到我的身上。

所以她选择沉默，选择遗忘。

她想用这种方式，来保护我。

可她不知道，这种保护，却成了伤害我最深的利刃。

我把日记和信，小心翼翼地收好。

我对外婆说：“外婆，我要去找他。”

外婆愣住了，她抓住我的手，连连摇头。

“找不到了，小远，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中国那么大，去哪里找啊？”

“就算找不到，我也要去找。”我的语气很坚定，“他是我的外祖-父。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为了那份该死的工作。

更是为了我的外祖父，为了他的清白。

为了我的母亲和外婆，为了她们半生所受的委屈。

也为了我们这个家，被那个时代撕裂的尊严。

我必须去。

我辞掉了出租屋，退掉了所有的考试资料。

我背上行囊，踏上了去往大西北的火车。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哪里。

那封信上，只提到了“大西北”。

那是一个多么广袤而模糊的范围。

甘肃？青海？还是新疆？

我像一个大海捞针的人，没有任何线索，只能凭着一股执念，一路向西。

火车在广袤的平原上奔驰，窗外的景色，从江南的秀美，逐渐变得苍凉和辽阔。

我的心里，却 strangely 平静。

我不再为那份失去的工作而懊恼，也不再为未来的不确定而迷茫。

我的目标，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找到他。

我每到一个城市，就会去当地的公安局，档案馆，图书馆，甚至是寺庙道观，打听一个叫陈望年的老人。

一个来自江南小镇，会写字，喜欢历史的老人。

大多数时候，我得到的都是失望。

人们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

“小伙子，你要找的人，连个具体地址都没有，这怎么找？”

是啊，怎么找？

有时候，我也会在深夜里问自己。

我是不是在做一件毫无意义的傻事？

但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就会拿出那本日记，看看外祖-父那清秀的字迹，和他那张黑白照片上坚定的眼神。

我告诉自己，我不能放弃。

他在等我。

在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他一定在等我。

我在西北漂泊了半年。

钱花光了，我就去打零工。

在工地上搬过砖，在餐馆里洗过碗，在街头发过传单。

我晒黑了，也瘦了，但眼神，却越来越亮。

因为在这一路上，我听到了很多故事。

关于那些和外祖-父一样，在那个年代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被改变了命运的人。

他们有的，和我外祖-父一样，选择了远走他乡，自我放逐。

有的，则在平反后，回到了故乡，却发现早已物是人非。

还有一个老人告诉我，他年轻时，因为写了一首诗，被关了十年。

出狱后，他再也没有写过一个字。

“不是不敢写，”他说，“是心死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外祖-父为什么要去整理那本关于小镇历史的书。

因为他的心，还没有死。

他还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遗忘。

他想为那个他深爱的小镇，留下一点真实的东西。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终于在甘肃一个偏远的小县城，打听到了一丝线索。

县城图书馆的一个老馆长告诉我，十几年前，确实有一个南方口音的老人，来这里查阅过很多关于当地历史的资料。

“他话不多，但学问很好。”老馆长回忆道，“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一待就是一天。”

我的心，狂跳起来。

“那他后来去哪里了？”

老馆长摇摇头：“不清楚。不过我听他说过，他想去祁连山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专心写书。”

祁连山。

我立刻买了一张去往山区的汽车票。

汽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窗外是连绵不绝的雪山和草原。

景色很美，但我无心欣赏。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快一点，再快一点。

我到了山下的一个小镇，开始挨家挨户地打听。

终于，一个牧民告诉我，在山里深处，确实住着一个孤僻的老人。

“他不像我们本地人，听口音是南方的。”牧民说，“他十几年前来的，自己盖了个小木屋，很少下山。”

就是他！

一定是他！

我雇了那个牧民做向导，牵着一匹马，向大山深处走去。

山路崎岖，我们走了整整一天。

当夕阳把雪山染成金红色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那个小木屋。

它就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背靠着一片松林，面朝着一个清澈的湖泊。

炊烟，正从烟囱里袅袅升起。

像一幅画。

一幅与世隔绝的，宁静的画。

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

我让牧民在山下等我，自己一个人，一步一步地，向那个小木屋走去。

我的脚步很轻，我怕惊扰了这份宁静。

也怕，这只是我的一个梦。

我走到木屋前，门虚掩着。

我能听到里面，传来一阵阵的咳嗽声。

我深吸一口气，轻轻地推开了门。

屋子里，光线很暗。

一个瘦削的老人，正背对着我，坐在火炉边。

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像山顶的积雪。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背影佝偻，显得那么孤单。

听到开门声，他缓缓地转过头。

那是一张怎样的脸啊。

岁月的刻刀，在他脸上留下了太多的痕迹。

但那双眼睛，那双戴着老花镜后面的眼睛，却和我从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清澈，坚定，带着一丝书卷气。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疑惑和警惕。

“你找谁？”他的声音，沙哑而微弱。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千言万语，都堵在了喉咙里。

我只是从背包里，拿出了那本深蓝色的日记，和那张泛黄的全家福。

我把它们，递到了他的面前。

他看到那本日记，身体猛地一震。

他颤抖着手，接过日记，抚摸着那熟悉的封面，就像抚摸着恋人的脸庞。

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那张全家福上。

他看着照片上年轻的母亲，看着襁褓中的我，浑浊的眼睛里，泪水，瞬间决堤。

“是……是阿兰让你来的吗？”他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哆嗦着。

我摇摇头。

“我是……您外孙。”

我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我叫……林远。”

他愣住了。

他呆呆地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来自遥远时空的幻影。

良久，他伸出那只布满皱纹和冻疮的手，想要触摸我的脸，却又在半空中停住。

“像……真像……”他喃喃自语，“你的眉眼，像你妈妈。”

然后，这个在外漂泊了半生，坚强了一辈子的老人，突然像个孩子一样，捂着脸，失声痛哭。

那哭声，压抑，悲怆，充满了无尽的委屈和思念。

我也哭了。

我走上前，紧紧地抱住了他。

这个我生命中缺失了二十五年的外祖-父。

他的身体，是那么的瘦弱，那么的冰冷。

我能感觉到，他的生命，就像这炉子里的火，即将燃尽。

我们在那个小木屋里，住了下来。

外祖-父的身体，已经很差了。

常年的营养不良和山里的湿寒，让他的肺，出了严重的问题。

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咳嗽和喘息。

但他很开心。

他拉着我的手，给我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

讲他和小镇，讲他和外婆，讲他和母亲。

他的记忆力，已经有些衰退，很多事情，会颠三倒四地讲好几遍。

但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听着。

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他用一生守护的珍宝。

他还把那本他写了几十年的书稿，拿给我看。

那是一本关于我们那个江南小镇的方志。

从建制沿革，到风土人情，从历史名人，到民间传说。

厚厚的几大摞，全是他用手，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字迹工整，考据详实。

“可惜啊……”他抚摸着那些书稿，叹了口气，“我怕是……写不完了。”

“我帮您写。”我说，“您说，我来写。”

从那天起，小木屋的油灯，每晚都会亮到很晚。

他就躺在床上，用微弱的声音，口述着那些尘封的历史。

我则坐在桌前，奋笔疾书。

我们像是在和时间赛跑。

我能感觉到，他的生命，在一点一点地流逝。

但他的精神，却越来越好。

他的眼睛，也越来越亮。

因为他知道，他的心血，不会白费。

他的故事，终于有了倾听者和传承者。

一个月后，在一个飘着雪的清晨。

他把我叫到床前。

“小远，”他拉着我的手，脸上带着一丝安详的笑，“我想……回家了。”

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好，外祖-父，我带您回家。”

他摇摇头。

“回不去了。”他喘息着说，“把我……烧成灰，一半，撒在这祁连山里，这里干净。”

“另一半，你带回去，撒到镇口那条河里。”

“我想……再看看那座桥，那棵老槐树。”

“还有……你外婆。”

他说完，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脸上，还带着那丝安详的笑。

仿佛只是睡着了。

我按照他的遗愿，处理了他的后事。

我背着他的骨灰，和他那几大摞沉甸甸的书稿，踏上了回家的路。

当我再次回到那个江南小镇时，已经是春天。

河边的柳树，抽出了新芽。

我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

外婆和母亲，都站在院子里。

她们是接到我的电话，特地从城里赶回来的。

她们看着我，又看看我怀里抱着的那个骨灰盒，和身后那个巨大的背包。

她们什么都明白了。

母亲冲过来，抱着我，放声大哭。

外婆则走到我的面前，伸出颤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个冰冷的盒子，泪如雨下。

“你……你回来了。”

一句“你回来了”，道尽了四十年的等待和思念。

我们把外祖-父的骨灰，撒进了那条他惦念了一生的河里。

骨灰随着流水，缓缓地飘向远方。

我知道，他自由了。

后来，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外祖-父的那本书稿，整理了出来。

我把它命名为《望年镇志》。

我没有去找出版社，只是自己花钱，印了几百本。

送给了镇上的图书馆，和那些关心小镇历史的人。

我也没有再回去考公务员。

我留在了小镇，在外祖-父曾经教过书的那所中学，成了一名历史老师。

当我第一次站上那方三尺讲台，看着下面那些青春洋溢的脸庞，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外祖-父。

我好像明白了他当年的选择。

有些东西，比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光明的未来，更重要。

那是一种叫做“风骨”的东西。

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

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

至于那个最初的问题。

“我外祖-父未见，何以负责？”

我现在有了答案。

我不需要为他那个莫须有的“罪名”负责。

但我有责任，去了解他的人生，去理解他的选择，去传承他的精神。

我有责任，让他的故事，不被遗忘。

我有责任，告诉我的学生，告诉更多的人。

在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人。

他叫陈望年。

他是一个好老师，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

他只是，想做一个说真话的人。

仅此而已。

清明节的时候，我会带着母亲和外婆，去河边，给他烧一些纸钱。

外婆会絮絮叨叨地，跟他说一些家里的事。

母亲则会站在一旁，默默地流泪。

而我，会对着那缓缓流淌的河水，轻声说：

“外祖-父，您看到了吗？”

“这个世界，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成您当年所希望的样子。”

“您，没有白白付出。”

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潮湿的水汽，拂过我的脸颊。

我知道，他听到了。

来源：一个人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