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声明：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请知悉。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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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编辑 小豆包
2008年春天，在北京朝阳医院的病房里，85岁的刘青石紧紧地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屏幕上正播放着《潜伏》的最后一集——余则成在机场回过头，望向翠平，不过却再也未能相见。老人突然伸出手，去触摸屏幕，用带有闽南腔的普通话，缓缓地喃喃自语：“她未曾等到我她已然改嫁了。”守在旁边的学生这才猛然意识到，这位平日里说话温和的老人，竟然是剧中余则成的原型之一。
这个画面，就如同一记重重的锤，将那尘封了六十年的记忆，给敲开了。当我们于屏幕前，为那些虚构的谍战故事，而唏嘘不已时；那些真实的谍战英雄，却正静静地坐在病床上，用那布满深深皱纹的手，轻轻地擦拭着眼角。他所擦拭的并非是眼泪，而是一段被岁月的时代所封存起来的真相。
第一章基隆港的“双面人生”
1947年，在台北24岁的刘英昌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作为机械行的少东家，他身着定制的西装，轻快地跳着伦巴，是基隆港颇有名气的“上流青年”。不过在那光鲜的外表之下，这个年轻人每晚都在灯下品读鲁迅的《呐喊》以及巴金的《家》。那些文字仿若火种，点燃了他对殖民统治的愤恨。
改变发生在一个闷热的午后。同乡吴克泰带他走进台北车站后巷的牙科诊所，这里没有行医执照，只有等待已久的蔡孝乾——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通缉的要犯。
没有党旗，也没有宣誓词。蔡孝乾递来那，指甲盖大小的薄纸：“愿不愿意把命交给人民？”刘英昌轻轻地，点了点头，随后便将那纸片，迅速地吞进了肚子里。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却完成了他从商人到战士的重大转变，“青石”这个代号也就此，诞生了。
第一次任务，就对这个新晋的情报员的智慧进行了考验。他需要将台湾东部的兵力部署图，送往上海。如何能够，成功躲过严密的港口检查呢？他找到了令人惊叹的方法——把文件缩拍成微缩胶卷，塞进进口牙膏管的夹层里，接下来谨慎地灌回牙膏。
更绝的是，他向基隆港检疫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贿赂，将备用胶卷藏匿进医用的避孕套当中。“那个时候啊，台湾对于橡胶制品的检查最为宽松”，他在晚年的时候面带笑容地回忆着，“谁又会真正去仔仔细细地翻看那些东西呢？”首次渡过海峡之时，他在那摇晃不停的船舱里吐得天地都变得昏暗了，不过却依旧顺利地将“特殊的牙膏”送到了上海。
华东局的回电仅有八个字：“情报收到，事关全局。”那晚那个曾为商人的人在外滩将一整包烟抽完。海风驱散着烟雾，亦吹走了他最后的那丝犹豫。“那时才发觉自己并非小商人，而是中国人。”这般身份的转变，相较于任何荣誉，都更令他心安。毕竟在1947年，为国家行事的风险，远远大于做生意。
第二章雪崩时的逃亡
1950年1月，变故悄然而至，让人猝不及防。蔡孝乾先是在第一次被捕后幸运地逃脱了，不过到了2月，他却又再次落入法网。这位省工委书记仅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撰写完成了包含着四百多人的名单。
台湾地下党组织不断遭受破坏。吴石、朱枫等重要成员先后被抓捕，于6月10日被押往刑场。当时台北街头满是浓重的血腥气息，警笛声一声接一声，在城市上空长久回荡
刘青石的末日，也在渐渐逼近。他本应前往西宁南路的茶叶铺去取情报，刚一拐进巷口，便听见妻子的哭喊之声。特务把林雪娇按在地上，那枪托狠狠地砸向她的后背，逼迫着询问丈夫的下落。刘青石用台语骂道：“你们找错人啦！”随后转身便钻进了人群。这一决绝的转身，开启了他长达四年的荒山生涯。
他带着三名交通员，先是逃往“月眉山”，随后便藏身于花莲一处废弃的“铜矿坑”里。生存成为了最为严峻的考验，没有粮食之时，就悄悄去种植山苏、地瓜；缺乏盐巴之际，便收集雨水，接着将其晒干以取盐。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那种每时每刻都存在着的孤独感，四个人每天仅仅能靠眼神来进行沟通，就连咳嗽也都小心翼翼，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1952年冬天，那时候最小的交通员阿吉，突然之间发起了高烧。刘青石呢，全然不顾危险，毅然冒险下山去买药。回来之时，他瞧见了，在那矿坑口处插着三炷香——原本啊阿吉被搜山队给发现了，当场就被击毙了，接着又被吊在了树上用以示众。那晚他在矿坑的石壁之上，郑重地刻下了这样一行字：“阿吉哥哥带你回家。”
看着同伴牺牲，却无能为力，这种感受比受刑还要难受。多年后他如此回忆。在荒山里，彼此是唯一的依靠，失去任何一个，就如同被砍断了手脚一般。
第三章无奈的投降与漫长的等待
1954年，台湾开始推行“连坐保甲”。刘青石的弟弟，他的妹妹，以及岳父陆续被捕。母亲托人带话：“若再继续躲藏下去，那全家都将要沉沦于基隆港了。”
3月的一个雨夜，他缓缓地穿着那身蓑衣，走进了台北保安司令部。值班军官起初还以为他是来告密的普通农民，不过直到他慢慢地掏出那本“自白书”：“我是中共的交通员，携带着电台密码以及组织的名单前来自首。”这份名单上的人员早已全部转移，如今能够抓到的，就只有他本人了。
国民党把他关进了那号称“台湾渣滓洞”的青岛东路三号。半年过后，当局声称他已然被“感化”并任命其为保密局的上尉联络员。在那表面顺从的背后，他一直都在盘算着怎样才能返回大陆。
1955年夏天，机会终于到来。他随国民党情报船“海鲸号”驶向金门途中，借着漆黑的夜晚机警地跳入海中。不久后在厦门角屿被解放军哨兵俘获。那名哨兵对他全身细致搜查，只找到一张被海水泡得残破不堪的照片，照片上是妻子林雪娇抱着刚满一周岁的女儿，背面写着“盼归”三个字
这张照片，反而成了“罪证”他被押往北京，接着被关进了功德林监狱。公安部裁定他为“敌特诈降”，这一关押，就是四年那么久。1959年，转到河北涿县特管农场去劳作，和杜聿明、沈醉等那些前国民党将领一起，挖渠烧砖。
沈醉于回忆录中记述道：“这个台湾籍人士，身形瘦得宛如竹竿一般，不过却最为擅长扛起麻包。晚间之时，他还悄悄地为同狱难友绘制台湾地图，口中言道：‘总归有一日是要回去的。’”
第四章平反后的平凡人生
1979年，中央统战部的一纸通知，终于缓缓到来：刘青石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其历史情况十分清楚，现已为其恢复名誉。此时距离他在那牙科诊所中，将那张小纸片吞入腹中，已然过去了32年。
他被分配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大一的英语课程，月薪为43元。学生们仅仅知道，这位刘老师在说话时带有闽南地区的腔调，喜欢把“verygood”讲成“威力固”，却无人知晓，他曾经是台湾当局的“最为重要的要犯”。
从惊心动魄的谍战，到平淡的教学生活，这种落差，普通人难以承受，不过刘青石却安之若素。“能堂堂正正地活着，还能够为国家做事，这就够了。”他说道。
2008年11月，刘青石悄然而然地离世。在整理遗物之时，家人于衣柜的底层找寻到一支干瘪瘪的铝制牙膏管，那剪口之处依旧残留着干涸涸的牙膏渍。管内卷着一张已然发黄的照片——24岁的他身着西装，站在基隆港的灯塔之下，其背面工整地写着：“为了那崭新的中国，为了那宝岛台湾，我将自己放置进黑暗之中，却坚信天定然会亮起。”
结尾
朋友如果你也看过《潜伏》，下次重刷时不妨想想刘青石。电视剧里的余则成至少有个开放结局，现实中的刘青石却失去了组织、错过了爱人，用大半生等待一个清白。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呢？或许是这样——真正的英雄，不是永远正确的人，而是在黑暗之中，依然坚持信念的人。他们就像那支，藏着情报的牙膏管，外表显得普通，内里却藏着能够改变历史的秘密。
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我建议找个周末去图书馆，翻翻《台湾地下党往事》这类书籍。不是要你成为历史专家，而是让我们知道，今天平静的生活背后，曾有人付出过怎样的代价。
记住刘青石，不是要记住悲伤，而是要记住——有些光明，需要有人先走进黑暗才能换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认真对待每一天的生活，因为这份平凡，正是他们曾经拼死守护的珍贵礼物。
来源：德云社小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