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线和重要抓手。聚焦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将新型工业化纳入城乡融合发展框架体系，深入探索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之间的作用关系和互动机

摘要: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线和重要抓手。聚焦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将新型工业化纳入城乡融合发展框架体系，深入探索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之间的作用关系和互动机理，以更加系统的新视角重新审视和重构工农城乡关系。在对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其科学内涵，创新构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理论框架，整体性、系统性地阐释“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机理、特征、框架、实现形式、有效手段及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城镇和乡村同步建设为支撑、以畅通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为核心、以推进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主导、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为导向、以县域为切入点的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方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工农城乡关系理论和实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以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要求下，将新型工业化纳入统筹范畴，推动由“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拓展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既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城乡融合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又是对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探索的有力拓展，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与发达国家四化“串联式”的发展过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要后来居上，必然是“并联式”的发展过程，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要叠加发展，这就要求：以信息化和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同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必须协同互动、动态优化、高效推进，才能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我国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遵循现代化发展规律，坚持走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取得重要突破和历史性成效，但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缺少新型工业化的支撑，这样乡村难以全面振兴，城乡也难以实现有机融合[1]。在新发展阶段，只有更加注重由“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向“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拓展和转变，实现三者协同，才能更有效破解由不平衡不协调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研究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者协同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任务，对于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围绕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关系已经展开大量研究，但是关于如何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三大战略的研究尚不多见。在推进现代化中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同[2]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3]，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从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4-5]到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6-7]，充分肯定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更高要求[8]。一方面，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耦合关系。新型工业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前提，为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助力[9]，这三者共同推动高水平的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是实施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载体[10]，优质城市要素有助于激发乡村振兴活力[11]；乡村全面振兴为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支持[12]。从协同的视角看，三者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协同到高级协同进而发挥整体作用的动态过程[13]。另一方面，我国已步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统筹三者发展和平衡系统间关系意义重大[14]。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经济发展为推动城乡融合奠定了重要基础[15]，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为促进三者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16]。同时，关于土地制度改革[17-18]、城乡要素双向流动[19-20]、产业融合[21]、城乡空间融合[22]、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3]等方面的广泛研究也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支撑。

总的来看，学术界关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研究为探讨三者关系提供了扎实的研究基础。现有文献的关注点较为分散，一般以单项战略的推进或两项战略的协同为研究对象，虽然主要观点有所差异，但是总体上都包括了城乡区域资源配置、要素流动、产业融合、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内容。目前，对统筹三者的一般规律和共性特征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认识，尚未从整体视角就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形成成熟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由此启发和引出了新的研究视角：为何要在深化城乡融合发展中引入新型工业化，提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什么是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框架是什么？如何找到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实践方略？这些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为了回应上述问题，本文通过明确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构建理论框架，探索实践路径，提出政策建议，以进一步促进三者协同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对马克思主义工农城乡关系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工农城乡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基于我国城乡区域关系发展不协调的现实背景作出的重要选择，是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工农城乡关系演变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城乡居民生活福利水平提高为根本指向，历经了“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产业协同发展”和“农村支持城市—城市支持农村—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探寻并完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路径，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城镇化水平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较高。实现国家工业化是改变落后面貌的必由之路，党中央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方针。通过农业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抽调农村劳动力和征用土地等多种方式，乡村为国家工业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使我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总体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城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等方面采取了城乡分治格局，城乡人口流动受限，城乡福利差异显著，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

在20世纪80—90年代，农村改革率先启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土地制度改革、农产品价格改革、劳动力管理制度改革等显著改善了农民生活，缓和了工农城乡矛盾。但随着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城乡要素配置不均，城乡差距进一步显性化、扩大化，“三农”问题凸显。20世纪80年代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现象普遍，90年代大量出现处于“两栖”状态的农民工，我国城镇化仍处于起步阶段且滞后于工业化。

21世纪初，我国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阶段。国家采取包括农村税费改革、“四项补贴”、土地制度改革等农业支持政策，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26]，城乡要素加速流动，农村发展和城镇化发展进程加快，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趋势明显，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取得积极进展。我国加入WTO后，世界市场带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协同效应显著，而乡村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加速流失，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等现象日趋突出，城乡关系进入新的不平衡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城乡融合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从农村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方面试图构建要素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明确了优化城乡关系治理的新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城乡融合发展”，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成为城乡中国时代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两个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城乡人口和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城乡二元体制的关键性制度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协同互促更为紧密。但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不协调问题仍存在新的表现，协同程度亟须提高，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问题到了关键时期，需继续探寻和完善新时代新征程下的工农城乡关系。

统筹推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展是破除城乡深度融合壁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乡村发展滞后于城镇，乡村基本上以传统农业为主、结构单一，缺少收益更高、业态更新、功能更多元的产业形态，其重要原因在于新型工业化发展程度不足，用新型工业化成果改造提升乡村过程缓慢，这不仅造成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难以形成市民化的有效动力，而且乡村也难以改变基于传统农业生产所形成的社会生产生活形态，导致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机对接窗口缺失。这就需要新型工业化作为动力源赋予乡村全面振兴能量和活力，增强新型城镇化承载能力，以三者耦合互动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从地方的实践来看，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各地推动发展的主线和工作重点，但由于对统筹三者的认识不足，各地在推进三者的实践过程中，仍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分离式”推进的方式，或是工业化单兵突进，或是城镇化推进未考虑产业支撑，或是乡村振兴不注重城镇化带动，导致城乡二元矛盾持续，以城带乡、以乡促城不足，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仍然缺失，造成资源错配、要素流动不畅、产业布局失衡、公共产品供需失配、社会治理失效等突出问题，阻碍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因此，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需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齐头并进、高效协同”。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只有更加注重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的统筹协调推进，才能更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新型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新发展阶段更需要新型工业化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创新能力强的新兴产业支撑；新型工业化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动力，在新发展阶段更需要新型工业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优质就业岗位、物质资本和技术，以及引入生态和智能的文明形态。新型城镇化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基础和载体，在新发展阶段更需要新型城镇化为新型工业化提供高质量的承载空间、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持续动力，在新发展阶段更需要新型城镇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先进要素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渠道。乡村振兴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在新发展阶段更需要乡村全面振兴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力、生态空间，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农业转移人口和消费市场。只有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更加注重三者协同发展，才能更高质量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我国工农城乡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内容和关键抓手。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在统筹推进三者的过程中实质上体现的是耦合互动和协同跃升，并以此形成更大发展合力和多维正向外部效应。“耦合”是指两个变量相互作用以形成合力的状态[27]，“协同”表达的是目标一致、责任共担和深度交互的核心特征[28]。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间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基于此，本文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构建“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理论框架（见图1，下页）。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既是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有机融合的整体。新型工业化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自主创新为根本动力、以绿色低碳为生态底色、以实数融合为技术特征、以开放循环为空间形态的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以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和互促共进的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是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以提高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全面振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不能孤立发展，更不能相互分割，应在互动过程中相互促进、提质增效。只有这三者耦合互动、协同跃升，才能形成有效合力。“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核心内涵就是：把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三者耦合互动为核心、协同跃升为目标，以三者进程同步、城乡要素畅通、供需适配、空间融合为着力点，以县域为底部支撑，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汇聚更大发展合力，实现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总体目标在于以新型工业化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为动力源，赋予城乡融合发展新的生命力，促进传统的工农城乡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主体力量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促进城乡区域之间要素流动、结构交融和功能互补，进而实现三者统筹兼顾和相得益彰；“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过程就是破除城乡区域“要素—产业—空间”融合推进过程中的隐性和显性障碍，推进三者由不平衡向平衡、由不协同向协同发展的过程；“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结果就是通过产生良性循环、相依相促的正向效应，推动三者由低水平协同向高水平协同演化。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位一体”耦合协同呈现整体性、阶段性、动态性、差异性和互补性特征。“整体性”特征体现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两个轮子[4]，新型工业化是推动这两个轮子加速运行的动力源，这三个战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以系统思维全面把握、整体推进，才能放大合力效应。“阶段性”特征体现在根据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间的耦合水平，可以划分为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等不同阶段，反映了三者由相互分割、无序发展到良性共振、有序耦合的发展过程。“动态性”特征表现为“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系统永远处于运动和发展状态，耦合协同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处于动态波动中，存在时空动态性。“差异性”特征体现在推进“三位一体”耦合协同需要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如采取新型工业化引领型模式、新型城镇化推动型模式、乡村振兴支撑型模式、综合协调型模式等推动“三位一体”耦合协同。“互补性”特征体现在新型工业化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产业支撑、就业机会，新型城镇化为新型工业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必要的承载空间、人才和公共服务支持，乡村全面振兴为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提供资源、空间、劳动力和市场，这三者协调配合和互动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框架主要由城乡区域复合系统、要素产业空间多维融合、省域市域县域多级载体支撑构成。

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城乡区域复合系统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系统形态。相较于城乡融合复合系统，城乡区域复合系统主要增添了“区域”二字。“区域”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指地理上的一个特定地区或范围，而在经济学研究中通常认为“区域”是指能够在国民经济分工体系中承担一定功能的经济区概念，区域经济的研究领域涵盖经济发展、产业、人口、环境、行政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就这一意义而言，本文中的“区域”一词主要是指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蕴含的空间要素及链接关系。刘彦随提出的城乡融合复合系统是由乡村地域系统和城镇地域系统相互交叉、渗透、融合形成的空间连续系统[29]，包含省域、市域和县域“三域”层次，强调这三个层次之间通过城乡基础设施网络实现有机融合。这一认知的落脚点实质上是区域融合的概念，将城乡地域格局进一步理解为省域、市域和县域三个系统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因此，城乡融合复合系统本质上是一定区域内包含城市和乡村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30]。在此基础上，城乡区域复合系统是在空间层面对城乡融合复合系统认知的显化，城乡系统注重推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乡融合发展，这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区域系统注重推进地区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这是解决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城乡区域复合系统不仅意味着打破城乡间分割，而且意味着实现区域间均衡发展，这是“三位一体”耦合协同有望实现的理想系统形态。

以要素融合、产业融合和空间融合为核心的多维融合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作用过程。“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前提是城乡区域开放，促进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实现城乡区域要素融合。通过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通道，引导人才到农村、资金到农村，让农村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促进城乡更高水平的经济共生。通过打通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的通道，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转移，从而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加速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关键是产业融合，通过不同产业间或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间交叉、渗透和整合，可以催生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提升产业的效率和质量。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入农村地区，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新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支撑是空间融合，空间融合的概念强调了城乡区域空间的整合和重构，这不仅涉及地理空间的整合，还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空间的融合。统筹城乡区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发展，提高空间发展的协同性、整体性，是空间融合的作用重点。

省域市域县域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主要作用载体。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数量和规模均持续增大，对乡村资源要素的吸纳作用持续增强，但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并未很好展现，城乡收入差距、生活质量差异的缩小也较多依赖于行政引导下的工业反哺和农民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总体而言，以城市与乡村间相互驱动、相互融合发展所形成的乡村持续发展能力仍然不足，各地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也陷入缺少切入点、着力点的实践困境。实践证明，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省域、市域、县域等多层级载体中，县域是最基础、最合适的载体。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强调“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县域作为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重要层级，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高质量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的重要载体。相较于市域和省域，县域既是人口回流地、产业集聚地，又是城乡区域融合新空间和治理新枢纽。当前我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地区间平衡发展、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进入提质加速关键期，将县域作为城乡区域融合的空间载体，意在促进城镇系统和乡村系统之间、区域子系统之间形成有效互动格局，从而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实现形式有多种：一是通过“产—城—村”一体化实现“三位一体”耦合协同。“产—城—村”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扩展和延伸，旨在通过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的比较优势，形成互补互促的发展格局。发挥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高端产业优势，结合农村特色资源发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整合，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二是通过推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和公共资源均衡高效配置实现“三位一体”耦合协同。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就是确保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能够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这不仅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转移，还强调技术、信息、数据等新型要素的共享使用。公共资源均衡高效配置关乎城乡区域关系的平衡性以及城乡区域居民生活质量和福祉，这涉及确保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之间实现均衡分配，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三是通过空间功能协调互促实现“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空间功能协调互促，强调产业布局和区域耦合的协调性，要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潜力，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增强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同时高度重视中小城市的发展，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互协调，实现城乡间、区域间功能互补和协同发展。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的有效手段是城乡区域规划一体化、建设一体化、服务均等化和治理现代化。

城乡区域规划一体化是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的先决条件。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空间的融合，而空间融合的重点又在于规划的融合。在推进这三个战略的过程中，需要有统一的规划指导，确保城乡区域发展在空间布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协调一致。具体而言，以发展规划为引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必要的专项规划为支撑，统筹城乡区域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促进新型工业化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在空间维度的协调联动，完善城乡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城乡区域空间融合形态，提升城镇对乡村、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新时代城乡区域关系应当在尊重空间差异的基础上，重塑城乡区域空间正义，将城乡区域空间视为整体进行统一规划，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建设一体化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协同的关键支柱，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区域市场建设一体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指通过城乡区域之间交通、通信、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互联互通与共建共享，实现城乡区域基础设施的无缝衔接。区域市场建设一体化就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本质是一个完整区域内不同地方的市场主体受到统一供求关系的调节[31]，从而促进公平竞争，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服务均等化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协同的坚实支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偏向城市，其结果必然是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不足，农村服务设施发展落后，农民生活服务保障不足，城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差距明显。为此，必须通过增加公共服务在乡村的供给，增强公共服务在大城市、县城和乡村间合理分布，确保城乡居民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治理现代化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协同的有力保障。城乡区域治理一体化是指重塑城乡区域利益格局，确保效率与公平，实现城乡区域利益均衡和协同发展。具体而言，通过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发展，统合治理内容，创新区域协同合作治理、城乡联动与技术联动的治理方式等，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发展。

县域是城市和乡村的重要联结点，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具有完整的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结构，具有独特的运行规律。只有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与县域单元对接，才能夯实这三者耦合协同发展的底部支撑，也才能使路径举措落实落地。首先，县域是连接乡村与大中城市的纽带，“承上”接受大中城市的辐射和产业转移，“启下”传输乡村发展所需要的科技、人才、资本、数字、信息等要素，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循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城乡区域融合发展，只有将城乡区域融合进一步延伸至以县域为主阵地，才能更有效构建我国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其次，县域具有完整的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结构，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体系广泛涵盖了县域、镇域、村域经济，展现了丰富多样的经济形态和活力。更重要的是，县域经济兼具一二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在产业结构上展现了高度的综合性和包容性。最后，县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关键层级和战略支点，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展模式重要且适宜的空间载体。这一论断不仅基于县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独特地位，而且源自县域单元在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显著差异性和多样性。以县域为载体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县域的差异化资源优势，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体系和城镇格局，而且能够有效激发县域内部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互动协同是驱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协同的关键因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涉及城市、乡村、产业关系的转变，关乎国民经济的整体稳定和长远发展，但目前仍存在配套体系不均衡、要素流动不畅通、战略协调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因而统筹这三者更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准确定位和有效配合。“有效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发创新活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运行顺畅的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要素高效率的配置。明确市场边界和作用重点，有助于解决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产业融合发展、城乡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市场主体不足以及相对价格扭曲、竞争机制受干扰等问题。然而，市场并非万能，而是存在失灵的情况，传统区域协调和城乡发展制度仍存在路径依赖，使农村要素在交换过程中处于先天弱势。这时，“有为政府”就需要发挥纠正市场失灵、协调利益关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作用。“有为政府”通过制度变迁、利益协调和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的作用，弥补欠发达地区和乡村在资源配置中的弱势地位。因此，市场与政府的有机协同、良性互动是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驱动机制。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此，将这三大战略结合，基于“三位一体”耦合互动理论框架，以城乡同步建设为支撑，聚焦“要素—产业—空间”融合，以县域载体为突破重点，找寻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方略。

城镇和乡村作为有机联系的复合系统，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承载空间，必须以深度协同的思维统筹规划城镇和乡村两大主体的可持续发展，打造城乡同步建设、互惠共赢的新局势。

第一，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这是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力量”和“重要载体”。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不仅要强化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加强城镇对人口和产业的吸纳支撑能力，还要发挥城镇特别是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要基于构建比较优势和独有特色提升城镇发展质量，重点是努力打造与地域自然环境和文化底蕴相协调的温婉悦人的城市风貌、与资源条件和发展基础相衔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增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保障经济社会安全相匹配的科学治理体系。要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作为增长极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从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走向提升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要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发挥县域作为“纽带”联结城市、服务乡村的载体作用，提高县域与周边大中城市的互联互通协调发展水平，承接大中城市产业转移，同时要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强化人口集聚功能和服务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推动城镇高质量发展，必须站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高度去谋划，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强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要处理好城镇建设与乡村发展的关系，发挥城镇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优势互补、城乡文化相互浸润等方面的作用。

第二，同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是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一极”。要增强乡村规划引领效能，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重点从统筹县域空间布局、加强村庄规划编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方面提高规划引领。要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完善环卫设施，加强污水治理，推进厕所革命，提升农房风貌。要依靠数字乡村建设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提升乡村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能力[32]。要提升乡村治理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以满足农民美好精神生活需求为导向，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推动各类公共设施、文化交流平台等的建设。要多渠道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农民多渠道就业能力，增加工资性收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激活农村资源要素，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性收入；鼓励发展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必须立足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体系，乡村建设和城镇建设都要以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为目标，通过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转移人口等方面的共同体建设，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

在城乡关系中，城乡要素交换关系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关系。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自由和平等程度，决定着城乡发展是否协调，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城乡关系能否构建[33]。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村要素单向流向城镇的格局，破除阻碍城乡区域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各种体制障碍，建立城乡区域统一的要素市场。这一过程涉及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区域间自由、合理流动，以及这些要素的有效配置和利用。

第一，大力推进要素自由畅通流动。首先，推动土地要素平等交换和优化配置。现行土地制度仍然存在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障碍，城乡土地资源并不能得到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制约了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必须继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优先保障主导产业、重大项目合理用地，建立健全合理的土地要素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其次，推动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意味着农业转移人口不再单纯地向少数异地大城市集中，而是更多地通过就地就近市民化来兼顾广大农村腹地的振兴和发展。一方面，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稳定就业，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在住房、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权益。另一方面，实施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搭建人才服务平台、健全人才管理机制、提升人才服务水平等举措，推动城市人才下乡，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再次，深化金融资本下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村对金融资本的需求日益增加，要引导金融要素下乡促进农村发展，推动金融普惠和金融共享。最后，推动技术创新和数据要素下乡，通过数字化重塑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搭建数据平台，培育新型科技服务主体，加大农业农村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健全数据产权制度。

第二，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优化资源配置、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重要手段，其着力重点是：推动城乡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投融资体系；构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体系，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制定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标准细则，明确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的规划、建设、运营和维护标准；建立健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长效管护机制，优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行政体制，提高运营效率。在提高城乡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上，要从顶层设计、政策扶持、资源统筹、服务升级等方面入手，健全均衡化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构建涵盖教育、医疗、文化、社保、就业等多个领域的均衡化城乡公共服务政策体系，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促进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向乡村和欠发达地区流动。要提高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引进先进技术提高设施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引入多元主体增强服务活力，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服务效率，强化人才培养提升服务水平，形成全方位、多层次、高效率的供给体系和服务机制。

推进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抓手，不仅能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而且能增强城乡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

第一，延伸城乡产业发展链条，激发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活力。一方面，推进乡村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冷链物流，加强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设施建设，加快补齐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设施短板。发展农村服务业，改造提升餐饮住宿、商超零售、电器维修、社区养老等乡村生活服务业，发展农机服务业、农产品流通业、农业科技服务业等农村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农文旅融合，通过资源整合和产业联动，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另一方面，加快城市二三产业向乡村地区转移。推动城市适合于乡村发展的新型工业向乡村转移，如推动城市商业、物流等产业向农村延伸，在农村打造消费场景，将城市的传统商业和新业态消费模式移植到乡村；鼓励城市企业向乡村地区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乡村工业的竞争力。

第二，依托数字经济、生态产品和示范园区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首先，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城乡5G网络、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经济资源配置，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在农业领域利用物联网、遥感等技术实现精细化种植和养殖，在工业领域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管理，在服务业领域构建智慧服务平台，提供个性化、智能化服务。强化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和数字化治理，通过加强数字人才培养、提升数字人才素质、完善数字人才激励机制以及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服务平台、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等措施，推动城乡产业转型升级、协同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其次，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不仅要促进产业生态化，将绿色、低碳、循环的理念贯穿于产业融合发展的全过程，还要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依托乡村生态优势，引入城市资本，与农村集体经济相结合，将优质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最后，通过重点打造产业融合发展先行区、示范区、产业园区，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要聚焦主导产业，培育特色产业，打造产业融合发展先行区，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搭建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通过整合城乡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间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产业格局。构建特色鲜明的产业园区，以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或特色产业为主导，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完善产业融合发展平台，推动城乡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有机融合。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举措。促进产业的合理分布和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新动能。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契机，有序引导发达地区因地制宜有序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区域性功能平台建设，畅通新质生产要素在地区间流动，促进区域间要素、信息、人才、技术的共享和更为科学的产业分工合作，避免地区间新质生产力重复建设以及由此产生的区域冲突。挖掘区域间协同创新潜力，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布局在区域间合理布局产业链，建立整合上下游地区间、地理毗邻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以及城市与乡村的高质量联动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第二，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水平，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市群都市圈约占全国人口的70%，经济总量占比超过80%，且人口和经济密度还在增加(1)。因此，城市群、都市圈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依托，具备率先实现三者协同的优势。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就要提高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促进城市群内部产业协同，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和紧密联系的产业链。提高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水平，就要打破行政区隔，从生产力布局的角度，在都市圈范围内打造空间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节约高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实现中心城市一般功能和冗余事务疏解、外围城市承接产业转移和功能提升的一体化、协同性区域生产力布局。

第三，加强区域间产业备份和承接转移。推动在中西部地区建设一批产业配套能力强、承载空间大的战略腹地城市，利用地带间产业梯度和城市间产业协作，促进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加强东西部经济协作，立足比较优势，做好产业转移和承接工作。同时，政府在产业转移中应发挥组织、指导、协调、服务的作用，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劳动力丰富、区位交通便利的地区转移，营造良好的产业转移环境。

现阶段，县域是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既具有适合统筹三者的空间范围，又具有可统筹发展的产业基础和设施基础。我国县域普遍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可持续增长动力不足，财政、就业及民生保障压力大，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根据县城功能定位，将不同县域发展方向明确划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和人口流失县城五种类型。

第一，在大城市周边县城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重点是依托地理位置优势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积极承接大城市周边产业转移。要引入大城市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依托大城市的资源，打造卫星县城，建设智慧县城。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向乡村地区转移。

第二，在专业功能县城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重点是要明确县城的发展定位，明确主导产业和发展方向，提升县城专业功能。要识别和利用地方的资源禀赋，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的优化，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加强以专业功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综合考虑产业需求、长远发展、区域连接性、创新可持续性等多个方面，确保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支持县域专业功能发展。

第三，在农产品主产区县城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重点是优化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结构，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效率，强化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保障功能。要依托县域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市场需求，发展特色优势农业产业。深化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和利益链的整合，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强化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改善生活空间的宜居适度条件，保护和增强生态空间的生态维护功能，优化“三生”空间。

第四，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重点要承担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重要生态功能，提高生态安全屏障功能。要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循环农业，以及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提升乡村生态服务价值。采取多样化的模式和路径，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如原生态种养、精深加工和环境敏感型产业发展。

第五，在人口流失县城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重点是依托现有的自然资源和产业基础，加强优势产业培育，围绕提升经济实力、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发展环境、完善治理模式等方面，提升县城吸引力和竞争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吸引投资和人才的重要条件，要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大力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回流。创新发展数字化治理、网格化管理等方式，提升城乡基层治理水平。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条件下推动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应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作为相互影响的不能分割的整体，从系统、整体、协同的角度来考虑统筹三者的问题。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内外部环境变化和矛盾制约，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深入理解和对工农城乡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遵循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科学内涵，提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理论框架。该框架的核心内涵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位一体”耦合互动、协同跃升；实现形式是“产—城—村”一体化、要素充分流动和公共资源高效配置、空间功能协调互促；有效手段是规划、建设、服务和治理方面的一体化；底部支撑是县域；驱动机制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协同。在“三位一体”耦合协同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明确提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五条实践路径，即推进城镇和乡村同步建设、畅通城乡区域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以县域为切入点分类施策推动三者融合。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关键生产要素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按照城乡区域各微观经济主体及各要素市场的需求情况，进行高效配置和畅通流动。要素畅通流动的程度直接取决于其市场化的程度。为此，要继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打破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和城乡间自由流动的藩篱，催化要素红利。其重点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城乡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深化投融资制度改革，拓宽农村融资渠道；深化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为农业转移人口异地市民化和就近就地市民化以及城市人才下乡提供保障。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建立并完善以数字平台为载体的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促进城乡要素流动。

第二，全方位抓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统筹协调和规划设计。政府应在弥补要素交换中的市场失灵、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引导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首先，要坚持系统集成的理念，将新型工业化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视为“并联式”叠加发展过程，提升多战略联动治理效能。其次，要强化财政、金融、人口、土地、产业、科技等政策的协同配合，避免互相干扰和冲突[4]，充分发挥政策的合力效能。最后，要构建城乡间、区域间融合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加强城乡和区域层面的规划、建设、服务和治理一体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

第三，尊重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制定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持政策。区域发展环境的差异性是左右三者协同水平的关键要素，需要全面审视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均衡和协同发展状况、城乡资源禀赋等因素，针对各区域发展的独特性和实际需求，科学规划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相关战略和具体政策措施。在这一过程中，需充分发挥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优势和潜能，确保各项政策能够精准对接地方特色，实现因地制宜、高效协同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略

基金: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四川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SCJJ24ZD31）

作者简介:张克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雪，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苏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爱农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