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一八”事变后， 为避日寇对故宫文物的劫掠，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故宫文物的精品南迁 。此后，近百万件文物，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播迁十余省。故宫人用 “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让国宝损毁甚微，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物遗产的伟大奇迹。

1925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2 时， 一场 典礼在紫禁城乾清门隆重举行。会后，清室善后委 员会通电各界，宣布故宫博物院成立， 清宫旧藏 117 万件文物归国家所有 。

“九一八”事变后， 为避日寇对故宫文物的劫掠，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故宫文物的精品南迁 。此后，近百万件文物，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播迁十余省。故宫人用 “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让国宝损毁甚微，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物遗产的伟大奇迹。

20 世纪初的故宫 。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 100 周年，恰逢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在向世人开放的 100 年 间 ，故宫不只是历 史的象征， 她早已 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人们了解 她 的过去，参与塑 造 她 的现在和未来。

今天，瞭望智库将带您深入故宫博物院，回顾这浩瀚的百年，并一同期待她的下一个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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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迅速占领东北三省，这一天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开始。山河已然破碎，故宫谈何完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深深感到，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时时处于危险中，将文物迁出北平的念头让他思索了许久，但此事牵动太多人的心，当务之急是先将文物集中存放在库房。

1932 年 1 月 28 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上午 10 点，位于上海闸北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及其附设的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炸毁，约 46 万册 善本 、藏书毁于一旦。曾有学者认为， “ 火烧圆明园 和商务印书馆被炸，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 ”。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涕泗横流，痛心疾首地对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

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炸毁，给北平敲响了警钟。当年 2 月，故宫博物院开始着手撤收各殿陈列的重要文物，集中人手进行文物包扎、编号造册及装箱工作，并送入新建的延禧宫防火险库房保存。

然而，仅隔半年，日军侵犯热河，山海关告警，平津形势日益危险。故宫文物是迁是留，来自社会各界的声音此起彼伏。这里不仅有知名学者大家，亦有普通民众，其中河北石门市（今石家庄市）市民于 8 月致信故宫博物院，坦言道，“辽东变起，沈阳四库全失。申沪烽烟，南地图书尽丧。千年古物，毁于须臾，凡属国人踌不痛惜？”“为本国之文化计，为世界之文化计，均宜早为之所，妥为保存。”

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在关键时刻力挺故宫文物南迁。他认为 ， “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未雨绸缪，以防措手不及，苟有损坏，不可全局被夺。”

“就在所有的意见还没有统一的时候， 1933 年的 1 月 3 日，山海关沦陷了，平津地区的最后一道屏障失去了。”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婉玲告诉瞭望智库，“故宫博物院召开紧急会议，决议文物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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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上海租界”

如此大 规模的文物搬迁行 动，对刚刚成立不到八年的故宫博物院来说，就像一张考卷，而这张考卷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给古物装箱，才能确保其在漫长的运输途中安然无恙。

“ 清 宫旧藏的一些珍贵文物，有保存下来的定制的囊匣。 对于 如何保存，也流传下来一些技术”，徐婉玲告诉瞭望智库，“但大批量地给文物打包，就得去请古玩行的师傅们了。”

封装南迁文物的箱子 。 姚竣译 摄

主持过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庄尚严先生曾回忆， “装箱最困难的事不外三种：一是大；二是重；三是薄。”“石鼓兼有了此三大困难，每鼓重逾两吨，木箱高过人身。关于薄的问题，不要以为既称石鼓，绝不至于薄，岂知鼓上有文字的地方，经过数千年来，风吹、日晒、雨淋，已经侵蚀不堪，受创最重者，为千百年来长期打拓，以致刻石之处，石质表面多凸裂有缝隙，如受外面压力摩擦过大，就有脱落可能。”为此，庄尚严特意去了民国时期的知名古玩行——达古斋，找到了北平收藏家霍保禄，才学到了包装石鼓的方法。

至 1933 年 1 月 31 日，第一批南迁文物共 2118 箱 整装待发，其中， 古物馆 452 箱，图书馆 602 箱，文献馆 1064 箱。 此时，身在热河的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做出决定： “ 2 月 6 日运出故宫至装运车站， 2 月 7 日铁路启运，目的地上海租界，指定文物迁存上海中央银行……”

出发前，故宫博物院向行政院和地方军政长官发出密电，请沿途保护。 行进路线避开天津、山东，走平汉线至郑州，转陇海线到徐州，再从津浦线南下至上海，以免遭日军袭击。列车全部是铁皮车，车顶四周均架起机枪，车两旁逐段有马队随车驰聚，每到一站，地方官派人上车交差。重要关口，车内熄灯。

此后的 3 月 15 日、 3 月 28 日， 4 月 19 日、 5 月 15 日，分别 又有四批文物离开北平。至此，总计 13427 箱又 64 包故宫文物，另有古物陈列所 5414 箱 、 颐和园 640 箱又 8 包8 件 、 国子监 11 箱 文物，运抵上海。

由于上海的法租界庋藏条件十分简陋，不仅受潮霉侵袭，还有煤烟污染。 1934 年 12 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南京朝天宫划归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 。 1936年9月，南京朝天保存库 落成后，存沪文物于同年12月分五批转迁南京。 然而， 1937 年夏，日本先后在北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危在旦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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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敌机追逐着奔跑

淞沪会战爆发前夕， 理事会决议， 故宫文物 “准迁往湖南大学保存” 。 1937 年 8 月 14 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拣选了首批 80 箱精要文物由招商局“建国轮”驶出南京。

或许故宫博物院的庄尚严、那志良等人认为，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将是此行的目的地，但没想到是，此后的日子里，他们将被敌机追逐着奔跑，在炸弹的威胁下求生。故宫博物院玉器专家 那志良 先生日后回想起长沙大轰炸，仍然心有余悸， “我们走后不久，长沙的火车站就被炸了。”

长沙不能久留，必须另寻合适的存放地。 南京分院的故宫文物分三路向西南后方转移。这期间，故宫人为躲避日军空袭轰炸与陆地围剿，根据战时情况随时改变目的地，并调动各方力量为文物办理暂存、保管、运输等事宜。一场辗转万里，保护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文化长征就此拉开序幕。

南迁的故宫文物在川陕公路运输的艰苦状况 。

·北路 7287 箱： 通过陇海线运往宝鸡，经汉中到达成都，运至峨眉县大佛寺，以及后来的武庙、土主祠、许祠保存；

·中路 9331 箱： 经水路运至汉口，经宜昌转运至重庆，分藏于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安达森洋行、吉时洋行等库房，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驻渝办事处，但重庆作为陪都，常遇敌机空袭，最后文物转运到四川乐山安谷乡，存放近 8 年；

·南路 80 箱： 被迫从长沙转运至贵阳，后在安顺市郊的华严洞存放 6 年， 1944 年受战乱影响，再转存至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

文物西迁路线图。图｜ 故宫博物院网站

迁至西南后，故宫人又遇到了另一个难题：如何在潮湿多虫的环境里，找到一处既适合文物存放，又能躲避敌机的隐蔽之处。

“在当时先生们的心中，山洞库房是最安全的”，徐婉玲告诉瞭望智库，“在战争环境下，山洞不太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贵州 安顺的华严洞， 洞极深邃，洞口宽敞，湿度稳定，非常适合存放文物 。 在文物储藏方面，故宫人也做到了细致严谨。 那志良在峨眉编写的 《 箱件 分库累积方位简图 》附注中写道， “所有文物按品类区分入架， 除瓷器、铜器等不畏潮湿文物累积架下层外，其余均以重者、大者居下，轻者、小者居上 。仓库前后两方或向院落一方，均安设格窗，以利通风。箱件累积木架上，架下散铺石灰以减潮湿杀虫。 ”如此科学严谨的文物保管措施，终使文物在 峨眉长达八年的存放中无一损坏。

南迁的故宫文物在贵州被卡车运送的场景。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故宫博物院将巴县、峨眉和乐山的三处文物先集中到重庆， 1947 年 5 月，开始分陆路、水运两路将全部文物迁运至南京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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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 重塑中国形 象

虽然文物在南迁过程中历尽艰难险阻，但故宫博物院仍坚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更在战争时期对在西方世界重塑中国形象、争取国际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二八”事变中，东方图书馆遭日军炸毁，这一事件进一步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传承中华文脉的热情。 1933 年 11 月 10 日，故宫博物院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启动《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精华部分的影印工作。至 1935 年 7 月， 16 开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此版共印 1500 部，每部售价 800 元。到 1936 年 4 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售出一千多部，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堪称奇迹。 商务印书馆还特别印制了 “国礼本”，由国民政府赠送给苏联等国。

几乎与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同时进行的，还有一场文物展览，堪称 中国现代艺术史乃至世界现代艺术史上的重大事件。 1934 年 2 月，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收到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 会”的邀请，故宫 博物院准备选取存沪的 735 件文物参加此次艺展。

“ 当 时的西方世界开始有了东方艺术中心就是在日本的说法，甚至很多人会把中国艺术归到日本名下， 当时中国政府决定参加参加伦敦艺展，也是希望让更多的西方人士能够得见中国艺术之伟美。 ”徐婉玲告诉瞭望智库，不仅如此，由于二战期间的 英国在国际上较有话语权，“因此也想要谋求更加良好的中英关系，希望通过 艺展的方式 ，在中日战争方面，使中国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同和支持。”

然而，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在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 1935 年 1 月 20 日，北平三十余名学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强烈反对中国政府选送故宫文物送英展览，“他们认为，一是远渡重洋有风险，英方却不给文物上保险；二是作为对等交换，也要伦敦把文物拿到中国来展。”徐婉玲说，“也有人提出，我们自己的国宝，老百姓都看不到，为什么先给外国人看？是不是想通过展览伺机卖掉？”

为了回应争议，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决定， 于 1935 年 4 月，在上海的德国总会大楼（今中国银行大楼）进行了一次为期 1 个 月的预展。为取信国人，文物归国后，又于 1936 年 6 月在南京 进 行了复展。

1935 年 6 月 5 日，英国政府派军舰萨福克号装载中国参展古物驶离上海， 7 月 25 日抵达，在皇家艺术学院的白领顿大厦展出。展览轰动欧洲，吸引了约 42 万名观众，最多时一天有两万余人参观。

中国特派员郑天赐在《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报告》 中总结道， “此次开会期内，以舆论赞美之热烈与欧人参观之踊跃观之，则世界人士对中华民族之艺术文化，不徒已得具体之认识，且于其生活思想之表现，信足使扰攘备战日怀恐慌心理之欧人，其感受为益深。”《泰晤士报》在报道中照录了郑天赐的发言，写道，“中国艺术，最为雅静。诚如中国特派员郑博士言，其产生不在剑戟，而在仁爱、道德、信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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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国宝如生命”的典守精神

南迁十余载，辗转万里程。国宝能够平安返回，靠的不仅是故宫人的自身职责所在，更是 “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以及当地民众为保护民族文化的精神动力。

时间回到 1943 年 6 月，四川峨眉县城西的街巷中突然黑烟升腾，一间民舍迅速被大火包围。民舍旁边刚好是一家油坊，大火烧到油坊，立刻火光冲天。据《峨眉县志》记载：“ 6 月 8 日，下午 1 时 40 分，峨眉城区发生一次特大火灾，人们称‘六·八火灾’。”

此时，北路的七千余箱文物就存放在离大火不远处的武庙。县城里的木质房屋都是易燃物，火势愈发猛烈，很快就向武庙蔓延。街上救火的、逃跑的人群乱成一片。如果大火烧到武庙，后果不堪设想 ……

故宫人看到火势，心里十分焦急。正驻守峨眉的那志良听到火警，立刻找来警卫排长，请他们派人到城中救火。但城中没有自来水，水枪也派不上用场，排长也很为难。如果把文物搬出库房，抢运的速度一定比不过大火奔跑的速度。情急之下，那志良想出了拆房的办法。

那志良建议把与文物库房相邻的房屋一律拆掉，并保证会向百姓赔偿损失，以阻止火势的蔓延。驻守士兵和峨眉百姓一起动手，拆除武庙周围的房屋，阻止了火势的蔓延，也为扑灭大火赢得了时间。刚刚拆完，大火就冲出了城西门。由于在武庙库房周围已经拆出了一片 “隔离带”，库房里的文物安然无恙。直到天黑，大火才完全熄灭。据《峨眉县志》记载：这场大火，造成峨眉当地 9 人死亡，烧毁房屋 1363 幢。然而，存放在武庙的 2192 箱文物却保存完好，无一受损。

故宫文物得以保存，故宫人也在无形中诠释了 “视国宝如生命”的典守精神。 故宫博物院现已拥有以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古代钟表修复技艺 等 5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 10 多个 门类的保护修复专业队伍。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研究院钟表研究所所长郭福祥 在 2024 年的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 17 、 18 世 纪的中法交往 ”的 展览中看到一只铜镀金壳怀表，其表盘中心是法式金色百合花图案，机芯内摆轮保护罩却镂雕着中国龙。郭福祥通过考据研究发现，这是法国宫廷赠送给中国皇室的礼物。龙与百合花的相遇，体现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理念，透露出不同文明间的相互欣赏和相互尊重，更是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1978 年的故宫文物修复厂。韩居策 摄

“所以几十年来，‘典守精神’早已融入了先生们的血液，他们才会始终不渝地守护着故宫的国宝。”徐婉玲说，“如今的我们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条件来做文物保管工作，也有了更专业、更有活力的学术交流平台。今后的我们也会继承这种典守精神，去表达现在的我们所承担的对文物的保护、研究和发扬的职责。所以我想‘典守’这个词，在现在看来，也是作为博物馆承担的一个重要使命。”

正如徐婉玲所说， 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专业的学术交流平台让故宫在这百年间稳步发展，并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长足进步。 今天的故宫人持续努力将典守精神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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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 “打开方式”

更好传承历史文化遗产，要坚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数字赋能，让故宫有了更多 “打开方式”，更加充满活力。

2024 年 5 月 1 日，故宫博物院首部音乐儿童剧《甪端》在香港首演，利用增强现实（ AR ）、 沉浸式舞美等新技术，让展台里的文物登上了舞台，引发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从推出《故宫的时节》视频课，让孩子们在跟着云课堂的老师做手工的过程中知时节、通古今，到《故宮日历》融合虚拟现实让 “ 纸上博物馆 ” 贴近观众，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将它们背后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更好呈现出来，才能让越来越多人特別是青少年认识、认同文化遗产的魅力和价值，让我们的瑰宝所托有人、代代相传。

2024 年 5 月 1 日，以故宫瑞兽“甪端”为原型的故宫博物院首部儿童音乐剧《甪端》当晚在香港首演。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徐婉玲告诉瞭望智库， “故宫是一个具有世界级别的博物馆，她的学术的能力和学术水平决定了博物馆能走多高，又能走多远。”故宫博物院以“学术故宫”为宗旨，不断加强学术建设，在系统开展院级科研课题项目的基础上，陆续制定并实施了“英才计划”“太和学者计划”“紫荆计划”和“文华学者计划”。 自 2013 年成立了 故宫 研究 院 以来，已陆续建立 13 个 研究所和 1 个研究中心，涵盖 古建筑、文献、文物等多领域研究，为整合学术资源、培养人才等搭建了开放平台。

新时代的故宫博物院正全力推进 “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带领故宫博物院走向下一个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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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百年：与世界对话

文物承载灿烂的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 ”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表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我们要把故宫博物院建成国际一流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引领者、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让故宫不仅守护着历史的记忆，更成为启迪未来、激发创造的重要力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数字遗产保存宪章》中倡议： “数字遗产是人类共同的知识与记忆资源，其丢失将无法弥补，各成员国应采取紧急行动予以保存。”王旭东认为，在数字故宫建设中，故宫始终秉持理性务实的推进策略。从“数字敦煌”到“数字故宫”的实践都表明，博物馆既要紧跟数字时代步伐，避免技术脱节，又需保持战略定力，避免盲目焦虑。 对于新兴技术，应先观察其成熟度与适配性，待技术验证完善后再引入博物馆应用场景。

故 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故宫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李季认为， “ 除了科技的加持，如何更好地表达，让年轻人喜欢听、听得懂？我认为如何 ‘ 说 ’ 很重要。 ”严肃久远的历史、深奥玄妙的器物，都是有可能用最简单的话语讲述清楚的。此外，在 如何缩短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 之间的距离方面，文创产品的推陈出新也可以使故宫屡屡 “破圈”。他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底蕴，我们今天挖掘得还非常 不够。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应该也能够挖掘出更多的价值来，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弘扬与利用的场景。”

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徐婉玲对瞭望智库说， “我所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明年就要结项了。该项目旨在以‘史料整理为基础、史实建构为核心、史迹保护为目标’，形成立体的、综合的、具有全局感和纵深感的历史研究成果。我更加期待，未来的故宫博物院能有更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能够与世界形成交流对话，并建立长久的合作机制。”

来源：梦宇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