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时间10月9日19时，匈牙利小说家、编剧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Laszlo Krasznahorkai）获得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诺奖对他的颁奖词是：“他那震撼而充满远见的作品，在末世恐惧中，依然重申艺术的力量。”

北京时间10月9日19时，匈牙利小说家、编剧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Laszlo Krasznahorkai）获得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诺奖对他的颁奖词是：“他那震撼而充满远见的作品，在末世恐惧中，依然重申艺术的力量。”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1954年生于匈牙利贝凯什州。1985年出版长篇小说《撒旦探戈》，1986年短篇小说集《仁慈的关系》问世，1987年移居德国柏林，1989年出版长篇小说《反抗的忧郁》，该小说于1993年获得德国年度文学作品奖。2004年，拉斯洛获得匈牙利重要的文学奖项科苏特奖，2015年被授予布克奖，成为首位获奖的匈牙利作家。他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曾游访中国。

《撒旦探戈》的译者余泽民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相识三十二年，曾作为翻译和助手陪他游历中国。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余泽民的文章《我的匈牙利文学奇缘》，通过他的文字了解诺奖作家拉斯洛的日常。

我的匈牙利文学奇缘

余泽民｜文

本文节选自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余泽民与拉斯洛

1991年深秋，当我在北京站国际站台登上横穿西伯利亚、开往莫斯科的K3次国际列车时，我对匈牙利的了解少得可怜，只知道几个跟匈牙利有关的人名，比如裴多菲、李斯特、茜茜公主……当时我去匈牙利，只是因为免签，想趁着年轻，看看外面的世界。经过十天险象环生的颠簸，我终于抵达布达佩斯东站。当我拎着箱子跳下站台的刹那，感觉自己像神话中勇敢的屠龙少年，命运就此彻底改变。

之后，我在匈牙利生活了32年，这里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奉献给了文学翻译和写作，先后翻译了凯尔泰斯·伊姆莱等多位匈牙利名家的几十部作品，并在匈牙利文学中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王国。

只有星空的日子

那年我26岁，揣着北京医科大学临床系的毕业文凭、中国音乐学院艺术心理学研究生的学历证书、广安门中医院的中医针灸推拿进修证和一张天厨烹饪学校发的“三级厨师证”，还有一本欧文·斯通的梵高传记——《渴望生活》。

1988年，余泽民（左一）在北大医院临床实习

然而，我在一家诊所只干了不到半年，就遭遇人生第一次重挫：失业，失恋，失去目标，还因匈牙利政府开始恢复签证要求，而使得我身份变“黑”，一夜间跌入无望的深谷。接下来的日子，前行无路，后退无门，生活拮据。好在我跟三位匈牙利大学生合租公寓，跟他们能用英文交流，彼此关系和谐友善。为了能让我交得起房租，室友们想方设法帮我找事做，给人看病、教中文、办讲座等；到了寒暑假，又轮流将我接到各自家中。更幸运的是，我结识了当时在塞格德大学任教的海尔奈·亚诺什先生。

亚诺什是匈牙利文史杂志《2000》的创刊人，还经营画廊和出版社。经他介绍，我结识了东方学家考拉楚恩·伽博尔。亚诺什计划出版伽博尔翻译的《道德经》和《易经》，伽博尔请我用毛笔抄写书中的汉字部分，于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匈牙利语出版物上。后来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亚诺什索性叫我搬到他家，待我如亲人，我则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布展、画海报，还为他编辑的一套乌克兰语教材画过插图，甚至办过太极拳班。我与文学的缘分，也是从他家开始的。

亚诺什家就是个文化沙龙，几乎每晚都聚满了人，主要是塞格德大学的师生和来自各地的作家、诗人、学者和画家。他们谈文学，讲音乐，议论时事，纵谈世界，在刚结束冷战的匈牙利，精神氛围很像我们经历过的20世纪80年代。我不会匈语，只能察言观色，靠偶然捕捉到的零星单词在肚子里推演，即便一个通宵也听不懂几句，但很受那种氛围的熏陶。

1993年初春，亚诺什家来了一位中年男人，头戴黑呢子礼帽，身穿蓝棉布外套，感觉像从老照片里走出来的，他就是《撒旦探戈》的作者、被苏珊·桑塔格称为“当代最富哲学性小说家”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在窄长的厨房里，五六个人面对窗户坐成一排，手里攥着啤酒瓶，交谈时需要侧过身子。拉斯洛坐到我旁边，跟我聊起他的中国之行。1990年他第一次去中国就迷上了中国文化，他称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回匈牙利后，他不仅要家人改用筷子吃饭，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相关的书籍。他爱吃中餐、爱听京剧，特别喜欢李白。他说，他读过大作家科斯托拉尼、大诗人沃莱什、普利策奖得主法鲁迪等人翻译的李白诗歌，惊讶于在唐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一位欧洲人眼中的现代诗人？

拉斯洛、余泽民与朋友们

我们聊得投机，他当即签名送了我一本他新出版的中国游记《乌兰巴托的囚徒》，那时候我连匈语字母还认不全。他跟我解释说，之所以用这个书名，是因为他经蒙古国去中国，为办复杂的过境手续，在乌兰巴托滞留了数日。聊到凌晨，他邀我随他去家中小住，连夜开了200公里的车……那年我29岁，他39岁，他的处女作《撒旦探戈》已出版9年，《仁慈的关系》《抵抗的忧郁》均已问世，当时我俩都不可能想到：20多年后他会获布克国际文学奖，而我会成为他作品的译者。

从那之后，我成了拉斯洛家的常客，就在他家里，我遇到过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写《赫拉巴尔之书》的艾斯特哈兹·彼得和《垃圾日》的作者马利亚什·贝拉等，现在我成了他们所有人的中国声音，这缘分真可以说是“天注定”。

李白的风景和令人窒息的长句

拉斯洛与我第一次见面，就表示他很希望能跟我一起去一趟中国。1998年5月，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在一家基金会赞助下，我陪他沿着李白的足迹旅行了一个多月。我俩从北京出发，登泰山，过三峡，马不停蹄地走了近十座城市。沿途我们做了大量采访，对象有诗人、学者、道士、和尚，也有游客和当地百姓。不管遇到谁，总是离不开李白。拉斯洛说，他喜欢听李白在诗中谈醉酒、谈月亮、谈分离、谈朋友。“当然，我只能借助于译文揣测，但揣测的结果总是告诉我，天哪，这该是多么美妙的诗歌！”当他看到李白也看到过的风景，兴奋地感觉他们正彼此靠近。

拉斯洛在长城上

在北京，拉斯洛和我一起住在我家。他的心很细，看到我弟弟伟民的吉他弦断了，就叫我带他去乐器行买一副装上，亲手调好；他发现我妈妈床头有一张外公外婆结婚的老照片，便在从美术馆回家的路上特意挑了一个相框买回来；拉斯洛还喜欢逛书店，一边听我翻译书名，一边向我介绍作家作品，他的脑袋就是座图书馆。后来，我帮他整理了14盘录音带，他将这次经历写成一篇散文《只有星空》，自然提到了我，收在《天空下的废墟与哀愁》一书里。这部书里还有一篇题为《妈妈》的散文，写的正是我母亲。我妈妈很喜欢拉斯洛，跟他用英语聊天，给他讲家族故事和自己的经历。后来拉斯洛又去过两次中国，都是住在我家。

弹吉他的拉斯洛

从中国回来，我对拉斯洛的作品产生了好奇，因为有生以来，他是我亲密接触过的第一位作家。说来也巧，亚诺什的出版社刚好再版了拉斯洛的小说集《仁慈的关系》。书从印厂拉出来后，亚诺什顺手给了我一本说：“你也留一本，你朋友的书。”

出于好奇，我当晚就翻着字典读起来。我最先读的是《茹兹的陷阱》，因为拉斯洛的每篇小说从头到尾不分段落，密密麻麻，只有《茹兹的陷阱》分了几个小章节，直觉上稍微能透一点儿气。

那时我的匈语阅读能力还很弱，每读一行都要查几次字典，先查匈英辞典，再查英汉辞典，查好了每个生词之后，还要花更长时间分析长句，搞清结构关系，最后才能弄懂整句的意思。这样读了一页之后，我决定干脆翻译过来。就这样，我逐字逐句地把这篇十几页的小说译成了中文，大约9000字，足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拉斯洛的作品连匈牙利人读起来都很吃力，经常一页不见一个句号，不分段落，刻意营造那股窒息感；不过，只要你不放弃，就会慢慢与之建立起一种特殊的阅读关系，最终感受到理解的快感。过去我从没有过这种阅读体验。

后来我才明白，他这种令人窒息的长句是有意为之，为将读者慢慢拖入沼泽般的世界。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家，他在小说的形式和结构上也不断尝试，如《茹兹的陷阱》中小标题为A→B、B→C、C→D，表现了小说中几个陌生人之间的“跟踪”关系。他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生活中的孤独者、悬浮者，是被上帝和社会抛弃之人，他们以跟踪、偷窥、谋杀等荒诞的方式与他者建立某种陌生的依存关系，由此陷入更深的孤独。正如作家本人所表示的，他所有作品都是《撒旦探戈》的2.0、3.0、4.0版。

从那之后，我读匈语小说成瘾，翻译成瘾，去书店专找小说集买，不管作者是哪国人。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陆续翻译了十几位作家的共30多个短篇小说。当时的翻译并不为发表，只是语言练习。

余泽民 ，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