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61年冬，北京菜市口寒风刺骨。一队清兵押着个身穿囚服的男子穿过人群，他面不改色，甚至对着围观百姓高声喊道：“我辈非妇人女子，何畏死乎？”刀光落下，这位曾权倾朝野的“顾命八大臣”之首，就此殒命。

1861年冬，北京菜市口寒风刺骨。一队清兵押着个身穿囚服的男子穿过人群，他面不改色，甚至对着围观百姓高声喊道：“我辈非妇人女子，何畏死乎？”刀光落下，这位曾权倾朝野的“顾命八大臣”之首，就此殒命。

可谁能想到，这个被贴上“逆臣”标签的肃顺，3年前还是咸丰帝最信任的肱骨之臣，更是曾国藩从“团练大臣”逆袭成“东南霸主”的关键推手。没有肃顺的三次力挺，曾国藩的湘军或许早因缺饷散伙，晚清的历史恐怕要彻底改写。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对“满臣权贵”与“汉臣能将”的传奇交集，看肃顺如何用自己的权力，为曾国藩铺就一条通天路，又为何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还只是个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每天在京城翰林院抄抄写写，离权力中心还差着十万八千里；而肃顺虽出身宗室（郑亲王乌尔恭阿之子），也只是个负责宫廷侍卫的三等辅国将军，空有身份却无实权。

这一年，曾国藩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外放机会”——奉旨赴四川主持乡试。要知道，清代主持乡试的官员，不仅能积累人脉，还能获得地方官的“孝敬”，是妥妥的“肥差”。可曾国藩刚走到山东平原县，就撞上了一桩棘手的事：当地百姓拦路喊冤，告发平原县令克扣赈灾粮、搜刮民脂民膏，甚至逼死了两个佃农。

曾国藩虽有“清官”之名，却只是个“过路官”，手里没有实权，贸然插手地方事务，很可能引火烧身。就在他左右为难时，随行的一个侍卫悄悄递话：“大人，小人是肃顺大人的下属，若您信得过，可将状纸交给小人，由小人快马送回京中，肃顺大人或许有办法。”

曾国藩眼前一亮。他早就听说肃顺虽职位不高，却敢说敢做，在宗室子弟里是个“异类”。他当机立断，把百姓的状纸、自己暗访收集的证据，一并交给了侍卫。

消息传回北京，肃顺看完证据后，没有丝毫犹豫。他知道这是个“露脸”的机会——既能惩治贪官，又能向道光帝证明自己的能力。他连夜整理材料，第二天一早就闯进养心殿，当着道光帝的面，把平原县令的罪证一一列出，甚至直言：“县令贪腐事小，若放任地方官鱼肉百姓，恐生民变，动摇国本！”

道光帝本就对地方贪腐不满，被肃顺这么一激，当即下旨：革去平原县令职务，押解回京问斩；时任山东巡抚麟魁因“监管不力”，降三级调用。

案子办结后，曾国藩回京复命时，特意绕了个弯去见肃顺。他没有居功，反而对肃顺说：“此事全赖大人鼎力相助，若不是您在皇上面前直言，我一个外臣，根本办不成这事。”这番话让肃顺很受用——他看中曾国藩的“懂分寸”，更欣赏他的“办实事”；而曾国藩也摸清了肃顺的“野心”：这个人不甘于做个闲散宗室，想靠能力往上爬。

这次合作，成了两人“暗盟”的起点。道光帝因为这件事，觉得肃顺“教导下属有方、处事果断”，将他升任内阁学士，肃顺就此跳出“侍卫圈”，正式跻身权力核心；而曾国藩也通过肃顺，在京城官场多了个“隐形靠山”，为日后的崛起埋下伏笔。

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驾崩，咸丰帝继位。肃顺因为在“夺嫡之争”中坚定支持咸丰，被提拔为御前大臣，成了新帝最信任的“身边人”。此时的曾国藩，却因母亲去世，回到湖南老家丁忧，暂时远离了官场。

可平静没持续多久，太平天国起义就爆发了。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与清廷分庭抗礼。咸丰帝急得团团转——八旗军早已腐朽不堪，上了战场就溃逃；绿营兵也只会欺压百姓，根本打不了仗。就在这时，咸丰帝想起了曾国藩，下旨让他“在家乡办团练，保卫地方”。

曾国藩接旨后，立刻招募乡勇，组建“湘军”。可他很快发现，“办团练”远没有想象中容易：清廷只给“名头”，不给“实权”——他没有兵权调动地方军队，没有财权征收军饷，甚至连地方官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一次，湘军缺粮，曾国藩想向湖南布政使借粮，对方直接闭门不见，还嘲讽他“一个丁忧的文官，也敢管军需的事？”

更要命的是，满朝大臣对“汉臣掌军”充满敌意。有个叫胜保的满族将领，直接在咸丰帝面前说：“曾国藩一个汉人，手握重兵，若有异心，恐比太平军更难控制！”咸丰帝本就多疑，听了这话，对曾国藩的态度也变得犹豫起来，甚至想收回曾国藩的“团练权”。

影视剧太平天国曾国藩剧照

就在曾国藩陷入“进退两难”时，肃顺站了出来。他在咸丰帝的御前会议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拍着桌子反驳：“如今太平军势大，八旗、绿营屡战屡败，若再不用汉臣，难道要等着江山丢了吗？曾国藩办团练，军纪严明，士兵肯卖命，这才是能打仗的军队！”

为了说服咸丰帝，肃顺还特意把湘军的战绩整理成奏折：“曾国藩在湖南攻克太平军据点3处，收复县城2座，杀贼数千人，这样的功劳，满臣里有几个人能做到？”他甚至直言：“重用汉臣不是‘放权’，是‘保江山’。若陛下信不过曾国藩，可派人监视他，但绝不能撤他的职，否则湘军一散，东南就彻底完了！”

肃顺的话，戳中了咸丰帝的“痛点”——比起“汉臣掌权”，他更怕“亡国”。最终，咸丰帝不仅没有撤掉曾国藩，反而下旨“默许湘军扩编”，还让湖南巡抚配合曾国藩筹集军饷。

这一次，肃顺不仅帮曾国藩保住了湘军，更打破了清代“满臣掌军”的惯例。曾国藩后来在日记里写道：“若无肃顺大人在朝中周旋，湘军早已瓦解，我亦无今日。”而肃顺也通过这件事，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咸丰帝觉得他“有远见、敢担当”，把更多的军政事务交给了他。

1858年，曾国藩又遇到了一个“大麻烦”——他的“左膀右臂”左宗棠，差点被砍头。

当时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当幕僚，因为性格耿直，得罪了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是个满族官员，早就看左宗棠不顺眼，于是捏造罪名，弹劾左宗棠“傲慢无礼、干预军政”，还偷偷给咸丰帝上了一道密折，请求“将左宗棠就地正法”。

咸丰帝对左宗棠本就不太了解，加上官文在一旁“添油加醋”，当即批了“准奏”的密旨。消息传到湖南，曾国藩急得睡不着觉——左宗棠是湘军的“智囊”，不仅能出谋划策，还能帮他筹集军饷，若左宗棠死了，湘军的战力会大打折扣。

左宗棠

曾国藩想上疏为左宗棠辩解，可他只是个“兵部侍郎”，没有直接面见咸丰帝的资格；他想找其他人帮忙，可满朝大臣要么怕得罪官文，要么不愿意帮汉臣说话。就在这时，曾国藩又想到了肃顺。

他通过幕僚郭嵩焘，悄悄给肃顺递了封信，详细说明了左宗棠的功劳，以及官文弹劾的“内情”。肃顺看完信后，立刻意识到：这不仅是救左宗棠，更是保住湘军的“根基”。他没有直接上疏，而是先找了自己的幕僚高心夔，让他把“官文弹劾左宗棠”的消息泄露给郭嵩焘，再让郭嵩焘联合胡林翼、骆秉章等汉臣，一起上疏为左宗棠求情。

与此同时，肃顺在咸丰帝面前“旁敲侧击”：“左宗棠这个人，虽然脾气倔，但有大才。他在湖南帮骆秉章整顿吏治、筹集军饷，湘军能有今天的规模，左宗棠功不可没。官文弹劾他，恐怕有‘私怨’，若真杀了左宗棠，不仅会寒了汉臣的心，还会让湘军失去锐气。”

骆秉章

咸丰帝听了肃顺的话，又看到满朝汉臣都为左宗棠求情，心里犯了嘀咕。肃顺趁机进言：“不如让左宗棠出来带兵，给他一个四品京堂的职位，让他襄办曾国藩的军务。这样既能考验他的能力，又能让他为朝廷效力，岂不是两全其美？”

咸丰帝采纳了肃顺的建议，左宗棠不仅免了死罪，还成了“朝廷命官”。经此一事，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都把肃顺当成了“自己人”，湘系集团的凝聚力大大增强；而肃顺也通过“营救左宗棠”，进一步绑定了与湘军的利益——湘系越强，他在朝中的话语权就越重。

真正让曾国藩“一步登天”的，是1860年的“两江总督之位”。

这一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两江总督何桂清吓得弃城而逃，南京、苏州、杭州等东南重镇相继沦陷。东南是清廷的“财赋重地”，一旦失守，朝廷的军饷就成了问题。咸丰帝急得团团转，想找一个能担起“收复东南”重任的人，可满朝大臣里，没有一个人敢接这个“烂摊子”。

肃顺再次举荐曾国藩：“曾国藩经营湘军多年，熟悉东南地形，且深得军心。若让他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他一定能扭转战局。”

这话一出，满朝满臣都炸了锅——两江总督是“封疆大吏”，节制四省军务更是“手握重兵”，让一个汉臣当这么大的官，在清代历史上从未有过。有个叫载垣的宗室大臣，直接对肃顺说：“你让一个汉人掌四省兵权，就不怕他造反吗？”

肃顺反驳道：“若不让他掌实权，他怎么筹集军饷？怎么调动军队？现在东南都快丢了，还在乎‘满汉’吗？曾国藩是个忠臣，只要朝廷信任他，他绝不会有异心！”

为了说服咸丰帝，肃顺还特意拿出曾国藩的奏折：“曾国藩每次打了胜仗，都把功劳归于朝廷；每次遇到困难，都先请示陛下，这样的人，陛下还信不过吗？”

最终，咸丰帝被肃顺说动，下旨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节制四省军务。这一次，曾国藩不仅有了军权，还有了财权、人事权——他可以在四省内征收“厘金”（商业税）作为军饷，可以任命自己信任的官员，可以调动四省的军队。

湘军从此不再是“杂牌军”，而是成了“正规军”。曾国藩后来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两江总督之位，是肃顺大人为我争来的。有了这个职位，我才能放手去打太平军，才能为朝廷收复东南。”

而肃顺的支持还不止于此。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肃顺以“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的身份总揽朝政。他利用这个机会，推动咸丰帝批准了“曾国藩保荐封疆大吏”的权力——曾国藩可以推荐自己的部下出任巡抚、总督。

很快，李鸿章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胡林翼被任命为湖北巡抚。湘系集团从此掌控了东南的官场，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权力格局。晚清的“汉臣崛起”，从这一刻开始，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驾崩。临终前，他任命肃顺、载垣、端华等8人为“顾命八大臣”，辅佐年幼的同治帝；同时，他给慈禧太后（当时还是懿贵妃）和慈安太后各一枚印玺，规定“顾命八大臣”的奏折，必须盖了两枚印玺才能生效。

咸丰帝的本意是“相互制衡”，可他没想到，慈禧太后野心勃勃，想独掌大权。她联合恭亲王奕䜣，暗中策划“政变”，想除掉肃顺等顾命八大臣。

慈禧太后

此时的曾国藩，正在安庆指挥湘军攻打太平军。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朝廷的“风向不对”——肃顺虽然权倾朝野，但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的势力也不小，双方迟早会爆发冲突。

曾国藩的幕僚王闿运建议他：“肃顺大人对您有恩，您应该支持他。”曾国藩却摇了摇头：“朝廷内部的事，我们外臣不能插手。若站错了队，不仅自己会掉脑袋，还会连累湘军。”

不久后，湘军攻克安庆，这是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按照惯例，曾国藩应该先向“顾命八大臣”掌控的军机处报捷，再由军机处转奏同治帝。可曾国藩却特意绕开军机处，直接向热河行营（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所在的地方）报捷，还在奏折里特意提到“仰赖太后陛下的圣明，臣才能攻克安庆”。

曾国藩的这一举动，看似“拍太后的马屁”，实则是“保持中立”——他既不得罪肃顺，也不得罪慈禧，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1861年11月，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以“顾命八大臣专权跋扈、图谋不轨”为由，将肃顺、载垣、端华等人逮捕。载垣、端华被赐自尽，肃顺则被押赴菜市口斩首。

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查抄肃顺的家产。很多人都以为，曾国藩作为肃顺“提拔起来的人”，肯定会受到牵连。可查抄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惊呆了——肃顺的家里，没有一封曾国藩写给他的信。

原来，曾国藩早就料到“伴君如伴虎”，与肃顺交往时，从不写私人书信，所有的沟通都通过幕僚间接进行。即便有重要的事，也是当面说完就销毁证据。慈禧太后看到查抄结果后，对曾国藩的“谨慎”很满意，不仅没有追究他，反而下旨“嘉奖曾国藩攻克安庆之功”，让他继续主持东南军务。

曾国藩就这样，在“辛酉政变”的血雨腥风中，全身而退。而肃顺虽然死了，他为曾国藩铺下的路，却让曾国藩成了晚清的“顶梁柱”——后来曾国藩攻克天京，平定太平天国，推动洋务运动，都离不开肃顺当年的支持。

肃顺死的时候，只有45岁。他这一生，争议不断——有人说他“专权跋扈”，有人说他“嫉贤妒能”，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晚清少有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力主“重用汉臣”，打破了“满汉壁垒”，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臣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推动“改革弊政”，整顿吏治、严惩贪腐，试图挽救腐朽的清廷。

可他的悲剧在于，他太“刚”了——他得罪了太多的宗室权贵，也低估了慈禧太后的野心。最终，他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死在了自己亲手扶持起来的“汉臣时代”前夜。

而曾国藩，无疑是肃顺“政治遗产”的最大受益者。没有肃顺的三次力挺，就没有曾国藩的湘军，更没有后来的“湘系集团”。肃顺死后，曾国藩接过了“挽救清廷”的重担，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展洋务运动，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了晚清的“中兴名臣”。

有人说，肃顺是“为他人作嫁衣”——他用自己的权力，为曾国藩铺就了通天路，自己却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可从另一个角度看，肃顺的“重用汉臣”政策，不仅救了曾国藩，也救了清廷——若没有曾国藩等人，清廷恐怕早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就灭亡了。

肃顺死的那一年，曾国藩51岁。他站在安庆的城楼上，看着长江滚滚东流，或许会想起那个曾经在朝中为他据理力争的肃顺。他知道，肃顺的死，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晚清的权力格局，从此从“满臣主导”变成了“满汉共治”，而他，成了这个转折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巧合与无奈。一个人的选择，可能会改变另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死亡，可能会改写一个时代的走向。肃顺与曾国藩的故事，不仅是两个男人的交集，更是晚清历史的缩影——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有人为理想献身，有人为生存隐忍，最终共同铸就了一个复杂而又真实的晚清。

来源：方寸说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