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众利益的制度化过程是规划学界普遍关注的内容。文章阐释了不同尺度的公众利益代表机制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相互冲突的利益、规划目标和民主化轨迹逐渐形成的。作者将尺度作为物质概念和关系概念建立理论框架，分析城市规划中多尺度行动者推动公众利益制度化的过程，认为规划中的主体

城市规划中公众利益的制度化——中国城市更新政策制定中公众代表机制的演变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in Planning: Evolving Mechanisms of Public Representation in China’s Urban Regeneration Policymaking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24, 23(3): 219-242

作者：Nannan Zhao, June Wang, Yuting Liu

推荐：冯歆，苏州科技大学城乡规划系。fengxinhome@outlook.com

公众利益的制度化过程是规划学界普遍关注的内容。文章阐释了不同尺度的公众利益代表机制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相互冲突的利益、规划目标和民主化轨迹逐渐形成的。作者将尺度作为物质概念和关系概念建立理论框架，分析城市规划中多尺度行动者推动公众利益制度化的过程，认为规划中的主体决定了公众利益可以在什么尺度被具象化，外部的社会经济背景约束了公众利益在决策过程中何以规范化，规则的使用则反映了公众利益在规划制度中如何被代表和制度化。作者以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更新政策制定中公众代表机制的演变过程作为分析对象，论证中国公众利益制度化从国家指令转为地方主动性的“尺度下沉”特征，并识别了中国新兴的混合式公众利益范式。文章主要有三方面贡献：（1）通过强调尺度敏感性来聚焦规划中的动态公众主体，重塑公众利益概念在当代的有效性；（2）通过识别中国在统一性与沟通性解释之间交织的混合规范，界定中国规划体系在国家、地方和社区三个尺度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补充了公众利益类型学；（3）通过概念化公众利益在中国的制度化过程，补充了杜威民主化理论的多样性，这一过程是由规划中的主体尺度、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背景和既定规则中的规划应用所决定的。

大都市区区域交通治理中的气候变化规划与实施

Climat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Governance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24, 44(1): 28-38

作者：Megan Mullin, Richard Feiock, Deb Niemeier

推荐：廖露，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luliao@ruc.edu.cn

交通移动源通常被视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2021年的统计，交通运输业约占全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9%。然而，在气候变化规划领域，减少移动源的碳排放一直是一个实践难点。美国的大都市区规划组织是少数开始从区域土地利用和交通角度进行减排规划的机构之一。文章首次评估了美国三个州（加利福利亚、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的58个大都市区规划组织在减排方面的规划和实施战略的绩效成果。

作者参考菲利普·伯克的规划遵从（Plan Conformance）方法，分析了58个大都市区规划组织的区域交通规划，并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这些规划在交通减碳方面的内容安排：（1）区域层面整体减碳目标的分解；（2）减少机动车单位行驶里程所消耗的汽油或能源；（3）提供减少碳排放的替代交通模式。总体来看，在58个区域交通规划中，仅有10个包括区域整体层面的减碳目标，15个探讨了减少机动车单位行驶里程能耗的目标，29个讨论了减少碳排放的替代交通方案。在三个州中，加州的大都市区规划组织在减碳方面表现最佳。这是因为加州在2008年颁布的《可持续社区与气候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区域减碳的要求，并通过《可持续社区发展战略》进一步落实了区域交通减碳的政策措施。此外，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6个设定了减碳目标的区域交通规划中的具体项目，并对其内容措辞、项目设置和资金安排进行了具体探讨。尽管美国的大都市区规划组织在区域交通规划领域的减碳尝试值得肯定和关注，但其在减碳的规制范围、目标设置和具体政策保障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UPI

编辑| 王 枫

排版| 徐嘟嘟

审定| 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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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城市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