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描写台湾地下党英烈的《沉默的荣耀》，在国庆假期热播，吴石、陈宝仓、聂曦以及朱枫的慷慨就义催热泪下，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因为叛徒蔡孝乾的叛变，不仅导致了四位烈士牺牲，同时也造成了台湾地下党组织受到了重创，牵连进此案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多达1800余人。
描写台湾地下党英烈的《沉默的荣耀》，在国庆假期热播，吴石、陈宝仓、聂曦以及朱枫的慷慨就义催热泪下，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因为叛徒蔡孝乾的叛变，不仅导致了四位烈士牺牲，同时也造成了台湾地下党组织受到了重创，牵连进此案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多达1800余人。
此案之后，国民党一度得意洋洋，自认为已经将共产党的台湾地下党组织连根拔起，但让蒋氏父子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些被他们视为“精明强干、忠心耿耿”的特务，居然把自己糊弄了十几年，而那些被自己奉若最高机密的情报，更是满篇胡编乱造。
怎么回事呢？得从一个“蹩脚特务”的翻车说起。
我们都知道，老蒋一直都幻想着“反攻大陆”，而在进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时，局势让他一度觉得无限接近成功。
一方面，我国当时受自然灾害经济困难，而另一方面，又遭受着美苏的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老蒋就觉得自己“又行了”，因此就把“反攻大陆”提上了日程，加紧整军备战。
光是整军备战还不算完，另一方面，蒋氏父子又安排了大量特务潜入大陆，他们对这些特务的要求，就是要其在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等方面多多搜集情报，以便拿回来参考。
不过，同样是特务，却分为好几种。
首先区别是“主攻”方向不同，比如有收集军事情报的，还有收集经济情报的，除此之外，同样也有收集文化情报的。
其次，则是专业与不专业的区别，专业的，往往都是那些受过专门的训练，供职于台湾特务机构的人，说白了就是专职特务，而另一部分，则是五花八门，各种身份都有，这类人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但大多是为了赏金来为蒋氏刺探情报。
而相比之下，越是不专业的特务，反而越难被发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专业的特务往往目的十分明显，而大陆这边，不管是解放军官兵，还是公安人员，乃至人民群众，警惕性都相当高，因此这些特务往往是刚进入大陆，就因为露出马脚而暴露身份，最终被擒获并法办。
而那些有其他身份作为掩护的特务，就不太容易发现，这些人平常跟普通人一样，甚至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比如在1964年时有一个被捕的特务，他的身份是一个评剧演员，并且还是一位比较出名的大师的记名弟子，若不是其东窗事发，谁又能想到此人是个特务呢？
偏偏这类人还很多，由于当时蒋氏父子自认为“反攻大陆”胜算极大，因此花重金收买了大量的这类人员，而对待这些人，蒋氏父子的态度除了“多多益善”外，还有就是根本不怕他们被抓，反正又不是花费心血训练出来的专业特务，无非是损失一点钱而已，被抓了再招募就是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特务就“鱼龙混杂”，啥样的人都有，而与此同时，由于其他“渠道”的特务损失较大，而蒋氏父子又急需要各种情报，因此，就对这些人提出了“绩效考核”。
所谓“绩效考核”，用当时蒋氏的训话来说就是，“（特务）不是去大陆旅游的，而是去工作”，同时还明确要求，凡是派往大陆搞情报的特务，谁也不能空手而返，必须带回来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否则的话，不仅拿不到赏钱，还可能会受罚。
而为了发挥这些特务的积极主动性，当时蒋氏父子还“贴心”的规定，可以“不拘范畴”搞情报，这意思就是说，比如特务张三原本是负责搞经济情报的，从今往后，可以“跨界”搞军事、政治、文化等情报，总而言之，只要搞到情报就行，就是不能空手回来。
由于牵涉到赏钱和惩罚，这一系列规定下发后，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首先是情报数量上有了显著提高，另外在质量方面，当时这批特务弄回来了不少我国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各机构的领导人讲话，还有不少文件，经过台湾特务机关的分析核实，发现与国外的同类报道相似度极高，所以台湾特务机关就断定，这些情报都是真的。
对此，蒋氏父子极为高兴，认为是他们的“激励”起到了作用，因此就对表现出色的几个人大大奖赏，又是发钱又是晋级，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他特务一看，自然也分外眼热，于是一时间，纷纷群起而效仿之。
而大量的情报，也如雪片一样送回台湾特务机关。
按理来说，台湾特务刺探到这么多情报，说明大陆在保密工作方面有严重疏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交到蒋氏父子手里的“机密情报”，基本上全都是“加工”出来的。
当然，蒋氏父子对此一无所知，还为此沾沾自喜，一直到1963年，才知道了特务们在捣鬼。
1963年8月时，一个隶属于“大陆工作委员会”（与台湾特务机构之一）的特务抵达香港，并交给他的上级四份“绝密文件”，这四份文件不仅有中共中央的，还有国务院的，另外还有中南局常委会议纪要，甚至还有陈毅陈老总的内部讲话。
光看着四份文件的标题，就知道份量不轻，因此该特务的上级在简单审阅之后大喜过望，不仅亲自召见了这个名叫倪维乐的特务，还许诺他重重有赏，随后，该上级马不停蹄的带着这四份情报飞往台湾邀功请赏去了。
结果在到了台湾之后，经过台湾特务机关的鉴定，发现这四份文件有很大问题。
首先就是内容上有明显的语病，另外措辞也有多处错误，整体看下来，根本不像是大陆那边的水平和风格，毕竟他们也都知道，大陆那边的公文，向来以严谨著称，各种措辞更是挑不出任何毛病，这不仅是他们知道，全世界都清楚。
所以，负责分析的特务就断定，这四份情报大概率是假的，他还告诉同僚，要是大陆用这种水平的人撰写公文，那“反攻大陆”真就不是梦了。
由于事关重大，此事很快被蒋经国得知，刚开始，蒋经国还不相信，觉得下面的人再胆大，也不敢拿假情报来糊弄自己，但当他看完那四份“情报”之后，彻底沉默了。
他不得不承认，这种水平的公文，别说中共中央政府的了，就是大陆随便一个省政府，也比这强一万倍。
到这里，蒋经国彻底火了，他是真没想到下面的人居然拿假情报糊弄，在狠狠的“赏”了那个前来送情报的小头目几个耳光后，蒋经国最终得知，这几份情报，是那个叫倪维乐的特务交上来。
于是，愤怒的蒋经国下令，马上把那个倪维乐抓到台北，他要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当年9月底，倪维乐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去台北“述职”，上级还在电话里告诉他，鉴于其“有功”，因此去了后会有丰厚“犒赏”。
不明真相的倪维乐，带着兴奋的心情飞往了台北，而他刚下飞机，第一时间就被几个黑衣人塞进了车里，随后，倪维乐经历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而在接受了一系列“恢复记忆”的“治疗”后，倪维乐如竹筒倒豆子一般，把怎么搞到这四份“情报”的经过全部说了出来。
而听完他所说的经过后，包括蒋经国，都目瞪口呆。
这个倪维乐，本来是一个小人物，在成为特务前一直在香港九龙的一家娱乐城当服务员，由于蒋氏父子要求大量“添人手”，此人就被赏金吸引，毫不犹豫的答应成为一名特务。
但在成为特务之后，倪维乐却不敢去大陆，因为他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大陆公安干警的厉害，而自己啥都不会，真要去了一准儿会被抓到，所以就一直半百推脱不肯动身。
拖的久了，台湾特务机关在香港的机构负责人就不满意了，毕竟不能光给钱得不到一点回报，因此就威胁倪维乐说，要是再不去，那不仅要把赏钱全部吐出来，小命还会不保。
眼见于此，倪维乐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之后，他从上级那里领了“活动经费”和假身份后，向工作的娱乐层请了假，随即“出发”了。
出发去哪里呢？倪维乐并未去大陆，而是在九龙郊区找了一个地方躲了起来，用赏钱花天酒地，但随着交任务的时间临近，倪维乐也知道必须搞出来点东西，不然没办法交差，左思右想之后，倪维乐想到一个主意。
他找来一台大功率收音机，专门收听内地的广播电台，另外又托人寄来内地的报纸和杂志，通过这些，倪维乐炮制出了所谓的“中共中央文件”、“陈毅讲话”等四份机密，炮制完毕后，倪维乐“结束”了潜伏任务，把文件交给了上级。
最开始，倪维乐还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十分得意，既不用去大陆冒险，又完成了任务，真是两全其美，但由于他没啥文化，炮制的文件漏洞百出，因此最终漏了馅。
得知这一经过，蒋经国气到当场失语，他不仅生气下面人胆大妄为居然敢糊弄自己，同时他也想到，当一个屋子出现一只蟑螂后，那就说明整个屋子到处都是蟑螂了。
果不其然，随着他派人明察暗访，发现类似于倪维乐做法的人比比皆是，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特务都在糊弄。
而那些人之所以没有露馅，一方面是文化水平较高，另一方面，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比倪维乐多，一般的操作办法就是先翻阅大陆的重要报刊，对各种文章、报道进行筛选，找到认为有价值的后，在反复研读，最终根据大陆领导机关的行文风格，“制造”出一篇所谓的内部讲话或者机密文件出来。
由于这些人往往会把一些真的信息掺进去，因此就能骗过台湾的特务机关分析，同时也骗过了蒋经国。
但从根本性质上去讲，这些人的做法其实与倪维乐一样，只不过他们“技高一筹”而已。
在弄清了这些后，蒋经国反而沉默了，最终不仅没有大开杀戒，反而只是内部警告了一番，要求把倪维乐当做典型进行通报，就这样，这件事算是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之所以如此，不是蒋氏不敢杀人，实在是涉及到的人太多，真要杀那恐怕是对所有特务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往后还怎么指望他们出力，所以也只能是“高高拿起、轻轻放下”，就这么草草了事结束。
而那些特务，在出了倪维乐事件后，一时间也不敢再那么明目张胆的糊弄了，但真正的情报他们又没有能力搞到，所以这就造成，从1963年之后，台湾特务机关对大陆的“工作业绩”越来越差，再也没有打开过什么“新局面”出来。
来源：史晓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