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更不要和他们说要到外面的世界去探索发现新的事物，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叫阿蒙森的挪威人和他的同伴们要带领着97条阿拉斯加犬和一艘被各国媒体称为“漏水船”的“奋进者号”到那遥远而寒冷的南极洲，去征服那个从未有人类足迹到达过的“南极点”。

在1911年，两支探险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他们都希望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踏足南极的探险家。其中，挪威人阿蒙森与英国人斯科特成为了竞争的焦点。

挪威人阿蒙森凭借其雪橇犬团队的支持，最终赢得了这场竞走的胜利，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抵达南极的探险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阿蒙森的探险队能够脱颖而出呢？

1911年对于我们来说正处于封建王朝的末期。而这个时候的普通老百姓们来说能吃一顿饱饭就是无比奢侈的梦想。

更不要和他们说要到外面的世界去探索发现新的事物，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叫阿蒙森的挪威人和他的同伴们要带领着97条阿拉斯加犬和一艘被各国媒体称为“漏水船”的“奋进者号”到那遥远而寒冷的南极洲，去征服那个从未有人类足迹到达过的“南极点”。

挪威人罗尔德·阿蒙森堪称这方面的顶级大师。他最初的目标其实是北极，但当他发现北极的竞争已趋于白热化时，便果断将目光转向了地球的另一端。他为这次远征构建了一条堪称完美的食物链。除了为队员们准备的能有效预防坏血病的罐头食品，他还为人和雪橇犬特制了高能量的干肉饼。

这还不是全部。命运似乎也格外眷顾这位精于计算的探险家，当他的船只“奋进者号”抵达南极大陆时，他们意外地捕获了数百只海豹。这批新鲜的肉食，无疑为整个团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额外补给，极大地增强了后勤的冗余度。

阿蒙森的计算能力，更体现在他对能量节点的预设上。他在向极点进发的路途中，有计划地建立起一个个补给站。这些补给点如同生命线上的灯塔，确保了返程时的物资供应。其中，最远的一个补给点被精准地设置在了南纬82度的位置。

这个决策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他对雪橇犬体力极限的精确预判。他清楚地知道，这支由血肉之躯组成的“动力系统”能在何处达到极限，又需要在何处得到补充。这才是确保团队能够安全返回大本营的关键一步，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计算。

相比之下，他的竞争对手，来自英国的罗伯特·斯科特团队，则在后勤权衡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斯科特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抵达极点。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还肩负着重要的科考任务。因此，在他的雪橇上，除了生存必需品，还多了许多沉重的岩石标本。

这无疑增加了整个队伍的负载。而阿蒙森则在向极点发起最后冲刺前，果断卸下了一切非必需品，全力为雪橇犬减负。一个为了科学价值，一个为了生存几率。不同的后勤权衡，最终导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这背后的逻辑，冷酷而现实。

抵达南极点的核心动力，经历了一场从血肉之躯到钢铁机械的革命性迭代。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上的飞跃，它彻底重塑了人类探索南极的规模、速度乃至风险模式。阿蒙森对他雪橇犬的运用，简直妙到毫巅。他亲自前往格陵兰，精心挑选了97只最强壮的爱斯基摩犬。

为了让这些宝贵的“队员”能在漫长的航行中保持最佳状态，他甚至下令改造了“奋进者号”的甲板，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在船上，这些犬只被分为10个小组，由船员精心照料，伙食里还特意增加了黄油，以提升它们体内的能量储备。

事实证明，在南极深不见底的冰川裂缝地带，犬类远比斯科特团队使用的小型马更具优势。它们灵活、耐寒，是这片冰雪大陆上最可靠的动力来源。当然，这种生物动力也有其脆弱性。在艰苦的征途中，伤病与淘汰时有发生，最终只有16只功勋卓著的雪橇犬成功返回大本营。

斯科特的悲剧，为南极探险的“英雄时代”画上了一个悲怆的句号。在此后的长达44年里，再也无人通过徒步的方式抵达那个世界的尽头。南极似乎陷入了长久的沉寂，直到一种全新的声音划破了它冰冷的苍穹。

1929年11月28日，美国飞行员理查德·伯德驾驶飞机，首次从空中飞越南极点。这次飞越并未在极点着陆，但它却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抵达”模式的诞生。人类第一次脱离了地表冰雪的束缚，从一个前所未有的维度俯瞰这片大陆。

天空路径的开辟，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真正的统治性变革，发生在1956年。那一年，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人类的飞机首次在南极点那片平坦的冰盖上成功降落。率领这次行动的美国海军上将乔治·杜菲克，也因此成为自斯科特之后，第一位双脚站上南极点的人。

紧接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后勤工程拉开序幕。为了建立永久性的科考站，运输机在极点上空共进行了84次飞行，空投了超过700吨的物资和设备。航空技术的力量，将南极探索从少数探险家的极限挑战，转变为由国家力量主导的大规模系统工程。血肉之躯的时代，宣告结束。

随着抵达方式的改变，“抵达”本身的意义，也发生了深刻的演变。它从一种短暂的、象征性的国家荣誉宣示，逐渐演变为一种以科学为核心的、追求长期可持续的国际性存在。

1911年12月14日，那是一个被载入史册的瞬间。阿蒙森和他的同伴们，在南纬90度的极点，插上了一面挪威国旗。那是属于他们的胜利时刻，也是属于挪威这个国家的无上荣耀。这一刻，“抵达”的意义是排他性的，是“第一”的代名词。

仅仅30多天后，当斯科特的五人冲顶团队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极点时，迎接他们的，正是这面在寒风中飘扬的挪威国旗。

巨大的失落感瞬间将他们吞噬。斯科特在日记中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伟大的上帝，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对于他们而言，迟到的抵达，便意味着彻底的失败。这种以“插旗”为核心的竞争，其本质是零和博弈。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20世纪中叶，人类对南极的认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1957至195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科学，取代了征服，成为南极探索的主旋律。

就在南极点，一个以两位先驱的名字共同命名的科考站——阿蒙森-斯科特站，拔地而起。紧接着，由保罗·西普尔博士领导的18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这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南极点进行的漫长越冬。

长达六个月的极夜和酷寒，并没有让他们退缩。这标志着“抵达”的目标，已经从“我来过”，质变为“我们留下”。这种转变并非孤立事件。几乎在同一时期，一个由三人组成的英国团队也在距离极点约560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名为“南冰”的科考站，并成功越冬。

这表明，在南极建立永久性驻留地，已经成为多个国家的共识和趋势。“抵达”的最终形态，不再是争夺一个孤立的点，而是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南极点为核心、辐射整个南极大陆的国际科研网络。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对这片白色大陆的持续性认知，为全人类积累宝贵的科学知识。

来源：影史奇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