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知为什么，我本能地意识到，不会是什么坏事……果然如我所料。当我规规矩矩站在那造反派面前等候下文的时候，那位造反派板着面孔对我说："你家属来看你来了。"
距填表一事不到两天，午饭时间，大家正在自顾自地啃着每顿饭千篇一律的大眼儿窝头，进来一个人，大声喊道："谁姓单？"
我一惊，尽管对方没有喊出我的名字，但姓单的，除了我单田芳，没有第二个，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答到："我！"
"下来！下来，"叫我的人很不耐烦地向我摆着手。
不知为什么，我本能地意识到，不会是什么坏事……果然如我所料。当我规规矩矩站在那造反派面前等候下文的时候，那位造反派板着面孔对我说："你家属来看你来了。"
尽管对方的声音不大，像是从牙缝儿里硬挤出来的，可我却感到字若千钧，语若惊雷，震太大了；从我被囚禁那天开始，一晃半个月了，我和家里没有一点儿联系，在这高墙、电网、阴森恐怖的牢区内，每天，除了吃饭和放风而外，全部时间都用到批判、斗争、反省、检查上了，没有机会，也不允许你去想与上述内容无关的事情。只有晚上熄灯后，躺在冷冰冰的木板床上，我的思维才有机会挣脱，挣脱规定的模式，把我对亲人们带血的思念放飞出去。
家里边，我所牵挂的对象，一个是我的奶奶，一个是父亲，再就是我身体多病、弱不经风的妻子和两个尚未成年、还处在幼年时期的儿女。奶奶和父亲虽然年事已高，但她们远在百里之外的沈阳家里，有对父亲还算体帖的后老伴儿和妹妹们照看，我牵挂的还差一些。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妻子；可以想象到，在我销声匿迹的这段日子里，为了我这一家之主的突然消失，一家人一定急坏了。尤其我的妻子，尽管我们之间感情从没有到如胶似漆的程度，可十几年的耳鬓厮磨，也像秤杆和秤砣一样，缺一不可了。按着她的火爆脾气，说不定会急疯了。
我估计的不错，据我的儿子老铁（乳名）回忆说：
爸爸搬到二宿舍之后，随着斗争形势紧张，爸爸几天不回来，母亲放心不下，急得惶惶不可终日，怎么的也得去看看。她以送吃的、送穿的、送用的为借口，和爸爸保持着经常的不断的联系。"4·13"那天，妈妈把一家四口人唯一的那点儿细粮，做了爸爸最爱吃的几种面食：包子、花卷、馅饼，背着领着我们两个孩子到二宿舍去看爸爸。
从那天的征候来看，我妈妈就预感到要出什么大事。但能大到什么程度，按我妈所说：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会出现那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她亲眼看到自己的人同自己的人之间那种有你没我的血肉之搏。
平素见到血，她都怕的不得了，会马上闭上眼睛，可那天妈妈一直瞪着眼睛，像摄影机的镜头似的，对准了那血腥的现场，摄下了一个又一个自相残杀的场面。因为她心里装着爸爸，她担心爸爸也会从楼上跳下来，像她所见到的那样，被人置于死地。一直看到没有人再从楼上出跳，匆匆离开现场。
妈妈从二宿舍回来后，急火火地把我叫到了屋里，这时我才发现妈妈的情绪不对，她脸色惨白，两只眼睛像要喷火，神经质地拉住我，没头没脑地问："老铁！""你不要想，我问你，你马上回答，你说，你爸爸能好能坏？"
我当时被弄糊涂了，也许是受了妈妈的情绪所感染，我顺嘴答了句："能坏！"妈妈一听，狠狠地推开了我，发疯一般奔向屋里，跳上炕，对着西山墙，又磕头，又作楫，嘴里边还不住地叨咕着，不知道的真会认为她是魔症。
"4·13"的黑色旋风刮过之后，一连十几天一直没有爸爸的消息，妈妈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东奔西走去打听爸爸的消息，去寻找爸爸的迷踪……
由于妈妈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打听到了爸爸的下落。她带着我和我姐姐，用筐挎着爸爸的平时所用之物，像吃的、穿的、用的，对！还有烟。
我们一家三口，找到了爸爸所在的地方﹣﹣鞍山市收容所，见到了我们日夜思念的亲人……
当我一眼看到十多天来魂缠梦绕的亲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心里边真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不管怎么样，我见到他们娘三个还都健在，从精神上看，还没有像我想象中那么坏，这无形中使我感到几分宽慰。
我们这些人在鞍山市收容所关押了半个多月，又被转移了。三十几个人，再一次被塞进了一个容量很小的囚车，虽然同上次一样，像装豆包似的，一个挤着一个，不过，没有上次那个解放军战士押车了。
过鞍山的江桥，从铁西往东经"2·19"公园，囚车把我们送到了鞍山打靶场。地方换新的了，内容并没换，还是老调重弹，继续批判、斗争、检查、交待，从头到尾就那点事儿，反来复去折腾，实在烦人。
这天，我们正在写检查材料，带进来一个新的犯人，我一看，认识！是公安局的一个处长，公安系统造反组织红尖兵的头头叫关英纪。他属重要案犯，因为从他被带进来就一直戴着手铐，始终没有给他解开过。
继关英纪之后没隔几天，又来了一个，此人叫王海山，据说是市长秘书。他也同关英纪一样，戴着手铐，不用问，他的罪也不会照关英纪轻。从此后每隔两天就是一帮，几乎没有间断过，估计那几栋空着的红砖房不会像过去那么冷清了。
后来的人，大多像关英纪，王海山等人一样，是文革中"崭露头角"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到来给我们这批人增加了新的内容，除了检查自己而外，还要参加批判斗争后来者。
造反派们为了打有准备之仗，先把我这批人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有针对地排兵布阵，并明确地告诉我们："你们和那些人一样都是有罪的，但你们要通过斗争他们，争取立功赎罪……"
对此，我心里非常反感，一次在斗争鞍山市医院主治大夫付波的时候，和我一个寝室的人，突然疯了似的，出人意料地跳上去，飞起一脚，踢在了付波的脸上，当时就把付的门牙踢掉了，付大夫血流满面……事后，我对这个人说："喊口号怎么喊都没有关系，你干嘛真下家伙？再说付大夫那人不错，你那样做，不是猪八戒啃肘子﹣﹣自残骨肉吗？"
我之所以敢对他直言不讳，觉得他是我师哥的徒弟，在我面前是个晚辈；加之，我们平素关系不错，谁知他关键时刻，为了表现自己，竟把我这句话当成了他立功赎罪的敲门砖，公然出卖了我，这是后话。
也许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我们四个人的房间腾出来了，把关英纪，王海山等几个问题严重的人关了进去；原来我是属被看管对象，现在我们暂时摆脱了看管，竟成了看管他人的人了。我们负责看管的是被安置在我们屋里的那四个重要人物，那四个人各自坐在自己的床位上，面朝里，一刻不停地写他们的交待材料。
关英纪和王海山认识我，似乎也看透了我不是那种出卖人的人。所以每当我值班，渴了，饿了，他们都对我说。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后来落实政策，他们各自回到各自的岗位，闲暇时经常在一起小聚，谈起当初那一幕，人人感慨万千，都说是做了一场噩梦。不过在噩梦中也认识了一些人，有好人，也有坏人。
在打靶场经历了五十余天的煎熬，那期间，妻子全桂领着两个孩子，先后去看了我两次，送了一些换洗的衣服和日常用品，其中主要是烟。
每次见到妻子和孩子，他们总是重复着同一个话题："挨没挨打？什么时候能回家？"挨打，那是家常便饭，可为了怕他们难过，我不能对他们说，至于什么时候能回家？那……我没有回答，只有摇头，因为什么时候能回家，不仅是我的家属，也是我久久期待的，这个问题，问我？我去问谁？谁知道？知道了，又有谁能告诉我？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斗争的方式方法也在改变，由原来把我们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集中批斗，改为分开进行了；分开进行的具体做法是：各归各口，也就是原来哪个单位的，就由哪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负责领回原单位。
大家接到命令后，全都做好了回去的准备。我心里暗暗高兴，认为是劫数已尽，完事儿了，出去后就解放了……我想得太天真烂漫了，岂不知是出了狼窝，又入虎穴，遭罪的日子在后边哪！
就在我怀着遐想、期盼着我所在的单位﹣﹣鞍山市曲艺团派人来领我的时候，曲艺团真的来人了。来者是曲艺团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我同他们夫妻，一向以师兄弟相称，他们夫妻俩全管我叫师哥，可以说相互之间平素交往甚密，他们夫妻结婚的时候，我还施以厚礼，并被待为上宾，他们夫妻生活上有困难，我曾为之慷慨解过囊，特别是在业务上，我对他们夫妻不存一点私心杂念，毫不保留地把自己最拿手的书目教给他们，可以说他们的成功，其中也不乏有受益于我的成分。
今天，我遇了难，念及前情，相信他会多多少少给我一点关照。想到这些，我感到几分轻松，甚至对自己的未来还有了点儿希望和信心。
随着那位造反派头头一起来的，有造反团专政队的队长和一些造反派，他们办完了我们曲艺团几个人的手续便直接进屋领人。
我一见来者的表情，感到势头不对，尤其我那个师弟，简直和以前判若两人。以前见了我满脸堆笑，不叫师哥不说话，此刻，那不到半扎宽的刀条子脸上，布满了阶级斗争的阴云，看样儿，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电闪雷鸣……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因此把师弟往坏处想，我单纯地认为，出于斗争的需要，作为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在他的敌对派面前，为了表现他的大公无私和鲜明的阶级立场，不得不逢场作戏，如果说他是认真的，那可能要委屈了他……咳！真也好，假也好，福也好，祸也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只好凭命由天了……
我们几个人办完交待之后，被带出了射击场，在几个造反派的夹持下，走进了"2·19"公园，准备横穿"2·19"公园，打道工人剧场。也就是说，我们一行将徒步十几华里，才能到达目的地。
走到公园中间，我被叫住了，那位造反派头头，也就是我的师弟，一掀衣衿儿，从腰里解下一根事先掖好的绳子。他命令我把手背过去；我像演员在排练场上听从导演指挥似的，乖乖地背过了双手；师弟很不客气地把我的两只手牢牢实实地捆在了一起。我感到那绳子捆得太紧，简直像刀一样一直煞到了肉里。此了龇牙想叫没敢叫，只做了一个不堪忍受的、痛苦的表情。即便这样，我仍旧认为师弟是做给别人看的。为了证实我推测，我偷眼看了看走在身边的师弟，见对方死板着面孔，对我的痛苦视而不见。可不知为什么，他却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给我披上了，是怕我冷吗？不，六月里，正是草长莺飞的盛夏天气，应该不会冷，那么……噢！原来是怕公园里的游客看到，有失观雅，用衣服把捆着的双手遮住了。嗯，你别说，这样一掩盖，还真挺自然，不知道的，还认为我倒背着手，在公园里很悠闲地散着步哪！
走出了"2·19"公园的边缘线，工人剧场近在咫尺，我们一行刚刚拐进连接剧场的那条巷子口，便目击到了一幅幅标语和一个个写着人名字的大牌子。我看得最清楚的是：打倒反革命分子单田芳！几个醒目的大字，与此同时，我似乎听到有人喊："他们来了！"我暗想："看来这儿早已做好了准备，都在端着枪等着我们这几个活靶子出现哪！"确实，当我们几个人刚一跨进剧场门的时候，便被先安排好的造反派们给一一地挂上了大牌子。牌子是死木头的，非常沉重，压得我们一个个伸着脖儿，猫着腰好像一只只待宰的鸭。我们被俩架一个推上了舞台。过去，在这个舞台上，我看到的是我忠实的听众们的张张笑脸，听到的是听众反馈给我的热烈的掌声。而今我同样在这个舞台上，看到的却是一副副愤怒的面孔；听到的却是雷霆万钧般的"打倒反革命分子单田芳"的口号。不怪说人这一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海潮似的有起有落，可我单田芳起落的幅度为免太大了，竟从一个评书表演艺术家、劳模、剧团的顶梁柱，变成了千人指、万人骂、连猪狗不如的反革命。
当时，陪着我们几人一起挨斗的还有我的师哥杨田荣、毛克星、马灵云等十几个人。
主持会议的是曲艺团造反派头头；我的那位师弟，指着我们几人对那十几个同类嚷道："哎哎哎！你们这些反革命，抬起你们的狗头，相互认识一下……"
我心里骂道："你简直是他妈的没屁豁弄嗓子，这些人都是一个团的谁不认识谁呀！可我虽然心里在骂，为了避免皮肉之苦，还是把头抬起来了，尽管被人说成是狗头……
那位师弟，指着我等人命令道："你们先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你单田芳是4·13的重要案犯，你说说你在二宿舍向革命群众扔出几颗手榴弹？炸死了多少革命小将？"
对这种无中生有，肆意栽脏，我深感不忿，就理直气壮地分辩说："手榴弹有两颗，当时是强行发给我们的，但我们一颗也没有扔。"我用眼睛指了一下我的个同伙，"他们都是当事人，可以作证。为了怕摊嫌疑，我们四个经过研究后，把那两颗手榴弹藏起来了，藏在四楼男厕所上下水道的两根铁管中间了，如果没发生意外的话，它应该还在那里……"
"你说的是实话？"
"对造反组织不敢撒谎！"
"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互相串通隐瞒实情，让我们查出来可是罪上加罪！"
"知道！"
那造反派头头，我的师弟，针对扔没扔手榴弹一事，敲山震虎地问过一阵之后，在我据理力争的答辩面前，弄得十分尴尬，无法再继续追问下去了。为了找回面子，他重开话题，从"4·13"扯到"五一六"，问了一大堆使我感到莫明其妙的问题。难道轰动全国的"五一六"事件，我会不知道吗？确实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白天晚上守在二宿舍那座山字型的大楼里，几乎与外界隔绝；再说，自己梦醒何时，尚难推断，哪有心思去关心外边的事儿，这样一来，对方的提问，我就无法回答了。我这一卡壳不要紧，让对方抓住了机会，于是态度不老实、拒不交待、顽固不化、死不悔改、和文化大革命对着干等一大堆当时惯用的词全上来了。
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他的鼓动下，也虚张声势地跟着喊，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还武马长枪地跳上来，对着没有一点儿反抗能力的我拳打脚踢……
开始是零打碎敲，造造声势，之后便是有组织、有系统、有针对地批判发言了，所有的发言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像接力赛似地，一个接一个；每个人的发言都是一个模式，先读毛主席语录，接着是千钧霹雳开新篇、万里东风扫残云之类的文化大革命中惯用的万金油似的造反词，然后才走入正题。
我的双手从2·19公园就捆上了，到批判会结束，足足捆了五六个小时，光捆着还不算，又挂了个几十斤重的大牌子，五六月份，正是其热难当的时候，热得我大汗淋漓，像水洗的一样。光热还可以忍受，最难受的是被紧紧捆着的两只胳膊，稍微动一动就疼得要命，如同断了一般。
按理说批斗会结束了，应该给我松一松绑，可穷喊了五六个小时的造反派们早累得找凉快地方歇着去了，谁来理我这个反革命啊！
我求援似的环视着周围，发现了我的师妹，就是那位造反派头头的爱人。心想：虽然他们是夫妻，但他们此时的身份不一样，师弟之所以对我那样冷酷，那样六亲不认，因为两派斗争，我是他的对立面，作为一派的头头他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可师妹和他不同，不过是一般革命群众，考虑平素师兄师妹的关系，她不会，也不应该像师弟表现的那样冷酷，那样六亲不认。看到她师兄这样，在不引起别人注意的情况下，相信她还会帮我的。想到此，我满有把握地叫了声师妹，尽管用力不大，嗓音又很嘶哑，照样被距离步开外的师妹听见了。
听我叫她，她先是一怔，随即挺着高高的胸脯，大摇大摆地走到了我对面，她紧皱双眉，面沉似水，用轻蔑的目光看着我，很不耐烦地问了句："什么事儿。"
我见她的表情，怀疑自己是走错了庙，拜错了神儿，可人被叫来了，又不能不说，为了摆脱眼前的痛苦，只好毛驴子和牛顶架豁出那张脸了。我用很低很低的，近似于哀求地口吻道："师妹，我求你和师弟说一声，我这背上的绳子太紧了，这胳膊像被勒断了似的，能不能给我松一松？"
师妹，那位造反派头头的夫人，听了我的请求之后，咧了咧嘴，她笑了，天哪！她笑得好阴险，好可怕；不过，她的笑，出现得快，消失得也快，像闪电划过夜空似的，一闪即逝。你别说，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她还真朝台上喊了一嗓子；那位造反派头头，也许是终日厮守，熟悉了她的声音，正忙着，听她叫，马上转过身来，她向他摆了摆手，他赶紧放下眼前急待处理的事儿，走过来了。
他走过来问："什么事儿？"
师妹用嘴朝我吻了一下，阴阳怪气儿地说："单田芳说了，他背上的绳子太紧，让你给他松一松。"
他一听是我的事，马上换了另一副嘴脸，皮笑肉不笑地说："好！那我就替他松一松。"说着来到我身边，一只手按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拉着捆在手上的绳子，恶狠狠地问："你不是说捆得太紧了吗！我来帮你解决一下，"边说着，前手陡然往下一拽，后手猛地往上一拉，只听喀哧一声，疼得我失声大叫，心想：方才像是断了，这回成真的断了。我刚想到这，对方猛地一推，撒开手，咕咚咚，我整个人像被砍掉脑袋的鸡鸭似的，一个前抢，大头朝下攘在了那里，头部牢牢实实地撞在胸前挂的大牌子上，脸被撞破了，鼻子被撞肿了，鼻孔和嘴里全流出了血，通过这一手，我茅塞顿开，暗道："我想错了，他们一点儿情面不留，真是想往死里整我啊！"
我吐了几口又咸又腥的瘀血之后，被押到了舞台左侧演戏时文武场呆的小屋子里，进屋后押我的人为我解开了捆绑了七八个小时的绳子，绳子是去掉了，可是两只背到身后边的胳膊，却拿不过来了。
任凭我怎么叫劲，疼得浑身是汗，也无济于事……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平素比较要好的同事，张树岭的儿子，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非常老实厚道。无可奈何，只好仗着胆子去求助于他了。那孩子确实挺好，他乘人不注意，帮着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真把两只胳膊搬回了原来的位置。勒得真够狠的，我都下放农村二年了，胳膊上那三道紫红色的绳子印迹，还依然清晰可见。
文武场连同后台化妆室，锣也不敲了，鼓也不打了，妆也不化了，全部用来关押牛鬼蛇神了。我在十个牛鬼蛇神当中，算是罪大恶极的一个，因为占了这么一点便宜，所以我有幸住上了单间。所谓单间是把敲锣打鼓拉胡胡用过的地方，隔出一个像鸽子笼那么大的一个小屋，小屋内除了用几条大凳子搭成的临时床而外，别无他物。其它九个人，虽然也叫牛鬼蛇神，但罪过不如我重，为了轻重有别，他们九个人集中住在化装室，不过同我离得很近，放个屁都能听见。
紧挨着工人剧场的是一家规模较大的百货商店，叫铁西联营店，每天天一蒙蒙亮，店内那忠于职守的播音员，便会接通电源，打开扩音器的开关，于是那安在大楼顶端的广播喇叭，便准确无误地唱了起来。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首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歌，它像草原晨曲一样，每天把我从没有任何干扰的梦乡里强行地拉回到现实中来。
都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早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可以称之为黄金时段。可对我来说却是最难过的起点，因为每一天的开始就意味着挨斗，在这一天当中命运会怎么样？不得而知……每每都是我洗漱完，预备好大牌子坐待提斗的时候，二楼的造反派们才开始行动，他们集合后，先向毛主席敬礼，继而跳忠字舞、表决心、三敬三祝；这一套令人乏味的程序，天天如是，一成不变，像金科玉律一样。
上述的科目都进行完了，才正式宣布开会，专案组，专政队开始布置工作。针对以我为首的几个专政对象，研究和制定他们的斗争方案；不过，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也不管他们怎么样反来复去地折腾，我们几个人像和尚念经一样，由始至终就那么一套，挤不出一点儿让他们感到满意的新内容。每当此时此刻，我不盼别的，就盼着快到吃饭时间，因为只有吃饭，我才能摆脱批斗，摘下那沉重的大牌子，我可以一个人坐在我的斗室里，静静地呆上一会儿。
谈到吃饭，顺便提上一笔。
在这儿吃饭和在收容所吃饭不同了，在收容所吃的是官饭，在这儿允许家属送饭了，不过饭送来之后，首先要经专政队检查，认为没有问题才可以留下。但家属不能越雷池半步，要专政队的人代转。吃完后再由专政队的人把空饭盒返给家属，也就是说，家属只能送饭，不能与被关押的人见面，他们想了解被关押的人在里边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看返回来的饭盒里剩多少饭菜，饭盒里剩的少，或者一点儿没剩，证明里边的人情况正常，家属就放下心了；如果饭盒里的饭菜剩的很多，或者干脆没动，很可能是有病了，或者是挨打了，家属就会忧心了。小小的饭盒，成了判断吉凶祸福的标志。
我的妻子把我当成了重点保护对象，为了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她把家里边那点儿值钱的东西几乎都一一的变卖了，卖的钱全部用在了我的伙食上，使被关押的我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还能保持每天中午一顿大米饭、罐头肉的优待……为此，每每专政队的人给我送饭的时候，都要指着饭盒冷嘲热讽地说："看！家属给你送这饭菜多好，啊！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你不好好交待罪行对得起谁呀！"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来源：玫瑰香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