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此之前，我正在辽阳县唐家房子搞"四清"运动，即清组织、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正清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一个调令，要撤回去参加运动。当时我还在暗自嘀咕"中国的运动太多了，一个接着一个，有那个精力全用在本职工作上，把工业、农业、文化科学都搞上去该多好，干嘛总在
在此之前，我正在辽阳县唐家房子搞"四清"运动，即清组织、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正清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一个调令，要撤回去参加运动。当时我还在暗自嘀咕"中国的运动太多了，一个接着一个，有那个精力全用在本职工作上，把工业、农业、文化科学都搞上去该多好，干嘛总在人整人上下功夫呢？"
四清工作队返回鞍山之后，便坐下来，集中学习。学习的内容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本书，其中两本我记不清了，我记的最清楚的是那本《燕山夜话》。
文化局派来了工作组，由工作组的人领着读，读完后，大家再集思广益，反复讨论，随之，趁热打铁，开始引火烧身，所谓引火烧身，顾名思义，就是自我检查，检查你都有哪些反党言论，然后再去组织那儿坦白交待……
党支部又同历次运动一样，用白纸把玻璃窗封得一隙不透，故意把神秘渲染得更加神秘。
文化局来领导学习的大员们，过去是随来随去，穿梭往返，现在是把行李儿一放，变成"长驻大使"了。他们像给幼儿园的孩了种牛豆似的，找了一个，又找一个，排着队交待问题。谈话的方式，也不够大方，基本上是秘密进行的。因为谈话的内容，除了本人以外，只有领导小组清楚。
我也被轮大衿儿似的轮到了。在没找我谈话之前，我曾搜肠刮肚地想过，也曾翻来复去地审视过自己的一言一行，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儿犯忌的和出格的地方，为此，我还感到挺轻松，甚至有几分悠然自得。领导小组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就是以这种姿态出现的。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开始贴起了大字报，你揭发我，我揭发你，你贴我一张，我贴你两、三张、四张……到最后达到了铺天盖地之势……不用说别的，整个曲艺团凡是能贴大字报的地方全贴满了，连厕所都没有幸免……
那天早晨上班，我刚跨进曲艺团的大门，迎面有一张面积最大，篇幅最长，字数最多，名字也最醒目的大字报；之所以说名字醒目，因为那上边"单田芳"三个字是故意套了红的。在"单田芳"三个字的前边依次排列着反党黑帮头目几个触目惊心的黑体字；在"单田芳"三个字的后边是：你要彻底交待向题，还加了三个像重磅炸弹似的惊叹号……
我看过之后，心情非常复杂，又好笑、又不忿，其间还夹杂着些许多恐惧。
说好笑，我感到我不过是个泛泛之辈，除了在业务上，领导出于利用我，给我以充分的施展机会而外，论地位，论信任度，和那些沏茶倒水的工人相比，我都自愧不如。说这样一个小角色是反党黑帮头目，等于是给尺八儿童戴了顶丈八的帽子，太不相称了，开这样国际玩笑的人，难道就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未免有些太滑稽了吗？
说不忿，出苦力的事，一向把我排在头里，谈到成绩的时候，总是把我放在最后。立功创誉的是我，受勋领奖的是别人。就这样，我单田芳从不计较，始终像牛那样，吃的是草，流的是奶，拉的是重套，可是到头来，还是爹不喜欢，妈不爱，爷爷奶奶用脚踹。这是为什么？还有没有公道可言？还有没有良心可讲？这还不算，运动来了，首先挨整的是我，哪怕没什么问题，也让我没完没了地检讨，归根到底还是我那点儿事。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冤有头，债有主，为什么总把上一辈的账算在我身上呢？再则父债子还大多指金钱而言，怎么能把他们的所做所为也以此类推呢？就贴出的这张反党黑帮头子的大字报而言，如果说是群众搞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我单田芳都可以理解，可那绝非群众所为，就其摆放的位置，所占的面积，行文的口气，一眼就看出是左右着运动走向的领导小组经过预谋之后，发出的信号。其目的是为了让广大群众按他们所指，去寻找主攻方向。
果不出我所料，批判大会一开始，我便成了众矢之的，从发言人的先后，主次的安排上，完全是配了套的。像打篮球一样，有主攻手、有前锋、有后卫……尤其使我惊讶的是，那些发言人全是来我家串门的人。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竟把平常的闲话，全都搬到这带着火药味的会场上来了，而且还都添了枝儿、加了叶儿、上了纲、上了线。什么嫌团里工资少，不如单干好啦；又是什么替反革命的父亲鸣冤叫屈啦，如果仅就照本实发还可以，加上个影射，性质可就变了。比如说嫌团里工资少，不如单干好，他说你指的是新社会不如旧社会好。替反革命的父亲鸣冤叫屈，说你是对政府处理的不满；说白了也就是对政府不满等等，不一而足，听起来全是要害的东西。当面揭发检举不算，背地里还可以写揭发检举信，谁写的，不公开，组织上予以保密。领导上把所有揭发检举的材料，分门别类，诸一地梳成辫子……
面对万炮齐轰的场面，我并没惊慌失措，相反，经过"强震"之后，理智变得分外清醒了。我据理力争地道："有人提，我背地说现在挣钱少，不如单干好，请注意，我从来没说过单干好；说单干挣钱多，那是事实，似乎用不着我说，在座的谁都知道。至于什么新社会没有旧社会好了，那纯属于提意见的人主观臆造；我根本就没那个意思，再则这些话，都是背地闲聊，那背地还骂皇帝哪！我就不许谈谈个人观点……"
对那些随意上纲上线的意见，我概不承认，不但不承认，我还据理力争，一一驳回，使那些揭发检举我的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这样一来，真正惊慌失措的不是我，而是主持大会的工作组了。他们虽然美其名曰是领导运动的，可面对我据理力争所造成的被动局面，他们没有办法，也没能力扭转，最后只有用歇斯底里来掩饰由于无能为力而出现的尴尬。他们说我态度不老实，说我公开对抗运动，存心和革命群众唱对台戏，就凭这三点，我就归类在张树岭、杨田荣等几个问题严重的人堆里了，我们全被关进了职工食堂改的"小号"。团长张树岭看着我疑惑不解地问："你，你怎么也被关进来了？"我耸了耸肩，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笑说："可能怕你们几位太寂寞了，让我来帮你们调解调解气氛……"
说"小号"，并非是关押被剥夺了自由的犯人们的那种小号。当时，只不过是把几个所谓问题严重的人，统一关在一个地方，让我们隔离反省，交待问题。尽管我们的行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并没有完全失去自由，我们白天被监控，晚上还回家去吃饭睡觉。虽然把关我们的食堂叫小号，那是带引号的，也可以叫做代名词。领导小组采取那种办法的目的，是为了给我们施加压力……但自我感觉良好的我，一直没有在那种压力下屈服，我预感到运动非同一般，就像那些感觉灵敏的动物预先闻到要地震一样。
真没出我预料，我们在小号呆了不长时间就让归队了，为什么？当时，从北京传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说中央各大院校的学生开始大串联，开始造反了。我闻听大惑不解，我说过几十部古书，自古以来，大凡造反都是官逼民反，像水泊梁山、瓦岗寨等等，现在造谁的反，难道……我实在不敢相信，我问身边传消息的朋友；朋友告诉我，北京已经公开贴出标语和大字报，打倒资派、反党分子，以及什么反动权威等等，正当我陷入百里迷雾，像做梦一样浑浑噩噩的时候，那股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已经波及到了鞍山。广大群众也开始轰动起来，会不开了，学习不学了，工作组也给撵跑了。人们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成立起各种各样的战斗队；战斗队的名字五花八门，有的叫人听了感到毛骨悚然，什么"鬼见愁"啊，"驱虎豹"啊等等。你站这边、我站那边，乱了套了。战斗队成立之后，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工作组，说工作组是谁指派来的，是专门来压制革命群众的。这样一来，一直跟着工作组屁股后边跑的人，又都回过头来，揭发工作组，砸黑材料……这使本来有些迷糊的我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脑了。不过我暗暗庆幸：乱了好，一来回家呆着省着开会了，二来也免得整这个整那个的了。
曲艺团的造反派们，明显的分为两派，一派是整过人的，一派是挨过整的。整人的那一派照旧坚持他们的观点，说挨整的那一派有罪该整；挨整的这一派不服，扬言自己是对的，说他们整革命群众是错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来争去，互不相让。
本来平素都是朋友、同行，这一闹，全成了誓不两立的对立面了。
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已经到了白热化。从文斗到武斗，很快卷入了全国范围。随之，到北京串连，打倒彭、罗、陆、杨……如狂风暴雨，似惊涛拍岸，所有的人都在大革命的旋涡中旋转。全转懵了，分不清谁是谁非，只有随波逐流。包括我在内，今天参加这个战斗队，明个又参加那个战斗队……如今回忆当初，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三十而立的人了，不知为什么，竟会变得那样糊涂，以至糊涂到瞅不准、看不清、说不明、道不白的地步了。有些人，不知当初是怎么想的，人家压根儿就不往里参与，后来一想，人家才是真正的聪明。我恨自己念了那么些年书，又说了那么些的书，等于白念，等于白说，关键时刻，一点没派上用场，说白痴有些过火，地地道道一个低能儿。可话又说回来了，是因为当初那些像患了疯牛病一样的造反派们，丧心病狂地整我，使我的人格受污，尊严受辱，不然我也不会反弹起来，去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回击；如果说我也疯了，那是因为我被疯牛咬了。
那一阵，我也穿着革命造反派的模式服装，戴着红袖标，举着语录本，随着大串联的队伍，像祸水一样流向四面八方。说是串联，实际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游山玩水上了。
一九六八年，这一年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年，我所在的文艺界一共成立了两个造反团，一个是我们的对立面，叫毛泽东思想造反团；一个是我们，叫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使我感到莫明其妙的是，我们的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不知怎么，竟变成了反军派；而我们的对立面，竟是拥军派。对反军这两个字，我非常反感，恨自己，为什么总站不到点上，开始让人家定了反党黑帮头目，就够窝囊的了，这又加上个反军派，假如罪名成立，哪一项都够喝一壶的了。可听我们造反头头们讲，我们并不反军，而且说的理据俱全，无懈可击。我反复地琢磨又觉得自己没有站错。
就此一项，两派各说各的理，说不通了就武斗。
当时处于懵懂时期的我，做了很多糊涂事。唯独一件最明智的事，就是从出现武斗那天始，我所在一派里的人，几乎谁都参与了武斗，只有我没有参与。
一九六八年二三月份，形势越来越严峻了，竟然出现了动枪动炮，杀人流血的现象。鞍山虽属弹丸之地，但已经有不少人倒在血泊中了，后来严重的时候，竟发展到抄家。有些人，半夜里正睡着觉就被人抄走了。公检法都没了，只有自己负责自己的安全。为了怕半夜被掏走，晚上临睡前，首先把门锁好，锁好了门还不放心，还要用桌子，自行车什么的在里边顶上……。
一方被掏走了，另一方再反掏，你掏我，我掏你，弄得人人自危，个个设防，真到了慌慌不可终日的程度了。
实际上，一方要掏另一方的哪一个人，像上述那种简单的防范措施，是根本不起作用的，无非是个精神安慰罢了。
我感到家已经不是避风港了，必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和妻子合计，准备搬到我们钢都大联合的总部、鞍钢二宿舍去住，说那里有一二百人，人多胆壮，又可以互相保护。
妻子也担心我被人掏走，同意我搬进鞍钢第二宿舍。在这里我经历了血与火，灵魂与肉体，生命与死亡的最严峻的考验，其中对我震憾最大的、也是一生中我最难忘却的，轰动全国的"4·13"事件，当时定的是反革命事件。为什么能定为反革命事件的呢？主要是有一些别有用心人的从中蓄意策划。
记得那是六八年四月初，鞍山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一成立，首先提出钢都大联合是反党的，必须放弃反动观点
钢都大联合，从上到下，几十万大军。几经斗争的考验，并没把年轻的革命委员会放在眼里，他们为了吐出胸中那团怨气，上访中央，找文革小组……
负责人回来后，说见到文革小组的那位领导了，领导是如何答复的，又是如何如何指定了他们的大方向……真实与否，不得而知。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大家打气，同革命委员会对着干……反正当时已经走上极端，想退也退不下来。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只好背水一战了。
有的造反组织已经买了枪。我们造反团一百多人，也张罗着买，说对方组织连机关枪都有，一旦动起手来，我们连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只有等着去送死。加之当时有两个人因为出去吃饭，就一直再没有回来，从安全自卫起见，买枪问题就更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四月十二日，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学生们把鞍钢二宿舍包围了，我趴着窗户往下一看，戴着钢盔的学生们，像洪水猛兽一样，全都涌到到了二宿舍门前，棒子、扎枪头子，密密麻麻，像高粮茬似的，看来真全冲进来，那就没个好。
里边人见大敌当前，不敢怠慢，大铁门关上了，砖头瓦块也预备下了，那意思是，你敢往里闯，我就敢揍你，两军对峙，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
四月十二日下午对方下令通喋，让我们钢都造反团全体人员放下武器，举手投降……造反团的总头头姓戴，他是鞍钢的技术员，小伙子长得细皮嫩肉，很有口才。他指责革委会违背中央精神，公然对一派的革命组织用武力威胁，围攻我们，敢于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第二天大清早，我漱完口回来，经过团部，听几个头头正在开会，他们议论当前形势很紧张，必须要采取紧急措施……我听了没往心里去，因为我想象不出还能紧张到什么程度。我回屋后正准备吃早饭，就听窗外，学生们鸣嗷乱叫，像潮水一样，又把二宿舍包围了。他们开着车，放着大喇叭，声势非常浩大。鞍钢第二宿舍是栋山字型的四层大楼，它是全鞍钢最大的一座独身宿舍，里面不单单住的是我们大联合的人，还住着鞍钢工人。我看下边的阵势，比昨天的规模还大，那些像注了高倍量强心剂，背上插着两把刀的发疯的学生们，不顾命地往里冲；里边的人也不好惹，一个个摆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闯之势，外边的拿砖头往里扔，里边的拿砖头往外砍，门里门外，一进一出，一出一进，展开了一场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战斗。造反团一方面召集紧急会议，组织抵抗；一方面呼吁辽阳、海城等地的大联合人马，迅速赶来救应。
那位平素一向温文尔雅的姓戴的头头，此刻，已经斯文扫地，竟像一头发疯的狮子，出人意料地从床底下拉出两箱手榴弹来，从哪弄来的？什么时候弄的？又是怎么藏到床底下的，谁也没问，也没必要去问。
当时造反团踞守在大楼里的，还有一百多人，有一个算一个，每人发两颗。
文艺界的人，大多出去办事去了，只剩下我和曲艺团的一共四个人，也许考虑我们都是文人，抵抗能力差一些，轮到我们的时候，分配额变了，由一个人两颗，变成了我们四个人两颗；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给我们四个人每两箱，也是聋子耳朵﹣-摆设，因为我们谁也不会用，但不管会不会用也得领，不能往出扔掐在手里，关键时刻用来壮壮胆也是好的。
这时候，楼上的人扔完砖头，已经开始扔石头了，厕所和所有的窗口，石头块儿像"陨石雨"一样，飞向外边蜂拥的人群；外边的人并没有因此而退却，他们冒着"陨石雨"，仍在叫着号着地往里冲……
救护车的喇叭声，不绝于耳，一车又一车的伤员，被从战火纷的阵地上拉走。也不知是真的被碰伤了，还是故意制造声势借而加重大联合的罪名。
战斗持续到中午的时候，对方的第一梯队推开了大铁门，突破了大联合的第一道防线；但大联合的战士们，迅速组织力量，硬是把多出他们几倍的对方推了出去，张开嘴的大铁门又闭上了。然而，对方的那一边，人太多了，人家第一梯队下去，第二梯队上来，第二梯队下去，第三梯队上来……我们的人再勇敢，毕竟人员有限，没有替补，在对方的轮番攻击之下，渐渐有些招架不住了，不久，大铁门又被砸开了，在对方的强大攻势面前，大联合的人被迫退了下来。
当时我们几个人，正在二楼的办公室里，听一楼喊："外边的人闯进来了！"我们大吃一惊，惊魂未定，一群戴着柳条帽，卡着黑墨镜的学生，已经砸开了我们办公室的门。看着站在对面的凶神恶煞般的学生，我暗想："完了，落入他们之手，十有八成是没命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奇迹发生了，被困在办公室的人员中，有一个二十左右岁的小胖子，他呼地从床下捞出一把大铁刀，一手握着刀，一手举着手榴弹，对着门口的学生大声叫道："你们谁敢跨进一步，我们就与你们同归于尽！"
他这一举，真有"三国中燕人张飞，立马横矛一声吼，喝断当阳水倒流之气势"。那些不怕死的学生，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望而怯步了，所有的人，全站在那儿愣愣地看着他，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半步……就在这时，一楼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手榴弹爆炸声……我们四个人，乘混乱之机，跑出了办公室，见其它人都去参战了，我们四个胆小如鼠之辈，怕丢命全做了可耻的逃兵。我们从二楼奔到三楼，又从三楼奔到四楼，已经被人撵得躲无处躲，藏无处藏，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了。
最后，四个人被逼得钻进了四楼的厕所，我们在厕所里开了个碰头会。我首先提到的是刚刚领到的两颗手榴弹，说："大家都看见了，这两颗手榴弹，咱们一颗也没有扔，也就是说，无论到任何时候，遇到任何情况，哪怕是被人打死，咱们也不能扔，如果扔了，那就有理也说不清了。我的意见是，为了不招灾惹祸，得想办法把这两个碍眼的东西处置了，不知大家是否同意？"
其实我所说的，也正是大家所想的。从一见到手榴弹的时候，我们就眼晕，也就是当时碍于那个场面，如果不是带强制性的，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碰它的。此刻我的提议正中下怀，所以大家一致同意把它处置掉。可是怎么处置呢？连我们自己都被人追得藏没处藏，躲没处躲的，除了把它带在身上而外，还能找到什么更隐蔽，更保险的地方呢？
是呀！藏哪儿呢？大家都在嘀咕，这时，忽地一阵风吹来，把临窗的一个的门吹开了，我下意识地往厕所里看了一眼，冷不丁，我发现了厕所里的大便池子说："我看咱们就把它放到那里，然后用水一冲……"
"你的意思是把它冲进下水道里？"
"是呀？还有比那更安全的地方吗？"
"好！"
四个人的意见统一之后，我把两颗手榴弹，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大便池里，然后放水去冲，可冲了半天也冲不进去，原因是连接便池的那根管子是弯的，手榴弹是直的，只进去一半就卡住了。由于时间紧迫，最后只好放在便池旁那两根粗大的顺水管子中间了。
甩掉包袱之后，我们四个都长长出了一口气。听了听，整个楼里还乱得像一锅粥，叫骂声、砸门声、不绝于耳。看来对方的人，还在紧锣密鼓地大搜捕，似有不把大联合的人全部绳之于法决不罢休之势。照此下去，房间搜查完了，其它的地方，尤其厕所，他们是不会放过的……我想："必须马上离开这藏危布险的地方，晚走一步就可能让人家瓮中捉鳖。"
我们听搜查人员纷沓的脚步，从走廊的此端流向彼端的时候，赶紧抓住这一空隙，迅速离开厕所。为了不让对方认出身份，我们挤进了那些没有加入派性之争，正在凭窗而立，隔岸观火的工人堆儿里。不愧是演员，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看去那么自然，以至那些追赶我们的人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愣是没认出来。不过，我们只能蒙混一时，想一直鱼目混珠是不可能的。因为，尽管我们装得再像，也有明显的破绽，如果那些追赶我们的人，不是那么来去匆匆，肯于站下来，摘下黑墨镜稍一认真，我们马上就会原形毕露。为了更安全起见，我们敲开了工人宿舍的门。当时鞍钢的工人，不管加没加入派性之争的，他们明里暗里，都是站在钢都大联合一边的。一听说我们是钢都文艺造反团的，同意让我们在这里暂避，但也只能是暂避，因为那些搜查者们，已经开始挨个房间过筛子了，很快就会搜到我们这儿，我们被抓不要紧，倒是要连累在宿舍里住的工人，但避一时是一时，哪怕只几分钟，也可以静下来借以调整一下被扰乱的情绪，捋出一条脱险求生的线索。
我们在工人宿舍里躲了能有十几分钟，听那一根根大铁棒子，从走廊的水泥地面响过之后，才从工人宿舍里钻了出来。谁知我们刚刚出了宿舍的门，正在考虑向何处投足，朝哪方举步的时候、又被追赶我们的人发现了。又是人家在后边追，我们在前边跑，跑到最后，我们四个人被冲散了。其中两个人不知去向；剩下我和另一个人跑遍了整个山字形大楼，竟找不到一处藏身之地，唯一一点儿希望，只有上四楼的阳台。
仅就二宿舍被围攻这一事件而言，别人都在第一线上做舍生取义之博，唯独我们四个文艺界的，一个个像惊猴乍兔似的，东逃西窜。
这一场利令智昏的派性之争，已经持续了两天一宿。说话天又黑了，不过，楼里黑，楼外不黑，楼里的水电均被楼外的人给掐了。整座大楼没有一点光亮；楼外人之所以不黑，那是因为楼外上有洁空朗月函照，下有数不胜数的探照灯的辐射……
由于双方力量悬殊，革委会一方恃强凌弱一再进逼，致使大联合这一边的阵地连连失守。至此，革委会的力量，还在不断地增强，除了主力军学生而外，部队也介入了。那些战士，站在围攻队伍的最前例，把整个一个山字型大楼，包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像卷白菜心儿似的。在这样铁壁合围之下，想要逃出去，真可以说是，难比登天。
大约在十一点钟左右，外边的大喇叭响了，一个慷慨激昂的男性雄音，正在一字千钧地播着鞍山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令。他用胁迫性的、带着火药味的、也是平素一向惯用的语法修辞，令大联合的人（不，通令里叫反革命分子）赶快放下武器，走出大楼，说只要举手投降，可以保证投降者的安全，如果拒不投降，继续顽抗，一切后果自负。
那播音者底气真足，他每隔二十分钟广播一次，一直不失原味，总是那么雄浑，那么有共鸣，那么有穿透力……
我的伙伴吓得浑身发抖，脸色煞白，他颤着声问我："师兄，怎么办？咱们是出去，还是。"
我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话，我在分析，不出去吧？人家真要冲进来搜楼，那大铁棒子一抡，有一个算一个，非到闫王爷那儿报到不可；出去吧？楼内固守的弟兄们，一个个都打红了眼，大有视死如归的劲头，在他们面前当逃兵，是会被当敌人对待的。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他更加惶惑不安了。
"那……你说咱们怎么办，难道……"
"别急，再等一等。"我尽量保持镇静，耐心地安慰着比我小了几岁的同伴。
我们在进退维谷焦灼不安中，又煎熬了近三十分钟，这时，楼外那位底气十足的男高音，播完了第一号通令，又在开始播第二号通令了。这次的声音和第一次比，明显地高出了一个调，措词也比第一号通令要激烈得多。给旁观者的感觉，第一号通令，或多或少还含有一点规劝的意味，也就是说还带那一丝人情味，尽管他们是佯装的，毕竟还装一装。现在看，伪装全部撕掉了，态度变得非常强硬和蛮横，从开始声色俱厉，发展到狂吼滥叫了。他们通令楼里的人赶快出来，说如果再不出来，他们将马上采取铁腕行动……
这时候，已近午夜十二点了，按规定的时间，他们所说的铁腕行动即将开始了。我想："看形势，无论如何得出去了，如果一念之差，行动缓慢，被搜楼的学生们打死，那可就清不清，混不混了；出去也许还能捡条命。因为，尽管那些学生们，再野蛮，再不讲理，总不至于当众把投降者打死，退一万步说，就是当众把我们打死，也算死到了明处，到时候可以指责革委会背信弃义，他们一再说保证投降者的人生安全结果……
经过权衡，我决定举手投降了。我们从四楼走到一楼，像战场上的俘虏兵似的，双双举着手，走出了那道曾经是一夫当关，万夫莫闯的大铁门……我们投降了。时间是六八年四月十三日。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来源：玫瑰香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