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我首开票房最高纪录的是立山茶社，这家茶社是鞍山市条件最好，也是客流最大的一家茶社。但开茶社的李氏兄弟可不好糊弄，他们依仗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从四面八方像百川归海一样蜂拥而来的客源，对来他们宝地说书的演员，非常挑剔。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拨拉来，拨拉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全鞍山市大小二十一个茶社，我走到哪儿，火到哪儿，听众们一致反映说："单田芳说得不错、卖力气、给书听……
为我首开票房最高纪录的是立山茶社，这家茶社是鞍山市条件最好，也是客流最大的一家茶社。但开茶社的李氏兄弟可不好糊弄，他们依仗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从四面八方像百川归海一样蜂拥而来的客源，对来他们宝地说书的演员，非常挑剔。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拨拉来，拨拉去，比挑附马、选皇妃还难。所以，谁都知道那是块肉，是块肥得流油的肉，可就是愁于不好下口。因此，别说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平头演员不敢接触，就是久战沙场，有点名气的演员也都望而却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说也巧，"有人说露脸是挤的，现眼是找的"，立山茶社的一个女演员突然病了，据说是产后惊风，一时半晌上不了班。茶社是属于歇马不歇车的地方，不能有空场的时候，曲协要给他们选派演员，他们说啥不要，指名要我去。几十个有名的演员，竟点到了初出茅的我头上，当时不能不令我受宠若惊。我暗暗鼓劲，一定不能辜负人家的期望，争取一炮打响……可，在选说什么书目的时候我为难了，《明英烈》、＜童林传》等，在其它场又都已经说过了，嚼过的馍，没味道，还得来新的。想来想去，我决定说《水浒后传》，广告牌上写的是《后水浒》，从大闹忠义堂开始接上石迁、武松误走平凤岭，火烧少林寺，大闹周家寨……
头两天没有满园，只有八成客，顶天头上，就开始红火起来了，接着越来越红火，直至座无虚席。听众要排着队往里进，每天十点半开书，十点就已经关上了门，晚到一分钟，就被留在门外了。那些因迟到被关在门外的听众，急得使劲砸门。
作为演员，不怕观众多，越多我越振奋，越振奋演出时也就越卖力气，这种情况，能不铆上吗？可以说，弓都拉满了。
从立山到鞍山市区，十几华里的路程，我每天要骑着自行车穿梭于两地之间，我骑在车上，眼睛看着路，脑袋里想着书，今天去后，包袱怎么使好，扣子怎么拴妙。那段贯口差在哪？应该怎么丰富，心想着、嘴叨咕着，不知道的，真以为我是犯魔症了哪！
有一天，我早起一看，天正下着大雪，房屋、树木、街道，均在大雪的覆盖之下。平地近半尺深的雪，别说骑自行车，走着都困难。我想，这样的坏天气，肯定不会有人去听书，与其怎么去怎么回来，还不如干脆就不去算了。因为家里和茶社，两下都没有电话，没法联系，我便心安理得地呆在了家里。大约十点半过一点，立山茶社的伙计，匆匆忙忙地赶来了，我见他心急火燎的样子，忙问："怎么，还能演吗？"伙计一边喘息着，一边急赤白脸地说："可别提了，人早就满了，干等你也不到，急得大伙嗷嗷直叫，都要造反了。"
我一听不敢怠慢，赶紧随着伙计，冒雪直奔立山。尽管我们紧赶慢赶，到茶社后还晚了一个多小时。当我望着满堂满座拥戴的热情观众，不禁热泪盈眶。我向台下扫地一躬，没敢吐露真情，撒谎说因雪大没赶上车，耽误了大家听书，实在对不起，我向各位陪礼，为了感谢大家对我这份盛情，我一定多卖力气……
常言道，冷局难成，热局难散，确实不假。火爆起来了，想落火不容易，只要有人认你，想没人也有人；反过来，一开门就黑了，要干起来可太不容易了，除非你有回天之力。
在鞍山，一个说书的艺人，能在立山茶社红火起来的，不用说，那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我经过最高的考核之后，名气更大了，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把单田芳三个字往出一挂，就像一块强磁铁似的，四面方八的听众都被我吸引来了。这样一来，我的劲更足了；为了维护住自己名誉，我在做百尽竿头更进一步的努力。每天晚上，彻夜难眠，有时看别人打麻将，打扑克，我有时心里边痒痒，我也是个爱玩的人，可我哪那份时间，回到家，擦把脸，吃口饭，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便一头扎进书本里，我必须把明天要说的几段书准备好，写呀、念呀，念呀、写呀，累得腰酸背痛，脑袋生疼，直到我自己认为满意了为止。
做好了第二天准备工作，该休息了吧？不行，时间对我来说，可太宝贵了，一分一秒，都得十分珍惜。只要赶得上，我还要抓紧时间，去听别人说书……整个一天，说书，看书，写书，听书，研究书……书书书，除了书而外，再没有其它内容了，同行们坐在一起，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除了书还是书。对此，我还总结出一套理论，谈话长知识，增学问；尤其是和那些高层次的人谈话，听一听人家的经验、道理，自己回去好好的悟一悟，本身就是一种学习。因此我每次同别人谈话都有笔录，光闲谈这方面的笔记，也有十几本。这些宝贵的资料，文革中都被查抄了。造反派们想从我的笔记中找到能够给我定性的反动言论，可惜他们枉费了心机，在众多的资料中，全是有关业务方面的东西。他们烧毁的不是什么反动言论，是一个艺术家半生耗尽心血积累的宝贵财富哪！
一九五八年，在全国掀起了说新书的运动。鞍山市第一个响应的是杨田荣，但所谓运动，决非是一个人搞起来的，必须要有众多的人参与。领导上根据每个人的条件，首先找到了我，说我年轻、有文化、悟性好、反应快，应该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放下旧书，学说新书。我听了毫不打折扣，当场就同意了，为了重视这一说新书运动，曲协还特意成立了一个新书研究小组，小组由十几个男女演员组成，杨田荣出任组长，他演出之余，把说新书的要领像讲故事似的，讲给大家听，十几个人如同小学生似的用笔一字一字往下记，因为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只好用笔。
杨田荣与我，除掉同在一个田字辈儿上而外，我们彼此之间的私交也不错，有道是亲三分像，是火热起炕。他在小组上讲过之后，私下里，找机会还不断地给他的小师弟开小灶……
杨田荣的新书特点是，包袱多，有笑料，以诙谐见长，有点儿和单口相声联缘。我从他身上借鉴了不少好东西。他不否认他的书说得好，但他感到美中尚有不足，所说的不足，就在于有柔没刚，不出真劲，该叫板的时候叫不起来，也就是说光见行云流水之雅，不见惊涛裂岸之势，难以在听众中引起震憾，不过是一笑了之。
我把他的柔拿过来，加上自己的刚，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并举，大胆地迈出了我说新书的第一步。
我说的头部处女作是《平原枪声》，第二部是《红岩》，紧接着《草原烽火》、《红色保险箱》。三整两整，我敢于标新立异的精神头又上来了，光说国内的作品不算，还跨过国界，把苏联的侦破小说《看不见的战线》也搬到中国的三尺书台上来了。这样一来，杨田荣说过的我说；杨田荣没过我也说。一般新书都短，故事情节也不那么复杂，从头一掠，时间、地点、人物故事基本上记个大概其，上台就说，十几天就完成一套，我先后说了有三十多套。
我认为说传统书和新书都一样，传统的说不好，新的也照样说不好，就像厨师做菜似的，手艺高，无论是用新勺炒菜还是用旧勺炒菜，都是一样香；手艺不高，用什么勺炒，也炒不出人家手艺高的人炒出的那种香味来。
在当时，我的成绩是显著的，无论是领导上，还是同行们，都得承认，我是书曲界的后起之秀，业务尖子。可就让我那甩不掉抹不去的政治背景给坑了，那时候运动多，什么三反五反、肃反、镇压反革命、反右派斗争等。反正，一有运动，我就得交待问题，领导对我也有看法，认为我只能利用，不能重用。因此当时红极一时的我，除了顶个业务尖子的虚名而外，在内，既不是负责，又不是骨干，更谈不上入党积极分子啦；在外呢，既不是人大代表，又不是政协委员，充其量是曲协一个民众组织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会员。
我从小就没有阿谀奉承之癖，也没患溜须拍马之恙，务上说书一行之后，就更是一门心思要说好书，至于左一顶右一顶的桂冠，你不给我戴，我还真的不想戴。
可有些领导，还专吃这口，一向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得罪了他，可不得了，别看是个小小的基层，真同"得罪了山神爷，养活不住小猪"一样，他能够直接左右你的命运……五八年反右斗争时，我虽然没被打成右派，但也着重点了我的名，提醒我注意，得亏没抓到什么言论，如果有，哪怕是一句半句，我的右派帽子可能是戴上了。
所以，每当大家坐在一起谈起业务时非常来劲，可一接触到我的政治背景，我就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突然袭来，使我眼前陡然变得一片灰暗。
就是那个时候，曲协把我们这些个体演员归拢起来，成立了鞍山市曲艺团，收入也由个人与茶社分账，上交管理费后归己，改为发工资，我当时定的工资是八十四元。
由于新书运动的冲击，曲艺团的经济收入一落千丈，完全靠过去说传统书目时积下的那点家底维护开支。那点儿家底光出不进，能应付几天？最后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在几十位新老演员当中，除了杨田荣而外，能够靠说新书挣钱的，唯我莫属了。然而，我挣得再多，也都养了那些闲人，而自己挣了几年的八十四元工资，一直还是八十四元。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这没有做到充分体现。为此，我心里很不顺畅，总是疙疙瘩瘩的。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与一个女同道的过密接触，传到了妻子全桂的耳朵里，全桂没有文化，头脑简单，脾气也坏，听了之后，不问青红造白，甚至和我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就把她道听途说的绯闻捅到了团部。领导上找我谈话，我不遮不掩，把同那位女同道的关系，直言不讳地向组织上交待了；虽然两个人没有偷食禁果，仅仅定位在过密两个字上，但无风不起浪，起码多多少少有些不够检点的地方，仅就这一点，我不管是诚心还是违心，总之是做了检讨……
作为当时小有名气的我，摊上这种绯闻很快便在整个鞍山市的文艺界传开了，如果是实事求是的传还可以，但一般传言总是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色彩，而且是每经过一个人，都要加一笔，甚至是重重的一笔。
人有脸，树有皮，尊严对知识分子来说尤为重要，为这，我与妻子闹得不可开交，已经发展到离婚那一步了，要不是团里加以制止，恐怕我们之间头三十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了。尽管没有走上法庭，可两个人也是心存余悸，别别扭扭。在家里，感情受到锯拉，在外边尊严受到伤害，弄得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最后，为了摆脱上述的尴尬局面，妻子决定离开这一是非之地……全桂首先向团里提出了辞呈，她的理由是她的工资和她水平不相上下的那些演员相比，差一级，她认为对她是不公平的，她反映过多次，领导上不予理睬，就为这个，她不能再在鞍山曲艺团干下去了……她没她的理由够不够充分，也不管领导上能不能够批准，打个招呼之后，走人了。她从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味的钢都﹣﹣鞍山，来到了内蒙古满街都是羊肉香的草原城市﹣﹣海拉尔。古满街都是羊肉香的草原城市﹣﹣海拉尔。
我妻子全桂离开鞍山之后，我们一南一北，遥遥千里，这种一家不一家，两家不两家的日子实在难熬。最后我也抛开鞍山这边一切的一切，沿着妻子的脚印奔向那草原城市﹣﹣海拉尔去了。
我们夫妻刚刚团聚不长时间，鞍山市曲艺团的领导便直接来海拉尔找我们来了。
领导上说："回去吧，孩子们在鞍山念书挺好的；工资问题嘛，组织上研究过了，准备给你长到九十八元那一级，你看………"
"不！"我这人，一向是拉弓没有回头箭，也可以叫做"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态度坚决地说。
"难道给你工资长到九十八元，你还赚少？"领导上带着惊疑的目光看着我。
"是多是少，我没想，一句话，我不能回去。"
"你……"
团领导赌气走了，他们控制住我的户口、粮食关系，不再管我了。他们认为只有这两样东西能够牵制住我，早早晚晚，我会像风筝一样，扯着这条线飞回来……
我们夫妻两在外单干了一年多，我们从海拉尔到田庄台、苏家屯、盖县……我凭一张入木三分的铁嘴，征服了所到之处的各个不同阶层的听众，可以说走一处，红一处，走一路，红一路。虽然没有粮食关系，可只要有钱，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像我们这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孩子上学可就是个最大的难题了，又加上，我们的房子都在鞍山，落叶归根，转来转去，还是要在鞍山取直……我把水流千遭归大海的道理同妻子讲了，她却态度坚决地说："我的意思是，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既然出来了，就坚决不能回去，再说，已经把领导得罪透了，回去后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都说知识分子考虑问题考虑得全面。有时候恰恰是他们的弱点。当时我虽然认为妻子讲的有理，可因为穷要面子，让孩子失学，在我认为作为家长是一种犯罪行为的时候，我还是坚持回去了。
作为曲艺团的主力，我能够回来，团里是不会不接待的。但为了要杀一做百，团领导还是批评了我，让我在团里做了一次不疼不痒的检查，还象征性地让我向团里交了八百元钱。不过，为了平衡，组织上把我的工资长到了九十八元。这样，我在外边单干了一年多，三绕两绕又绕回了我辛勤耕耘了十余载的一亩三分地﹣﹣鞍山市曲艺团。
经过这次不甚光彩的外流，领导上对我的看法更不好了，原来就一直说我是灰色人物，这回变成深灰色了，说我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动摇，对我这种人更只能利用，不能信任了。
我原来就不计较这些，现在仍然不去计较，对于雄鹰只要给他一片蓝天，他就可以翱翔；对于骏马，只需给他一片草原，他就能够奔驰。我什么也不需要，只要有三尺书台，就满足了，也就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到是妻子对我牢骚满腹，因为鞍山曲艺团拒绝接收全桂，理由是，她不能说新书。妻子责备我说："都怨你，当初不回来多好，不管怎么说，咱们俩个在一起，相互还有个照应，现在弄得我一个人怎么整？"
就这件事，一九九二年老伴儿病故前，还在埋怨我哪！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来源：玫瑰香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