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者承认嘉庆帝政策在维护帝国传统秩序和主权方面的内在逻辑，但同时也批评其缺乏远见，未能像同时期的日本德川幕府或俄国彼得大帝那样，主动适应正在剧变中的世界格局……】
【学者承认嘉庆帝政策在维护帝国传统秩序和主权方面的内在逻辑，但同时也批评其缺乏远见，未能像同时期的日本德川幕府或俄国彼得大帝那样，主动适应正在剧变中的世界格局……】
嘉庆皇帝嘉庆帝爱新觉罗·颙琰（在位1796-1820年）统治时期，清帝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处于一个关键而复杂的转折点。他继承了一个表面繁荣但内部危机渐显的帝国，而外部面对的则是西方工业革命后日益迫近的殖民与贸易扩张压力。与父亲乾隆帝对待西方使节的“怀柔远人”姿态和其子道光帝最终面临鸦片战争不同，嘉庆朝常被视为中西关系走向对抗的前夜
嘉庆帝登基时，中西交往的基调已由其父乾隆帝与英国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的遭遇奠定。保存在大英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的马戛尔尼日记、副使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及清宫档案（如《乾隆朝上谕档》）均显示，此次交往的核心冲突在于外交礼仪与世界观的根本差异。乾隆帝视英国为“远夷朝贡”，要求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马戛尔尼则代表主权平等的近代国际关系原则，拒绝叩拜。
尽管使团在贸易、驻使等核心诉求上遭到拒绝，但它为西方（尤其是英国）提供了第一手关于清帝国军事防御、社会状况和潜在市场的情报。斯当东的报告中对清军陈旧的装备和虚弱的战斗力有所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西方对清廷的认知。嘉庆帝正是在这种不愉快的初次深度接触后开始其统治的，他对西方的初始印象不可避免地带有其父留下的“桀骜不驯”的标签。
嘉庆朝中西官方交往的最高潮，也是其彻底破裂的标志，是1816年英国派遣的阿美士德使团。此次使团的目标与马戛尔尼类似：扩大贸易特权、建立常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解决广州贸易体制下的纠纷。
根据阿美士德本人及其随行人员（如小斯当东，马戛尔尼使团中学会中文的那个孩子，此时已成为东印度公司专员）的记录，以及清宫《嘉庆朝上谕档》和《清实录》的记载，冲突再次聚焦于觐见礼仪。嘉庆帝态度比其父更为强硬，明确要求使节必须严格遵守跪拜礼。由于沟通失误、旅途劳顿以及英方可能的有意拖延，阿美士德一行在抵达圆明园时状态不佳，并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立即觐见。这在嘉庆帝看来是蓄意的蔑视和侮辱。
结果，嘉庆帝大怒，未接见使团便下令将其驱逐出境。他在上谕中斥责英国“尔使臣傲慢无礼”，并强调“天朝法规俱在，断不可任意更张”。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评论道，阿美士德事件“关闭了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调整中西关系的大门”。它表明清廷，在嘉庆的领导下，坚决拒绝接纳平等的外交惯例，而英国则因此更倾向于寻求非外交手段（包括武力）来打开中国市场。
在整个嘉庆朝，中西贸易被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口进行，受“广州制度”管辖。西方商人（主要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逐渐增多的美国商人）必须通过指定的中国行商（“十三行”）进行交易，并遵守诸多限制，如不得携带女眷、不得随意进入广州城内等。
西方商人的记录，如《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及众多商馆信函，充满了对广州体制弊端的抱怨：官员腐败、行商垄断、税费不清、法律权利缺失。嘉庆帝并非不了解这些情况，从他屡次下谕旨申饬广东官员秉公执法、严禁勒索外商即可见一斑。例如，针对1809年的“海王星号”水手斗殴案等涉外司法纠纷，嘉庆帝都指示要查明真相，依律处理。
然而，嘉庆帝的根本目的是“羁縻”与“防范”。他维护广州体制，是为了将西方影响控制在帝国边缘，防止其渗入内地动摇统治根基。他对于西方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以及由此带来的白银外流感到担忧，并重申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保守态度，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寻求无限扩张的冲动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法国汉学家Pierre-Étienne Will等学者指出，嘉庆朝的官僚系统已无法有效管理日益复杂的对外贸易，腐败和低效成为常态。
嘉庆帝延续了清朝自康熙末年以来对天主教日趋严厉的禁教政策。尽管乾隆时期已有教案，但嘉庆朝的措施更为系统化。他多次发布上谕，严禁西洋人秘密传教，并查处了一批潜伏在内地的传教士和信教的中国民众。
西方传教士的信件和报告，如保存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和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中的文献，描述了这一时期中国天主教社群遭受的迫害。嘉庆帝将天主教视为破坏中国社会秩序和儒家道统的“异端邪说”。他于1805年批准了《西洋堂事务章程》，进一步限制在京西洋人的活动。1811年，他更是下令将除在钦天监等机构任职之外的多数西洋人遣送出境。
与此同时，嘉庆帝对西方科技知识也几乎毫无兴趣。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带来的科学仪器、武器装备、世界地图等礼物，被收入圆明园库房，并未引起清廷进行系统性学习或仿效的热情。美国学者本杰明·艾尔曼在《中国近代科学史论》中认为，这一时期，中西之间的“知识差距”正在迅速拉大，而清廷的统治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对此却浑然不觉或选择忽视。
在同时期西方使节、商人和观察家的笔下，嘉庆帝被描绘成一个固执、保守、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且充满偏见的君主。阿美士德使团的成员将其决策归因于愚昧和傲慢。这种印象通过他们的报告和出版物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逐渐固化为一个封闭、停滞的中华帝国形象。
然而，现代西方史学界对嘉庆帝的评价趋于多元。费正清等学者承认其政策在维护帝国传统秩序和主权方面的内在逻辑，但同时也批评其缺乏远见，未能像同时期的日本德川幕府或俄国彼得大帝那样，主动适应正在剧变中的世界格局。詹姆斯·波拉切克等学者则更关注嘉庆帝面临的内部挑战，如白莲教起义（1796-1805年），认为巨大的内政压力消耗了其绝大部分精力，使其无暇也无力进行深刻的外交改革。
嘉庆皇帝时期，是一个传统农业帝国在面对早期全球化浪潮时，试图以不变应万变的典型案例。他坚定地捍卫着承自前朝的“天朝上国”世界观和朝贡体系，对西方递来的、基于近代国际法和自由贸易原则的橄榄枝（尽管其背后是殖民野心）采取了拒绝和排斥的态度。通过对马戛尔尼遗产的继承、对阿美士德使团的驱逐、对广州贸易体制的坚守以及对天主教传播的压制，嘉庆帝有效地将西方的影响限制在了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然而，这种成功的防守是暂时的和脆弱的，它未能阻止中西方之间结构性矛盾的积累，尤其是在鸦片贸易问题上。嘉庆帝在其统治末期已经意识到鸦片流毒的危害，并下令严禁，但成效不彰。他留给其继任者道光皇帝的，是一个外部压力空前增大、内部治理危机重重的帝国。仅仅在他去世后二十年，鸦片战争的炮火便彻底击碎了其竭力维护的旧秩序，开启了中国的“百年屈辱”。从西方档案和学者的视角看，嘉庆时代是中华帝国在近代世界体系中走向边缘化的一个决定性时期，其统治者的选择，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一个多世纪的中西关系轨迹。
来源：Hershela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