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长达14年的考古发掘与系统研究基础上，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祁海宁以其专著《从长干而来：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历史研究》为我们揭开了这座千年古刹的深邃历史。“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低估大报恩寺的历史价值。”祁海宁说。

南京瓷塔手绘图 （伦敦大英图书馆藏） （祁海宁供图）

□ 本报记者 徐 宁

在长达14年的考古发掘与系统研究基础上，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祁海宁以其专著《从长干而来：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历史研究》为我们揭开了这座千年古刹的深邃历史。“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低估大报恩寺的历史价值。”祁海宁说。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京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主持人，祁海宁谈及大报恩寺的历史地位时明确提出，大报恩寺及其前身长干寺、天禧寺不仅是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国佛教发展史、政治变迁史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关键见证，堪称一部“刻在大地上的城市记忆”。

祁海宁指出，该寺是中国南方建立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佛教寺院之一。自东吴孙权时期创建长干寺以来，其香火绵延至今，2015年遗址公园的建成标志着其文化生命在当代的重生与延续。尤其重要的是，大报恩寺在1800多年间始终与南京乃至中国的命运共振：六朝时期，南京作为南方都城崛起，长干寺应运而生；北宋真宗为巩固统治合法性推行“神道设教”，可政大师利用这一背景重建长干寺（后被真宗赐名天禧寺）；明初永乐帝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政权后，以报恩之名重建寺院并修筑琉璃塔，将其作为自己的“嫡子身份证”，向天下宣示统治的正当性；近代以来，侵华日军在大报恩寺遗址中盗掘玄奘顶骨舍利事件让大报恩寺成为民族苦难的直接见证。祁海宁认为，这座寺院在历史上经历了10次营建与7次毁废，恰似南京城市兴衰的晴雨表，其存亡起伏深刻映射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轨迹。

考古发掘为破解历史谜团提供了关键证据。祁海宁分享道，2007年至2020年的系统性考古工作揭示了许多文献未载的史实。例如，北宋天禧寺地宫出土的石刻碑文、金银器铭文及施主发愿文，清晰还原了可政大师在宋真宗支持下重建寺院的诸多细节；宋代塔基周边发现的明代建塔鹰架(脚手架)遗迹，揭示了明代琉璃塔沿用宋代圣感塔的关键证据。更令人振奋的是，地宫出土的佛顶真骨舍利（现存牛首山佛顶宫）是目前全球唯一经佛教界认可的佛顶骨舍利，其与七宝阿育王塔、宋代丝织品及海外香料等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宋代佛教珍宝库，为研究舍利瘗藏制度、宋代工艺技术发展及中外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物依据。

大报恩寺的千年演变脉络折射出政治、宗教与社会的复杂互动。祁海宁指出，永乐帝以“报恩”之名“宣示正统”，敕建大报恩寺，以举国之力兴建工艺极其复杂的琉璃塔，最终创造出中国古代佛塔艺术的巅峰之作。自17世纪起，以荷兰画师约翰·尼霍夫为代表的西方人士，将琉璃塔视为东方文明的典范不断宣传，使之成为席卷欧洲“中国风”的核心元素之一。祁海宁认为，大报恩寺和琉璃塔闻名世界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生动案例，为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历史借鉴。

关于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挑战，祁海宁坦言，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强调“保真拒假”，因而选择以遗址公园而非原样重建的方式呈现大报恩寺。目前遗址北区的保护与展示已初见成效，但南区仍待进一步规划与建设。他认为，遗址公园与牛首山佛顶宫共同构成了南京新的文化地标，不仅串联起明城墙、金陵制造局、雨花台烈士陵园等历史资源，更为打造“南京文化公园”提供了核心支撑力。未来需在政府领导下通过创新举措，实现遗址全区域的科学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大报恩寺早已超越单一佛教遗迹的范畴，成为融合城市史、中国史与文明史的多维文化符号。其传承千年的佛光不仅照耀金陵古都，更映照着中华民族的辉煌、挫折与复兴之路，为今天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着不竭的灵感与底气。”祁海宁说，“透过大报恩寺这面镜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国家、民族经历的辉煌与挫折，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国家强、城市兴，文化方有保障的道理。”他表示，下一步研究将聚焦于大报恩寺的海外传播史、地宫出土文器的跨文化研究，以及琉璃塔作为“中国符号”的全球影响。“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正在推出以琉璃塔海外影响为主题的特展，这是深入挖掘这一文化遗产世界性价值的重要举措。”他说。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