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正仰面躺在水里，让清凉的河水托着我，躲开七月里头顶上那毒辣辣的日头。我们这儿，叫青川河，河水不深，但干净，村里的大小伙子，夏天没一个不泡在里头的。

“卫东！李卫东！”

声音是从河对岸传过来的，带着点急，还有点发颤。

我正仰面躺在水里，让清凉的河水托着我，躲开七月里头顶上那毒辣辣的日头。我们这儿，叫青川河，河水不深，但干净，村里的大小伙子，夏天没一个不泡在里头的。

那声音又喊了一声，我才懒洋洋地翻过身，抹了把脸上的水。

是陈舒。

她是去年从上海来的知青，白净，说话细声细气的，跟我们村里的姑娘不一样。她不常下河，嫌水里有小鱼啄脚。

我应了一声：“啥事啊？”

她人蹲在河边的芦苇丛里，只露个脑袋，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平时那双总是亮晶晶的眼睛，这会儿看着有点慌。

“你……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她声音压得很低，好像怕被谁听见。

我游得近了些，隔着十来米的水面，问她：“咋了？”

“我衣服，”她咬着嘴唇，脸颊有点红，也不知道是晒的还是急的，“刚才一阵风，给我刮跑了。”

我顺着她下巴示意的方向看过去，岸边的石头上空荡荡的，就剩下一双布鞋。刚才确实起了一阵旋风，卷着地上的土坷垃和草叶子打着转儿跑远了，我没在意，没想到把她的衣服也给顺走了。

这下事情麻烦了。

七六年的夏天，村里人穿的都薄。她一个女同志，没了衣服，就等于被困在水里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河滩，她总不能一直泡着。

水里再凉快，泡久了也受不住。

“刮哪儿去了？看见没？”我问。

她摇摇头，声音里带了点哭腔：“没……就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河滩两边都是庄稼地，玉米秆子比人还高，一件衣裳吹进去，就跟针掉进海里一样，上哪儿找去。

我看着她只露出肩膀和脑袋，水面下是啥样，我不敢想，也不敢看。我们村里规矩大，男女之间，说句话都得隔着三五步远，更别提这种事了。

“你等着，别动。”我冲她喊了一句，扭头就往岸上爬。

上了岸，我光着膀子，就穿一条洗得发白的短裤，水顺着我的脊梁沟往下淌。我没敢回头看她，光是想到她还在水里，我就觉得脸上发烫。

这事儿要是让村里人看见，那可就说不清了。唾沫星子能淹死人，这话一点不假。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只有一个念头，得赶紧给她找件衣服。

回家拿，最快。

我们家离河滩不远，走路也就十来分钟。我拔腿就往村里跑，脚底板被晒得滚烫的石子硌得生疼，也顾不上了。

路过村口那棵大槐树，几个老娘们正在树底下纳鞋底，看见我光着膀子跑过去，还扯着嗓子开玩笑：“卫东，这是让狼撵了？”

我没搭理，低着头一口气冲回了家。

我娘正在院子里喂鸡，看我这副样子，吓了一跳：“你这孩子，火烧屁股了？”

“娘，把你那件旧的蓝布褂子给我用一下。”我喘着粗气说。

我娘眼睛一瞪：“你要女人的衣裳干啥？还是我的旧褂子？”

“你别问了，有急用。”我一边说，一边就往屋里冲。

我娘那件蓝布褂子，是她年轻时候穿的，后来穿旧了，就压在箱子底，偶尔家里来个亲戚，没地方住，就拿出来当个褥单铺一下。料子是粗布的，但洗得多了，也软和。关键是，它够大，够长，能把人从头到脚都裹住。

我冲进我娘的屋，一股子樟脑丸的味道。我掀开那个大木箱的盖子，手在里面一通乱翻。

“你这孩子，翻啥呢？那是你姥姥传下来的箱子！”我娘跟了进来，看我把她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都给扒拉乱了，上来就要拍我的背。

我总算在箱底把那件褂子给翻了出来，一把抓在手里，转身就往外跑。

“你给我站住！”我娘在后面喊，“你拿这玩意儿到底要干啥去？不说清楚，不准走！”

我哪有时间解释，跑到院子里，只回头扔下一句：“救急！”

然后头也不回地又朝河滩跑去。

手里攥着那件带着樟脑味的旧褂子，我的心跳得跟揣了个兔子似的。我不是怕我娘骂我，我是怕陈舒在河里等急了，也怕这事儿……被人撞见。

等我气喘吁吁地跑回河边，太阳已经往西斜了一点，河面上的波光没那么刺眼了。

陈舒还蹲在原来的地方，芦苇的影子落在她身上，她整个人看起来小小的，可怜巴巴的。

看见我回来，她眼睛亮了一下。

我不敢靠近，站在岸边，把手里的褂子抖开，冲她喊：“我给你扔过去，你接住了赶紧穿上。”

她点了点头。

我使劲把褂子朝她的方向扔了过去。褂子在空中划了道弧线，啪嗒一下，落在离她不远的水面上，慢慢地湿开。

她赶紧游过去，一把捞了起来。

我立马转过身，背对着河，眼睛盯着地上的蚂蚁。我能听到身后传来悉悉索索的水声，还有布料摩擦的声音。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这时候突然冒出个人来。

过了好一会儿，身后才传来她细细的声音：“……好了。”

我这才敢转过身。

她已经上了岸，身上裹着我娘那件宽大的蓝布褂子，一直垂到她的小腿。她的头发还在滴水，脸色有点白，嘴唇也没啥血色，看来是冻着了。

她低着头，两只手紧紧地抓着衣襟，不敢看我。

“谢谢你，李卫东。”

“没事。”我含糊地应了一声，眼睛也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就盯着她脚边那双布鞋。

“我……我先回去了。”她说完，就抱着胳膊，匆匆地往知青点的方向走。那件褂子穿在她身上，晃晃荡荡的，像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小孩。

看着她的背影，我心里松了口气，但又觉得沉甸甸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压在了心上。

我回到家，我娘正黑着脸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

“说吧，咋回事？”她手里的蒲扇摇得呼呼作响，但脸上的表情一点也不凉快。

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我娘听完，半天没说话，就是盯着我，那眼神，跟看一个不懂事的闯祸精一样。

“你这傻小子，”她最后叹了口气，把蒲扇往地上一扔，“你这是帮人？你这是往火坑里跳！”

“那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人家一个女同志在河里泡着吧？”我不服气。

“泡着就泡着！天黑了她自己就想办法了！你一个大小伙子，递女人的衣服，这要是传出去，你们俩的名声还要不要了？”我娘的声音提得老高。

“我转过身了，没看。”我辩解道。

“你没看，谁信？”我娘一句话就把我噎死了，“卫东啊，你爹死得早，娘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咱们在村里，靠的就是个本分。你跟那些城里来的知青不一样，他们待两年就走了，你呢？你的根在这儿，你一辈子的脸面都在这儿！”

我娘的话，像一盆冷水，从我头顶浇下来。

我心里那点因为帮了人而产生的踏实感，瞬间就没了，剩下的全是后怕。

果然，第二天，村里就开始起风了。

我是被我娘从床上推醒的，天还没亮，她就让我赶紧下地去。她说，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让人觉得咱家心虚。

我扛着锄头走到地里，天边刚泛起鱼肚白。远远的，就看见几个已经开工的社员聚在一块儿，对着我这边指指点点的。

我一过去，他们就散开了，各干各的活，但那眼神，跟刀子似的，一个劲儿往我身上瞟。

干活的时候，邻近田垄的王婶子，一边锄草一边阴阳怪气地唱起了山歌，那词儿，一句比一句难听，什么“干柴烈火河边遇，蓝布褂子遮不住”。

我气得脸都涨红了，手里的锄头握得咯吱咯吱响。

我想冲过去跟她理论，可我能说啥？我说我没看？我说我们是清白的？

这种事，越描越黑。

我只能埋着头，一下一下地使劲锄地，好像要把所有的委屈和憋闷都发泄到地里去。

中午回家吃饭，我娘的脸色比锅底还黑。

“听见了吧？”她把一碗玉米糊糊重重地顿在我面前，“现在全村都传遍了。说你跟那个上海来的女知青，在河边……不干不净。”

最后四个字，她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端着碗，一点胃口都没有。玉米糊糊很烫，但我心里比它还烫，是那种烧得慌的烫。

“我没有。”我低声说。

“你没有，人家不信！”我娘说，“下午，生产队的王队长让你去他家一趟。”

我心里一沉。王队长是我们生产队的头儿，管着我们队里所有人的工分和大小事务，在村里说话很有分量。他找我，肯定不是为了表扬我拾金不昧。

下午，我揣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去了王队长家。

他家院子里晒着烟叶，一股辛辣的味道。王队长蹲在屋檐下，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

“队长。”我喊了一声。

他抬起眼皮瞅了我一眼，没说话，指了指旁边的小板凳，示意我坐。

烟雾缭绕中，他的脸看起来很严肃。

“卫东啊，”他抽完一袋烟，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是个老实孩子。今天叫你来，是想问问你，昨天下午，河滩上，到底咋回事？”

我把跟我娘说的那套，又原原本本地跟王队长说了一遍。

王队长听完，沉默了很久。

“这么说，你是为了帮她？”

“是。”我答得很干脆。

“糊涂！”他突然一拍大腿，“你帮人的法子多的是，为啥非要自己跑回家拿衣服？你就不会去找个女社员，或者去知青点喊个女知青来帮忙？你一个大小伙子掺和进去，这叫啥事！”

我愣住了。

是啊，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我脑子里光想着快，光想着解决问题，压根没去想这些弯弯绕。

我太笨了。

“队长，我……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我懊恼地说。

“你没想那么多，可别人会想得多。”王队长叹了口气，“现在村里风言风语的，对你，对那个女知青，影响都不好。尤其是人家一个从大城市来的姑娘，脸皮薄，以后在村里还咋待下去？”

他说的没错。比起我，陈舒的处境更难。我是本村人，再怎么样，还有家，还有我娘。她呢？一个人在知青点，无亲无故的，那些风言风语对她来说，就是一把把软刀子。

“那……那现在咋办？”我急了。

“还能咋办？凉拌！”王队长又装上一锅烟丝，“这几天，你少出门，见了人也别搭腔。地里的活儿干完了就回家。等过阵子，这风头过去了，也就没人提了。”

从王队长家出来，天阴沉沉的，跟我的心情一样。

我第一次感觉到，做一件自己认为对的事，后果竟然会这么沉重。

那几天，我真的就按王队长说的，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娘也不让我到处跑，家和地里，两点一线。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还是怪怪的。那种混杂着鄙夷、好奇和幸灾乐祸的眼神，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扎得我浑身不自在。

我没再见过陈舒。

听我娘说，她也请了好几天的假，没出工，一直待在知青点。

我心里很过意不去。这件事，归根结底，是因我而起。如果我当时能更周全一点，或者，干脆就狠下心不管她，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了。

可一想到她当时在水里那副无助的样子，我又觉得，我做不到不管她。

我心里乱成一团麻。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慢慢淡下去了。

那天晚上，我吃完饭，正准备去把院子里的水缸挑满，我们家的大门突然被人拍得“砰砰”响。

来的是我们村的民兵连长，李大山。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都是民兵。

李大山一脸严肃，手里还拿着本红色的语录本。

“李卫东，你出来一下。”他的口气，不像是商量，倒像是命令。

我娘赶紧迎了出去，陪着笑脸：“大山兄弟，这大晚上的，啥事啊？”

“婶子，我们找卫东了解点情况。”李大山说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有人举报，李卫东和知青点的陈舒，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搞腐化堕落，破坏革命生产。我们现在要带他去大队部，接受调查。”

我脑子“嗡”的一下，炸了。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不正当关系”，“腐化堕落”，这在当时，是能毁掉一个人一辈子的罪名。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娘急了，张开双臂护在我身前，“我们家卫东是啥样的人，我最清楚！他不会干那种事！”

“婶子，你让开。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有没有，调查了就清楚了。”李大山不为所动。

我看着我娘因为激动而颤抖的背影，心里又酸又涩。我推开我娘，往前站了一步。

“我跟你们走。”我说。

我不能让我娘为我跟他们起冲突。事情是我惹出来的，我得自己扛着。

去大队部的路上，夜很黑，没有月亮。几个民兵一左一右地“陪”着我，感觉自己就像个犯人。

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不知道是谁举报的，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调查。我只知道，这件事，已经不是简单的风言风语了，它变成了一场正式的、带着政治色彩的审查。

到了大队部，那间平时用来开会的屋子，灯火通明。

屋子正中间摆着一张长条桌，桌子后面坐着好几个人。生产队长王队长，村支书，妇女主任，还有民兵连长李大山。

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被带到桌子前面，站在正中央，像是在接受审判。

“李卫东，”村支书先开了口，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眼神很锐利，“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你和女知青陈舒，在河边行为不轨。你老实交代，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我回答。

“没有？”妇女主任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嗓门很大，“没有你们俩大下午的在河边干啥？没有她为啥穿你的家里的衣服？我们都去问过了，那件蓝布褂子，就是你娘的！”

我把那天的情况又解释了一遍。

但这一次，没人信了。

“哼，编，你接着编。”李大山冷笑一声，“你要是清白的，为啥不去找个女同志帮忙？偏要自己去？我看你就是早就存了坏心思！”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把所有的事情都往最坏的方向去推测。我的解释，在他们先入为主的偏见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张大网里，越挣扎，网收得越紧。

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门被推开了。

陈舒走了进来。

她身后也跟着两个女民兵。她换上了自己的衣服，但脸色比那天在河边还要白，像一张纸。

她被带到我旁边站着。我们俩隔着一步的距离，谁也没看谁。

“陈舒同志，”村支书的口气稍微缓和了一点，但依然很严厉，“你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更应该严于律己。现在，请你把那天下午的事情，如实地向组织汇报。”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陈舒身上。

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我不知道她会怎么说。如果她害怕了，为了自保，说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话，那我们就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屋子里静得能听见飞蛾扑打灯罩的声音。

陈舒抬起头，她的目光扫过桌子后面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了我的脸上。

她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有些意外。

“那天下午，是我不对。”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不该一个人去那么偏僻的地方游泳。我的衣服被风刮走了，是我自己不小心。”

她顿了顿，继续说：“我被困在水里，又冷又怕。是李卫东同志路过，听到了我的呼救。我请他帮忙，他才跑回家，拿了他母亲的衣服给我解围。”

“整个过程，他都站在很远的岸上，把衣服扔给我之后，就立刻转过了身，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是我穿好衣服之后，主动向他道谢的。”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的疏忽造成的意外。李卫东同志是出于好心帮助我，他是个好人。如果因为这件事，要批评谁，那就请批评我。如果组织要给我处分，我也接受。但请不要冤枉一个无辜的好人。”

她一口气说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

我愣愣地看着她。我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她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她一个女孩子，在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需要多大的勇气。

屋子里的人也都愣住了。他们可能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上海姑娘，竟然这么有担当。

王队长最先反应过来，他清了清嗓子，说：“既然是这样……那可能真的是个误会。”

“误会？”李大山不甘心，“就凭她一面之词？”

“那不然呢？”王队长看了他一眼，“人家女同志自己都这么说了，你还想咋样？非要闹出人命来？”

村支书也沉默了。他敲了敲桌子：“这件事，我们会再做调查。今天就先到这里。你们俩，都先回去吧。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准私下接触，不准跟任何人讨论这件事。”

我和陈舒被分开了，各自被送回家。

回家的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直回响着陈舒刚才说的话。

“他是个好人。”

“请不要冤枉一个无辜的好人。”

这几句话，像一股暖流，把我心里那些天的冰冷、委屈和憋闷，都给融化了。

我不再觉得自己孤立无援。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到家的时候，我娘还坐在院子里等我，眼睛都红了。

“回来了？”她看见我，声音都哑了。

“嗯。”

“他们……没为难你吧？”

“没有。”我摇摇头，“娘，你别担心了，会没事的。”

我没把陈舒说的话告诉我娘。我怕她又多想。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我以前觉得，这个世界上，对错是分明的，黑白是清楚的。只要你做的是对的，就不用怕。

但这件事，让我明白了，很多时候，对错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别人怎么看，怎么说。

我也开始反思自己。王队长说得对，我当时确实是糊涂，做事不想后果。我的那点“好心”，差点把我和陈舒都推进了深渊。

可是，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那样做吗？

我想了很久。

答案是，会的。

我可能还是会想不到更周全的办法，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最直接的方式去帮助她。因为在我心里，看着一个人落难而不伸出援手，比被人误会、被人议论，要难受得多。

我开始明白，我娘说的“本分”，和王队长说的“周全”，都没错。它们是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法则。

但除了这些，人心里，还应该有点别的东西。

那东西，可能就是陈舒说的，“好人”两个字的分量。

我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承受这一切，我开始主动地思考。我不再问“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开始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去面对？”

我想要的是清白，是堂堂正正地活在村里。我想要保护那个勇敢地为我说话的姑娘，不让她因为我的鲁莽而受到伤害。

我该怎么做？

我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躲在家里，等着风头过去。我要主动去做点什么。

第二天，我起得特别早，挑着家里的两只大水桶，去了村里的水井。

以前，这种活儿都是我娘干的。村里的水井，是全村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每天早上，各家的婆姨媳妇都会聚在那里，一边打水，一边说东家长西家短。

我一出现，井边瞬间就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

我谁也没看，默默地排队，打水。

打完水，我正要走，王婶子又开口了，那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让所有人都听见：“哟，这不是卫东嘛。几天不见，人看着精神多了。看来大队部的茶，还挺养人啊。”

周围传来一阵压抑的笑声。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王婶子。

我以前很怕她那张嘴，但现在，我心里很平静。

“王婶，”我开口了，声音很稳，“大队部的茶我没喝着。不过我倒是想明白一件事。”

所有人都看着我，等着我的下文。

“我李卫东，从小没爹，是我娘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我娘教我，做人要本分，要善良。那天在河边，我就是觉得，陈知青一个女同志，有困难了，我搭把手，是应该的。这跟我娘从小教我扶摔倒的老人，帮邻居推车，是一个道理。”

“我没想那么多弯弯绕绕，也没存什么坏心思。如果大家觉得，好心帮人，反倒是一种错，那以后村里谁家再有个急事难事，是不是都得先掂量掂量，帮了之后，会不会被人戳脊梁骨？”

“至于那些难听的话，你们说我，我一个大男人，皮糙肉厚，无所谓。但请你们别再去说陈知青。她一个城里来的姑娘，爹娘都不在身边，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青川村的人，不能这么欺负一个外乡人。”

我说完，对着王婶子，也对着井边的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我挑起水桶，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身后，一片寂静。

我不知道我这番话，能有多大作用。但我必须说。这是我为自己，也是为陈舒，做的第一次辩解。

我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

我的那番话，非但没有平息风波，反而像是往滚油里泼了一瓢冷水，炸开了锅。

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老实本分的长辈，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更多的人，尤其是像王婶子那样唯恐天下不乱的，觉得我这是在狡辩，是在公开地“护着”陈舒。

“看看，看看，这都公开给小相好说话了！”

“这小子，胆子肥了啊！”

流言蜚语，像夏天的蚊子，嗡嗡地，更加厉害了。

而最致命的一击，来自李大山。

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陈舒的家庭成分有问题。她的父亲，在运动初期，被划为“右派”，现在还在农场改造。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村里炸响了。

一个“作风有问题”的本地小伙，一个“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女知青。

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性质就完全变了。

李大山立刻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了公社。他说，这不是简单的个人作风问题，这可能是阶级敌人对我们贫下中农的腐蚀和拉拢，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大到能压死人。

公社立刻派了调查组下来。

这一次，不是在大队部了，而是在公社的大院里。我和陈舒，又一次被带走了。

公社大院的墙上，刷着巨大的标语。气氛比上次在大队部，要严肃一百倍。

我们被分开审问。

审问我的人，是一个姓赵的干事，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但问话的口气，却像刀子一样。

“李卫东，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和陈舒，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私下里，都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有没有谈论过对当前政策不满的话？”

我这才明白，他们怀疑的，已经远远超出了男女关系。

“我们……就是普通社员关系。”我感觉自己的喉咙很干。

“普通社-员关系？”赵干事冷笑一声，把一本东西摔在桌子上，“那这是什么？”

我定睛一看，那是一本日记。

是陈舒的日记。

我心里猛地一沉。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拿到这本日记的，但我知道，完了。

日记，是这个年代最私密，也最危险的东西。人会在里面写下一些最真实，也最不设防的想法。

“我们在她的日记里，发现了很多不好的思想。比如，她抱怨农村的生活苦，想念城市。这说明，她对上山下乡这个伟大的号召，是有抵触情绪的。”

“而且，她还在日记里提到了你。她说，‘卫东是个好人，很淳朴，跟村里其他人不一样。’——你们才认识多久？她为什么这么评价你？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赵干事的话，像一把锤子，一下一下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百口莫辩。

我说我们清白，他们不信。我说我们没聊过什么，他们更不信。

他们觉得，一个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女知青，主动接近一个贫下中农的青年，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而我，就是那个被腐蚀、被拉拢的对象。

审问持续了很久，从下午一直到深夜。他们不让我喝水，也不让我睡觉，就用车轮战的方式，一遍一遍地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的脑袋越来越昏沉，意志力也快被消磨光了。

我感觉自己就像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周围是无尽的黑暗和绝望。我所珍视的一切，我的名誉，我娘的期望，我简单的生活，好像都在这场风暴里，被撕得粉碎。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如果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多管闲事，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这一切？

我被关在公社一间空置的小屋子里，等候处理。

屋子里只有一张木板床，连个窗户都没有。门从外面锁着。

我躺在木板床上，睁着眼睛看着漆黑的屋顶。

我不知道陈舒怎么样了。她一个女孩子，面对这样的审问，她能撑得住吗？她的日记被翻了出来，那些属于她的小心思，小情绪，都被当成了罪证，公之于众。这对她来说，是多大的伤害。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紧紧地攥着，疼得喘不过气。

我觉得是我害了她。如果不是我，她不会被卷进这个漩涡。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无助过。我感觉天塌下来了，而我，连站直的力气都没有。

就在我快要被这种绝望吞噬的时候，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响动。

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一个人影闪了进来。

是王队长。

他手里拿着两个还热乎的玉米饼子，还有一个水壶。

“快吃。”他把东西塞到我手里，声音压得极低。

我看着他，眼睛一下子就热了。

“队长……”

“别说话，听我说。”他蹲下来，看着我，“卫东，这事儿，闹大了。公社那个赵干事，是铁了心要把这事办成个案子。你和陈知青，现在很危险。”

我抓着饼子，手在抖。

“我……我该怎么办？”

王队长看着我，叹了口气：“卫东，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但现在，光说自己冤枉，没用。他们要的，不是真相，是要一个能交差的结果。”

他顿了顿，好像在做什么艰难的决定。

“只有一个办法了。”他说，“你得把所有的事，都扛下来。”

我愣住了：“什么意思？”

“你就承认，是你一时糊涂，对陈知青起了坏心思。你去骚扰她，她是为了名声，才不敢声张。至于她的日记，跟你没关系，她写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把所有的罪名，都往自己身上揽。作风问题，最多也就是批斗你几场，关你几天禁闭，扣光你的工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但如果，把你们俩捆在一起，定性成阶级斗争，那陈知青就完了。她那个家庭成分，再扣上这顶帽子，这辈子都别想回城了，可能还要被送去更偏远的地方。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

王队长的意思是，让我一个人，去顶下所有的罪。用我的“作风问题”，去换她的“清白”。

这样，问题就从两个人，变成了我一个人。从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变成了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

“可……可我没有……”我的声音在发抖。

“我知道你没有！”王队长拍了拍我的肩膀，手上的力气很大，“但现在，是真是假，还重要吗？卫东，你是个男人。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把她牵扯进来的，你就得想办法把她摘出去。”

“你好好想想吧。明天，调查组还会再审。怎么说，你自己决定。”

王队长说完，就匆匆地走了。

屋子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

我手里还捏着那个温热的玉米饼，但我一点都感觉不到饿。

我的心里，像是在进行一场天人交战。

承认吗？

承认了，就意味着我要背上一个一辈子都洗不清的污点。在村里，我将永远抬不起头。我娘，也会因为我，一辈子在人前直不起腰。

不承认？

那陈舒怎么办？她本来就是无辜的，现在又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处境比我艰难一百倍。如果因为我的“不承认”，让她被定性为“阶级敌人”，那我这辈子，良心都不会安宁。

我想起了她在河里无助的样子。

我想起了她在大队部，勇敢地站出来为我说话的样子。

“他是个好人。”

“请不要冤枉一个无辜的好人。”

如果我为了自己的名声，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推向深渊，我还算个什么“好人”？

我娘教我“本分”，王队长教我“周全”。但这一刻，我心里有一个更响亮的声音告诉我，做人，最重要的是“担当”。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以前，我觉得遵守村里的规矩，不被人说闲话，就是对。

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对错，不在别人的嘴里，也不在那些条条框框里。它在自己的心里。

保护一个无辜的人，让她免受更大的伤害。这，就是对的。

哪怕代价是自己的名声，是自己的一切。

我慢慢地，把那个玉米饼吃完了。

我心里，从来没有这么平静过。

我做出了决定。

第二天，赵干事又来审问我的时候，他的表情很不耐烦。

“李卫东，想了一晚上，想清楚没有？”

我抬起头，看着他，平静地说：“想清楚了。”

“说。”

“那天在河边，是我不对。”我按照王队长教我的话，开始往下说，“是我看见陈知青一个人，就起了坏心思。是我主动去跟她说话，吓着她了。她衣服被风刮走，也是我……我故意制造的机会。”

我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在割我自己的心。

“后来，我假装好心，给她送衣服。村里的谣言，也是我为了败坏她的名声，故意散播出去的。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她日记里写了什么，我更不知道。她……她是个好同志，是我思想肮脏，玷污了她。”

赵干事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要的结果，我给了他。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他合上记录本，“态度还算可以。我们会根据你的坦白，酌情处理。”

我被带出了审讯室。

在走廊的尽头，我看见了陈舒。她也刚从另一间屋子出来，正准备被带走。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震惊、不解，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痛苦。

她想说什么，张了张嘴，但被旁边的人推着走了。

我没有解释，只是对着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希望她能明白。

接下来的处理结果，很快就下来了。

我，李卫东，因为“道德败坏，骚扰女知青”，被定性为“流氓行为”。

处理决定是：在全公社范围内通报批评，记大过一次，扣除全年所有工分，并在我们村里，开一个批斗大会，让我当众检讨，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教育。

而陈舒，因为“立场坚定，及时向组织划清界限”，被认定为是无辜的受害者。对她的调查，就此结束。

只是，因为日记里那些“不当思想”，她也被要求写一份深刻的思想汇报，并在知青点内部，做一次自我批评。

相比之下，她的结果，已经好太多了。

我知道消息的时候，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娘来公社接我回家。她一夜之间，好像老了十岁。

她什么也没说，就是拉着我的手，一直哭。

回到村里，我成了过街老鼠。

以前那些只是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人，现在可以光明正大地对我吐口水。孩子们跟在我屁股后面，朝我扔石子，唱着编排我的歌谣。

我家的大门上，被人用黑墨水，刷上了“流氓”两个大字。

我娘每天天不亮，就偷偷地去擦，但擦掉了，第二天又会被人写上。

批斗大会那天，全村的人都来了，把我们村的打谷场围得水泄不通。

我被押到台子上，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罪名，还被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

李大山站在我旁边，领着大家喊口号。

“打倒流氓分子李卫东！”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我低着头，看着脚下的土地。我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寸泥土，每一种气味。但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轮到我做检讨了。

我拿着那份别人给我写好的检 ઉ稿，念着那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我叫李卫东，我是一个思想肮脏，道德败坏的坏分子……”

我念得很慢，很麻木。

就在这时，人群突然起了一阵骚动。

我抬起头，看见陈舒正从人群里，往台子的方向挤。

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两个民兵想拦住她，但她很坚决，一把推开他们，跑上了台。

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台上的李大山和村支书。

她跑到我面前，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检讨稿，撕得粉碎。

“假的！都是假的！”她对着台下的人群，大声喊道，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李卫东是无辜的！他没有骚扰我！是我请求他帮忙的！他是个好人！”

然后，她转过身，面对着村支书和公社来的人，把手里的信封举了起来。

“这是我写给我父亲的信。信里，我已经把所有事情的经过，都写清楚了。我还写了另一封信，给地区革委会。我相信，组织会给我，也给李卫东同志，一个公正的调查结果！”

“如果，你们非要说有一个人是坏人，那个人是我！是我不小心，是我求助，是我把一个好人，拖下了水！你们要批斗，就批斗我！”

她站在台子上，瘦弱的身体，却像一棵挺拔的小松树。

阳光照在她身上，她的眼睛里，闪着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我看着她，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没想到，她会用这种方式，来推翻我为她筑起的那道“保护墙”。

台下，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惊呆了。

后来，事情又经历了很多波折。

地区革委会真的派人下来重新调查了。他们找了很多人谈话，也重新审阅了陈舒的那本日记。

最后，调查结果下来了。

结论是：这是一起由意外事件引发的误会。李卫东同志助人为乐的行为，值得肯定，但在方式方法上，确有不妥，应注意影响。陈舒同志作为知识青年，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对于村内传播谣言，恶意举报，搞扩大化的李大山等人，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

一场差点毁掉两个年轻人前途的风暴，就用这样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画上了一个句号。

对我的处分，撤销了。

扣掉的工分，补了回来。

我家门上的黑字，也被村里派人，用石灰水，刷得干干净净。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不一样了。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变了。从鄙夷，变成了复杂。有敬佩，有不解，也有疏远。

我和陈舒之间，也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

我们见面，还是很少说话。但偶尔在田埂上遇到，我们会远远地，对视一眼，然后点点头。

那一眼里，包含了太多东西。有感激，有歉意，有共患难之后的信任。

我们都从这场风波里，成长了。

我明白了，善良需要锋芒，正直需要智慧。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还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在乎的人。

而她，也褪去了大城市姑娘的娇气，变得更加坚韧和勇敢。

第二年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

知青点一下子就沸腾了。所有人都开始拼命地复习。

陈舒也是其中一个。她底子好，又刻苦。每天晚上，知青点的灯，就属她那屋的熄得最晚。

我有时候路过，会看见她伏在桌前学习的剪影。

我知道，她不属于这里。她像一只鸟，这片小小的村庄，困不住她。她应该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考试那天，是我用队里的牛车，把她和另外几个知青，送到县城考场的。

临下车的时候，她回头对我说：“李卫东，谢谢你。”

我笑了笑：“加油。”

再后来，她考上了。是上海的一所大学。

走的那天，村里很多人去送她。

我也去了，就站在人群的最后面。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新棉袄，脸上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她跟村里人一个个地道别。

最后，她的目光，穿过人群，落在了我身上。

她没有走过来，只是隔着很远的距离，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站在原地，对她挥了挥手。

火车开动了，带走了她，也带走了我们那段荒唐又深刻的岁月。

她走了之后，给我来过一封信。

信里，她没提过去那些事，只是说了说大学里的生活，问了问村里的情况。

信的最后，她写道：

“卫东，谢谢你让我知道，在最黑暗的时候，人性的善良，会发出最亮的光。这束光，会一直照亮我前行的路。”

我把信叠好，放在了贴身的口袋里。

很多年过去了，我也娶妻生子，过上了平淡的日子。村里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当年那些事，也早就没人再提了。

但我时常还会想起那个七六年的夏天。

想起那条清亮的青川河，那件宽大的蓝布褂子，和那个站在批斗台上，为我辩解的瘦弱身影。

那件事，让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让我一夜之间长大。

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很多选择。有些选择，关乎利益，有些选择，关乎名声。但最重要的选择，是关乎你的内心。

当你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做你认为对的事，哪怕全世界都误解你，你也能站得笔直，活得坦荡。

因为，你守住了自己心里，那束最亮的光。

来源：积极的柳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