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戚继光掩盖的明代奇才，文领唐宋派，武斩倭寇，为何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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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明代抗倭，世人最先想起的，多半是戚继光、俞大猷，却少有人知，曾有一位文官带着亲手训练、擅长火攻战术的队伍，在崇明岛一战斩获百余倭寇，还险些活捉倭寇首领；提到明代文学，或许有人听过“唐宋派”的名号，却未必清楚，这个流派的核心推动者，正是这位能扛枪打仗的文官。

唐顺之，嘉靖年间难得的“文武全才”——文可著《答茅鹿门知县书》奠定唐宋派文学理论，武能编《武编》指导抗倭实战，甚至亲率士兵冲锋陷阵。可同是抗倭功臣，戚继光名满天下，他却险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翻开《明史·唐顺之传》《荆川先生文集》《嘉靖东南平倭通录》等文献，从他在文学革新上的硬实力、抗倭战场上的真功夫，到被历史遮蔽的深层缘由，方能读懂这位“明代奇才”的真正分量。

明代中期，文坛被“前后七子”垄断，他们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帜，主张通篇模仿古人文章，连用词造句都要照搬秦汉散文，搞得文坛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年轻的唐顺之刚中进士时，也曾跟着模仿这种文风，可写得越久，越觉得不对劲：“模仿来的文章，犹如身着他人之华服，形貌虽似，神髓已失。”

三十岁那年，唐顺之公开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答茅鹿门知县书》里提出“本色论”——文章要写“真心话、真感情”，不必刻意模仿古人，哪怕是家常话，只要藏着真情实感，就是好文章。他举例说：“司马迁写《史记》，从不是因为模仿了谁，而是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对人物的同情，全融进了字里行间；韩愈写《师说》，也不是刻意学秦汉文章的腔调，而是真心想批判‘耻学于师’的风气。”

这番主张在笃信“文必秦汉”的复古派看来，无异于离经叛道。作为“后七子”领袖的李攀龙，文学主张与唐顺之截然不同，曾斥责其言论“淆乱正统”，称他“把文坛带歪了”。唐顺之却没退缩，反而用自己的文章做示范。他写《任光禄竹溪记》时，从朋友任光禄种竹的日常小事说起，既记竹溪旁的所见所感，又慢慢引申到“做人要坚守本心”的道理，没有一句模仿秦汉的话，语言通俗却满是通透，把对“竹子坚韧品格”的赞美写得淋漓尽致。

据《明史·文苑传》记载，当时许多年轻文人读了唐顺之的文章，都觉得“终于不用硬背秦汉典故凑句子了”，纷纷放弃刻意模仿，跟着写“本色文”。久而久之，以唐顺之、王慎中、茅坤为核心的“唐宋派”，竟真的逆袭了“前后七子”，成了明代中期文坛的主流——而唐顺之，正是这个流派当之无愧的“理论奠基人”。

唐顺之的文章还有个鲜明特点：不避“俗”，连百姓的日常小事都能写进文中。他写《书秦风蒹葭三章后》，从《诗经》里的“蒹葭苍苍”说起，自然而然联想到农民收割芦苇的场景，感慨“古人的诗，本就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我们写文章，也该从生活里找素材”；他写《种竹说》，详细记下自己在院子里种竹子的过程，浇水、施肥、防虫害，像写日记一样平实，字里行间却满是对生活的热爱。

这样贴近平民生活的文字，让他的文章不仅在文人圈受欢迎，连普通百姓都爱读。当时有书商把他的文章编成《荆川先生文集》，一上市就卖断了货，书商不得不加印好几次。茅坤后来回忆：“那时候百姓读唐先生的文章，就像读话本一样入迷，有的甚至能背下来——这在以前的文人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嘉靖年间，倭患日益严重，倭寇在东南沿海烧杀抢掠，百姓流离失所，朝廷派去的将领要么战败溃逃，要么畏缩不敢出战。唐顺之早年因不依附权臣张璁，罢官后隐居常州近二十年，虽在老家养病，却始终心系国事——早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前后，他便已受命以兵部职方郎中身份参与东南抗倭军务，亲赴浙江前线视察军情，摸清倭寇活动规律与沿海防务漏洞。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朝廷多次征召，他先奉命北上核查蓟镇军务，事毕后即刻南下，于当年秋季赶赴东南抗倭前线，投身更为直接的保境安民战事中。

一个文官要去带兵打仗，当时不少朝廷官员都觉得“他就是个书呆子，肯定打不了仗”，可唐顺之很快用战绩打了所有人的脸——他早不是“只会写文章的文官”了。

唐顺之从小就喜欢读兵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能倒背如流，还常自己琢磨武器制造、战术设计。养病期间，他更是没闲着：每天早上练射箭，能百步穿杨；下午坐在河边研究水军战术，画满了各种战船阵型图；晚上就整理自己的研究，编写出《武编》——这本书里，详细记录了前代兵学精华、各种兵器的用法、阵法的布置、水军的训练方法，后来成了戚继光训练戚家军的重要参考。

抵达东南前线后，唐顺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训练士兵。他不像其他将领那样摆架子，凡事都亲力亲为：教士兵用鸟铳（当时的火枪），他亲自校准瞄准；训练水军，他坐着小船在河里示范如何躲避倭寇的快船；士兵练体能跟不上，他还会陪着一起跑，给大家鼓劲儿。士兵们一开始觉得“文官带兵不靠谱”，可亲眼看到唐顺之的本事，全都服了，私下里说“唐大人比好些武将还懂打仗”。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春夏季，倭寇盘踞崇明三沙，以岛上为老巢，经常驾船出海劫掠，附近百姓苦不堪言。唐顺之主动请战，带着三千士兵、二十艘战船，直奔崇明岛。倭寇听说来的是个文官，都嘲笑“朝廷没人了，派个书呆子来送死”，根本没放在眼里。

可唐顺之早已想好对策，用“火攻计”打了倭寇一个措手不及：他先派几艘小船假装投降，船上装满易燃的柴草和硫磺，慢慢靠近倭寇老巢；等船到了近前，士兵们突然点火，火借风势，瞬间烧了起来。倭寇的战船都是木头做的，一烧就着，营地顿时乱作一团。唐顺之趁机带着主力冲锋，士兵们跟着他一起杀向倭寇，个个勇猛。

据《明史·唐顺之传》记载，这一战，唐顺之的军队斩获倭寇首级一百二十，烧毁倭寇战船十二艘，还缴获了大量兵器、粮食，倭寇首领带着残兵狼狈逃窜，险些被活捉。这是唐顺之此次南下后第一次亲率军队抗倭，就取得了大胜，朝廷特意下旨表彰他“文武兼备，忠勇可嘉”。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春，已五十四岁且身患严重肺病的唐顺之，仍拖着病体在舟山一带追剿倭寇。他带着军队辗转作战，常常咳得连指挥的力气都快没了，却始终不肯退到后方。这次，他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先让士兵假装战败撤退，把倭寇引到狭窄的海湾里；再派水军悄悄封锁海湾出口，切断倭寇的退路；最后率主力从两侧夹击，把倭寇困在海湾里。

倭寇被困了三天三夜，没水没粮，几次想突围都被唐顺之的军队打了回去。可这场胜仗也耗尽了唐顺之最后的力气——同年四月，在奉命乘船前往通州（今江苏南通）赴任凤阳巡抚的途中，他终因积劳成疾，病逝在船上。他把最后一口气，都留在了自己守护的东南沿海。

唐顺之的声名不显，并非因其成就不足，实乃因其光芒为同时代之标杆所掩，加之诸多客观缘由，使其事迹渐湮于历史尘埃之中。

在抗倭领域，他被戚继光的“戚家军”盖过了风头。唐顺之去世后的第二年，戚继光就组建了戚家军，随后在台州九战九捷，斩杀倭寇数千人，还写下《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两本兵书，成了公认的“抗倭第一名将”。后世提到抗倭，最先想到的自然是戚继光，唐顺之的抗倭功绩，渐渐被当成“戚继光的铺垫”，很少再被单独提起。

可很少有人知道，戚继光的很多战术思路，都受了唐顺之的影响。后世研究普遍认为，戚继光撰写《纪效新书》、训练戚家军时，很可能吸收和参考了《武编》中总结的军事思想与练兵方法——唐顺之先行的理论探索，为戚继光的实战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文学领域，他又被“唐宋八大家”抢了热度。唐顺之虽然是唐宋派的核心，可这个流派的主张本就是“学习唐宋八大家的文风”，后世提到唐宋派，更多会说“他们学的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反而渐渐忘了唐顺之这个“倡导者”。加上唐顺之的文章多是散文、书信，没有像《岳阳楼记》《醉翁亭记》那样流传千古的“名篇”，普通百姓很难记住他的名字。

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史料记载的“平淡”。《明史·唐顺之传》对他的记载只有两千多字，既没有“单骑闯敌营”的传奇故事，也没有“被贬谪后东山再起”的戏剧情节，通篇多是记录他的文学主张和抗倭战绩，读起来少了些“故事性”。后世写历史故事、拍电视剧，都偏爱选有戏剧冲突的人物，唐顺之这样“踏实做事”的奇才，自然很难成为主角。

今天再提起唐顺之，他的名气或许不如戚继光，也不如唐宋八大家，可他身上的“文武双全”，却藏着最难得的品质——不被身份束缚，想做的事就认真做，而且一定要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