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摘要：第三方跨国公司在面对美国经济制裁时的策略选择，是影响制裁能否实现其预期目标的关键因素。俄乌冲突爆发后，针对美国制裁，这些公司在俄罗斯的经营策略展现出撤离、暂停、缩减、争取时间、坚持等不同的表现。然而，现有研究对于这类跨国公司决策机制的认识尚显不足。本

文章介绍

内容摘要：第三方跨国公司在面对美国经济制裁时的策略选择，是影响制裁能否实现其预期目标的关键因素。俄乌冲突爆发后，针对美国制裁，这些公司在俄罗斯的经营策略展现出撤离、暂停、缩减、争取时间、坚持等不同的表现。然而，现有研究对于这类跨国公司决策机制的认识尚显不足。本文则聚焦于“为何在美国经济制裁下第三方跨国能源公司存在差异化策略选择？”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议价意愿和议价能力共同决定了第三方跨国公司在美国制裁下的策略选择。文章选取俄乌冲突背景下的三家能源公司（壳牌公司、道达尔能源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作为案例，分析议价意愿和议价能力对这些公司在面临美国制裁威胁时策略选择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分析道达尔能源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策略选择，本研究发现了“制裁下的霸权真空”这一新现象。该发现对传统霸权主义理论框架中的跨国公司制裁控制范式提出了重要修正。

关键词：经济制裁；跨国公司；自主性；议价意愿；议价能力

作者：隆德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学院（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周婷婷，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刘锦，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战略决策研究》2025年第5期

问题提出：为何在美国经济制裁下第三方跨国公司存在差异化策略选择？

美国将经济制裁视为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美国的制裁手段主要是对指定国家、企业和个人实行贸易和投资限制，但这些措施往往未能完全达到其既定目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面临制裁压力时，跨国公司并非完全服从于美国的规定，而是存在多种应对策略。跨国公司构成了美国实施制裁的主要执行主体。跨国公司是否配合美国的制裁政策，直接决定了制裁效果的成败。因此，深入研究第三方跨国公司如何应对美国制裁，成为美国制定和调整制裁策略的重要依据。

国际关系学界关于美国制裁中第三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研究关注的国家层面问题包括：目标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否参与制裁、发起国的盟友是否参与制裁、制裁信号对第三方破坏制裁的威慑效应、通过制裁将第三方与目标国的贸易污名化，以及通过武器化相互依赖对第三方实施胁迫等。这些国家层面的分析为理解美国制裁如何影响第三方企业的策略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经济制裁下跨国公司策略选择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俄乌冲突爆发后，在俄罗斯经营的所有企业几乎都受到了制裁。在能源领域，根据美国《第14024号行政命令》及其他制裁法规，美国对俄罗斯天然气项目相关实体、相关技术设备和工具都采取了制裁措施。其中包括：俄罗斯未来计划开发的三个液化天然气项目——鄂毕湾液化天然气（Obsky LNG）、北极液化天然气1号（Arctic LNG 1）和北极液化天然气3号（Arctic LNG 3），负责天然气处理和液化设施建设的俄罗斯天然气开采股份公司（Aktsionernoe Obshchestvo RusGazDobycha），负责天然气生产站点开发的北极液化天然气1号，负责天然气生产和加工设施建设的鄂毕湾天然气化工联合企业（LLC Obsky GCC），负责天然气工业设施设计与制造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投资公司（Gazprom Invest），运营着4艘在建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俄罗斯国有航运公司苏联轮船公司（Sovcomflot），以及建造了3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造船企业星辰（Zvezda）等等。美国将以上所有被制裁实体的在美资产冻结，并禁止美国的个人或企业与它们进行交易，连带着由被制裁实体直接或间接控股50%以上的公司也纳入了制裁范围。外国金融机构若与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基地的相关能源项目实体进行重大交易，也可能会面临美国的制裁，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清单”（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即SDN清单。另外，美国禁止向俄罗斯提供与液化天然气项目相关的技术支持和云服务，如能源企业管理系统软件、能源设计软件等。

面对美国主导的对俄经济制裁，跨国公司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态势：部分企业选择全面撤出俄罗斯市场或暂停在俄业务，而另一部分企业则维持正常运营。这种应对策略的差异性表明，即使在同一制裁框架下，跨国公司的决策仍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然而，关于“美国经济制裁下第三方跨国公司的差异化策略选择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这一问题，尚缺乏系统性的解释。本文的研究表明，美国对俄经济制裁下，第三方跨国公司的策略选择受议价意愿和议价能力两个关键变量的影响。

文献回顾：制裁视角下跨国公司的策略选择

“跨国公司”是指那些所有权、管理、生产和市场营销跨越多个国家的商业实体。通常，跨国公司由一家母公司控制，并在多个国家设有一系列分支机构或子公司。通过垂直一体化和决策集权，跨国公司力图在技术、资金、供应链或其他能够增强竞争优势和市场权力的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跨国公司已成为影响经济制裁成效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的经济制裁研究中，往往低估了跨国公司在经济制裁中的作用。在分析跨国公司的制裁策略时，现有研究通常直接将其视为在制裁风险下的被动应对者。关于跨国公司在制裁背景下策略选择动机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基于制裁发起国的视角

在制裁纠纷中，跨国公司首先面临的是来自制裁发起国的胁迫。从发起国视角出发，研究往往将发起国的特征和政策视为跨国公司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此类观点倾向于认为跨国公司是发起国通过域外适用等手段将其影响力扩展至其他国家领土的工具。发起国视角强调，发起国或跨国公司母国在本国管辖内对这些单位的控制能力，使其能够间接掌握整个跨国企业网络。此外，母国的国家制度和独特的意识形态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引导了跨国公司关键决策。

随着跨国公司逐渐成为美国经济制裁实施的关键主体，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美国制裁政策对跨国公司决策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美国近年来通过向第三方施压，限制其与制裁目标国开展贸易的能力在不断加强。美国常常将制裁“武器化”，迫使第三方跨国公司在选择进入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与坚持在制裁目标国继续运营之间做出艰难抉择。美国政府利用跨国公司在技术供应和市场准入方面的依赖，对外国企业施加实际控制。尽管美国无法直接迫使跨国企业牺牲经济利益以满足其政治需求，但它可以通过放大企业对风险的认知，显著减少企业的“违规”行为。这类研究认为，母国政府通常拥有批准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的权力，因此，不仅跨国公司的策略选择体现了其母国的战略意图，跨国公司也成为了母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这方面的大多数研究建立在跨国公司策略必然与发起国制裁政策一致的假设之上。

（二）基于制裁目标国的视角

从目标国的视角来看，跨国公司的策略选择往往受到目标国特征和政策的决定性影响。尽管制裁发起国及跨国公司母国政府通常通过对母公司的管控来影响海外子公司，但目标国政府同样在探索反向施压机制，即通过子公司影响母公司。若目标国政府能够掌控跨国企业网络中的关键环节，便可能对整个跨国公司体系施加影响。目标国政府往往针对发起国公司的本地子公司设计一套精妙的激励与威胁机制，例如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企业留存，同时施加利润汇出限制等措施，以迫使子公司向母公司施压，使其游说发起国政府调整政策。此外，目标国可以通过直接掌控子公司，利用多种方式推动母公司配合其政策导向。这类研究倾向于认为，在制裁背景下，目标国市场的规模、增长潜力及宏观经济政策，成为跨国公司策略决策的重要考量。此外，目标国政府还可以通过解除与跨国公司的合同来施加重大成本。总体而言，这类研究认为，目标国通过对子公司的控制能对母公司行为和风险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决定了跨国公司在制裁背景下的策略选择。

（三）基于发起国和目标国双边关系视角

随着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跨国公司的利益往往会面临未来受到侵蚀的风险。除了发起国和目标国政府的特征与政策，发起国与目标国的双边关系近年来也成为解释跨国公司策略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发起国与目标国的关系越对立，目标国所受制裁的严格程度就越高，跨国公司面临的制裁后果也越严重。不断升级的国家间冲突有时会导致目标国政府对跨国公司进行报复，包括对其业务活动施加各种限制，甚至采取征用或冻结资产等措施来惩罚跨国公司。当发起国与目标国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时，跨国公司对投资风险的认知也会随之上升，从而促使其倾向于选择在制裁风险较低的国家投资。这类研究特别指出，当跨国公司陷入与美国的高烈度冲突时，将遭遇美国的严厉打压，被迫在两国之间做出“选边站队”的决策。总体而言，这类研究认为，跨国公司的策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裁发起国与目标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四）重新审视制裁中的跨国公司

尽管现有研究为跨国公司策略选择的决定因素提供了重要见解，但大多数文献忽视了从跨国公司层面进行分析。关于经济制裁与跨国公司之间关系的研究，一个关键的缺陷在于过度关注国家层面的因素，未能深入探讨公司层面的决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跨国公司“多国性”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对国外自主经营的重视，即公司扩展至国际市场的目的在于最大化自主性与增长潜力。事实上，部分行业的跨国公司呈现出明显的寡头垄断特征：生产合作伙伴高度集中，产业链垂直整合程度深。这种市场结构使得它们在全球政治中能够扮演较为独立的私人外交政策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设定议程。具体而言，跨国公司庞大的规模和跨国界的运营将不同国家的司法管辖区内的资产与经济活动联系起来，使得它们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中扮演了相对自主的角色。

现有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较强的“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尽管已有研究关注跨国公司与母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这些分析大多仍是从美国中心的视角出发，强调跨国公司的经济决策深受美国政治决策与战略需求的影响，忽视了跨国公司自主决策的能动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业和金融活动发生在美国领土之外，美国政策制定者不再能简单地将跨国公司视为外交政策的工具，指令它们遵循美国国家偏好。“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已逐渐淡化，美国政府要求跨国企业承担制裁任务以支持外交政策的能力，受限于跨国公司多国化、规模化等特征以及它们强大的资本动员和组织能力。

现实中，制裁应对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企业战略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尽管美国强烈施压，要求其外国子公司与美国制裁政策保持一致，其效果却并不理想。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在美国制裁背景下，议价意愿和议价能力如何影响第三方跨国公司策略选择，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跨国公司在制裁环境中的行为逻辑。

理论框架：跨国公司自主性理论构建

当跨国公司的利益与发起国和目标国的利益发生显著且公开的冲突时，如果跨国公司在这一利益冲突中进行权衡并寻求解决方案，这便意味着跨国公司展现出自主性，即具备议价意愿和议价能力。因此，跨国公司自主性指的是跨国公司能够一定程度上违背发起国或目标国的政策主张，甚至抵抗其施压，并根据自身利益与发起国或目标国进行讨价还价的意愿和能力，分析跨国公司自身的关键特征是理解其自主性力量源泉以及跨国公司与国家机构之间关系差异的基础。通过多国化、内部贸易、垂直一体化等方式，跨国公司在经济上削弱了国家边界的约束。跨国公司自主性本质上依赖于其地理分布、规模以及所获得的相关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存在明显差异，二是民族国家对跨国公司的控制力的下降。

跨国公司的自主性首先源于其与民族国家在某些方面的目标和行动上的不一致。每当各国政府利用跨国企业作为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时，跨国公司会意识到其公司的利益往往超越了任何单一国家的边界，仅将公司作为某一国家的政策工具往往会影响公司的盈利目标。冷战后，跨国公司逐渐形成了一种世界主义的世界观，试图使商业和投资免受政治操控，这是跨国公司自主性意识的觉醒。每个跨国公司都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个在所在国法律框架下注册的独立实体，受该国主权的约束；同时，它又必须响应跨国网络整体的需求与战略，维护自身的经营目标，确保经营活动顺利。

跨国公司的庞大规模赋予其独特的自主能力。随着全球化扩张和技术进步，跨国公司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大型跨国公司能通过技术壁垒、资本优势和供应链优势，获取市场支配力，在行业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主导地位不仅能增强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抗衡的能力，削弱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控制；还能直接转化为谈判优势，强化跨国公司的议价权，迫使其他企业甚至政府接受其要求。当国家经济对某一跨国公司的依赖加深时，跨国公司就可通过转移生产基地等手段影响就业市场，甚至改变该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这种权力转移的根本逻辑在于：国家对其依赖程度越高，跨国公司改变国家行为的能力就越强。

发起国、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冲突为跨国公司发挥自主性提供了机会。跨国公司的结构使其面临来自各国政府的冲突压力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即借用一个国家政府的力量，增强自己在与另一个国家谈判中的地位。跨国公司通常需要在这些相互冲突的制裁要求之间进行合规判断。当这些冲突达到极限时，跨国公司往往不得不在调解不同相关方主权国家的冲突命令中充当协调者的角色。当经济制裁发起国的管辖权与东道国的主权发生公开冲突时，跨国公司往往会利用这一冲突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通过利用母国、发起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司法管辖区差异和外交冲突，使其离岸业务免受政治问责，甚至通过“监管套利”从制裁中获益。

总之，多国化和规模优势使跨国公司在面对制裁时不至于沦为被动行为体。多国化有助于打破国家领土边界的壁垒，其跨国运营能力和资本优势使其能够在多个国家间相对自由流动。随着跨国公司日益壮大，它们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此外，跨国公司在国家关键领域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当跨国公司被赋予对民生福祉与国家尊严有关的核心任务时，其战略地位会进一步凸显。

美国一直将跨国公司用作实现经济制裁目标的重要工具，但当这些目标与跨国公司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跨国公司通常会利用自身的权力来影响制裁政策。尽管发起国和目标国政府试图操控跨国公司作为制裁和反制裁的手段，跨国公司并不会被动地成为政策工具。相反，它们通常会利用自身的经济力量、政府的弱点，以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矛盾来进行讨价还价，并寻求发起国或目标国政策的支持。具体而言，当跨国公司的利益与发起国和目标国的利益发生显著冲突时，它们既可以选择与母国政府合作，也可以与目标国建立联系，从而增强其议价能力。如果跨国公司能够在这种利益冲突中权衡并寻找到可行的出路，这就意味着它们具有自主性——即强大的议价意愿和能力。综上所述，第三方跨国公司在面对美国制裁时的议价意愿和议价能力是其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文构建了跨国公司在不同状态下的策略分类（表1）。

据此提出四个假设：

假设1：当跨国公司议价意愿小，且议价能力较弱时，跨国公司自主性弱，更倾向于选择撤离策略。

假设2：当跨国公司议价意愿小，但议价能力较强时，跨国公司自主性适中，更倾向于选择争取时间策略。

假设3：当跨国公司议价意愿大，但议价能力较弱时，跨国公司自主性较弱，更倾向于选择暂停或缩减策略。

假设4：当跨国公司议价意愿大，且议价能力较强时，跨国公司自主性较强，更倾向于采取坚持策略。

研究设计

（一）自变量操作化

1. 议价意愿及其可观测指标

议价意愿是指跨国公司在面临制裁威胁时，是否愿意主动展开谈判，以缓解潜在的经济或运营损失，主要由潜在的利益损失决定。当母国或美国政府试图让公司执行与其自身利益不一致的制裁政策时，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产生影响美国制裁政策的议价意愿。议价意愿反映了企业在面临制裁时调整策略的自主性，受直接经济损失、回填收益、制裁声誉和供应链弹性等因素的影响。

2. 议价能力及其可观测指标

议价能力是指跨国公司在面对制裁威胁时，与施压方或其他相关方谈判的实力和影响力。这种能力是公司是否能够以有利的条件达成协议的重要客观条件。企业通过其市场地位、资源与技术控制、跨国联盟以及游说手段，能够影响制裁策略的制定及其后果。

（二）因变量及其操作化：跨国公司策略选择类型

本文借鉴耶鲁大学杰弗里·索南菲尔德（Jeffrey Sonnenfeld）教授及其团队制作的首席执行官领导力学院（Chief Executive Leadership Institute，CELI）清单，将跨国公司在面对经济制裁时的策略划分为五类：撤离、暂停、缩减、争取时间和坚持。在这五种策略中，本文将撤离单独归为一类；暂停和缩减合并为一类，因为这两种策略都涉及对当前运营的调整，但并未完全撤出市场，例如中止或缩小运营规模等；争取时间被单独划分为一类，因为这一策略在维持当前运营的同时，主动改变了未来经营的可能性；最后，坚持则作为单独的一类策略（表2）。

（三）控制变量

在选取案例的过程中，我们控制了四个变量：案例发生背景、公司行业、公司规模和公司母国。在案例发生背景方面，我们以2022年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为背景，使研究具有时效性。在公司行业方面，聚焦于能源行业跨国公司，避免因行业差异过大造成的策略选择差异。在公司规模方面，本文依据数据提供商标普全球普氏（S&P Global Platts）发布的2022年度全球250强能源公司排行榜（S&P Global Platts Top 250 Global Energy Company Rankings），选择排名前50的公司进行研究，以控制因规模差异可能带来的策略选择差异。在公司母国方面，跨国公司母国是否有跟进美国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制裁，将通过跨国公司的议价意愿和议价能力体现出来，从而影响跨国公司的策略选择。本文选择的跨国公司母国均为与制裁发起国（美国）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国家。通过这种选择，尽可能控制因与发起国关系密切程度差异过大而带来的策略选择差异。

案例分析

研究选取了标普全球250强能源公司排行榜中位列第9、6和14位的三家跨国能源巨头——壳牌（Shell）、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ONGC Videsh Limited，OVL）作为研究案例。此选择不仅确保了案例的行业代表性，还兼顾了地域分布的广泛性和企业规模的同一性，为后续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研究通过系统地收集并分析公司年报、高管公开声明、权威媒体报道、行业专家评论，以及游说活动和支出等多维度证据与关键指标，力求全面、客观地还原跨国公司在制裁背景下的决策过程。由于在制裁发起之后，议价意愿和议价能力较弱的能源企业（如英国石油公司等）其撤出策略的过程机制较为明显，案例部分不再讨论。

（一）英国壳牌公司选择缩减策略

壳牌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国际能源和化工集团。自2021年11月起，壳牌公司总部从荷兰迁往英国。壳牌在制裁威胁下选择缩减的策略，非核心资产快速出售，核心资产保留谈判。比如通过法律手段争取对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的部分权益保留。

1. 英国壳牌公司议价意愿分析

壳牌公司因制裁遭受了经济损失，尤其是对其核心业务和市场份额构成了显著威胁。不同于英国石油公司的“闪电式”撤离，壳牌公司虽缩减和暂停了一些项目，但仍表现出一定的议价意愿。根据壳牌集团2021年度财务报告披露，其在俄罗斯的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达30亿美元，主要集中于西伯利亚萨雷姆（Salym）油田（50%权益）、萨哈林2号（Sakhalin-2）液化天然气项目（27.5%权益）等战略性能源资产。若实施全面撤资，实际经济损失将显著超越账面价值，需额外考虑资产专用性溢价损失、合约终止成本及市场流动性折价。这一判断得到资本市场验证：2022年部分撤资已导致50亿美元的税后减值损失，其中包含对北溪2号管道项目8.5亿美元的投资减值。

然而，不断增加的政治风险削弱了壳牌的议价意愿。尽管俄罗斯占全球天然气储量的19.7%，但系统性制裁导致能源项目运营风险急剧攀升。以壳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合资的萨哈林2号项目为例，该项目面临三重约束：（1）技术封锁导致关键设备供应中断（欧盟第833/2014号条例修正案）；（2）融资渠道受限（被排除在SWIFT支付系统之外）；（3）物流网络断裂（北海航线保险禁令）。

俄罗斯的低成本资源对壳牌的吸引力被政治风险抵消，壳牌只有较小的可能面临着高风险高回报的回填收益。英国石油公司率先退出俄罗斯市场影响到了壳牌的战略决策，触发了行业内的“羊群效应”。这一退出策略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广泛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壳牌公司的议价意愿。

作为一家全球性能源企业，壳牌的声誉直接影响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投资者信心。因此，公司选择部分退出俄罗斯市场不仅有助于维护其负责任的企业形象，更能有效规避因持续在俄运营可能带来的声誉风险。壳牌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媒体公告中明确表示，公司将遵守母国政府的决策，以维护其在本国政府和公众中的信任度。公告中提到：“根据新的政府指引方针，壳牌计划分阶段退出在俄罗斯的所有业务”。此外，公司还强调：“归根结底，政府需要在俄乌冲突期间做出极其困难的权衡，我们将继续与他们合作，以帮助管理能源供应安全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在欧洲。”

壳牌集团凭借其全球化的资产布局和运营网络，展现出一定的供应链弹性。根据壳牌2022年度财务报告，其净PPE总额达2000亿美元，其中俄罗斯资产占比仅为1.49%，这一分散化的资产结构为其提供了战略缓冲空间并降低了退出成本。面对制裁压力，壳牌采取了选择性资产剥离的策略，以避免长期市场地位受损。壳牌在俄罗斯的业务布局涵盖上游开发、中游加工和下游销售，构成完整的产业链。通过将资本转投美国页岩油气及卡塔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壳牌可快速填补俄罗斯市场的潜在缺口，降低供应链中断风险。全面退出俄罗斯市场可能导致市场份额迅速下降，而部分退出则能保留关键资产（如萨哈林2号项目），维持市场地位的稳定。因此，壳牌公司本轮制裁一开始表现出较强的议价意愿，但不断增加的政策风险削弱了其议价意愿。

2. 英国壳牌公司议价能力分析

壳牌公司深耕俄罗斯市场多年，在油气开发领域构建了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具体而言，壳牌在西伯利亚萨雷姆油田持有50%的运营权，该项目日产原油约16万桶；同时，壳牌也是北溪2号管道项目的关键参与者，该项目设计年输气能力达550亿立方米；此外，壳牌还持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 Nef）合资企业50%的股份，并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总投资额超过270亿美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壳牌在萨哈林2号项目中持有27.5%的权益，该项目年产液化天然气达960万吨，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能源项目之一。凭借上述投资，壳牌在液化天然气市场占据约15%的份额，市场集中度分析显示，壳牌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HHI）指数较高，表明其在该领域拥有显著的议价能力。

壳牌在深水勘探和液化天然气技术领域的专利优势是其重要的议价筹码。壳牌在俄罗斯关键项目（如萨哈林2号、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中持股，掌握先进技术和国际融资渠道。壳牌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投入巨大。2022年，壳牌的研发费用超过10亿美元，拥有数千项发明专利。这些技术优势使得壳牌在能源转型和清洁能源领域具备领先优势，增强了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此外，与英国石油公司类似，壳牌与全球多个能源公司、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这一互联互通的联盟网络能为壳牌的自主性提供支持，增强其议价能力。

壳牌公司虽展现出了它的自主性，但该议价行为受到了其游说能力不足的影响，随后自主性减弱。2022年3月的第一周，壳牌公司宣布退出俄方合资企业。而不久后，出于对公司资源与技术控制考虑并希望能把握本次价格优势，壳牌公司又以超低价购买了一批俄罗斯的原油。这一行为体现出壳牌公司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公司这一行为被发现后，壳牌并未及时有效地进行游说，反之，公司首席执行官本·范伯登（Ben van Beurden）对媒体表示：“我们敏锐地意识到，我们上周决定购买一批俄罗斯原油以提炼成汽油和柴油等产品——尽管我们的考虑是供应安全——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很抱歉”；“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将把加工的有限剩余数量的俄罗斯石油的利润承诺给一个专门的基金。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与援助合作伙伴和人道主义机构合作，确定该基金的资金最适合用于减轻这场战争对乌克兰人民造成的可怕后果”；“迄今为止，我们的行动一直以与政府的持续讨论为指导”。

总体而言，在议价意愿方面，壳牌公司离开俄罗斯市场将造成大于50亿美元的损失，并受到持续增加的政治风险的影响，潜在收益并不可观。同时，壳牌重视公司声誉，在制裁背景下不敢不顾及人道主义，而对在俄业务做出一些调整。尽管其供应链弹性较强，但总体而言，壳牌的议价意愿较弱。议价能力方面，壳牌公司有较高的市场地位和较强的资源优势，即使其游说能力不足，游说手段未展现，但其仍拥有一定的议价能力。因此，壳牌公司选择出售非核心资产的缩减策略，展现出跨国公司的自主性，在美国霸权主义的压迫下寻求了制裁政策下的一些“缝隙”。

（二）法国道达尔公司选择争取时间的策略

道达尔能源总部设在法国巴黎，是一家多元化能源公司。相较于英国石油公司的“闪电式”撤离和壳牌缩减策略，道达尔选择争取时间的策略。道达尔在俄乌冲突后保留核心项目，退出非核心项目。这一策略使其在2023年实现231.76亿美元净利润，同比下降36%，远低于英国石油公司（同比下降50%）这一退出程度更高的竞争对手。

1. 法国道达尔公司议价意愿分析

道达尔能源对俄罗斯低成本液化天然气出口存在较高依赖。该公司在俄罗斯拥有包括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Yamal LNG）在内的多个大型项目，若完全撤出，将面临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尤其是退出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势必严重削弱道达尔能源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根据道达尔的财报，2022年道达尔公司在俄液化天然气项目已投入超40亿美元，且合同期限长达25年。道达尔在俄罗斯的项目涉及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液化天然气工厂、输气管道、油气钻井设备、液化设施等，一次性全部撤资将面临处置方法复杂和处置成本较高的挑战。这些资产的重置成本高昂，且在短时间内难以转移或变现。高资产专用性投资迫使企业采取渐进退出策略，以避免触发“闪电退出”而导致资产减值（若立即撤资可能损失70%股权价值）。此外，过往年度的非流动资产也将面临损失风险。

道达尔旨在通过平衡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股东、政府和公众等多方利益，表达其议价意愿。面对日益增长的ESG压力，道达尔需要一方面遵守相关制裁，积极支持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维护股东利益，避免重大财务损失。道达尔在俄罗斯的核心资产集中于液化天然气领域，鉴于液化天然气作为欧洲能源转型的重要过渡燃料，其政治敏感性相对较低，这进一步增强了道达尔与美欧制裁政策进行斡旋的意愿。此外，道达尔保留在俄天然气资产，不仅能够有效防止竞争对手如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填补其退出后留下的供应链缺口，也为未来在合适时机重新占据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撤离后留下的市场“真空”创造了机会。

鉴于液化天然气在其供应链中的稀缺性，道达尔能源在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议价意愿，其高管也多次就此发表相关言论。因此，道达尔能源需要在各方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道达尔能源一贯强调，其在俄罗斯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供应、稳定能源价格至关重要。因此，道达尔公开宣称“逐步退出俄罗斯”，但未设定明确时间表，且继续从俄进口液化天然气。道达尔集团CEO帕特里克·布雅内尔也表示，他的企业无法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因为找不到替代来源。但如果欧盟最终决定禁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道达尔集团将会遵守这一政策。

道达尔在推动法国政府可能默许道达尔“违规”以维护战略利益表现出强烈意愿。道达尔充分利用法国政府在欧盟内的自主权以及法国在欧盟能源理事会的影响力保护其关键资产，推动法国政府在欧盟内部进行游说，从而对液化天然气制裁豁免。

此外，道达尔通过离岸公司嵌套、合同条款设计（如政治不可抗力）及推动欧盟液化天然气制裁豁免来降低实际风险。在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中，道达尔通过离岸控股公司间接持有俄罗斯资产，规避美欧对直接持股的限制。道达尔通过法律架构分散主权风险。道达尔将俄罗斯业务收入部分用于投资可再生能源，以此对冲地缘风险。道达尔公司表现出其在撤出俄罗斯市场期间有较强的自主性和议价意愿。

2. 法国道达尔公司议价能力分析

道达尔能源公司凭借在俄罗斯市场占据的显著份额，获得了重要的市场影响力，从而提升了其议价能力。道达尔能源是全球四大石油化工公司之一，业务遍及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油气行业中，道达尔在全球能源市场中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尤其是在天然气领域。根据2022年的数据，道达尔在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的份额指数约为10%。

道达尔能源公司在俄罗斯持有多个重要能源项目的股份，包括拥有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20%的持股、天然气公司诺瓦泰克（Novatek）19.4%的股权、特耐弗盖兹（Terneftgaz）合资企业49%股份、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21.6%的股份以及哈里亚油田（Kharyaga）20%的股份。此外，道达尔能源公司还在全球经营成品油及润滑油销售业务，化工领域的生产和销售业务以及新能源电池领域业务。

道达尔公司相较于英国石油公司和壳牌公司，拥有更为显著的政治资源优势，从而显著提升了其议价能力。作为法国的龙头企业，道达尔在国内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法国的国际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道达尔控制着法国本土60%的炼油能力、45%的加油站网络，以及欧盟约12%的液化天然气供应，这种对能源命脉的控制使其成为法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杠杆”。道达尔业务覆盖130个国家的全球化布局与法国“能源主权”战略深度绑定。近20年，曾有7位道达尔高管进入法国能源部、经济部担任要职，例如CEO帕特里克·布雅内尔（Patrick Pouyanné)曾担任总统能源顾问。与英美等国不同，法国在欧盟内部坚持对俄罗斯的制裁不应过度损害其能源安全。道达尔作为法国能源自主的核心企业，获得政府默许保留部分俄气资产，以维持欧盟天然气储备。道达尔参与法国政府主导的“欧洲能源供应安全计划”，并以保障天然气储备为名，保留部分俄罗斯能源进口渠道。通过拆分合同实体（例如将部分交易转移至道达尔能源贸易新加坡公司）降低直接制裁风险，同时援引欧盟“不可抗力条款”暂停部分合同义务的履行。

在《道达尔能源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声明》中，道达尔能源公司表示与正在遭受后果的乌克兰人民和也将遭受后果的俄罗斯人民团结一致。支持欧洲实施的制裁的范围和力度，并将实施这些制裁。但同时，道达尔提出“不要颠倒对俄制裁的目的”，“不加考虑地放弃这些利益将使俄罗斯投资者中饱私囊”。道达尔公开谴责俄罗斯军事行动，但拒绝完全撤资，强调“保障欧洲能源安全”的责任。其CEO多次表示：“仓促退出将加剧能源危机，损害欧洲利益。”

道达尔利用法国在欧盟的政治影响力，推动对俄罗斯能源的阶段性豁免。作为欧洲最大的能源公司之一，道达尔不仅是欧盟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柱，还与非洲、中东和俄罗斯等能源输出地区保持深厚业务关系，这使其成为欧盟在能源政策上的关键角色。道达尔在欧盟注册6家游说机构，支出超2.5亿欧元。俄乌冲突后，欧盟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道达尔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如莫桑比克和卡塔尔项目）进一步增强了其在欧盟能源体系中的战略地位。道达尔在欧盟层面积极参与能源政策讨论，通过其游说网络影响欧盟的能源监管和制裁政策。2022年欧盟第六轮制裁中，法国成功将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纳入“现有合同豁免”范围，允许道达尔继续进口至2023年底。美国对俄油气禁运涵盖液化天然气，而在道达尔的游说下，欧盟制裁没有直接针对部分长期液化天然气合同（如亚马尔项目）。道达尔利用这一政策差异，通过“监管套利”维持俄气进口。

道达尔凭借其在关键技术、资本和市场份额上的优势，即使在制裁环境下也拥有较强的谈判能力。作为母国和东道国重要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者，道达尔在液化天然气、深水勘探和光伏技术等领域拥有大量专利储备（截至2023年已达1.2万项），这使其在全球能源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道达尔不仅是全球第四大私营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欧洲最大炼油商，而且其北极液化天然气技术标准已被俄罗斯和中国采用。俄罗斯在资源技术方面对道达尔的依赖程度较高。道达尔在技术研发方面投入巨大，2022年研发费用超过10亿欧元。公司在低碳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的多项发明专利，使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占据有利地位。在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中，道达尔保留了核心工艺设计权，从而限制了俄罗斯独立复制相关技术的能力。例如，根据行业惯例，项目使用的关键设备详细工程设计文件由道达尔严格保管，这迫使俄方在技术层面依赖道达尔的支持。

道达尔强大的跨国联盟为其提供了资金、技术、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支持，增强其应对制裁的整体实力，提高议价能力。在美欧对俄制裁中，道达尔保留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20%的股权，通过印度子公司中转俄油，平衡法国能源安全与欧盟政治压力。道达尔与其他欧洲企业、欧盟委员会、国际能源署等政府机构合作，主导能源转型技术路线，增强自身话语权。另外，道达尔与多家国际能源公司和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如与诺瓦泰克合作开发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与壳牌合作开发西伯利亚电力-2项目等。在全球能源项目中，道达尔与国际石油公司（IOCs）、国家石油公司（NOCs）及地方企业等多方均保持合作。例如在北海、非洲、中东等项目上往往与其他跨国能源巨头或东道国企业组建合资或战略联盟。这些合作关系不仅增强了其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竞争力，也为其在面对制裁威胁时提供了更多的谈判筹码。

正式实施制裁时，道达尔能源公司将其在俄罗斯气田（Termokarstovoye）的49%权益出售给诺瓦泰克，但在未售出之前，俄罗斯拥有诺瓦泰克19.4%的股份，该措施仅仅是从直接控股转变为间接控股。因此法国权威报纸《世界报》（Le Monde）发布文章《道达尔能源提供的天然气如何用作乌克兰俄罗斯战斗机燃料》指责道达尔能源公司。被指责之后，道达尔能源公司在其官网连续发布3条关于这篇报道的反驳，这体现了道达尔能源公司的一定的议价能力。

综上所述，道达尔凭借其全球业务规模、国际能源市场地位及深厚的资源与跨国合作网络，具备一定的议价能力，但不足以完全抗衡欧美制裁。因此，在应对制裁压力时，道达尔采取审慎且灵活的策略，在美国制裁霸权下，既不选择直接对抗，也不完全退出俄罗斯市场。而是在国际联盟与既有业务布局的支撑下，实施有限撤退，抓取美国制裁政策下的“缝隙”。具体而言，其停止在俄新投资，但保留部分现有核心资产，尤其是长期盈利的天然气项目，并对未来制裁变化与市场需求保持观望，以在平衡地缘政治压力与商业利益的同时，维护其在全球能源市场的长期竞争力。

（三）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选择坚持策略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是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也是印度的一家重要的跨国能源公司。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俄乌冲突后美国对俄经济制裁下，实施核心资产保留并扩大俄能源贸易规模的坚持策略。2023年，印度从俄罗斯原油进口量同比激增12倍，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承担其中约30%的采购量，利用折扣价格（较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低30美元/桶）降低运营成本。2023年，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俄罗斯业务贡献利润12亿美元（占总利润的45%），较制裁前增长20%。

1.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议价意愿分析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高度依赖在俄罗斯市场带来的收益，遵守制裁可能导致巨额经济损失。俄罗斯是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最重要的海外业务地区之一，也是其最大的投资目的地之一，拥有多个大型油气项目的权益，这些项目对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整体产量和收入贡献显著。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ONGC Videsh Limited）、印度石油有限公司（Oil India）、印度石油公司（Indian Oil）和巴拉特石油资源公司（Bharat Petroresources）等四家印度公司共持有俄罗斯石油公司子公司范克内夫特（Vankorneft）49.9%的股份。

印度在俄罗斯进行了大量投资，若撤出俄罗斯市场，引发的财务损失极大，这使其具有较高的议价意愿。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俄罗斯的投资主要集中于萨哈林1号（Sakhalin-1）这一重要的油气开采项目。根据公开数据，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在萨哈林1号项目中持有约20%的股份，截至2022年，该项目为公司贡献了约10%的总产量和约20%的总收入。萨哈林1号的股份成为了印度最赚钱的海外能源股之一，如果能源业务撤出俄罗斯市场，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包括投资回报的丢失和资产的贬值。

俄罗斯是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未来增长的关键所在，因此，为减轻制裁对业务的负面影响，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会更积极地寻求有利的谈判条件。在对俄制裁期间，英国石油公司和壳牌等国际能源巨头撤离或缩减在俄业务，这进一步强化了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填补其撤离所造成的市场“真空”的意愿。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油气生产国之一，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俄罗斯的投资不仅能确保稳定的能源供应，还能为印度提供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多元化选择。尤其是在全球能源价格剧烈波动和供应链持续不稳定的背景下，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继续深耕俄罗斯市场，能够持续获取低成本的油气资源，这对保障印度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此外，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与俄罗斯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也为其带来了稳定的投资回报和稳固的市场地位。因此，于印度石油公司而言，在俄罗斯市场的回填收益较大。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利用印度政府的战略自主战略，致力于推动政府保护其在俄罗斯的业务，使其免受制裁的影响。印度政府在俄罗斯问题上秉持“中立”立场，持续与俄罗斯保持经济合作，旨在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维持地缘政治平衡。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若撤出俄罗斯市场，或将被解读为屈服于美国压力，进而损害印度政府的外交声誉，并对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相反，继续留在俄罗斯市场则能彰显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战略独立性以及对印度国家利益的坚定支持。面对本轮制裁，印度能源公司明确表示“特朗普的化石燃料政策将扰乱能源市场”且“印度面临的挑战将是在新的一年里驾驭地缘政治格局”。这充分展现了该公司对制裁的积极应对姿态，以及把握能源机遇、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决心。

在供应链弹性与灵活性方面，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俄罗斯的固定资产主要集中于萨哈林1号项目。根据2022年的财报，公司净PPE占总资产的比例约为30%。这表明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俄罗斯的固定资本集中度较高，从而降低了其经营灵活性。若撤出俄罗斯市场，将面临固定资产闲置和贬值的风险。此外，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俄罗斯的供应链相对稳定，撤出将导致供应链调整成本和时间的大幅增加。

综上，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在面对美国制裁的背景下，撤出俄罗斯市场将导致重大经济损失，其他大多数能源企业撤出或缩减俄罗斯市场为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留下了较大的市场真空，留在俄罗斯市场的回填效益显著，而且撤出可能损害印度政府的外交声誉，留在俄罗斯市场符合印度的战略利益，因此具有较强的议价意愿。

2.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议价能力分析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在全球能源价值链中占据“关键节点”地位，这显著提升了其议价能力。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通过控制上游资产，如俄罗斯油气田萨哈林1号和范克内夫特（Vankorneft）的股权，和下游炼化，如印度帕拉迪布炼油厂（Paradip Refinery），成为全球能源价值链的“关键节点”。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投资组合多元化，涵盖了勘探区块、在产油气田、开发阶段项目以及炼化设施。作为印度最大的国际石油天然气勘探和生产公司，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在全球能源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是印度能源战略的重要执行者。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管理印度60%的海外油气资产，2023年前9个月，印度进口的欧佩克石油占印度原油进口总量的份额为49.6%，低于上一财年同期的64.5%，为印度实现能源自主目标（即到2030年将进口依存度降至60%以下）提供了有力支撑。根据可获得的数据，ONGC在印度油气行业占据主导地位，是印度最大的油气生产商。该公司对印度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展现出强大的资源优势。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执行减少对西方技术依赖的策略，进一步提高了议价能力。在俄罗斯万科尔（Vankor）油田使用印度巴拉特重型电气（BHEL）设备替代西方技术，降低制裁敏感度。通过与俄罗斯联合研发北极勘探技术，减少对西方设备的依赖。例如，在万科尔油田使用俄制低温钻机替代原美国斯伦贝谢设备。推动印度本土化供应链，2023年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俄项目中印度设备占比从15%提升至40%。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与俄罗斯联合研发的低温钻探技术，打破西方对北极能源开发的垄断。此外，2023年，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可以采用卢比—卢布本币结算，并利用阿联酋迪拉姆中转，绕过了美国SWIFT系统这一金融技术限制。例如，萨哈林1号项目的分成款通过印度国家银行（SBI）迪拜分行结算。

为增强谈判筹码，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积极与其他跨国公司和多边机构展开合作。例如，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获取项目融资，用于北极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此外，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还巧妙地利用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QUAD）中的特殊地位，争取美国对其业务的默许。一个例证是，美国财政部在2023年并未将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列入SDN清单。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拒绝加入对俄制裁联盟，并通过金砖国家（BRICS）机制构建替代性金融网络，如金砖支付系统。同时，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还通过新加坡子公司持有俄罗斯资产，以规避美国《以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案》（CAATSA）的域外管辖权。这些合作关系为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支持，特别是在面对美国制裁威胁时，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可以通过与合作伙伴的协调，有效分散风险。

相较于英国石油公司和壳牌公司，甚至道达尔，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提高了公司议价能力。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与印度政府保持紧密联系，印度政府的政治支持进一步增强了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议价能力。印度政府通过“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吸收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进口的俄罗斯石油，避免因次级制裁引发的国际争议。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哈尔迪普·辛格·普里（Hardeep Singh Puri）表示，俄罗斯已成为印度最大的原油供应国，占印度能源进口的35%以上。今年9月，普里表示，新德里准备继续从俄罗斯公司购买石油，因为价格便宜，公司被允许进行此类销售。普里对路透社表示，西方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限制了俄罗斯的原油价格，但印度准备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从任何国家（含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基于印度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战略制定海外投资策略，增强了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在制裁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如果美欧制裁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可能促使印度加强与俄罗斯、中国的能源合作，反而削弱西方对印度的经济影响力。美国制衡中国需要印度的支持，因此在次级制裁上保持模糊态度。美国财政部将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的俄罗斯业务列为“可豁免交易”。欧洲依赖印度精炼俄罗斯石油（2023年印度对欧成品油出口激增43%），默许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作为“灰色中间商”。例如，印度从俄进口折扣原油（低于布伦特原油30美元/桶），加工后以“印度制造”标签出口欧盟，规避价格上限机制。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议价意愿受到印俄长期稳定的经济与能源合作关系的影响，在西方制裁背景下对俄市场保持开放态度。议价能力源于其在特定项目中的高市场占有率、广泛的国际联盟网络以及依托印度政府力量与制裁发起国谈判的优势。因此，在本轮制裁中，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选择继续运营俄罗斯油气项目，采取坚持策略，以维护并最大化其在俄市场的经济利益。可见，该公司充分把握了制裁下的霸权真空，为公司的经营获取利益。

在美国对俄制裁压力下，三个企业展现了根据自身议价意愿和议价能力所选择的不同应对策略，体现出它们在制裁压力下的不同程度自主性。总的来说，这三个企业的策略选择揭示了议价意愿和议价能力在面对外部制裁时的重要作用（表6）。

结语

通过深入分析俄乌冲突期间美国对俄制裁所涉能源企业的行为，本文系统揭示了美国经济制裁背景下影响第三方跨国公司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具体来说，跨国能源公司的政策自主性源于其“议价能力”与“议价意愿”的复合作用。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制裁下的霸权真空”这一新现象，即母国、发起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司法管辖差异和外交冲突所导致的“霸权真空”。这一发现对传统霸权主义理论框架中的跨国公司控制范式提出了修正，正如壳牌、道达尔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在这次制裁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些“真空”与“缝隙”规避制裁管辖，甚至有的跨国公司还能通过“监管套利”从制裁中获益。这都表明跨国公司不仅是受制裁的客体，也能在制裁中发挥自主性作用。

第三方能源跨国公司能利用美国、母国和东道国的政治资源和企业自主性来规避美国制裁的域外延伸和长臂管辖是本文非常重要的发现。以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海外子公司和道达尔能源为代表的第三国跨国企业，通过战略整合母国政府外交资源、东道国地缘政治优势以及企业市场议价能力，构建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制裁风险对冲策略。这些策略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美国单边制裁的域外适用效力，特别是消解了美国长臂管辖在能源领域的实际执行效果。

总体来说，案例研究显示，美国对跨国企业的制裁约束力呈现差异性，其作用边界受制于企业所在行业的战略属性、全球化运营产生的结构性权力、母国、发起国与东道国对企业的控制差异和外交冲突所留下的“霸权真空”与“缝隙”大小程度。这一结论突破了既有文献中将“霸权胁迫—企业服从”视为线性关系的理论预设，为理解跨国企业和经济制裁互动机制提供了新的分析维度。

排版 | 冯雅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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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