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一天，我爸看着老同学方建军的CT片，薄薄的片子在他那双拿了三十年手术刀的手里，却仿佛有千斤重。

那一天，我爸看着老同学方建军的CT片，薄薄的片子在他那双拿了三十年手术刀的手里，却仿佛有千斤重。

看了很久，久到办公室里只剩下呼吸机轻微的嘶嘶声，他才抬起头，对着方建军的妻子，一字一顿地说：“准备后事吧。”

这五个字，像五颗钉子，钉进了在场每个人的心里。

半年前，就是为了给方建军做那台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手术，我爸，一个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胸外科的一把刀，被一纸处分，从主任的位置上给撸了下来，成了一个最普通的主治医生。

家里为此半年没过一天舒心日子，我妈的白头发一根根往外冒，我爸的脊梁，也肉眼可见地弯了下去。

我们都以为，这份牺牲，好歹换来了方叔的“新生”。

可现在，这残酷的现实，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所有人脸上。

我看着我爸，他脸上没有半分波澜，那种平静，比任何撕心裂肺的表情，都更让人觉得绝望。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病人的死亡判决书，也是对我爸那半辈子坚守的职业信仰，最沉重、最无情的一次审判。

第1章 一通深夜的求助电话

事情要从半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夜说起。

那天晚上，我刚洗完澡，就听见客厅里我爸的手机响了，铃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突兀。

我爸接起电话，开头还挺客气，喊了声“喂，建军啊”。

方建军，我爸的大学同学，也是睡上下铺的兄弟。毕业后，我爸穿上了白大褂，他则下了海，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成了我们这儿有名的“方老板”。

两人虽然圈子不同，但那份情谊还在。逢年过节，方叔总会提着大包小包上门，跟我爸喝上几杯，聊聊当年。

可电话那头的声音，显然不对劲。

我爸的眉头，一点点拧成了疙瘩，脸色也越来越沉。他“嗯”、“啊”地应着，最后沉声说：“你先别慌，把片子发给我看看。”

挂了电话，我爸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盯着手机屏幕，我妈端着切好的西瓜出来，看他那样子，关切地问：“老林，怎么了？谁的电话？”

“建军。”我爸头也没抬，“查出肺癌了，晚期。”

我妈手里的果盘“哐当”一声差点掉地上。

“晚期？怎么会……前阵子不还生龙活虎的吗？”

我爸没说话，手机“叮”地一声，是片子发过来了。他点开，放大，一张张地仔细翻看，房间里静得可怕。

良久，他叹了口气，把手机递给我妈：“你自己看吧，中央型的，已经侵犯大血管了，没法做了。”

我虽然不是学医的，但跟着我爸耳濡目染，也知道“侵犯大血管”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一颗埋在身体里的炸弹，手术刀碰都不敢碰，一碰就可能大出血，人直接下不来台。

我妈看不懂那些黑白影像，但她看得懂我爸的表情。她把手机还给我爸，声音都有些发颤：“那……那怎么办？省肿瘤医院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我爸靠在沙发上，揉着太阳穴，“让回家保守治疗，说白了，就是等日子。”

家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一个不久前还在酒桌上跟你称兄道弟、红光满面的人，突然就被宣判了死刑，这种冲击力，是巨大的。

沉默中，手机又响了，还是方建军。

这次，我爸开了免提。

电话那头，方建军的声音带着哭腔，完全没了往日老板的派头：“卫国，哥，你得救救我啊！我不想死，我儿子还没结婚呢！省肿瘤那帮医生，他们就是不想担责任！我知道你技术好，你是咱们这儿胸外第一刀，你肯定有办法的，对不对？”

我爸捏着手机，骨节都有些发白。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方建军在那头带着哭腔喊了好几声“卫国”。

“建军，”我爸的声音沙哑而沉重，“你的情况，我看过了。手术风险太大了，九死一生。不，可能连那一成都不到。”

“我不怕！死马当活马医！”方建军几乎是吼出来的，“死在手术台上，我认了！总比这么眼睁睁等死强！卫国，看在咱们同学一场的份上，你就拉兄弟一把！”

我妈在一旁急得直给我爸使眼色，嘴里无声地说着：“别答应，别答应。”

她太了解我爸了。他这人，技术上是把好手，但心肠太软，尤其是对朋友。

我爸闭上了眼睛，深深吸了口气，说：“建军，这不是拉一把的问题。医院有规定，没有手术指征的病人，是不能上手术台的。我签不了这个字，麻醉科、手术室都不会批。”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方建军在那头哀求，“卫国，钱不是问题，只要你能救我，多少钱都行！我给你……”

“这不是钱的事！”我爸打断了他，语气里透着一股疲惫和无奈，“你让我再想想，我看看文献，跟科里讨论一下。”

挂了电话，我爸像被抽干了力气，瘫在沙发里。

我妈终于忍不住了，压低声音说：“林卫国，你可别犯糊涂！这事儿不能沾！人家省级医院都判了死刑的，你逞什么能？万一出了事，你这辈子的名声、你的饭碗，全完了！”

我爸没看她，只是盯着天花板，喃喃自语：“可他是我同学啊……我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去死？”

“医生又不是神仙！”我妈急了，“你救不了所有的人！你首先得对你自己，对这个家负责！你儿子还没成家，你不想安安稳稳干到退休吗？”

那晚，他们俩吵了半宿。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理解我妈的担忧，也理解我爸的挣扎。

一边是冰冷的规章制度和无法预知的巨大风险，一边是同学兄弟声泪俱下的哀求和一条鲜活的生命。

这道选择题，太难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爸像是魔怔了。

他一下班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查阅国内外的医学文献，对着方建军的片子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用笔在纸上一遍遍地画着手术入路。

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饭桌上，谁也不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

我知道，他动心了。

那是一种属于顶尖外科医生的执拗，一种面对绝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挑战欲。

更重要的，是那份压在他心头几十年的同学情谊。

他想赌一把。

用他三十年的职业生涯，去赌那不到一成的渺茫希望。

第2章 手术台上的赌局

最终，我爸还是决定接下这台手术。

做出决定的那天，他把我妈叫到书房，谈了很久。我不知道具体内容，只看到我妈出来时，眼睛红红的，看我爸的眼神里，有担忧，有无奈，但终究还是多了一丝妥协。

她了解这个男人。他决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为了规避医院的规定，我爸想了个折中的法子。他让方叔先以“肺部占位，性质待查”的名义住进院，然后组织全科大讨论。

讨论会上，果不其然，反对声一片。

年轻医生觉得风险太大，没必要为了一个病人搭上整个科室的声誉。几个老资历的副主任也连连摇头，说这种手术，国内能拿下的都没几个，纯属冒险。

“林主任，咱们科室今年的手术死亡率指标本来就紧张，可不能再添乱了。”

“是啊主任，万一术中大出血，人下不来台，家属一闹，咱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我爸坐在会议室的主位，安静地听着所有人的意见，一言不发。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

等所有人都说完了，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

“风险，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清楚。但是，作为医生，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是看着病人等死，还是在有一线希望的时候，拼尽全力去拉他一把？”

他站起身，走到投影幕布前，指着方叔的CT片。

“肿瘤确实侵犯了上腔静脉，但从三维重建来看，还有一丝间隙。只要我们能在这里，把人工血管预置好，快速阻断，快速切除，再快速吻合，就有可能把肿瘤完整拿下来。”

他讲得很快，眼神里闪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光。那不是一个普通医生在分析病情，更像一个将军在部署一场九死一生的战役。

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被我爸的方案给镇住了。那是一个极其大胆、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计划，每一个步骤都像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这台手术，我主刀。”我爸的声音斩钉截铁，“所有的风险，我一个人承担。同意书、各种意外预案，都由我来签字。你们，只需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话说到这个份上，再没人敢出声了。

主任的权威，加上他那股破釜沉舟的劲头，压倒了一切质疑。

手术就定在三天后。

那三天，我们家成了高压锅。我爸几乎没怎么合眼，天天泡在医院，跟麻醉科、手术室、ICU反复沟通，制定了十几套应急预案。

方叔一家人，则把我们家当成了庙宇，天天来“上香”。今天送来几斤顶级的茶叶，明天提来几箱进口的水果，后天又塞给我妈一个厚厚的红包。

我妈每次都把东西和钱硬推回去，推不掉的，就锁在柜子里，说等手术做完了，再一并还给人家。

“人情债，最难还。”她总是这么念叨。

手术那天，天还没亮，我爸就起床了。他像往常一样，仔細地刮了胡子，穿上干净的白衬衫，只是在系领带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手，有轻微的颤抖。

我开车送他去医院，一路无话。

到了医院门口，他下车，回头对我说：“小默，回去吧，照顾好。”

我看着他走向住院大楼的背影，那曾经无比挺拔的脊梁，在晨光里，显得有些萧索，也有些悲壮。

我没回家，而是把车停在医院对面的马路边，就那么一直等着。

那是一场长达十一个小时的手术。

我无法想象手术室里是怎样一番惊心动魄的景象，我只能通过时间的流逝，来感受那份煎熬。

中午，我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问情况怎么样。我说，还在做。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焦虑。

下午，天开始下起小雨，雨点打在车窗上，噼里啪啦的，像是在敲打着我的心脏。

直到晚上七点多，我爸的电话才打了过来。

我几乎是秒接，手心全是汗。

电话那头，是我爸极度疲惫，却又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声音：“小默，手术……成功了。肿瘤切下来了。”

那一刻，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整个人瘫在驾驶座上，眼泪不自觉地就流了下来。

我对着电话，哽咽着说了句：“爸，你辛苦了。”

“嗯。”他应了一声，然后说，“我还要在ICU守着，你跟说一声，让她别担心，早点睡。”

挂了电话，我立刻打给我妈报喜。电话那头，我妈也哭了，哭得稀里哗啦。

那天晚上，笼罩在我们家上空的乌云，似乎终于散去了一丝。

方叔在ICU待了三天，转回了普通病房。一个星期后，各项指标平稳，顺利出院。

出院那天，方叔的儿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当着整个科室医生护士的面，“噗通”一声，给我爸跪下了，磕了三个响头，说我爸是他们家的大恩人，是再生父母。

我爸连忙把他扶起来，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淡淡地说：“我是医生，这是我该做的。”

方叔一家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科室里的气氛也缓和下来，年轻医生看我爸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崇拜和敬畏。毕竟，这样一台教科书上都没有的极限手术，被他硬生生地拿了下来。

那段时间，我爸虽然疲惫，但精神头很好。我觉得，他找回了作为一个顶尖外科医生的自信和荣耀。

我们都以为，这件事，会就这么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一场风暴，却在悄无声息地酝酿。

第3章 一纸降职的处分

风暴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也更猛烈。

方叔出院后不到一个月，一封匿名举报信，直接递到了院纪委和医务科。

信里，把我爸给方叔做手术的事情，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遍。说他罔顾医院规定，滥用主任权力，为了个人私情，拿病人的生命和医院的声誉当儿戏，进行高风险的“实验性手术”。

信写得很有水平，字字诛心，每一条都正好卡在医院管理的红线上。

院里立刻成立了调查组。

我爸被叫去谈话好几次，每次回来，脸色都比上一次更难看。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很快就满了。我妈劝他少抽点，他也不理，只是摆摆手，让她出去。

家里的气氛，比手术前还要压抑。

我知道，我爸心里憋屈。他救了人，到头来却成了被告。

这世上最让人寒心的，莫过于此。

我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托关系找人打听，到底是谁在背后捅刀子。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举报信，是科里一个姓王的副主任写的。

那个王副主任，比我爸小几岁，业务能力也还行，一直对我爸那个主任的位置虎视眈眈。这次，他显然是抓住了机会。

我妈气得在家里直骂：“这个王八蛋，真是个白眼狼！你爸带了他那么多年，手把手地教他技术，他就是这么回报的？”

我听了，心里也堵得慌。职场如战场，这话真是一点不假。

我问我爸：“爸，这事儿方叔知道吗？他能不能出面帮你说句话？”

我爸摇了摇头，苦笑一声：“跟他说有什么用？他是病人，他说的话，在院领导那里，没有分量。再说，我也不想让他为难。”

调查持续了半个月。

最终，处理结果下来了。

一张A4纸，白纸黑字，盖着医院的红章。

“经调查，胸外科主任林卫国，在处理患者方建军的治疗过程中，存在违反医疗核心制度、手术分级管理规定等问题……鉴于其手术最终成功，未造成严重后果，经院党委会研究决定，免去其胸外科主任职务，保留主任医师职称，调离临床一线，转至医院档案科工作。”

一纸处分，轻飘飘的，却把我爸半辈子的心血和荣耀，全都抹杀了。

从一个手握手术刀，在无影灯下力挽狂澜的科室主任，变成一个每天和故纸堆打交道的档案管理员。

这种落差，无异于把一个将军发配去看守粮草。

是惩罚，更是羞辱。

那天，我爸拿着那张处分决定，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他书房的灯还亮着，门没关严，我从门缝里看到，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背影佝偻，像一座瞬间风化了的石像。

桌上的烟灰缸里，烟头堆成了小山。

我没敢进去打扰他，只是默默地把门给他带上了。

第二天一早，我爸像没事人一样，照常起床，吃饭。只是，他眼里的那股光，彻底熄灭了。

他去医院办理了交接手续。

科室里的人，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有同情的，有惋惜的，也有幸灾乐祸的。

那个王副主任，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代理主任，见到我爸，假惺惺地说：“林主任，哎，这事儿闹的……以后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开口。”

我爸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

那段时间，我们家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有我爸以前带过的学生，有他治好过的病人，都打电话来安慰他，为他抱不平。

方叔也来了。

他提着大包小包，一进门就拉着我爸的手，眼泪汪汪地说：“卫国，哥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爸拍了拍他的手，淡淡地说：“不怪你，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能好好的，就行了。”

方叔非要塞给我爸一张银行卡，说里面有五十万，算是他的一点心意。

我爸把卡推了回去，态度很坚决：“建军，你要是还当我是同学，是兄弟，就把这卡收回去。我救你，不是为了钱。”

方叔没办法，只好把卡收了回去。临走时，他一个劲儿地说，以后有什么事，只要他方建军能办到的，一定万死不辞。

可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是钱和人情弥补不了的。

我爸的职业生涯，基本上是画上句号了。

那之后，他每天按时去档案科上下班，回家就侍弄他那些花花草草，或者看书、写字，绝口不提医院里的事。

他越是平静，我和我妈心里就越难受。

我们宁愿他大发雷霆，或者喝得酩酊大醉，也比现在这样死气沉沉的要好。

他把所有的委屈、不甘和痛苦，都一个人默默地扛了下来。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家里的气氛，也从最初的压抑，渐渐变成了一种沉闷的平静。

我们都刻意地回避着那段不愉快的往事，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家表面的安宁。

我们都以为，时间会慢慢抚平一切。

直到半年后，方叔的再次出现，将这层脆弱的窗户纸，彻底捅破。

第4章 半年后的晴天霹雳

方叔再次出现在我们家门口时，已经是冬天了。

那天下了点小雪，天气阴冷。我刚下班回家，就看到方叔和他妻子，还有他儿子，三个人站在我们家楼下，冻得瑟瑟发抖。

方叔比半年前瘦了不止一圈，整个人都脱了相，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还是显得单薄，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

看到我，方叔的妻子，那个曾经对我爸感恩戴德的女人，快步走上来，一把拉住我，声音都带着哭腔：“小默，你爸呢？快，让你爸出来见见我们！”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婶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你方叔他……他又不行了……”她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前几天开始就一直咳嗽，咳血，去医院一查，说是……复发了，还转移了。”

复发，转移。

这两个词，像两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心上。

我扶着她，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爸妈听到动静，也从楼上下来了。

我爸看到方叔的样子，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他什么也没问，只是说：“上楼说吧，外面冷。”

到了家里，方叔一家人也顾不上喝口热水，就把一堆新的片子和检查报告摊在桌上。

“卫国，你快给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方叔的妻子急切地问，“不是说手术很成功，肿瘤都切干净了吗？怎么才半年，就复发了呢？”

她的语气里，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感激，反而多了一丝质问的意味。

我爸没理会她，拿起片子，走到窗边，对着光，一张一张地仔细看。

客厅里，一片死寂。

只有方叔压抑不住的、如同破风箱般的咳嗽声。

我看着我爸的侧影，他的表情很平静，但拿着片子的手，却在微微颤抖。

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是又一次的凌迟。

当初，他赌上了一切，换来了手术的“成功”。可现在，现实无情地告诉他，那场赌局，他从一开始，就输了。

他输掉了自己的前途和声誉，却没能赢回同学的命。

“卫国，你说话啊！”方叔的妻子见我爸半天不吭声，更急了，“当初要不是你非要做这个手术，我们建军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现在好了，人受了罪，钱花了，工作也让你给丢了，结果呢？”

她的话，像一把刀子，狠狠地插在我爸心上。

我妈听不下去了，站起来说：“他嫂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当初是你们家建军求着老林做的手术，老林为了他，连主任都当不成了，你们现在是来兴师问罪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方叔的妻子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语气软了下来，但眼里的埋怨，却丝毫未减，“我就是……我就是心里急啊……”

“别说了。”

一直沉默的方叔，终于开口了。

他摆了摆手，示意他老婆别再讲。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爸，眼神里满是祈求和绝望。

“卫死国……哥知道，这事不怪你。当初是我自己要赌的。现在……现在你再给哥看看，还有没有办法？再……再做一次？”

“做什么做！”他儿子，那个曾经给我爸下跪的年轻人，猛地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地喊道，“还嫌我爸受的罪不够吗？上次手术就把他身体掏空了！你们医生，就是拿我们病人当试验品！”

“你给我闭嘴！”我爸还没说话，我先火了，指着他喝道，“你怎么跟你爸的长辈说话呢？当初求我爸做手术的是你们，现在出了问题，来怪我爸了？你们讲不讲道理！”

“道理？”那年轻人冷笑一声，“我只知道我爸快没了！你们的道理能救他的命吗？”

客厅里，乱成了一锅粥。

争吵声，哭泣声，咳嗽声，混杂在一起，刺得人耳膜生疼。

就在这时，我爸开口了。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惊雷，瞬间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都别吵了。”

他转过身，把片子轻轻地放在桌上，然后走到方叔面前，蹲了下来，平视着他。

“建军。”他看着自己同学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听我说。”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我看到我爸的嘴唇动了动，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然后，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他看着方叔的CT片，对着他，也对着所有人，宣判了最终的结局。

“准备后事吧。”

第5章 无法治愈的真相

那五个字说出口，整个客厅的空气都凝固了。

方叔的妻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瘫倒在沙发上。他儿子也愣住了，脸上的愤怒瞬间被绝望所取代，嘴巴张了张，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平静的，反而是方叔自己。

他像是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只是苦涩地笑了笑，浑浊的眼睛里，最后一丝光亮也熄灭了。

他伸出干枯的手，抓住了我爸的手腕，力气小得像个孩子。

“卫国……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我爸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但那个动作，已经说明了一切。

这次，肿瘤的复发是爆发性的，不仅在原来的位置上卷土重来，还通过血液，转移到了肝脏、骨头，几乎是全身性的扩散。

别说手术，就算是化疗、放疗，也只是徒劳地增加病人的痛苦。

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我爸的眼神里，没有了外科医生面对挑战时的锐利，只剩下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他是一个顶尖的匠人，可面对一块已经彻底朽烂的木头，再精湛的技艺，也无能为力了。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方叔的妻子反复念叨着这句话，像是祥林嫂一样，眼神空洞。

突然，她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我爸，眼神里充满了怨毒。

“林卫国！都是你！都是你害了我们家建军！”她尖叫起来，“当初如果你不给他做那个手术，他好好地保守治疗，说不定还能多活一两年！是你，是你给了他希望，又亲手把希望掐灭！你就是个刽子手！”

“妈！你别说了！”他儿子想去拉她，却被她一把甩开。

“我就是要说！”她指着我爸，手指因为激动而剧烈地颤抖，“你为了你的名声，为了挑战高难度，拿我老公的命当赌注！现在赌输了，你就想一推了之？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我们要去告你！告到你身败名裂，牢底坐穿！”

这番话，恶毒至极。

我妈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她，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也被气得血往上涌，恨不得冲上去跟她理论。

但我爸，却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任由那些恶毒的言语像脏水一样泼在他身上，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他没有辩解，没有愤怒，甚至没有一丝表情。

他就那么站着，像一尊沉默的雕像，承受着一切。

我突然明白了。

从方叔复发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承担的，不仅仅是手术失败的后果，还有这份被扭曲、被怨恨的同学情谊。

他救不了方叔的命，所以，他选择用沉默，来承受方叔家人的所有怒火。

这或许，是他作为一个医生，也是作为一个朋友，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闹剧最终在方叔剧烈的咳嗽声中结束了。

他咳得撕心裂肺，甚至咳出了血。

他儿子吓坏了，也顾不上跟我爸争吵，连忙扶着他，和他妈一起，仓皇地离开了我们家。

他们走后，家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妈坐在沙发上，捂着脸，无声地哭泣。

我爸走到阳台，推开窗，点上了一根烟。

冬日的冷风灌了进来，吹动着他花白的头发。他的背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无比萧索和孤独。

我走过去，想劝他把窗关上。

他却先开了口，声音沙哑，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

“小默，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认识我爸这么多年，他永远是家里的顶梁柱，是那个自信、果断、无所不能的林主任。我从未见过他如此脆弱，如此怀疑自己。

我摇了摇头，坚定地说：“爸，你没错。”

“可他还是……要走了。”我爸的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悲伤，“我拼尽了全力，还搭上了自己的前途，结果……什么都没改变。”

“不，你改变了。”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你让他多活了半年，有尊严地多活了半年。这半年，他可以处理好公司的事，可以跟家人好好告别，可以不用躺在病床上，被化疗折磨得不成人形。这半年，是你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这，就是意义。”

我爸没有说话，只是猛地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火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

我知道，我的安慰很苍白。

一个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当他无法挽救生命时，任何的“意义”，都显得有些自欺欺人。

那晚之后，我爸变得更加沉默了。

他照常去档案科上班，回来就看书，写字，再也不碰任何跟医学有关的东西。

他那间曾经堆满了医学专著和学术期刊的书房，如今，被文房四宝和唐诗宋词所占据。

他像是在用这种方式，与自己的过去，做一次彻底的切割。

而方叔那边，也再没来过。

只是偶尔听我妈说，他住进了省肿瘤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日子，已经是用天来计算了。

我以为，这两家人的恩怨，就会这样随着生命的逝去而慢慢淡化。

可我没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等着我们。

第6章 病房里的对峙

方叔的家人，终究还是把我爸告了。

一纸诉状，寄到了医院，也寄到了卫生局。

告的不是医疗事故，因为那场手术从技术层面讲，是成功的。他们告的是“过度医疗”和“违反诊疗常规”，要求医院赔偿精神损失费、误工费等各项费用，总计八十万。

并且，他们要求吊销我爸的医师执业资格证。

这招，比直接骂我们一顿，要狠毒得多。

他们要的不是钱，是彻底毁了我爸。

消息传到我们家，我妈当场就气病了，躺在床上一天没吃饭。

我也气得不行，立刻就要打电话给方叔的儿子理论。

是我爸拦住了我。

他坐在沙发上，异常平静地对我说：“别打了。没用的。”

“怎么没用？”我冲他喊，“他们这是诬告！是恩将仇报！当初求你的是他们，现在反咬一口的也是他们！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小默，你冷静点。”我爸看着我，眼神里是一种看透世事的沧桑，“他们现在，需要一个发泄口，一个为方建众的死负责的人。我，就是最好的人选。”

“这不公平！”我吼道。

“人生，哪有那么多公平。”我爸淡淡地说，“让他们告吧。医院会处理的。”

我看着我爸那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心里又急又疼。我知道他不是懦弱，他只是……太累了，累到不想再去做任何争辩。

但我不行。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爸被人这么欺负。

第二天，我请了假，直接去了省肿瘤医院。

我要去找方叔，我要当着他的面问问他，他们家这么做，良心何在！

在临终关怀病房，我见到了方叔。

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靠着呼吸机维持着生命。

他的妻子和儿子守在床边，看到我，两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你来干什么？”他儿子站起来，挡在我面前，语气不善，“我们家不欢迎你！”

“我来找方叔。”我绕过他，走到病床前，“方叔，你知不知道，你家人把我爸告了？”

病床上的方叔，眼珠动了动，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挣扎。他想说话，但因为呼吸困难，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

“是我们告的，怎么了？”他妻子站了出来，一脸的理直气壮，“他林卫国把我老公害成这样，我们告他，天经地义！”

“害？”我冷笑一声，“婶儿，你说话可要凭良心。半年前，是谁跪在我爸面前，求他救命的？是谁说死在手术台上也认了的？现在人不行了，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爸身上，你们这叫卸磨杀驴！”

“你……”她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脸涨得通红。

“我爸为了这台手术，主任的位子丢了，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外科专家，变成去看档案的闲人，他抱怨过一句吗？你们家送来的东西，我们家收过一分一毫吗？我们图什么？就图你们现在反咬一口？”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引得病房里其他病人和家属都朝这边看。

“那又怎么样？”他儿子梗着脖子喊道，“他当医生的，治病救人不是应该的吗？没治好，就是他的责任！”

“治不好就是责任？”我气得笑了，“癌症是绝症，你当是感冒发烧啊？全世界最好的医生都治不好，你凭什么要求我爸能妙手回春？他要是神仙，还会被降职吗？”

我们的争吵声，刺激到了病床上的方叔。

他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呼吸机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医生和护士冲了进来，开始紧急抢救。

我和方叔的家人，都被赶出了病房。

走廊里，他儿子还想跟我理论，被他妈一把拉住了。

那个女人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怨恨，但更多的是一种被我说中了心事的慌乱。

“你走吧。”她疲惫地说，“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看着紧闭的病房门，听着里面传来的抢救声，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我的这番话，或许能让他们感到一丝愧疚，但改变不了任何事。

人心一旦被怨恨蒙蔽，就很难再讲道理了。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我爸正在书房里练字。他见我回来，头也没抬，只是淡淡地问：“去过了？”

我“嗯”了一声。

“吵了？”

“吵了。”

他放下毛笔，叹了셔口气：“何必呢？”

“爸，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气？”他摇了摇头，拿起一张刚写好的字给我看。

纸上，是四个字：

“但求无愧。”

我看着那四个字，笔锋苍劲，力透纸背。

我突然明白了。

我爸不是不在乎，不是不委屈。他只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面对。

外界的毁誉，别人的误解，都比不上他内心的那份坚守。

他救方叔，求的是对自己良心的无愧。

如今，他承受这一切，求的也是对自己选择的无愧。

这，或许就是一个老派知识分子，最后的风骨和尊严。

第7章 父亲的行囊

医院的调查组，最终还是找到了我爸。

地点没有选择在严肃的会议室，而是我爸工作的档案科。

那天下午，我正好去给他送饭，看到院里的纪委书记和医务科科长，两个人坐在我爸那张小小的办公桌对面。

我爸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茶，神态自若，仿佛他们只是来串门的旧同事。

“老林，今天来，就是想听听你自己的想法。”纪委书记开口了，语气还算客气，“方建军家属的诉状，你也看了。他们提出的那些指控，你怎么看？”

我爸笑了笑，说：“他们说的，有他们的道理。从结果来看，手术确实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病人的生存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延长。”

“那你承认是‘过度医疗’了？”医务科科长追问。

“不承认。”我爸摇了摇头，语气很平静，但很坚定，“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有我的医学逻辑和判断。在当时的情况下，手术，是唯一有可能为他博取一线生机的选择。虽然希望渺茫，但不去做，希望就是零。”

“可规定就是规定。”医务科科长皱着眉，“没有手术指征，就是不能做。这是红线。”

我爸看着他，缓缓地说：“王科长，你也是临床医生出身。你告诉我，当一个病人，一个你的同学，拉着你的手，求你救他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的，是红线，还是人命？”

王科长被问得哑口无言。

纪委书记打了个圆场：“老林，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医院有医院的难处。现在家属闹得这么凶，媒体也开始关注了，院里压力很大。”

我爸沉默了片刻，说：“我明白。给医院添麻烦了。”

他站起身，从自己的柜子里，拿出一个档案袋，递给了纪委书记。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我和在场的另外两人，都愣住了。

“老林，你这是干什么！”纪委书记急了，“院里没说要让你辞职啊！我们只是来了解情况的。”

“我知道。”我爸说，“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这件事无关。我早就想退了。”

他转过头，看着窗外。档案科的窗户，正对着医院的花园。

“我当了三十年医生，救过不少人，也送走过不少人。我累了。”他的声音里，透着一种深深的倦意，“这个地方，不适合我了。”

纪委书记和王科长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无奈。

他们知道，我爸心意已决。

他们走后，我看着我爸，心里堵得难受。

“爸，你没必要这样的。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

“不是他们要我走，是我自己想走。”我爸开始收拾自己桌上的东西，几本书，一个用了多年的茶杯，一支笔。

他的个人物品，少得可怜。

“小默，你知道吗，我刚当医生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医者仁心’。”他一边收拾，一边说，“可现在，医院里讲的是什么？是周转率，是药占比，是手术成功率，是各种冰冷的指标。医生不敢担风险，不敢做有挑战的手术，因为一旦失败，面临的就是无穷无尽的麻烦。”

他把最后一件东西放进一个纸箱里，抱着箱子，像抱着他全部的职业生涯。

“我老了，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与其在这里碍眼，不如早点退了，给年轻人让位置。”

我帮他抱着箱子，陪他走出档案科，走出住院大楼，走出医院的大门。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认识他的医生和护士。

他们看到我爸抱着箱子，都愣住了，想上来打招呼，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远远地站着，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目送着我们。

阳光照在医院白色的墙壁上，有些刺眼。

我爸回头，最后看了一眼他工作了三十年的地方。

他的脸上，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只有一种告别往事的平静和释然。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爸并没有输。

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他心里那座叫“良心”的丰碑。

方叔的官司，最终不了了之。

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让儿子撤了诉。

我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了些什么。或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许，是他终于想起了那份被怨恨掩盖的同学情谊。

但这，都已经不重要了。

第8章 没有输赢的结局

方叔的葬礼，我爸去了。

他没有穿西装，就穿着一身普通的夹克，独自一人去的。

我本想陪他，被他拒绝了。他说，他想一个人去送送老同学。

他在灵堂里站了很久，没有跟方叔的家人说一句话，只是对着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出来的时候，方叔的儿子追了出来，在我爸身后，低低地喊了一声：“林叔叔。”

我爸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对不起。”那个曾经指着我爸鼻子骂的年轻人，声音里带着哭腔，“还有……谢谢您。”

我爸站了一会儿，摆了摆手，迈开步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那以后，我们两家，便再也没有了任何交集。像两条相交过的直线，在那个短暂的交点之后，便朝着各自的方向，渐行渐远。

没有怨恨，也没有原谅，只是默契地，从彼此的生活中退场了。

我爸退休后的生活，比我想象中要充实。

他拒绝了所有民营医院的高薪聘请，却接受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返聘邀请，成了一名社区医生。

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大爷大妈们量量血压，看看感冒发烧，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毛病。

工资不高，工作琐碎，跟他以前当主任医师时，天差地别。

可我发现，他脸上的笑容，却比以前多了。

来看病的老街坊，都客气地喊他“林老师”，而不是“林主任”。他们会跟他聊家长里短，会给他送来自己家种的青菜，会真诚地感谢他治好了一次小小的咳嗽。

在这里，他不再是一个背负着冰冷指标的外科专家，而是一个被邻里需要的、有温度的普通医生。

他找回了从医最初的那份单纯的快乐。

有一次，我去看他。看到他正戴着老花镜，耐心地给一个耳朵不好的大爷讲解药品的用法，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

那一刻，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

我突然觉得，这或许才是最好的结局。

那场风波，像一场大浪，打翻了我爸的船，却也把他推向了一个更平静、更开阔的港湾。

他失去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却赢回了内心的安宁和从容。

后来，我听医院的同学说，接替我爸当上胸外科主任的那个王副主任，因为一次严重的手术失误，被免了职，还赔了不少钱。

科室里的人，都开始怀念我爸。

说有林主任在的时候，再难的手术，大家心里都有底。

我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我爸听。

他听完，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当医生，如履薄冰。手里拿的是刀，也是命。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这份敬畏。”

他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了几个字。

不是“但求无愧”，而是“敬畏生命”。

我看着那四个字，心里百感交集。

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风波，终于尘埃落定。

它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

方叔输掉了生命，我爸输掉了前途，方叔的家人输掉了情义。

但或许，我们每个人，又都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关于生命，关于选择，关于人性，也关于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那份看似不合时宜，却无比珍贵的坚守。

我想，很多年以后，当我再回想起这件事，我依然会为我父亲感到骄傲。

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会犯错、会无奈、会疲惫的普通人。

但他用自己的行动，给我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那就是，技术可以日新月异，制度可以不断完善，但一个人的良心和风骨，永远是一个人立身于世的根本。

这，比任何成功，都更值得尊敬。

来源：温一壶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