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街角探头捕捉到那一幕——男人双手反绑，五名宪兵推着他走向枪口，他忽然回头，对镜头笑，天光冷白，围观者屏住呼吸，仿佛连风声都被这一抹笑意压住……不到两秒，却让人整晚睡不着。

街角探头捕捉到那一幕——男人双手反绑，五名宪兵推着他走向枪口，他忽然回头，对镜头笑，天光冷白，围观者屏住呼吸，仿佛连风声都被这一抹笑意压住……不到两秒，却让人整晚睡不着。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聂曦，34岁。

白衬衫扎进军裤，马靴踏土，背脊挺直。

他原本在香港，可以拉着妻儿上岸做生意，偏偏要跟吴石将军一起去台湾，继续藏身暗处，继续发报，继续赌命。

跟着去的人里，吴石身份最显眼，朱枫、陈宝仓也各有头衔，唯独聂曦，常被写成“随员”三个字，名字排在最末。

可就是他，替吴石抄暗号，改密码本，一跟就是十三年。

白天穿军装，晚上钻阁楼，对着简易发报机敲键。电文打出去，前线就能少流血，这就是全部理由。

住处在码头边，一面墙贴电台线路图，一面墙挂着妻子照片。孩子出水痘，他不敢回条问候，只能把手里的报件再核三遍。

有人问他怕不怕暴露，他只说一句：“谨慎就行。”

字少，却压着无数人命。

1949年冬，他随船到台湾。海峡风大，甲板摇，他站在船舷盯着黑海面，手心全是汗，可脚下没挪过半步。

到台北的第三天，密码本更新。他和吴石背靠背改表格，一张写完立刻烧掉。烟灰飘满房间，屋里闻不出火药味，却比前线更逼人。

危险真正到来，是1950年4月的深夜。

暗网被叛徒供出，宪兵破门。木椅翻倒，孩子被吓哭，他来不及说一句安慰，就被卡住双臂拖走。雨水冲不掉脚印，审讯随即开始。

灯亮三昼夜，问题只围着一个圈：谁是上级？密码本在哪？他把头抬起来，说：“我负责。” 之后再没多字。

记录员写下“拒供”，往后全是空白。

外界只知道“吴石案”四人同案，但判决书里，吴石列首席，朱枫、陈宝仓紧随，聂曦最后一行，职位栏写：副官。

行刑前，守卫递纸笔，他写半页推翻半页，最后剩一句——

“盼来日再聚。”

字迹端正，没有涂改。他折好交给看守，请代转家中。

押赴刑场路上，记者举相机，他忽停步，对镜头笑。嘴角轻抬，不酸，不怯，就是那样淡淡一笑。

快门一响，这张照片成了后世能找到的唯一影像。

枪声过后，烈士陵园立碑：吴石立碑正中，朱枫、陈宝仓并列，聂曦的名字刻在墙角。很多参观者走过去，一不留神就错过。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给了他两集。台词加起来不到两百字，却把那一个抬头、一个转身还原得很准。有人看完去网上搜资料，发现不过六百字。

为什么资料这么少？因为情报员活着要隐身，死后也难留痕。档案馆要核对密码、地点、证人，一句错写，就可能误导历史。聂曦的事迹被锁在卷宗，散落在审讯记录、零碎报纸、几封家信里。

有人质疑：“整理了七十多年还没完？” 工作人员说，需要交叉验证，不能凭口述就定论。两边各有理由，结果依旧沉默。

沉默导致另一种后果：年轻人记不住名字，只记住照片。热点换一波，那张笑容就沉到搜索底部。直到剧集播出，它才重新浮上来。

记住名字，未必是给烈士荣耀，更像给自己一张考卷。

我们常说“无名英雄”，可真遇到名字太少、故事太短，又觉得太淡。于是要不要再创作？要不要添旁白？要不要拍电影？每走一步，都有人担心“艺术加工”模糊了史实。

担心归担心，若一直不说，最后只剩一句“随员聂曦”，对吗？

他的沉默是职业要求，我们的沉默就是选择。

回头那一笑，像个问号：

有人保存照片，有人转发故事，也有人划走。

你觉得，名字刻在墙角，好还是放到教科书？你认同一张照片能代表全部，还是该整理完整档案？欢迎说说。

来源：柑橘林里的忙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