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4年，当我，林晚晴，一个在红旗下长大，熟读普希金和雪莱的北京姑娘，随着时代的洪流，被一列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拉到这片名为“石头村”的贫瘠土地时，我以为我的人生已经死了。

1974年，当我，林晚晴，一个在红旗下长大，熟读普希金和雪莱的北京姑娘，随着时代的洪流，被一列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拉到这片名为“石头村”的贫瘠土地时，我以为我的人生已经死了。

那封决定我命运的信，是在四年后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送来的。

邮递员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在村口扬起一阵黄土。我正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念安，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乘凉。信是母亲寄来的，薄薄的几页纸，却重若千斤。

“晚晴，我的女儿，高考恢复了！政策也松动了，知青可以返城了！你父亲已经托了关系，只要你递交申请，名额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快回来吧，四年了，妈妈快想死你了……”

我的手开始发抖，抖得连怀里的念安都感受到了，他不安地扭动着小小的身子，发出了咿咿呀呀的抗议。我的心跳得像村头那面破鼓，一声比一声响，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

回城。

这两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死寂了四年的心湖里炸开了万丈波澜。我仿佛能闻到北京秋天糖炒栗子的甜香，能看到长安街上明亮的路灯，能听到父母在耳边亲切的呼唤。那个我以为早已埋葬在黄土下的，属于林晚晴的世界，在一瞬间，活了过来。

我几乎是立刻就想点头，想大声喊出来：我要回去！我要离开这个满是泥土和汗臭的地方！

可就在这时，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高大、黝黑的身影走了进来。他肩上扛着锄头，裤腿卷到膝盖，沾满了泥点。汗水浸透了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土布衫，勾勒出结实的脊背线条。他看到我，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白得晃眼的牙。

“晴儿，念安，我回来了。”

他叫陈建业，我的丈夫，一个世代在这片土地上刨食的农民。

他放下锄头，走到我面前，没先管自己，而是从兜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被手帕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一层层打开，是一颗熟透了的野山桃，红得像一团火。

“给念安尝尝，甜。”他用粗糙的、满是老茧的手指，轻轻捏下一小块果肉，送到儿子嘴边。念安立刻张开小嘴，咂摸得津津有味。

陈建业看着儿子，满眼的笑意，那笑容纯粹得像山间的清泉。然后，他抬起头，目光落在我捏着信纸、指节发白的手上。

“谁的信？”他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那句“我妈的，让我回城”，就在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我看着他被太阳晒得皲裂的嘴唇，看着他眼角的细纹，看着他额头上那道为我挡住滚落山石时留下的疤，那道疤像一条沉睡的蜈蚣，此刻却仿佛在我心上蠕动、噬咬。

我将信纸迅速地、几乎是狼狈地塞进口袋，扯出一个僵硬的微笑：“没什么，就……家里报平安的。”

（骗子，林晚晴，你成了个骗子。）我的内心有个声音在尖叫。

陈建业“哦”了一声，没再追问。他似乎是信了，又似乎什么都看透了。他只是默默地拿起院子里的水瓢，舀起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地灌下去，喉结滚动，充满了生命原始的张力。

那一刻，我捏着口袋里那封通往天堂的信，却感觉自己站在了地狱的入口。一边是书本、理想、文明、是我前半生所熟悉的一切；另一边，是这个男人，这个用沉默的爱将我从绝望中打捞起来的男人，和我们共同的孩子。

我的人生，在1978年的这个夏天，被撕裂成了两半。

一、坠落

四年前，我刚到石头村的时候，是真的想过死的。

我，林晚晴，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医生，从小住在带院子的二层小楼里，读的是普希金，听的是肖邦。我甚至连家里的煤球炉子都没生过。可一夜之间，我就成了一个需要用工分换取口粮的“知识青年”。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的场景。拖拉机在泥泞的土路上颠簸，把我像一袋土豆一样扔在了村口。放眼望去，是光秃秃的山，灰扑扑的土房，还有一群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眼神麻木又好奇的村民。空气里弥漫着牲口粪便和一种说不出的土腥味。

我的那只装着几件干净衣服和一本精装版《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皮箱，在一片灰暗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我的绝望，是从第一顿饭开始的。黑乎乎的窝窝头，拉嗓子，一碗看不见油星的菜汤，里面漂着几根蔫了吧唧的野菜。我吃了一口，眼泪就掉了下来。这不是我该待的地方，我一天也待不下去。

和我同来的还有几个知青，大家凑在分给我们的那间四面漏风的知青点里，哭成一团。

农活更是要了我的命。割麦子，我的手第一天就磨出了七八个血泡，火辣辣地疼。挑水，那沉重的木桶压在肩上，我走不上十米就得歇一次，水洒了大半。村里的小媳妇们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凑在一起捂着嘴笑。

那些笑声像针一样，扎在我可怜的自尊上。

陈建业就是在那时走进我的世界的。他是村里的生产队长，不爱说话，总是板着一张脸，但干活是一把好手，一个人能顶两个壮劳力。一开始，我对他没什么好印象，只觉得他和其他村民一样，是个浑身泥土气的庄稼汉。

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天。

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黄豆大的雨点砸在屋顶上，噼里啪啦响。我病了，发高烧，浑身滚烫，躺在冰冷的土炕上，感觉自己就像那本被我压在箱底的《奥涅金》一样，被这个世界遗忘了。同屋的知青都下地抢收去了，屋里只有我一个人。

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有人推门。是陈建业。他穿着蓑衣，雨水顺着他的发梢往下滴。他一句话没说，走进来，摸了摸我的额头。那只满是老茧的手，带着雨水的冰凉，却让我莫名地感到了一丝心安。

他转身出去，没一会儿又回来了，手里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碗里是滚烫的红糖姜水。

“喝了，发发汗。”他声音很低，带着命令的口吻。

我挣扎着坐起来，接过碗。那股辛辣又甜蜜的味道呛得我直咳嗽，可喝下去之后，一股暖流从胃里升起，迅速扩散到四肢百骸。

我小声说了句“谢谢”。

他没应声，只是蹲下身，把我踢到地上的被子重新拉好，盖在我身上。他的目光扫过我的床头，看到了那本因为受潮而书页有些卷曲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我以为他会像村里其他人一样，嘲笑我“读书读傻了”，或者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可他没有。他只是伸出粗粝的指腹，非常轻、非常小心地，将卷起的书角抚平。

那个动作，和他平日里挥舞锄头的样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他不懂这本书，但他尊重它。他尊重的是我。）

这个念头，像一颗小小的石子，投进了我死水般的心湖。

从那以后，他开始不动声色地“关照”我。给我分的农活总是最轻省的；我挑不动水，第二天我的水缸总是满的；知青点的粮食不够吃，我的床底下会莫名其妙地多出几个地瓜或者一袋玉米面。

他从不多说一句话，做得也极为隐蔽。但我知道是他。因为每次我抬头，总能看到他在不远处，用一种我读不懂的眼神，沉默地望着我。

其他的知青开始开我玩笑，说生产队长看上我这个“城里来的林妹妹”了。我嘴上呵斥他们，心里却泛起一丝连自己都说不清的涟漪。

在这个除了苦难一无所有的地方，那份笨拙的、沉默的善意，是唯一的光。

二、拯救

真正让我对他彻底改观，甚至把命都交到他手上的，是那年冬天的暴风雪。

北方的冬天，冷得能把人的骨头冻裂。那年冬天尤其冷，雪下得特别大，封了山，村子和外界彻底断了联系。我们知青点的柴火快烧完了。再不想办法，我们几个人非得冻死在这儿不可。

几个男知青商量着进山砍柴，我也跟着去了。我想，我不能总像个废物一样被人照顾。

可我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大山的威力。

山里的雪深得能没过膝盖，走一步都费劲。我们没走多远，就跟大部队走散了。天色很快暗下来，暴风雪毫无征兆地来了。白茫茫一片，分不清东南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变僵，意识也开始模糊。

我摔倒在雪地里，再也爬不起来。同行的另一个女知青也吓得直哭。

“我们会死在这儿的，林晚晴，我们会死在这儿的……”她绝望地念叨着。

我也觉得我要死了。我想起了北京的父母，想起了我还没来得及展开的人生。我甚至觉得，死在这片白茫茫的雪地里，也算是一种干净的解脱。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风雪里执着地喊着我的名字。

“林——晚——晴——！”

是陈建业。

他的声音由远及近，像一道劈开黑暗的光。很快，我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提着一盏马灯，在风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我们跑来。

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二话不说，脱下自己身上那件唯一的、也是最厚实的羊皮袄，裹在我身上。然后，他把我背了起来。

“抓紧了。”他只对我说了这三个字。

他的后背，宽阔而温暖，隔着厚厚的棉衣，我能感受到他强有力的心跳。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的后背就是我的全世界。我把脸埋在他的颈窝里，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汗味和烟草味，那是我闻过最安心的味道。

我不知道他背着我走了多久，只知道等我再有意识时，已经躺在了他家的土炕上。火烧得旺旺的，我身上盖着两床厚厚的被子。

他娘，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太太，正坐在炕边，一勺一勺地给我喂着热乎乎的小米粥。

我活过来了。是他，把我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

那晚之后，村里的流言蜚语更多了。说我一个城里来的姑娘，不知廉耻，大半夜地睡在生产队长的炕上。那些话传到我耳朵里，很难听，但我一点也不在乎。

我只知道，这个男人，救了我的命。

我的心，在那一夜，彻底被融化了。我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他。我发现，他虽然不识字，却懂得很多我不知道的道理。他知道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他能从风向里判断明天的天气；他懂得哪种草药能治什么病。

他沉默，但内心有一片广阔的天地。

我开始教他认字。就在那盏昏黄的煤油灯下，我握着他布满老茧的手，一笔一划地教他写自己的名字。

“陈、建、业。”

他学得很慢，但很认真。写下的字，歪歪扭扭，像个孩子。可我看着，却觉得比任何印刷体都好看。

他则教我如何生活。如何用最少的柴火烧最热的炕，如何分辨能吃的野菜，如何把粗粝的玉米面做得不那么难以下咽。

我们的世界，就这样一点点地，交融在了一起。

1975年的秋天，在所有人的反对和不解中，我嫁给了他。没有婚礼，没有酒席，只是把他娘给的一对银耳环戴上，把我的户口从知青点迁到了他家，就算礼成了。

同来的知青都说我疯了。一个北京来的大学生，竟然嫁给了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这意味着，我这辈子可能都回不了城了。

“林晚晴，你会后悔的！”他们说。

我当时只是笑了笑，没有辩解。后悔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那一刻，我心甘情愿。

婚后的日子，清贫，却也安稳。他把我护得很好。最重的活他都抢着干，有好吃的第一个想到我。他知道我爱干净，每天都从很远的山泉里给我挑回两担清水，专门让我洗漱。他把我那本宝贝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用红布包好，放在家里最高的柜子上，不让它沾一点灰尘。

他从不问我书里写了什么，也从不问我北京是什么样子。他只是用他的方式，尊重着我来自的那个世界。

（他不是想把我变成一个农村妇女，他只是想让我在这里，也能活得像‘林晚晴’。）

第二年，我们的儿子念安出生了。孩子的降生，让我彻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我抱着那个软软糯糯的小生命，看着陈建业笨拙又欣喜地逗弄着他，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了。

北京，普希金，肖邦……那些都成了遥远而模糊的旧梦。

我以为，我会这样安安稳稳地，和他一起，看念安长大，然后我们一起慢慢变老。

直到那封信的到来，将我从安稳的梦中，狠狠地拽醒。

三、撕裂

信来的第二天，村里的大喇叭就开始广播返城政策。整个知青点都沸腾了。大家奔走相告，脸上洋溢着压抑不住的狂喜。

“可以回家了！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看着他们，心里五味杂陈。我羡慕他们，甚至嫉妒他们。他们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而我，却被一纸婚书和一份血脉亲情，牢牢地钉在了这里。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变了。同情，怜悯，还有一丝幸灾乐祸。

“看吧，城里姑娘就是傻，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嫁到咱这穷山沟里。”

“这下好了，人家都能回城吃商品粮了，她得跟咱们一起继续刨土疙瘩。”

这些话像蚂蚁一样，爬进我的耳朵，啃噬着我的心。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我一遍遍地问自己：林晚晴，你真的甘心吗？

甘心一辈子待在这个连电灯都没有的村子？甘心让你的儿子，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他应该去北京，去最好的学校，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母亲的第二封信很快又来了。信里不再是喜悦，而是焦急和催促。

“晴晴，申请表寄过去了，你快填好交上去！别犯傻！你和陈建业的事，我们知道。你先回来，孩子也可以想办法带回来。至于那个农民……回来再说，总有办法解决的。你不能拿自己一辈子开玩笑！”

“那个农民……”

这四个字，像一根毒刺，扎得我生疼。在他们眼里，陈建业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可以被“解决”掉的麻烦。他们不明白，这个“农民”，是我的丈夫，是我儿子的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的内心，成了一个战场。两个林晚晴在疯狂地厮杀。

一个说：“走！必须走！为了你自己，更为了念安！你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

另一个说：“不能走！你怎么能抛下建业？他为你付出了那么多，在你最绝望的时候拉了你一把。你走了，就是忘恩负义，就是狼心狗肺！”

我变得越来越烦躁，越来越沉默。

陈建业都看在眼里。他什么都不问，只是默默地把家里的活都包了，把念安照顾得妥妥帖帖，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发呆。

一天晚上，我给念安讲故事，讲的是我小时候在北海公园划船的事。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念安用他的小手给我擦眼泪，奶声奶气地说：“娘，不哭。”

陈建业坐在炕边，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编着一个草编的蚂蚱。灯光把他的侧脸勾勒得棱角分明。

他突然开口，声音沙哑：“晴儿，你想家了。”

不是疑问句，是肯定句。

我的眼泪流得更凶了，索性趴在被子上，放声大哭。积压了这么多天的委屈、矛盾、痛苦，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出来。

他没来劝我，只是停下了手里的活，静静地等着我哭完。

等我哭声渐歇，他才把那个编好的蚂蚱递给念安，然后走到我身边，坐下。

“我识字不多，但道理我懂。”他看着我，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亮得惊人，“你是城里人，是吃笔墨饭的，你本来就不属于这里。是我……是我把你留下了。”

我的心一颤，想说“不是的”，却发不出声音。

“这几年，委屈你了。”他叹了口气，那双常年干农活的手，有些笨拙地想来拍拍我的背，却又停在了半空中，最后落在了被子上。

“村里大喇叭天天喊，我听见了。你们知青，都能回去了。”他顿了顿，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说出下面那句话，“你也……回去吧。”

我猛地抬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说什么？”

“我说，你回去吧。”他重复了一遍，眼神黯淡下去，却异常坚定，“念安……我能带。你还年轻，你的路，不该在这儿。”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疼得无法呼吸。

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他会求我，会骂我，会指责我。我甚至想过，如果他用孩子来绑架我，我也许就能下定决心，狠心离开。

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会主动放手。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把所有的退路都留给了我。他宁愿自己一个人在这穷山沟里拉扯孩子，也不愿意成为我的拖累。

这个男人，他爱我，爱到了尘埃里。

（林晚晴，你看看他。你再看看你自己。你的那些挣扎，你的那些所谓痛苦，在这个男人的成全面前，是多么的自私和可笑！）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我朝夕相处了三年的丈夫，第一次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读懂过他。他的沉默里，藏着比任何诗歌都更深沉的爱。

四、抉择

申请返城的截止日期，就在第二天。

那一夜，我睁着眼睛，直到天亮。陈建业在我身边，呼吸均匀，似乎睡得很沉。但我知道，他和我一样，一夜未眠。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我从箱底，翻出了母亲寄来的那张申请表。洁白的纸张，上面印着宋体的黑字，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诱惑。

我拿出那支陪我下乡的钢笔，拧开笔帽。笔尖的冰冷，像极了我此刻的心情。

我该怎么填？

姓名：林晚晴。

性别：女。

然后呢？婚姻状况那一栏，我该写“已婚”，还是“未婚”？如果写了已婚，对方是农民，我的申请会不会被驳回？如果写未婚，那我就是欺骗，是背叛。

我的手抖得厉害，一个字也写不下去。

陈建业也起来了。他默默地穿好衣服，生火，做饭。早饭是玉米糊，还有一个他特意为我煮的鸡蛋。

我们俩相对而坐，谁也没有说话。空气压抑得像要下暴雨。

念安还在睡着，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看着他熟睡的小脸，一半像我，一半像陈建业。他是我们爱情的结晶，是我们之间最无法割舍的纽带。如果我走了，他就要在一个没有母亲的环境里长大。他会被人指指点点，说他的娘，是那个抛弃丈夫孩子回城的“陈世美”。

我无法想象那样的场景。

吃完饭，陈建业拿起锄头，准备下地。走到门口，他停住了脚步，背对着我，声音闷闷的。

“晴儿，去公社的路不好走，你要是决定了，我……我套牛车送你。”

我的眼泪，再一次决堤。

他走了。院子里只剩下我和风吹过槐树叶的沙沙声。

我坐在炕上，手里捏着那张申请表，坐了很久很久。

我想起了四年前，我刚来的时候，那个绝望、无助的自己。

我想起了那个雨夜，他送来的那碗红糖姜水。

我想起了他小心翼翼抚平我书页的动作。

我想起了那场暴风雪里，他宽阔温暖的后背。

我想起了他握着我的手，一笔一划学写自己名字时，认真的神情。

我想起了他每次从山里回来，都会给我和念安带回一些小小的、不值钱的惊喜。一个野果，几朵野花，或者一只草编的蛐蛐。

一幕一幕，像是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飞速地闪过。这些记忆，已经刻进了我的骨血，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离开这里，意味着要将这部分的我，活生生地剥离。

我真的，做得到吗？

我慢慢地站起身，走到院子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金色的阳光洒满了这个我曾经无比厌恶的小院。土墙上爬满了牵牛花，墙角那几株向日葵，开得正艳。

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是泥土的芬芳和阳光的味道。这个味道，我已经闻了四年，早已习惯。

我突然明白了。

我爱北京，爱我的父母，爱那个文明、繁华的世界。但我也爱这里，爱这个沉默、坚韧的男人，爱这个给了我新生和家庭的地方。

人生，或许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它真正的意义，在于你选择之后，如何去面对，去承担。

回城，我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但我的心，会永远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空洞。我会一辈子活在愧疚和思念里。

留下，我可能会面对物质的贫乏和世俗的偏见，但我会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一份完整的爱。我的心，是安宁的。

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申请表。然后，我笑了。

我回到屋里，走到灶台前。灶膛里，还有早上生火剩下的余烬。

我没有丝毫犹豫，将那张承载着我所有纠结和痛苦的申请表，撕成了两半，又撕成了四半，八半……最后，我把那些碎片，全部扔进了灶膛。

细碎的纸片，遇到尚有余温的炭火，瞬间蜷曲，变黄，然后化为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那一刻，我感觉压在心口的那块巨石，终于被搬开了。我从未感到如此轻松，如此自由。

五、归宿

那天中午，陈建业从地里回来，神情恍惚，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他看到我，嘴唇动了动，想问什么，却又不敢开口。

我迎上去，从他肩上拿下锄头，然后从盆里舀起一瓢水，递给他。

“累了吧？快洗洗，饭马上好了。”我的语气，和往常一样，平静而温柔。

他愣愣地看着我，接过水瓢，洗了把脸。

“你……没去公社？”他终于还是问了出来。

我摇摇头，笑着说：“去干啥？家里这么多活，念安也离不开我。”

他还是不信，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像是在寻找我说谎的证据。

我走进屋，从那个最高的柜子上，取下了那个用红布包裹的东西。我打开红布，露出那本已经泛黄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我把它塞到他手里。

“建业，你答应过我的，要继续跟我认字。这本书，你才认了不到十页呢。”

他低头看着手里的书，又抬头看看我。他那双深邃的眼睛里，先是震惊，然后是狂喜，最后，慢慢地，蓄满了泪水。

这个在暴风雪里能把我从死亡线上背回来的男人，这个被滚落的山石砸中都一声不吭的男人，在这一刻，哭了。

他一把将我紧紧地、紧紧地搂在怀里，力气大得像是要把我揉进他的骨头里。他的头埋在我的肩窝，滚烫的泪水，浸湿了我的衣衫。

“晴儿……晴儿……”他一遍遍地，只会叫我的名字。

我也抱着他，眼泪无声地滑落。

我知道，我们都懂。这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从那天起，“回城”这两个字，再也没有在我们家出现过。

知青们陆陆续续都走了。我送走了最后一个同伴，看着她坐上拖拉机，消失在路的尽头。她说我傻，说我会后悔一辈子。

我只是微笑着，冲她挥了挥手。

傻吗？

也许吧。

后悔吗？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知道，此时此刻，我心安理得。

我的选择，让我在石头村成了一个“名人”。有人佩服我，但更多的人觉得我不可理喻。父母的信里，充满了失望和愤怒，他们甚至说要和我断绝关系。

我把所有的非议和压力都扛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为了任何人，我只是为了遵从我自己的心。

生活依旧清贫，但我开始学着在贫乏中寻找乐趣。我开垦了院子里的那片空地，种上了蔬菜和鲜花。我教村里的孩子们认字，唱歌。我用我带来的那些知识，帮助陈建业尝试新的种植方法，虽然大部分都失败了，但我们乐在其中。

晚上，在煤油灯下，我继续教他认字。他学得很努力。后来，他已经能自己磕磕巴巴地读完一小段报纸了。

念安一天天长大，他很聪明，继承了我的爱读书，也继承了陈建业的善良和坚韧。我把我会的都教给他，给他讲普希金，也给他讲这片土地的故事。

日子就像山间的溪流，平静而绵长地流淌着。

几年后，政策再次改变，我和陈建业的婚姻得到了承认，我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了。再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地，我们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

念安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后来又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留校的机会，回到了我们镇上的中学，成了一名人民教师。

他说：“娘，你当年留在了这里。现在，换我来建设这里。”

那一刻，我知道，我当年的选择，没有错。

有一年，我和陈建业带着已经上大学的念安，一起回了一趟北京。

站在繁华的长安街上，看着车水马龙，高楼林立，我恍如隔世。父母早已原谅了我，他们抱着念安，老泪纵横。

在北京的那几天，陈建业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不会用马桶，不敢坐地铁，看着菜单上昂贵的价格，一个劲地咂舌。

我那些发小、同学来看我，看到陈建业，眼神里都带着一丝客套的打量和掩饰不住的优越感。

“晚晴，你这些年，辛苦了。”他们说。

我只是笑笑。

他们不懂。他们看到的是我放弃的，而我自己知道我得到的。

离开北京的前一晚，陈建业很晚才睡。他站在招待所的窗前，看着外面城市的璀璨灯火，抽了一晚上的烟。

我走到他身边，问他：“在想什么？”

他掐灭烟头，回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脆弱。

“晴儿，这里……真好。比咱们那儿好一百倍，一千倍。”他声音很低，“我有时候在想，要是当年我……我没那么自私，放你走了，你现在，是不是会过得比跟我在一起，好得多？”

我握住他那双已经不再那么粗糙、但依旧宽厚的手。

“建业，”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无比清晰地告诉他，“对我来说，最好的生活，不是住在多大的房子里，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回头的时候，你在。睁开眼，你和孩子都在。家，才是最好的地方。”

他的眼睛，又红了。

如今，我和建业都老了。我们的头发白了，脸上也爬满了皱纹。我们依然生活在石头村，只是村子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家家户户都通了电，有了电视和冰箱。

我时常会想起1978年的那个夏天，想起那封信，想起我那场天人交战的抉择。

我这一生，放弃了很多。放弃了繁华的城市，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放弃了父母为我铺就的康庄大道。

但我也得到了很多。我得到了一个男人最深沉无私的爱，得到了一个温暖完整的家，得到了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夕阳下，我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看着不远处，陈建业正带着我们的小孙子，在田埂上放风筝。念安和他媳妇在厨房里忙碌着，饭菜的香气飘满了整个院子。

我打开那本被翻得书页都快散架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阳光洒在泛黄的纸上，温暖而祥和。

我的人生，不是一首激昂的交响乐，而是一首舒缓的田园诗。

我不后悔。

一次也不。

来源：奇幻远山H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