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莱芜，这片横亘齐鲁腹地的土地，既承载着“嬴牟”的古老印记，更藏着一部从冶金重镇向文运胜地蜕变的千年格局史。自唐代设莱芜监始，这里便成为全国冶铁业的核心——唐代莱芜监执掌区域钢铁冶炼，职能堪比今日山钢集团总部；五代至宋，冶炼建制一脉相承；元代更升格为“济南莱芜等

莱芜，这片横亘齐鲁腹地的土地，既承载着“嬴牟”的古老印记，更藏着一部从冶金重镇向文运胜地蜕变的千年格局史。自唐代设莱芜监始，这里便成为全国冶铁业的核心——唐代莱芜监执掌区域钢铁冶炼，职能堪比今日山钢集团总部；五代至宋，冶炼建制一脉相承；元代更升格为“济南莱芜等处铁冶提举司”，衙门驻地便是当时冶铁业的权力与技术核心，其产业地位在全国冶铁版图中举足轻重。

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莱芜迎来城市格局的首次关键转折：县衙从城子县迁至原莱芜监旧址。此后数百年直至元代，这座依托冶铁兴起的城池虽沿用旧址未大规模修缮，但其“周长十里”的规制，已是莱芜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郭形态，为后世格局演变埋下重要伏笔。

一、明前承续：铁脉筑基与文运待兴

元代以降，莱芜虽手握冶铁之利，文脉却长期处于沉寂状态。自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高朗考中进士后，莱芜陷入了长达百余年的“科举荒”——期间偶有举人涌现，进士榜单上却再无莱芜籍士子的名字。彼时的莱芜城，土城简陋、气脉涣散，既无“藏风聚气”的稳固格局，也缺乏激活文运的人文载体，唯有汶河穿城、矿山矗立的自然形胜，静静等待着被发掘与雕琢。

率先试图打破这一僵局的，是明代莱芜知县陈甘雨。这位颇具远见的官员，在主修《莱芜县志》时亲勘境内山川，将当时名为“矿山”的雅鹿山定为莱芜“靠山”。他登临山顶俯览全城，断言莱芜“背山靠水”——背靠矿山、前朝汶河，实乃孕育文运的潜力之地。为强化这一意象，他将“矿山成瑞”“二洞云连”纳入莱芜八景，且均归于雅鹿山名下，并赋诗寄愿，期盼此地人才辈出。

不仅如此，陈甘雨还以“表彰先贤、激励后学”为念，为莱芜历史上的贤达之士修建牌坊。据史料记载，他先是为永乐进士高朗、监察御史李访、董瑾、王勉四人合立“四豸史坊”，坊顶饰獬豸神兽以彰显正气；后又为成化年间贡生陈渠立“少鸿胪坊”，为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中举的王守身立“鸣凤坊”于县前，亲书楹联“十年寒窗终折桂，一朝得志可凌云”以资鼓励。这几座牌坊各有指向，既表彰了先贤功绩，也寄托了提振文脉的期许。然而，牌坊虽立，城形未改、气脉未聚，莱芜的科举困局仍未被打破。

二、正德筑基：卢秉彝筑石城，初构“山环水抱”

明正德年间，河北霸州响马贼刘六、刘七起事，攻破莱芜土城，将县城夷为平地。这场浩劫，却意外成为莱芜城市格局升级的契机——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河北霸州籍知县卢秉彝到任后，决定彻底改建城池。他率工匠前往高庄街道响水河村采石，耗时良久，将残破的土城改建为周长三里的石城。

这座石城的范围清晰可考：东至今日胜利路，西抵凤凰路，南邻汶河，北达凤城西大街。坚固的石墙不仅是抵御外敌的“铁城”屏障，更在堪舆学上形成“界气之壳”，首次将汶河的水气、矿山的地气与城内的人文生气圈定其中。卢秉彝还为石城开设东、西、南三门：东门“通齐门”承接齐地文脉，西门“望岳门”借泰山龙脉镇固城基，南门“临津门”引汶河灵气入城，初步构建起“山环水抱”的基础气场。

三、隆庆定基：傅国璧改城，疏通文运气脉

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江西临川举人傅国璧出任莱芜知县。他深谙杨公派堪舆之术，到任后便察觉莱芜原城格局的短板——南门“临津门”方位不当，与文庙气脉不通，且有“火焚凤羽”之忌，难以汇聚文运。

为此，他启动了莱芜城史上至关重要的格局改造：其一，将原南门“临津门”东移至东南巽位，更名“文明门”。巽位在八卦中主“文昌”，新门址正对文庙，形成“城门—文庙”的直线气脉，让文运之气可沿“云路”（傅国璧专门开辟的通道）直入城内核心；其二，在北城墙上修建北极阁，供奉真武大帝。彼时北门外是祭祀无主孤魂的“邑厉坛”，属阴煞之地，北极阁的修建以“玄武镇北”之效填补北方气口空缺，平衡阴阳，避免文运外泄；其三，在东、西、南三门增建瓮城，将城墙垛口增至七百六十堵，既强化防御，更以“锁气”之形留住城内汇聚的文脉灵气。

傅国璧的改造不止于“形”，更重“实”。他主持扩建学宫，增设讲堂与藏书阁，邀请外地名儒来讲学；同时完善贡生选拔机制，鼓励寒门士子求学，为莱芜文脉崛起培育“基石力量”，让此前涣散的文运气场逐渐凝聚。

四、周思稷巡历：“凤城”雏形初显

在傅国璧改造城池后，万历年间，时任藩参的周思稷巡历莱芜，成为激活莱芜文运的关键推手。据吴鸿洙墓志记载，周思稷“登明伦堂观讲，讲而大善”，听完吴鸿洙的讲论后，当即对博士断言：“邑前此无捷者，无此子耳。” 这位深谙格局之道的官员并未止步于人才鉴赏，随即对莱芜城郭进行了全面勘察。

当他登临高处阅遍城墙后，一语道破莱芜城的格局玄机：“是矣！墉固凤形也。首昂翼举而尾下垂，非飞鸣之象。” 在他眼中，经傅国璧改造后的莱芜城已具凤凰之形——东西两关如舒展的凤翼，南关（文明门）似高昂的凤首，唯独北铺一带的城墙“尾部低垂”，导致气脉外泄，难以成就“飞鸣”之态。

凭借职权影响力，周思稷当即“遽命有司增筑其北墉尺”，下令增厚北城墙体以补齐“凤尾”短板。巧合的是，“是科，公捷”，就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吴鸿洙便一举考中举人，而吴鸿洙恰好自号“凤城”，这一结果仿佛印证了周思稷的格局论断，“若或兆之”。自此，“凤城”之名从官员的堪舆判断渐成民间共识，为莱芜日后成为“文兴之地”埋下了极具象征意义的伏笔。

五、冯盛明建魁星楼：雅鹿山成文运地标

明代后期，官员冯盛明为莱芜文运再添“助力”。彼时的雅鹿山仍是光秃秃的山体，无任何庙宇，莱芜所有祭祀场所均集中于城内，文运缺乏具象化的寄托载体。冯盛明敏锐洞察到雅鹿山的文运潜力，不仅主持在山顶修建了魁星楼，还亲书“魁”字碑立于楼前——魁星作为传说中主管文运、点化状元的星宿，楼阁与碑刻的落成，既填补了雅鹿山的人文空白，更让莱芜有了真正的“文运地标”。

更令莱芜人振奋的是，冯盛明之子冯铨的科举成就，彻底印证了雅鹿山魁星信仰的“灵验”。冯铨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考中进士，时年仅19岁，随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即“点翰林”），成为当时朝野闻名的“少年英才”；天启年间，他更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在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是内阁核心成员，属“宰辅”之职，执掌朝政大权。冯铨以“宰辅”之位荣归故里时，专程登临雅鹿山祭拜魁星，坦言“自幼随父拜魁星，今得此位，实赖魁星庇佑与家乡文脉滋养”。

这番话与冯铨的仕途成就，让莱芜人对雅鹿山魁星的膜拜愈发坚定。此后，祭拜魁星成为莱芜世代相传的重要风俗：每逢科举大比之年，百姓与士子会齐聚雅鹿山，在魁星楼前焚香、叩拜“魁”字碑；莱芜县令更形成定制，每年登楼设酒，为赴考学子饯行，以冯铨“少年登科、官至宰辅”的故事激励士气，让沉寂百余年的莱芜文脉彻底苏醒。

六、万历及后：“凤城”显形与人才井喷

傅国璧的格局改造、周思稷的“凤城”点睛、冯盛明的文运地标建设，在万历朝及之后终于迎来“开花结果”的时刻，莱芜文运迎来史上最鼎盛的时期。

（一）进士：打破荒局，联翩而出

-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吴鸿洙考中丙戌科二甲第12名进士，打破莱芜自高朗后182年的进士荒，任工部主事，历升浙江参政，祀乡贤。县志载其“文章卓绝，为一时冠”。

- 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吴鸿功考中己丑科三甲第11名进士，戊子科解元，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吏科给事中，转兵科右给事，历升山西提学、参政，崇祀乡贤。与兄吴鸿洙、侄吴暐并称“一门三进士”。

- 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吴暐与亓诗教同登戊戌科进士榜，吴暐为三甲第15名，亓诗教为三甲第176名。亓诗教任荆州、淮安二府推官，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有祠；吴暐系吴鸿洙长子，历任多职，政绩卓著。

- 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李九官中丁未科三甲第193名进士，任荆州、西安二府推官，授山西江西道御史，巡按宣大、浙江，为政清廉务实。

- 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09年），朱童蒙、谭性教同登庚戌科进士榜。朱童蒙官至巡抚延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封资政大夫；谭性教官至陕西宁夏道兵粮、学政副使，工诗文，著述颇丰。

-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毕生辉、亓之伟中壬戌科进士。毕生辉任武清令，升南京户部主事，晋郎中；亓之伟任成安令，流贼破城时不屈死之，忠节载入县志。

-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李盛枝（又名李本厚）中甲戌科三甲第185名进士，任山西临晋令、刑部郎中、直隶顺德府知府等职，创“劝农十策”，治政有声。

（二）举人：文运兴盛的“中坚力量”

- 亓才：万历二十二年甲午科举人，亓氏科举开创者。

- 吴暐：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科举人（后中进士）。

- 毕如松：万历壬午科举人，主持莱芜书院，培育后生甚众。

- 王守身：万历年间举人，主讲莱芜书院，以博学孝行闻名。

- 李盛枝：崇祯六年癸酉科举人（后中进士）。

- 朱廷位：崇祯十五年壬午科举人，博学宏词，参与修县志。

- 亓之俊：万历末年举人，任府学教谕、县丞等职，劝课农桑，兴修学舍。

- 吕大成：天启辛酉科举人，任阜城县知县，城破殉难。

- 李麟胤：天启辛酉科举人。

- 李泰元：天启甲子科举人。

- 亓可权：崇祯庚午科举人。

- 朱光：崇祯庚午科举人，官至金华知府。

- 吴觇：崇祯丙子科举人，癸未春守城殉难。

- 李彬：崇祯己卯科举人，先乙亥科拔贡。

（三）贡生：基层治政与文脉的“基石”

- 隆庆年间：杨清（隆庆元年贡生，任直隶颖上县训导）、朱绅（隆庆二年恩贡生，任陕西镇安知县）、亓恒省（隆庆三年贡生，任河南淇县训导）、吕应杨（隆庆五年贡生，任直隶清苑县县丞）。

- 万历年间：魏巍（万历元年贡生，任登州府教授，精医理）、周孔化（万历元年贡生，任陕西盩厔县主簿）、吴来朝（万历三年贡生，任山西荣河知县，里中建生祠）、吴鸿渐（万历五年选贡生，任直隶庐州府通判）、王之屏（万历十一年贡生，任湖广太和县训导，升山西沁源知县）、邵光庭（万历十七年贡生，任通州同知）、朱学孔（万历二十一年选贡生，任通判）、李应春（万历二十三年贡生，任直隶东明县丞）、魏大慰（万历二十五年贡生，任河南偃师县教谕）、吕洪钟（万历三十一年贡生，任湖广荆州府学教授）、张光宙（万历三十三年贡生，任宁海州学士）、韩如锦（万历三十五年贡生，任高密县训导）、赵迪德（万历三十七年贡生，任曹州训导）、朱正芳（万历四十五年贡生，授范县训导）等。

- 天启年间：张洪潢（天启元年贡生）、亓湛（天启二年贡生）、狄年聘（天启三年贡生）、王日接（任通州判官）。

- 崇祯年间：李森（崇祯二年贡生）、韩如玉（崇祯二年贡生，授日照县训导）、朱启蒙（崇祯七年贡生，任沂水县训导）、李增生（崇祯十二年超贡生，任直隶清丰县知县）、亓廷玢（崇祯十六年贡生，任费县教谕）等。

七、后世破局：形散气泄与文脉之殇

建国后，莱芜传统格局遭遇重创：明代修建的石城墙被陆续拆除，傅国璧、周思稷构建的“界气之壳”不复存在；文明门、北极阁等人文地标损毁，文昌气脉与玄武镇煞的平衡被打破；护城河淤塞填埋，“水抱城郭”的聚气功能消失；城市规划更一改“走南门”的传统，将北门作为主要出入口，使莱芜从“背山靠水”的吉局，沦为“背水向鬼”（北对邑厉坛旧址）的颠倒之局。堪舆学中“形顺则势兴，形破则势衰”的规律，在莱芜身上逐步得到印证。

尤其自1993年莱芜设地级市后，城市发展走上了一条重工业轻文化的歧路。彼时莱芜工矿业正处巅峰，轻工业企业星罗棋布，却唯独对“嬴城”“牟城”的历史底蕴、莱芜老县城的人文价值视而不见，文化开发长期停滞。

更令人扼腕的是，境内苍龙峡、仙人山、凤凰山、望夫山等名山大川，本可依托“凤城”文脉打造文旅IP，却始终未得到系统利用。历任决策者目光短浅，将“发展”简单等同于招商引资、扩张城市规模——引入的企业多为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烂企业”，既无文化内核，更让莱芜生态与工业基础双双受损，堪称“自毁长城”。

在破坏工业根基后，当地又寄望于卖地财政维系经济增长，旅游业、现代农业等潜力领域始终未能形成气候。这种“重眼前轻长远”的发展逻辑，折射出执政者缺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求真务实精神，最终导致莱芜产业失衡、文化式微，并入济南成为其发展困境下的必然归宿，即便不并入济南，也难逃回归泰安的命运。其格局之破，既坏了“凤城”形胜之基，更毁了千年文脉与产业永续发展的可能，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