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人均农业综合资源量红线”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乡村资源开发划定了“保障线”与“潜力线”——既确保每个农民能公平享有支撑基本生活的资源份额，又为资源向市场转化预留合理空间，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收益”的良性循环。温铁军所言“农业是百业”，正是对“综合资源量”
资讯来自；原创 灰鸟 盛年纪 广东
前言：
跟搞新农村建设的朋友提出了一个概念，“农村人均农业综合资源量红线”。资源量投向市场，换取“个人生活水平”。温铁军说的农业是“百业”。百业就是我提的“综合资源量”。这个资源量中有客观资源与主观资源。主观资源就是人的意愿与能力。所以，新农村建设要双管齐下，新农人再教育与新农村资源开发。再教育有三块，新农伦理，新农技术，以及新农商业能力。起码在我知道的南方农村，伦理崩坏得很严重。比如你带我去你的老家，“喝酒很凶”，也是一种伦理败坏。新农村建设是不只是经济提振，更是新农村社会的修复与重建。新农村首先完成内部社会的自述，生产+经济+伦理。其次要去向与外部社会的耦合与驱动，城乡生活+市场。让城市化后的群体回到农村，比让农村群体进入现代化要对进，但要以前者为主。
坑回乡创业群体，这个头很恶劣。把活水弄脏了。说的严重一点，是要搞新农村版的改革开放，把城市化的农村人回流到农村。发展是增密。资本增密，技术增密，人才增密。最大短板在“人才增密”。原籍回村，要大开资产化的方便。成就一批“新乡镇企业家”，让他们践行“新乡绅”的职能。农业是百业是社会，分工明确效率导向的权力行政体系缺乏对等模糊性。
农村最好有两套“行政班子”，一套国家权力，一套乡镇企业家。很多人在批判“县域婆罗门”，这个标签有些客观也有些恶毒。可以认定他们为“乡绅”，一方面限制他们对资源的垄断，一方面要引导他们对地方“治理”的参与。现在县域以下区域的问题，是经济与伦理的双重下行。这两种要综合办理。那办理的主体是谁呢？只能是原籍原姓的乡镇企业家。任务是综合的，主体是明确的，如此变好才是确定的。
正文：
一、“农业综合资源量红线”：解构乡村发展的核心基底
“农村人均农业综合资源量红线”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乡村资源开发划定了“保障线”与“潜力线”——既确保每个农民能公平享有支撑基本生活的资源份额，又为资源向市场转化预留合理空间，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收益”的良性循环。温铁军所言“农业是百业”，正是对“综合资源量”最生动的诠释：乡村的资源从来不止于耕地、水源等“客观资源”，更包含人力、文化、生态等“主观资源”，二者共同构成乡村发展的“全要素底盘”。
小块耕地难以规模化经营，山林、溪流等生态资源因缺乏开发路径闲置，传统村落、民俗等文化资源因无人活化而褪色。“红线”的划定，并非限制开发，而是通过“人均量化”倒逼资源整合。这种开发模式，就是“红线”理念的实践：不浪费每一份资源，不忽视每一个人的权益。
从主观资源维度看，“人的意愿与能力”是激活客观资源的关键。部分农村之所以出现“喝酒很凶”“邻里纠纷频发”等伦理崩坏现象，本质是传统乡村伦理随城市化冲击断裂后，新的价值体系与能力支撑未及时建立。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群体既缺乏现代生产技能，也失去了传统社区的互助约束，导致“主观资源”持续萎缩。主观资源的缺失，会让再好的客观资源也陷入“沉睡”。
二、双轮驱动：新农人再教育与资源开发的协同发力
新农村建设要突破“资源沉睡、人才流失”的困境，必须坚持“新农人再教育”与“新农村资源开发”双管齐下。前者解决“人能干什么、愿意干什么”的主观问题，后者解决“资源能怎么用、怎么变现”的客观问题，二者如同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一）新农人再教育：重构乡村的“主观资源”
新农人再教育绝非简单的“技能培训”，而是涵盖“新伦理、新技术、新商业”的三维重塑，其中“新伦理”是根基，“新技术”是工具，“新商业”是路径。
在“新论伦理”层面，修复乡村社会首先要重建“共同体意识”。农村曾普遍存在“互助农耕”“邻里相帮”的传统伦理，但如今部分村落却出现“各扫门前雪”甚至“恶意竞争”的现象。某村通过“伦理讲堂+村规民约修订”，将“禁止酗酒闹事”“互助春耕”“关爱留守老人”等内容纳入村规，由返乡企业家牵头成立“道德评议会”，每月评选“新乡贤标兵”。这种伦理重建，不是复古，而是将传统美德与现代社会规则结合，让村民明白：乡村是“大家的家”，伦理不是束缚，而是共同发展的保障。
在“新农技术”层面，要打破“农村只能靠天吃饭”的认知。随着智慧农业、生态技术的普及，农村的“多山多水”不再是限制，而是特色优势。
在“新农商业能力”层面，要让村民从“会种地”变成“会卖货”。农村多有优质特产，但长期面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困境——某村的手工笋干，过去只能靠小贩低价收购，村民收益微薄。返乡企业家牵头组织“商业培训班”，教村民做电商直播、设计包装、对接城市社区团购，仅一年时间，笋干售价翻了3倍，还建立了“村集体品牌”。这种商业能力的提升，本质是让村民从“资源提供者”变成“市场参与者”，真正掌握资源变现的主动权。
（二）新农村资源开发：激活乡村的“客观资源”
资源开发的核心是“整合”与“活化”，要跳出“单一农业”的思维，践行“农业百业”的理念，让每一份资源都能产生“多元价值”。
土地资源的开发，要从“零散种植”走向“规模经营+业态融合”。农村的耕地多为小块梯田，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但可以发展“精品农业+休闲体验”。
生态资源的开发，要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利用”。农村的山林、溪流、湿地是天然的“生态宝库”，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康养产业”。这种开发模式，既保护了客观资源，又让村民享受到生态红利，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
文化资源的开发，要挖掘“乡愁价值”。农村的古村落、民俗、非遗是独特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的活化，不仅能带来经济收益，更能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为伦理修复提供精神支撑。
三、本质回归：从“经济提振”到“社会重构”的深层跨越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目标，从来不止于“让农民有钱赚”，更是“让乡村成为有温度、有活力、有秩序的社会共同体”。这需要实现“内部社会自述”与“外部社会耦合”的双向突破，让乡村既“守得住根”，又“接得上城”。
（一）内部自述：构建“生产+经济+伦理”的闭环
乡村的内部自述，是要重新建立乡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在生产上有协同，在经济上有保障，在伦理上有约束。某南方村庄的实践颇具代表性：该村成立“合作社+村规民约”双机制，生产上统一采购种苗、统一技术标准，避免“各自为战”的无序竞争；经济上建立“收益分红”制度，合作社利润的30%用于村集体公益，70%分给村民，保障公平；伦理上通过“村民议事会”解决矛盾，修订村规民约禁止“天价彩礼”“赌博酗酒”，甚至规定“外出务工者每年需回家看望老人不少于2次”。经过两年实践，该村不仅村民年收入增长40%，更成为“无矛盾纠纷村”，不少外出青年主动申请回村。
这种内部自述的关键，是让村民重新成为乡村的“主人”——生产不再是单打独斗，经济不再是贫富分化，伦理不再是无人约束。当乡村能自我解决生产、经济、伦理的问题时，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外部耦合：实现“城乡生活+市场”的双向赋能
乡村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必须与城市形成“双向流动”——让城市化群体回流，让乡村资源进城，实现“城乡互补、共同发展”。
为何“让城市化后的群体回到农村，让农村群体进入现代化要对进”？因为城市化群体携带的不仅是资金，更是市场经验、技术能力和现代理念，他们能成为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桥梁”。例如，一位在上海从事电商的湖南青年，回到家乡后，不仅带来了电商渠道，还教会村民“根据城市消费者需求调整种植品种”，将家乡的辣椒从“散装售卖”变成“真空包装+辣度分级”，单价提升2倍，还带动周边3个村发展辣椒种植。这种回流，不是简单的“人口返乡”，而是“人才、技术、市场”的返乡，能快速激活乡村的客观资源。
但必须警惕“坑回乡创业群体”的现象——部分地方存在政策“朝令夕改”、落地难，甚至“吃拿卡要”的问题，导致返乡创业者“寒心”。某调研显示，大量返乡创业者曾遭遇“承诺的补贴不到位”“土地审批流程繁琐”等问题，有创业者直言“本来想带村民一起干，结果自己先被坑了，以后谁还敢回来？”这种行为无疑是“把活水弄脏了”，断了乡村发展的“人才路”。因此，外部耦合的关键，是建立“信任机制”——地方政府要出台稳定的返乡创业政策，简化审批流程，打击“吃拿卡要”，让城市化群体“敢回来、留得住、能发展”。
四、关键突破：“增密”发展与“新乡绅”的治理创新
用户提出“发展是增密”，精准点出了乡村发展的核心路径——资本、技术、人才的“三增密”，而其中“人才增密”是最大短板。解决这一短板，需要培育“新乡镇企业家”作为“新乡绅”，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让乡村既有“政策保障”，又有“民间活力”。
（一）“三增密”的核心：人才增密与资产化便利
资本增密不是“让资本垄断乡村”，而是通过“合作社+社会资本”的模式，吸引资本但不失去控制权。例如，某村成立“生态农业合作社”，村民以土地入股，社会资本注入资金建设加工厂房，利润按“村民60%+资本30%+村集体10%”分配，既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又保障了村民的主导权。
技术增密的关键是“接地气”——不是引进高精尖技术，而是推广“易学、好用、低成本”的技术。例如，针对南方农村多山地的特点，推广“小型山地拖拉机”“便携式采摘梯”，比大型机械更实用；针对农产品保鲜难的问题，培训村民使用“简易真空包装技术”，成本低且效果好。
人才增密是重中之重，而“原籍回村，要大开资产化的方便”是关键举措。很多原籍人才想回村创业，但受制于“宅基地不能流转”“土地经营权抵押难”等问题。这种“资产化便利”，本质是为人才回村“扫清障碍”，让他们能“带着资源回来，带着村民致富”。
（二）“新乡绅”与治理创新：两套“行政班子”的互补
农村治理的难点，在于“行政效率”与“乡村复杂性”的矛盾——权力行政体系强调“效率导向、分工明确”，但农村情况复杂，需要“灵活应对、人情联结”。因此，“两套行政班子”的设想极具创新性：国家权力班子负责政策执行、公共服务（如医保、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确保乡村发展不偏离国家方向；乡镇企业家班子负责经济发展、社区治理辅助，利用其对本地情况的熟悉和民间影响力，解决行政体系难以覆盖的问题。
“新乡镇企业家”作为“新乡绅”，其核心职能是“带动发展+参与治理”。他们不是传统的“乡绅地主”，而是“有能力、有情怀、有责任”的乡村带头人。例如，某村的企业家不仅牵头成立合作社，还主动参与乡村治理：调解邻里矛盾，因为“熟悉每家情况，说话有人听”；对接政府政策，因为“懂市场，能帮村民争取合适的项目”；资助乡村教育，每年拿出利润的5%设立“助学基金”。这种“新乡绅”，既弥补了行政体系的“模糊性缺失”，又避免了“资本逐利”的短期行为。
对于“县域婆罗门”，不能简单标签化否定。他们客观上掌握着县域的资源、人脉和影响力，是乡村发展的“潜在力量”。引导他们转型“新乡绅”，关键是“限垄断、促参与”：一方面通过政策限制其对资源的垄断，保障小农户权益；另一方面鼓励其参与乡村治理，例如邀请他们担任“乡村发展顾问”，参与公益事业。
五、结语：以“原籍力量”托起乡村的未来
当前县域以下区域面临的“经济与伦理双重下行”，本质是“主体缺失”的问题——谁来带动经济发展？谁来修复社会伦理？我的答案是：“只能是原籍原姓的乡镇企业家”。
他们熟悉家乡的每一寸土地，了解村民的每一个需求，更有“让家乡变好”的情感动力；他们既有市场思维，又懂乡村人情，能在“政策”与“民间”之间找到平衡点；他们带动的不仅是经济增长，更是伦理重建——通过组织培训提升村民能力，通过修订村规民约修复社会秩序，通过公益行动凝聚社区共识。
从“农村人均农业综合资源量红线”划定资源基底，到“双轮驱动”激活内外动力，再到“增密发展”与“新乡绅治理”突破关键短板，这一思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问题-方案-主体”的完整闭环。它表达了一个思路：新农村建设不是“自上而下的改造”，而是“自下而上的重构”；不是“抛弃传统的现代化”，而是“传承根脉的创新”。
当原籍人才带着资源与情怀回到乡村，当乡村既有“政策的温度”，又有“民间的活力”，当经济与伦理实现“双提升”，我们期待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必将从理念走向现实。这不仅是乡村的幸事，更是整个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以上
灰鸟
即日
来源：草根练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