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造字法是逆象形的:用抽象结绳表达具象万物

B站影视 电影资讯 2025-10-06 16:35 1

摘要:而在现在流行认知和理论中,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其核心造字法是象形。既然汉字本身是象形的,那么它原本也只能表达具象概念,抽象概念只能在象形的具象的基础上,引申、升华而出。

对甲骨文字形进行深入研究以后,我发现了一个惊人事实,甲骨文的基本造字法,不仅不是象形,而且是反象形、逆象形的,是用抽象的结绳,去表达具象万物。

而在现在流行认知和理论中,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其核心造字法是象形。既然汉字本身是象形的,那么它原本也只能表达具象概念,抽象概念只能在象形的具象的基础上,引申、升华而出。

也就是说,汉字的原始义只能是具象的,而抽象概念一定是汉字的引申义。

而我的发现是和这种主流认知是相反的,甲骨文的基本造字法并非象形,而是用早已存在的结绳符号去构造,这些结绳符号也汉字的基本字形结构。而结绳符号是抽象的,所以,汉字的原始义都是基于结绳机制的抽象概念,然后再用抽象概念降级下沉,去表达具象的万物。

概而言之,在象形思维中,是从具象升级到抽象,而在甲骨文中,则是从抽象降级到具象,因此说是反象形、逆象形。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一是,甲骨文造字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对此前早已存在的结绳符号进行继承,以结绳符号为基本字形结构。从书写载体上说,因为刻写在甲骨上,是甲骨文。而从字形结构和起源上说,则是结绳文。

二是,结绳尽管是三维、立体的,但它们也是符号,或符号体系,不仅是抽象的,而且比数字的抽象程度还要高一个等级。

在人类文字中,仅有汉字存在完整的起源史,其他任何文字的历史都是不完整的。这也意味着汉字,尤其是“字”之前的“文”,是一切人类文字的母体。

汉字起源的历史是一个从“文”到“字”的演变过程。而在其他任何文明中,都是仅仅只有字,而缺失字之前的文,包括古两河流域和古埃及。

在秦之前,文和字在中国是有本质区别的,但秦之后,人们便对这种区分失去了历史记忆。这源自秦朝“统一”和简化汉字的举措,对汉字的造成的巨大破坏,导致了汉字历史的断裂,使得人们对汉字早起的历史,以及汉字的基本属性失去历史记忆,然后对汉字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认知,其中就包括象形说的出现。

当然,对汉字的破坏从春秋时的礼崩乐坏便出现了。甲骨文和金文,尤其是甲骨文,只是用作祭祀的目的,在祭祀仪式中充当祭品,并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在世俗中使用。因此,甲骨文,包括金文都属于狭义的礼乐范畴,也是礼崩乐坏的主要冲击对象。对此下文还有更详细的论述。

清初大儒顾炎武的《日知录》,在21卷有一篇叫《字》,专门考证对汉字称呼的转变过程,就是一个由文到字的过程。

他说“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以文为字乃始于《史记》。”证据是《史记》记录的“秦始皇琅邪台石刻曰:同书文字。”也就是说,从文献记录看,以文为字实际开始于秦朝。

然后又说,“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为字矣。”秦朝宰相李斯主持搞出了小篆体,也是秦朝规范汉字写法的标准体,这被现代人误解为“统一文字”。程邈则是主持搞出了隶书体,对小篆进行大规模的简化。而程邈稿隶书的初始目的是简化监狱管理中的文书工作,因此得名隶书。

隶即徒隶,就是狱卒,管理监狱的小吏。程邈就是一徒隶。

总而言之,顾炎武认为,中国将字称之为字是从秦朝开始的,而在春秋之前,则只称文。从春秋到秦朝,中间还隔着一个战国,应该是转变期。但是顾炎武只关注到文和字名称的变化,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深层内涵的变化,没有注意到文和字的本质差异。

写《说文解字》的东汉许慎,也依稀记得文和字有差别,但他已经弄不清究竟差异在哪里了,而是认为文就是最早期的字,实际上是混同和文和字。

他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许慎认为,最初第一批造出的字,所依据的造字法是象形,其字形结构源自对具象事物的直接象形。它们被称之为文。第二批字,则是以第一批字为结构,拼装组合而成,其拼装原则是形声,有的文做形旁,有的做声旁。他们被称之为字,也叫形声字。

宋朝的郑樵,进一步概括为: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尽管顾炎武和许慎都注意到了文和字的区别,但却又都认为文和字其实也都是字,只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形态的不同叫法而已。

许慎将文看作字的原始字形结构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却又将字的原始字形来源于象形,这是错误的。然后,郑樵是将错就错。

甲骨文是汉字的最初形态,就是许慎所讲的第一批字,但它们却不是独体字,而是也有基本结构的。而这些基本结构,其字形来源也非象形,因为它们是甲骨文之前早已存在的结绳符号。

因此,汉字的最原始的字形结构,在汉字出现之前早就成熟存在了。汉字在造字时,并非是靠白手起家的象形,而是对这些成熟的结绳符号的继承。结绳符号才是真正的原始的文。

所以,文和字的真正区分,并非在字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形态之间,而是在字和非字之间。

甲骨文之前的,汉字之前的结绳符号系统,才是真正的文。尽管后来它们作为基本结构,进入了甲骨文,进入了汉字。但是,它们本身就是独立的表意符号系统,而且是纯粹的表意,因为它们只表意,而不表音。

文和字的真正区别在于,文只表意而不表音,不表达语言,只是意的工具,而非语言的工具;而字却开始用文去表音,去表达语言,成为语言的工具。

实际上,字是意音兼表的。在汉字中,纯粹的只表音的音符是不存在的。汉字中既不存在完全的象形字,也不存在完全的形声字。这些概念都是汉朝人,对汉字历史局部失忆后所产生的臆断。

到了汉朝,人们已经对金文、甲骨文失去历史记忆,尤其是对甲骨文,是彻底失忆。而对结绳的失忆,也是同步发生的。

一方面,结绳在中国的逐渐消失,正是文字世俗化的结果。而汉字世俗化,就是去祭祀化,也是去甲金化。甲骨文金文可以合成甲金文。

甲骨文和金文,尤其是甲骨文,是狭义的礼乐文字。广义的礼乐是指以一切以义理为基石的制度和文化。所以《礼记》说:“礼也者,理也”。而狭义的礼乐则是狭义的礼仪,包括祭祀仪式,和基于祭祀所衍生的丧礼、婚礼。甲骨文被制造出来,并不在世俗生活中使用,而仅仅在祭祀仪式中使用,充当献给神灵的祭品。所以,甲骨文是狭义的礼乐文字。

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礼崩乐坏,就是所有的基于义理的制度和都崩溃了。这也是春秋之前的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文化。而狭义的礼崩乐坏就是就是指狭义的礼仪的崩溃,尤其是作为狭义礼仪核心的祭祀仪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礼崩乐坏也并非完全坏事,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去祭祀化,世俗化。需要强调一下,中国的去祭祀化和世俗化,和西方又有着本质不同。因为基本在祭祀盛行的三代时期,中国整体上也并非宗教社会,而依然属于世俗社会。

在整体礼崩乐坏和去祭祀化的大背景下,早期作为祭祀文字的中国汉字,遭受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的结果,不是汉字彻底崩溃,而是去祭祀化,去狭义礼乐化。汉字在用途和属性上发生了质变,由祭祀文字,变成了世俗文字。用服务于神灵,转变为服务人民。

尽管,甲骨文也开始表音,表达语言,有字的属性,但是,正因为它不是说给人听的,它所记录的语言,也无需让人听懂。因此,它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很弱的。

因此,甲骨文的字数很少,与语言高度不同步,无法系统性地表达语言,无法写文章,而只有短句。即便短句也和语言不同步,完整的信息,依然要搞语言来补充。

从信息记录的意义上看,甲骨文并非是对语言的完整记录,而更像是助记符号。

到了西周,甲骨文开始被金文替代,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周朝对神灵的祭祀并不像商朝那么看重,而是更愿意祭祀祖先。可能他们认为祖先对毫无实用价值的甲骨并不感兴趣,而是对可以烹饪和装填食物的,以及可以报时的器具更感兴趣。于是西周人更愿意用价值昂贵的青铜,做成钟和鼎之类的器具,刻上文字,献给祖先。这些文字也得名钟鼎文、金文。

尽管有了转向,但西周的金文在基本属性上并没有变化,依然是祭祀文字,依然是狭义的礼乐文字。

到了东周、春秋,随着汉字开始挣脱祭祀,而走向世俗化,一个新的需求便出现了,就是字数必须增加,和语言的同步性必须提高,唯有如此,才能独立地、系统化地去表达语言,独立地写文章。

于是汉字就迎来了一个字数增长的爆发期,这个爆发期应该是发生在战国时期。也就是许慎所说的汉字的第二阶段“其后形声相益”,“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到了战国中晚期,汉字出现了一个新的形态:文言文。汉字也可以称得上成熟的字,因为它可以独立表达语言了,独立写成篇的文章了,也可以编订成书了。

也就是说,汉字领域内的礼崩乐坏,导致了汉字的世俗化,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汉字的成熟。而当汉字成熟后,就会此前的信息记录符号形成替代。因此,结绳的消失,是汉字的世俗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结绳符号也保存在甲骨文中,但由于甲骨文的消失,摧毁了结绳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就导致了甲骨文的消失实际上给结绳带来了双重打击:既摧毁了其实际应用,也让人们对保留在甲骨文中结绳符号彻底失忆。

这最终又导致了后人对结绳认知上的偏差和误解,像对汉字的认知一样。自汉朝以后,对结绳的流行认知就是变成了:结绳记事。而遗忘了结绳的更重要更核心功能:契约,尤其是涵盖全体成员的公共契约,即公约。

《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这句话包含着中国上古文明的重要信息,但是,自汉朝以后,就无法真正理解了,也正如无法真正理解汉字的历史和属性一样。

“上古结绳而治”是说,上古中国,也是中国文明的最早阶段,是靠结绳来实现社会治理,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那时的中国,政府尚未出现,结绳制度实际上也是政府的替代,而后来的政府的出现,也是以结绳制度为基石的。

也就是说,结绳不仅是中国文字的基石,是汉字的母体,也是中国制度的基石。它不进是中国的政府的母体,也是所有制度的母体。不真正理解结绳,不进不足以理解中国的文字演变和属性,也不足以理解中国制度的演变和属性。

结绳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因为它还是契约,尤其是公约。更准确地说,它是中国最早的契约形态、公约形态。实际上也是人类最早的。

契约和公约这种人类最重要的制度性工具,也是人类制度的基石,是起源于中国,并在后来逐渐传播至世界的。因此,不知结绳,也不足以知世界和人类的制度的起源和演变。

“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公约而治,依靠结绳这种契约工具、公约工具,在微观上来帮助实现人与人之间良性合作关系的建立,宏观上帮助社会实现治理,以及建立和维护合理的秩序。

所谓的合理,就是合乎义理。

整体看来,从制度形态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基于结绳契约的秩序阶段,第二阶段则是基于政府的秩序阶段。基于政府的秩序阶段,起点在黄帝时期,尧舜时期初步成型,至夏朝方才稳定。在黄帝之前,是纯粹的结绳秩序时代,也是结绳而治时代。

在“三皇五帝”的历史框架中,这个纯粹而漫长的结绳而治时代就是“三皇”时代。但是,在三代时期,尽管政府已经出现,但是结绳机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时政府制度也是以结绳制度为基础的,是契约式政府。

也可以这么说,三代的礼乐制度的内核依然是结绳制度。礼崩乐坏的最大受害者也是结绳制度。而且这种破坏程度,从春秋到战国,再到秦朝是逐渐升高。而秦朝是顶点和高潮。

结绳的本质是契约,而契约的建立和实现,又不在契约本身,而在参与契约的人。契约只是帮助人达成共识和执行共识的工具。

因此,契约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作为信用的象征和符号。二是,对作为共识的契约条款进行记录。共识就是契约参与者各方的公意,尤其是全体成员参与的公共契约、公约。

这样以来,结绳不仅是中国早期的信用符号,代表着信用。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表意符号系统。也被称之为文。甲骨文文这个字,就来自结绳公约中的结绳日历机制(限于篇幅,以后再详细解释)。文是结绳公约之文,也是结绳之文。

结绳符号不仅是甲骨文之前的,中国的纯粹表意符号系统,也是人类历史唯一的一套纯粹表意符号。结绳符号不仅是汉字的母体,也是人类一切文字的母体。也只有中国存在文字的完整起源史:由文到字的演变。

尽管结绳是三维实体之物,但它也是抽象符号,而且其抽象程度比数字符号还要高,比数学还要抽象。因为数学符号是表数的,而结绳是表意的。意比数更抽象。一个符号的抽象程度,并不取决于它自身,而是取决于它所表达的内容。

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看,存在三个层次和级别的抽象:数的级别、意的级别、心的级别。数的级别最低,心的级别最高。(本节比较抽象和枯燥,不感兴趣者可直接略过)

在心物之辩的框架中看的更明白。心是人的思考功能本身,意和数都属于物的范畴。物不仅是人心的思考对象,也是人心的思考认知结果。

之所以说,心是最高级别的抽象,因为它是物的思考者,是绝对不着相的。所谓的着相,就是确定、固定,而作为一个思考者,心一直在应变,也可以变化无穷。一旦存在着确定、固定,就着了相,也就脱离了心,而成为物。一旦人心被外物所干扰,丧失了思考的绝对变化性,人心就出现了迷信和物化。

当一个人在思考时,一定有了确定性的判断和意见。这些判断和意见就立即脱离了心,而成为物。因此,人的意就是意见、意图,也是存在着确定和固定性的,着了相的物。数更是着了相的物。

所以,人心的抽象程度高于意和数。数是仅仅是对具象外物的抽象。而意则是由心所发出的,其目标会指向具体的外物,但本身依然是脱离和超越外物的,包括是脱离和超越数的。因此,意的抽象程度高于数,而基于心和数之间。

需要指出的是,心、意、数这三种人类文明中最核心的抽象概念,都是起源于中国。

中国文明在文明伊始,就是实现了思考独立。将思考功能独立出来,认为这是人的本质,并给其起了名字叫“心”,心的基本属性叫性。也就是说,中国文明一开始就实现了心性独立。

意发自人心,意独立是心性独立的结果。抽象数字的出现,也是独立的人心对外境独立思考的结果,对具象的外物进行提炼和抽象,将其中的数的因素独立出来。抽象数字的出现,就是独立的数的出现。

因此,意独立,数独立都是人心独立、思考独立的结果。

结绳作为契约和公约形态,也抽象化、符号化了。从甲骨文看,“符”这个字就源于结绳,结绳就是最早最原始的符。以后会对这个字专门解读。

而且,结绳不仅表意,也表数。绳结就是数字符号,也是人类最早的数字符号,指代数字一。但,结绳表数不是目的,和算盘不一样,最终还是为了表意。这样,数就是意的工具。

结绳符号化,还有另一个原因。结绳本身的信息记录能力很有限,更多的契约条款信息,是以语言的方式存在的,和结绳符号绑定在一起。也就是说,尽管结绳是契约、公约形态,但是结绳本身并没有记录完整的信息,并非完整的契约。完整的契约,还要加上附着在结绳之上的语言。

这就是“空口无凭,立字为据”的原始状态。当时是“空口无凭,结绳为据”。其实就是建立契约。

在结绳公约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结绳日历,就是用结绳约定日期。

在中国的上古时代,是没有成熟日历的,这意味对每一天来说,缺乏年月日三维的数字化的坐标系统。这样以来,每一天都是散的,都一样。距离很远的,不同地方的人,如何约定在未来某一天,都某地聚会,就非常困难。但这又是公共事务的必然要素,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在上古时代,约定日期是个重点、难点。

古人也是用结绳契约解决的这个问题。如果在某项公共事务上达成共识,形成公约,约定在十天后,到某地汇合。每个参与者都会持有一根绳子,打着是个绳结。然后每过一天,就解开一个绳结。然后结绳为零的那天,就是出发前去汇合,参与公共事务的日子。

要确保全体人员都能不错过日期,按时赴约,其关键就在于,在结绳日历期内,所有人必须每过一天,都同步解开一个绳结,不能多,也不能漏。结绳机制中发明了很多措施来确保这一点。这些措施就保留在相关的甲骨文字形中,都被我一一破解。所以,现在可以复原结绳日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结绳日历尽管只有一个维度,而且是临时约定,但它是中国最早,也是人类最早的数字化日历系统。人类的数字化日历起源于中国。

由于结绳日历对结绳而治的上古中国太重要了,公约里的全体成员,人人参与。于是,从中发展一系列的结绳符号。所进入甲骨文,形成汉字原始字形结构的结绳符号,主要是结绳日历符号。幸运的是,这些符号已经被我一一识别出来了。

最后举几个具体字例,来具体展示,何为结绳符号,尤其是结绳日历符号。看看甲骨文造字师如何用抽象的结绳符号,去反象形地去表达具象万物的。

甲骨文专家说甲骨文火是象形文字,但这个字形也可以读山。或者说,在甲骨文中,火和山几乎是同一个字。如果说这是象形字,那它究竟是象三股火苗的形,还是象三个山峰的形?而且,从外形的看,无论如何,山峰和火苗怎么也不可能搅合到一块,而共用一个形。

其实,甲骨文火和山,并非什么象形文字,它的核心字形结构,也并非来自对具象外物的象形,和山火都无关。而是来自结绳符号:三股叉的山字形符号。

这个山字符是甲骨文的核心字形结构之一,在很多字例都出现。

而这个山字结构,则是由U形结构,中间加一竖,所构成。U字形也是甲骨文的核心字形结构之一。

U字符和山字符是甲骨文重要的基本字形结构,为很多字例所共享。必须理解这个两个结构,才能真正理解以其为结构的所有字例的含义。至于上面两图中所出现的字例,以后都会进行逐一解读。

同时,尽管是字形结构,而非独立的字,但无论山字符,还是U字符,也都非独体的,也是有基本结构的。U是山基本结构,而U的基本结构则是两根竖线,然后底部相连。

显然,象形论者会想当然地认为火是个独体字,看不出火的基本结构是山字符,更看不出,U是山字符的结构,更更看不出U也非独体的。

山和U字符,都是来自结绳公约机制,而且是结绳日历机制。

在结绳日历中,为了确保全体成员都能够准时地同步地每天解开一个绳结,成功完整跟踪日历的任务,最终能够在约定的日期准时赴约,一般会采用分级、分区管理。

整个公约所覆盖的全部区域,全部成员,被称之为国、邦,或者侯。也就是说,国、邦、侯这些指称一个独立区域的概念,实际就是指一个公约的覆盖范围。以前的疆界,是以公约来划分的,疆界就是公约边界。这些信息都包含在国、邦、候、疆这些字的甲骨文字形中,我已经将其破解,以后会逐字解释。

甲骨文区这个字,所描述的就是结绳日历的分区管理状态。

甲骨文区中的直角形,就是边界,表示整个公共契约区的边界之内的所有区域。里边的是品字,也是三个口,每个口就是一次次级的公约小区。三个口代表全部的次级分区。

注意,甲骨文口字也有U字符。口也非象形字,并非对嘴的象形,也是结绳符号文字,是反象形的。以前对口拍过视频,有兴趣可以翻一下。

甲骨文口的结绳日历机制中的次级分区的含义,就来自U字符。U字符的实为底部连起来的两条竖线。两条竖线就是两根结绳绳,两个结绳日历底部相连,意思是说,本小区的所有参与者,两两之间的解绳结都是同步的,好像一根绳,一个人一样。底部相连,就是一体化。

U加一即为口。一既是数字一,也表示,两两之间同步解开一个绳结。或者说,两两之间,每解开一个绳结,都是同步的。

U加一根竖线组成的山字符,之所以可以代表整个公约区,原因古人有用三表示全部、万物的习惯。《道德经》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上面我们也看到,甲骨文品和区,用三个口表示所有的口,所有的分区。甲骨文众,也是用三个人表示所有的人、众多的人。

火的基本结构也是山字符,说明甲骨文造字师,也是把火和结绳一样,当成契约和公约看的。火为何可以充当契约和公约,原因在于,在信息和交通技术非常落后的上古时代,火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传递工具,可以传递日历信息,告诉公约区里的所有人,今天该解第几个绳结了。

因此,在结绳时代的人们的眼里,在甲骨文造字师眼里,火的最重要的功能并非火自身的多么有用的物理属性,而是其传递约定信息的社会属性、公约属性,并基于这个属性,使用同是公约的结绳符号去造火字。

提起火的传递公约信号的功能,大家首先会想到烽火,然后错误地认为,这个功能是起源于战争的,并仅在战争中使用。其实,用火传递公约信号,在战争在中国出现之前,造就在中国存在了,而且也叫烽火。战争中的烽火,只是在战争在中国出现之后,将此前结绳日历机制中的烽火,应用到战争领域而已。这一信息就保留在甲骨文夆中。

甲骨文夆,是所有的以夆为结构的汉字的本字、母字。在甲骨文时代,只有夆,并无那些以夆为结构的汉字。这些汉字都是甲骨文夆的义项。只是后来,在春秋之后的汉字大变革、大爆炸时期,通过添加一些偏旁结构,这些义项就成为独立的字。这也是许慎所说的“其后形声相益,……孳乳而浸多也”。

只是,许慎将这个过程描述为“形声相益”,认为造出的字是形声字,是错误的。譬如许慎会认为,烽这个字就是夆形声相益的结果。夆是声,而火是形。夆是声,意思就是,在烽字中,夆仅仅表音的声符,毫无意义,而火是表形的,才有意义。

这是大错特错的。正如甲骨文中并无完全的象形字一样,也无完全的形声字。在汉字的偏旁部首中,也没有完全的声旁。那些被认为只表音的声旁都是有实际意义的,而且是该字的核心意义。因此,汉字的滋生,并非如许慎所讲的是“形声相益”,而是“义义相益”。

以烽字而言,其核心意义不在火,而在夆。只是汉朝以后,人们对夆和火的字形含义都无法理解了,才产生了双重的错误认知:认为火是象形,是形旁,而夆则是只表音的声旁。

把话题在拉回甲骨文。

所以,甲骨文和现代汉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形态,是不能直接建立对应的,说甲骨文就是某个现代字,这种认知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譬如甲骨文夆,尽管可以认为其字形就是现代汉字夆的原始写法,但绝不能说甲骨文夆就是现代汉字中的夆。因为甲骨文夆的义项太多了,包括着所有的以夆为结构的现代汉字的所有义项。而现代汉字夆也仅仅是甲骨文夆的一个义项而已。

也可以这么说,甲骨文是母字、字母,义太多、音太少,并非成熟的字。当然,有些义项独立成字的现象在甲骨文时代也有,但很少。大规模的义项独立成字是发生在春秋礼崩乐坏之后。

甲骨文夆是上面是倒写的止,下面是丰。字形含义是,奔向丰,向丰进发。

甲骨文专家也会告诉你,丰也是象形字,象一颗庄家苗、树苗。其实,甲骨文也非象形字,而是结绳字,其字形的基础也是来自结绳日历机制,但的确添加了树叶的象形因素。

在上古时代,由于缺失系统化的日历,而日历又非常重要,中国的先人们不仅发明了结绳日历,帮助人们去临时性地约定日期。同时,还会用身边的鸟草虫的季节性的生长现象,作为确定日期的参照物。当然,这种对日期的方式不会打精确。这样以来,这些鸟草虫,也具备日历的功能,象结绳一样。

象对火一样,在结绳时代的古人们看来,这些自然生物的最重要属性,并非其自身的物理或生理属性,而是其作为社会属性的日历功能,于是就用结绳符号来造它们的字。

柳数发芽生长,表示春季的到来,以及开始从春到夏的演进。于是叫顾问造字师以也以树叶之形代表绳结。甲骨文丰中,竖线是结绳,而叶子就是绳结。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丰,以及很重要的封建之封。对于封以后再专文解释。

甲骨文丰所描述的就是结绳日历机制中解绳结的场景。

要确保结绳日历完全成功,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准时赴约,参加约定的公共事务,其关键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在日历期间,每天准确地解开一个绳结,这样结绳为零的那一天,才是约定的那一天。

丰字所描述的就是,每解一个绳结,所有的都参与了。这个丰就是指所有的人。所以,丰的意思是满,是大。这个满的原始义,是指公约区里的所有人。因为满而大。

甲骨文夆是上止下风,就是奔向丰,就是每解一个绳结,所有人都参与了,参与人数达到了最大值。所以,夆有峰之义。如果,每一个绳结都正确解开,就会在约定的日子赴约,和其他成员相逢。故夆有逢之义。

在结绳日历期间,为了让解错的人纠错。组织者会安排最可靠的人,专职负责跟踪日历,每天解一个绳结。此人的绳结就是官方最权威的、最标准的。同时,还会通过晚上放火的方式,通过火堆来传达结绳个数的信息,帮助解错的纠错。

当所有解错的人都纠错了,这样参与解绳结的人也就达到了“丰”的状态,达到了“峰”值,这样帮助参与人数达丰、达峰的火就叫“烽”火。

甲骨文山之所以和火同字,原因在于,在放烽火时,山和火是一体的。因为烽火的放火点,一定会选择当地最高的地方,这种地方就是山。

所以,因为可以放烽火,山在古人眼中也有了重要的日历内涵。所以,仙的另一种写法是僊。僊去掉单人旁的结构,含义及时按时、准时的意思(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广雅释言》:“山,彰也”。山通过烽火而彰,彰的就是结绳日历的日期。

最后再举一个以山字符为结构的字,在造字法上,它同样也是反象形的,用抽象的结绳符号,去表达其具象属性。这个字就是甲骨文雨。

雨是水,从物理属性上说,水火不容,但这两个字的甲骨文却共享同一个字形结构:山字符。原因在于,甲骨文造字师在造雨这个字时,所以依据的不是雨的物理属性,而是其社会属性。雨象火、山一样,也具备日历功能,也是广义的自然日历。

在缺失系统性日历的情况下,上古时期的每一天都是散的,它们需要一个参照物,确定日期。其实结绳日历也是建立确定日历的参照物。上文提及的鸟草虫,也都是这种提供日期参照物的自然日历。

雨也是。上古的公约区,也就是国、邦、候,一般面积都不会太大。一场大雨的覆盖面积一般都会远远超过这个区域。因此,对公约区内的所有成员来说,雨一定是同时下的。那么这场雨也就可以作为确定日期的参照物:下雨时的那一天,下雨前的那一天,下雨后的那一天,雨前几天,雨后几天。

甲骨文雨字,上面是一个倒写的山字符,下面是断线,或点。

包括许慎在内的文字学家们,以及甲骨文专家们,都会告诉你雨字是个象形字,但是山字符是象的是哪门子形?

在甲骨文雨中,上面的倒山,实际上就是结绳公约、结绳日历,下面的断线,就是整个公约区所同步解开的绳结。用绳结的解开和凋零去表达雨水的落下。

绳结的解开、下落,和雨水的下落,都是覆盖整个公约区的,也都有日历功能。不同的是,绳结下落的场景是抽象的,而雨水的下落则是具象的。甲骨文也是在用抽象的结绳表达具象的万物,在造字法上,是反象形、逆象形的。

其实甲骨文雨是包含着零的义项的,雨尽即为零,绳结解完即为零。但是,零这一天太重要了,所以,在甲骨文时期,就在雨的基础上,造出了独立的零字。

可能因为零太重要了,以至于甲骨文造字师,不仅将零从雨中独立出来,而且开发两款字形。第一款是雨下加椭圆结构,第二款是雨下加口。

第一款中的椭圆结构,就是结绳日历中的绳结,代表的是数字一,也是一天。而且,在整个甲骨文系统中都如此,所有的椭圆结构,都是指绳结。

所以,这款甲骨文零,所表达的,就是绳结的解开和零落。绳结解完即为零,也是所有人出发赴约的日子。

有甲骨文专家依据象形原理,说这个字应该读雹,椭圆形结构就是对冰雹的象形。非常可笑。椭圆的确可以象冰雹,但倒山象的啥玩意?

第二款甲骨文零中,口就是整体公约区中的次级分区,两个口表示,在所有的分区中,两两之间在解绳结上是同步的。两两同步,也是全体的同步。

所以,在金文时期,用三个口替代两个口。三个口就是直接表示所有的次级分区。

也就是说,在甲骨文零中,其中的雨字结构,用的是其原始义,就是结绳机制中的解绳结场景,和雨无关。

同时,只有明白的甲骨文雨的字形来自结绳机制,才能明白雨在古代为何有朋的含义,以及离散离别之义。

从甲骨文字形看,朋就是同一个结绳公约、结绳日历的所有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参加同一个结绳日历,即为朋。

甲骨文朋中的两根竖线就是两条结绳,绳子上的横线就是一。既代表绳结,同时也表示该绳结和其他结绳绳结同步解开。两根绳的上端相连,表示一体化,再次强调解绳结相互同步。

把朋字拆开,一条结绳则为玉。

玉也是一个结绳文字。竖线是绳子,横线是一,代表绳结。有时上端的一变形为树叶状,也是表示绳结。

为何用结绳表示玉。因为玉石重要功能就是充当结绳。

到了五帝末期,以及随后的三代时期,随着政府的出现,也出现了一种新风尚,用昂贵的玉石,去做结绳,用玉质的珠子,去替代绳结,然后再用昂贵的布帛做成绳子,把玉珠串起来。这是一种玉质版的结绳,功能也是结绳完全相同。

这些玉质的结绳主要在政府部门使用,作为颁布政令的工具。这些玉质结绳也被称之为瑞,天子将玉质结绳所承载的政令颁发给诸侯国,也被称之为的“颁瑞”。

《书·舜典》:“辑五瑞,……,班瑞于羣后。”五瑞,就是五个契约、公约,也是五类政令。“班瑞于羣后”,就是将这些已经议定好的,以玉质结绳为形态的政令,颁发给各诸侯国。类似于现代中央颁发给地方的红头文件。

但甲骨文造字师在造玉这个字时,依然是从本质功能着眼,直接用结绳符号表达,抛却了其本身的物理属性和昂贵价值。

也就是说,甲骨文玉也是逆象形的。

来源:甲骨蔡一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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