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准确地说，它是一栋摇摇欲坠、四处漏风的破房子，外面狂风暴雪，里面的人还在为了抢最后一块发霉的面包打得头破血流。

1917年的俄国，是个烂摊子。

说它是个烂摊子，都算是抬举它了。

准确地说，它是一栋摇摇欲坠、四处漏风的破房子，外面狂风暴雪，里面的人还在为了抢最后一块发霉的面包打得头破血流。

统治这栋破房子三百年的罗曼诺夫家族，此刻正瑟瑟发抖，他们听见了地基开裂的声音。

帕维尔就是住在这栋破房子里的一员。

他是个年轻的钢铁厂工人，很普通，普通到扔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连一点水花都溅不起来。他的日常，就是和冰冷的钢铁、震耳欲聋的噪音以及永远也填不饱的肚子打交道。

他见过太多不平事。

他见过工厂主脑满肠肥，用克扣下来的工钱给自己的情妇买法国香水；他见过贵族军官们在温暖的俱乐部里喝着香槟，讨论着前线那些被当成耗材的士兵；他还亲眼见过自己的工友，一个同样年轻的小伙子，因为体力不支倒在了机器旁，被拖出去的时候，身体还是温的。

这些事情，就像一根根小小的刺，扎进了帕维尔的心里。

他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有一个最朴素的念头：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当冬宫的炮声响起时，帕维尔和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人冲上了街头。

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他们知道，这栋破房子必须被推倒。

旧的世界正在崩塌，而废墟之上，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国家，即将诞生。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件事，就藏在这个新生国家的国名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各位请注意，这个名字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个异类。

你看看别的国家，叫法兰西，那是法兰克人的地盘；叫英格兰，那是盎格鲁人的家乡；叫美利坚，好歹也跟航海家亚美利哥有点关系。

国名这个东西，要么跟着民族走，要么跟着地理走，这是几千年来的规矩。

但“苏联”这个名字，它不跟你讲规矩。

它里面没有“俄罗斯”，没有“乌克兰”，没有任何民族的标签；它也没有“东欧平原”或者“乌拉尔山”，没有任何地理的痕迹。

它的每一个词，都是一种制度，一种思想，一种意识形态。

这是一个用思想来命名的国家。

换句话说，建立这个国家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只在俄国这片土地上玩。

他们的野心很大，大到要覆盖整个地球。

他们的目标，是全世界所有和帕维尔一样的劳动者。

他们相信，那个在欧洲上空游荡了一百年的“幽灵”，终于在这片冰天雪地里，找到了自己的肉身。

这个肉身，手持着锤子与镰刀，向旧世界发出了挑战。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这个新生的红色巨人，一出生就差点夭折。

内部，那些被推翻的沙皇将军、贵族地主们不甘心失败，组成了“白军”疯狂反扑。

外部，英、法、美、日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吓破了胆，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个“怪物”的存在，立刻组成了干涉军，从四面八方扑了过来，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一时间，整个俄国大地，战火重燃，血流成河。

帕维尔脱下了工装，穿上了红军的军服。

在冰天雪地的战壕里，他冻得浑身发抖，但他身边的战友们，眼神里却燃烧着一团火。

帕维尔认识他们，有来自莫斯科的纺织工人，有来自乌克兰的农民，有来自高加索的牧民，他们说着不同的方言，有着不同的肤色，但他们都知道，自己为何而战。

不是为了沙皇，不是为了某块领土，甚至不是为了“俄罗斯”这个名字。

他们是在为一个身份而战，一个全新的、让他们挺起胸膛的身份——“劳动者”。

这是信仰的力量第一次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检验。

当一群人为了一种思想，一种解放自身的信念去战斗时，他们爆发出的能量是惊人的。

他们衣衫褴褛，武器简陋，却硬生生地顶住了来自全世界的围剿，把白军和干涉军打得丢盔弃甲。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这个新世界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时间快进到1929年。

这一年，资本主义世界出大事了。

华尔街的股市崩盘，仿佛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大萧条的阴影，如同瘟疫一般席卷了整个西方。

美国，工厂成片倒闭，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队，失业的工人在街头游荡，靠着救济汤度日。

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彻底崩溃，为日后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恶魔上台铺平了道路。

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光辉，也被失业率和经济衰退的阴霾所笼罩。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哀鸿遍野，仿佛末日降临。

然而，就在这片愁云惨雾之中，有一个地方的风景，却完全不同。

此时的帕维尔，已经回到了他的钢铁厂，成了一名车间主任。

他每天看到的，不是倒闭和失业，而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在他听来，如同最美妙的交响乐。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一座座崭新的工厂，在荒原上拔地而起；一条条铁路，像巨龙的血管一样，延伸到国家的各个角落；乌拉尔山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从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庄，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了一座拥有几十万人的钢铁之城。

这个国家，正在以一种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速度，从一个落后的、靠木犁耕地的农业国，疯狂地向着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冲刺。

这种强烈的对比，是致命的。

当西方的工人们在为一份糊口的工作而绝望时，苏联的报纸上却在号召年轻人去建设新的工业区。当美国的知识分子在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时，苏联却用实实在在的钢铁产量，向世界宣告着另一种可能性。

这，就是这个新生政权带来的第一个，也是最震撼的一个“爽点”。它向全世界的劳动者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了资本家，没有了贵族，我们不仅能活下去，而且能活得更好，能创造出前所未闻的奇迹。

当然，奇迹的背后，是无数人的血汗与牺牲。

但对于帕维尔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吃过的苦，是为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

不过，对于这个新生的国家来说，仅仅让人民吃饱饭，造出更多的钢铁，还是不够的。它要武装的，不仅仅是身体，更是思想。

在一个简陋的工棚里，帕维尔和一群和他一样粗手大脚的工人们，第一次走进了识字班。

这是一个很小的场景，小到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不值一提，但对于帕维尔个人而言，其意义不亚于一场革命。

他已经三十多岁了，第一次拿起粉笔，在小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他的手在颤抖。

几千年来，他们这样的底层民众，就是一群沉默的、没有名字的牲口。

而现在，他能写出自己的名字了。

教他们识字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女教师。她不仅教他们读写，还教他们读报纸，给他们讲解那些曾经深奥无比的道理。

有一天，她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一行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帕维尔看着这行字，看着身边那些和他一样的工友们，他们眼中闪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芒。

他突然明白了，这句口号，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尊严，是一种将他们这些曾经分散的、卑微的个体，凝聚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的强大武器。

它赋予了他们知识，赋予了他们尊严，更赋予了他们一个梦想——一个由劳动者亲手创造新世界的梦想。

这个梦想，将支撑着他们，走过未来更加波澜壮阔的岁月。

战争，是检验一个国家成色的最终试金石。

1941年，那个曾经被苏联人打得满地找牙的德国，在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的带领下，卷土重来。

这一次，他们不再是魏玛共和国那支羸弱的军队，而是武装到了牙齿的纳粹法西斯，号称天下无敌。

巴巴罗萨计划，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入侵行动。

几百万德军，数千辆坦克，如同一道钢铁洪流，撕裂了苏联的西部边境。

在战争初期，苏军被打得节节败退，丢掉了大片国土，损失了数百万军队。

全世界都认为，这个年轻的红色巨人，这次死定了。

但他们都想错了。

他们不明白，这场战争对于苏联而言，意味着什么。

它不叫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叫“伟大的卫国战争”。

一词之差，天壤之别。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争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为了保卫家园、保卫信仰、保卫生存权利的战争。

此时的帕维尔，已经不再是那个工厂里热血沸腾的青年。

岁月的风霜和战争的硝烟，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他成了一名红军指挥官，一名政委。他的任务，不仅是指挥战斗，更是在最绝望的时刻，告诉那些年轻的士兵们，他们为何而战。

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里，上甘岭的惨烈巷战每天都在上演。

德军的飞机把城市炸成了一片瓦砾，每一栋残破的建筑，甚至每一块砖头，都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

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士兵们穿着单薄的冬衣，用冻得发紫的手，端着莫辛纳甘步枪，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

帕维尔亲眼见过一个年轻的士兵，在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时，高喊着：“为了斯大林！为了祖国！”

他知道，这句口号里，包含了太多东西。

它包含着对领袖的崇拜，对国家的忠诚，但更深层次的，是对他们亲手建立的这个新世界的捍卫。

因为他们身后，就是那个承诺给他们土地、面包和尊严的国家。

他们退无可退。

最终，那个不可一世的德国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冰天雪地里，被彻底碾碎。

这场胜利，成为了整场战争的转折点。

从此，苏军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大反攻，一路向西，势不可挡。

1945年5月，柏林。

当苏联红军的旗帜，插上德国国会大厦顶端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为之震动。

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这更是一场意识形态的伟大胜利。

一个由工人、农民建立起来的国家，靠着自己的力量，粉碎了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法西斯战争机器。

这个“爽点”，比当年五年计划的成功，来得更加猛烈，更加震撼人心。它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个新生的制度，不仅能搞经济建设，更能打赢最残酷的战争。

帕维尔站在柏林的街头，看着欢呼的士兵和被解放的民众，百感交集。

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彼得格勒的寒风中，那个迷茫而又充满希望的自己。

他做到了，他们这一代人，真的把梦想照进了现实。

战争结束了，但竞赛，才刚刚开始。

如果说，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联硬实力的第一次巅峰展示，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彻底击穿了西方的心理防线。

1957年10月4日，一个宁静的夜晚。

全世界的无线电爱好者，都捕捉到了一个奇怪的信号。那是一种简单、单调，却又带着某种魔力的声音——“哔…哔…哔…”。

这个声音，来自外太空。

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

这个消息，如同一颗精神原子弹，在美国，在整个西方世界炸开了锅。

BBC中断了正在播出的节目，紧急插播了这条新闻。

《纽约时报》用前所未有的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事件。

当时还是参议员的林登·约翰逊，后来回忆说：“从那一刻起，我感觉天空的样子都变了。我第一次认识到，美国的技术优势并非不可超越，这个想法让我深深震撼。”

美国人彻底懵了。

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才是科技的灯塔，是人类文明的火车头。

他们可以嘲笑苏联人生活用品单调，可以嘲笑他们排队买面包，但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在科技上的绝对领先。

然而，那个来自太空的“哔哔”声，无情地打碎了他们的傲慢。

一个他们眼中的“落后国家”，竟然在他们最引以为傲的领域，抢先一步，迈入了太空时代。

恐慌，开始在美国社会蔓延。议员们在国会山声嘶力竭地呐喊：“我们必须铭记这耻辱和危险的一周！”

英国首相则忧心忡忡地说道：“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

这还没完。

四年后，1961年4月12日，苏联再次震惊世界。

尤里·加加林，一个木匠的儿子，乘坐“东方一号”飞船，进入太空，成为访问宇宙的第一个地球人。

当加加林说出那句名言“我看不见任何上帝”时，整个苏联都沸腾了。

莫斯科举行了史无前例的盛大游行，人们将加加林视作民族英雄，高高抛向空中。

这个胜利的象征意义，甚至超过了卫星上天。它活生生地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事实：一个出身平民的孩子，在一个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可以达到人类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是苏联的巅峰时刻，是理想主义的光芒最耀眼的瞬间。

然而，在这些看得见的光芒背后，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在这条战线上，苏联取得的胜利，更加让对手感到不寒而栗。

咱们把时间倒回二战末期。

美国人当时在搞一个绝密计划，叫“曼哈顿计划”，也就是造原子弹。

这个计划的保密级别高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罗斯福去世，他接任总统后，才被告知：“总统先生，我们正在研制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

在波茨坦会议上，刚刚得知消息的杜鲁门，想在斯大林面前显摆一下。

他故作神秘地对斯大林说：“我们正在研制一种威力非凡的炸弹。”

他以为斯大林这个“土包子”肯定听不懂，没想到斯大林只是“呵呵”一笑，毫无反应。

杜鲁门以为斯大林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他不知道的是，斯大林不仅知道曼哈顿计划，而且，他知道得比杜鲁门还早！

这个情报，是怎么来的？

不是靠金钱收买，也不是靠威逼利诱。

而是靠着一群真心相信共产主义理想的“同志们”，自愿提供的。

在英国，剑桥大学，一个培养了无数帝国精英的地方。在一个挂着历代院长肖像、充满了书卷气的秘密会议室里，坐着几个年轻人。他们出身贵族，前途无量，是英国社会的顶梁柱。

其中一个，我们姑且称他为“朱利安”。

朱利安的家族，几代人都是帝国的高官。他从小接受的是最顶级的精英教育，他本该沿着前辈的道路，成为大英帝国新的统治者。

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在大萧条时期，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丑陋与残酷，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挣扎在死亡线上。而与此同时，他从书籍和朋友那里，听到了一个来自东方的故事——一个没有资本家、人人平等的国家正在创造奇迹。

他被那个理想，深深地吸引了。他真心相信，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未来，才能创造一个更公平、更美好的世界。于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那个理想国——苏联，提供情报。

他们，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剑桥五杰”。

这些人，不是为了钱，苏联也给不起。

他们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正是这无数个像朱利安一样的人，将西方国家的情报系统，渗透得像个筛子。

这才是美国人最恐惧的地方。武器的落后，可以追赶；但思想的渗透，人心的向背，是防不胜防的。

这说明苏联的号召力，已经跨越了国界，跨越了阶级，直接渗透到了对手的心脏。

剑桥苏联的存在，就像一条巨大的鲶鱼，被放进了一个装满沙丁鱼的池塘里。

这条鲶鱼的存在，迫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沙丁鱼”们，不得不拼命地游动，进行内部改良。

切·格瓦拉有句话说得非常到位：“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了，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欧洲的贫富差距，始终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工会的力量空前强大，工人们享受着八小时工作制和带薪休假。欧洲各国纷纷建立起了完善的福利制度，从摇篮到坟墓，国家都给你安排得妥妥妥帖帖。

二战前那种对工人敲骨吸髓般的残酷剥削，一扫而空。

为什么？

因为资本家们害怕了。

他们害怕自己国家的工人，会像俄国工人那样，起来闹革命。

苏联的存在，就是悬在他们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逼着他们不得不向工人阶级让利。

在全球范围内，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曾经的盟友，现在的死对头，却联手做了一件大事——瓦解了英法等老牌帝国的殖民体系。

在美苏的支持下，亚非拉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运动，大批新的国家宣告独立，联合国的成员国数量，在几十年里翻了好几番。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而这些看得见的进步，最终也要落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

帕维尔的战争生涯结束了，他作为战斗英雄，回到了莫斯科。他的儿子长大成人，结婚后，国家给他分了一套房子。

那是一种被戏称为“赫鲁晓夫楼”的预制板楼房，空间狭小，样子丑陋，像个火柴盒。

但是，请注意，它是免费的。

国家免费分配，你只需要承担极低的水电费。

这对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普通家庭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想象的福利。

帕维尔的孙女，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从小就展现出了舞蹈天赋。

在沙俄时代，芭蕾舞是贵族小姐们的专利，普通人家的孩子，想都不敢想。

但在苏联，芭蕾舞成了全民艺术。

帕维尔的孙女可以免费进入少年宫，接受最专业的芭蕾舞训练。

这一个个具体的、发生在你我身边的生活场景，共同构成了一幅图景：这是一个强调公平，努力消除阶级壁垒的社会。它或许不够富裕，商品不够丰富，但它在努力保障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住房、教育、医疗。

这就是苏联模式，

在那个时代，向全世界展现出的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它光荣，它梦想，它仿佛代表着人类的黎明。

任何事物，一旦到达了巅峰，接下来要走的路，便只剩下了一条——下坡路。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理想，也是如此。当光芒万丈的荣耀逐渐散去，阴影，便开始悄然滋生。

而对于苏联这头曾经的屠龙少年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自己的身上，开始长出鳞片。

这个变化，是从1968年的布拉格开始的。

那一年，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史称“布拉格之春”。他们试图建立一种“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给僵化的体制松绑，让社会多一点自由的空气。

这本该是一件好事，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一种尝试。

然而，莫斯科的反应，却让全世界大跌眼镜。

8月20日深夜，苏联的坦克，如同钢铁猛兽一般，悍然越过边境，开进了布拉格的街头。它们不是来解放，而是来镇压。它们不是来播撒革命的火种，而是来扑灭改革的火苗。

这一刻，苏联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不再是那个“革命的输出者”，那个全世界被压迫者的老大哥，而是变成了一个“帝国秩序的维护者”。

曾经，他们将枪口对准法西斯，对准资本家，对准一切压迫人民的旧势力。而现在，他们第一次，将枪口对准了同为社会主义的兄弟。

布拉格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格之春的鲜花，也碾碎了无数理想主义者心中最后的光。

帕维尔已经退休了，他坐在自己那间“赫鲁晓夫楼”里，通过收音机听着这一切。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惑与痛苦。他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里，为了保卫这个理想而战。他想起了红旗插上柏林国会大厦时，那种解放全人类的自豪感。

可现在，这个他奉献了一生的国家，却做出了和他当年战斗目标完全相反的事情。

这是理想的第一次公开背叛。

而裂痕一旦出现，只会越来越大。

很快，帕维尔就发现，这种背叛，不仅仅体现在国际政治上，更渗透到了国内生活的方方面面。

帕维尔去商店买东西，货架上常常是空空如也，或者只有几种单调劣质的商品。

为了买一块好点的黄油或者一根香肠，人们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

然而，在城市的某个隐秘角落，却存在着一种“特供商店”。那里商品琳琅满目，从法国的白兰地到瑞士的手表，应有尽有。

这家商店，只对那些手持特殊证件的特权阶层开放。

一道紧闭的大门，隔开了两个苏联。

帕维尔的孙子高中毕业，成绩优异，想考莫斯科大学。但他的老师却暗示他，光有成绩还不够，还需要“关系”（blat）。

小白而帕维尔悲哀地发现，那些高级官员的子女，哪怕成绩平平，却总能轻而易举地进入最好的大学，获得最好的工作。

公平，这个苏联立国之本的基石，正在被腐蚀。

曾经支撑着人们艰苦奋斗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变得越来越苍白。

当宏大叙事失去了说服力，人民便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解构它。

于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苏联笑话”，开始私下里疯狂流传。

“一个苏联人向另一个吹嘘：我们国家什么都是世界第一！卫星是第一个，宇航员是第一个！另一个回答：是啊，但愿我们排队买面包不是世界第一个。”

这些笑话，成了人民宣泄不满的唯一出口。

它们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精准地刺向了那个僵化、官僚、脱离群众的体制。

当人民开始用讲笑话来面对自己的信仰时，说明这个信仰，已经出了大问题。

如果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和内部的腐化，是巨龙身上长出的第一片鳞甲，那么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则是它彻底亮出了帝国的獠牙。

为了扶持一个亲苏的阿富汗政权，苏联悍然出兵，直接入侵了这个位于中亚的贫瘠山国。

这又是一次令人费解的行动。

曾经，这支军队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战，他们的士兵，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

可现在，这些年轻的苏联士兵，被扔进了阿富汗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面对的，是奋起反抗的阿富汗游击队。

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他们不是在保家卫国，也不是在传播信仰，他们陷入了一场和美国在越南一样的、毫无意义的帝国主义战争。

这场战争，持续了整整十年。它像一个无底洞，吞噬了苏联巨额的财富，也吞噬了成千上万年轻士兵的生命。它耗尽了国力，也流尽了最后一滴理想主义的鲜血。

曾经的屠龙少年，终于在阿富汗这个“帝国坟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恶龙。

体制的僵化，理想的腐化，最终必然会以一种极端惨烈的方式，爆发出它积累的所有问题。

这个爆发点，就是切尔诺贝利。

1986年4月26日凌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核事故。

事故发生初期，为了维护国家的“光辉形象”，为了不给西方敌对势力留下话柄，当地的官僚系统，第一反应不是公布真相、紧急疏散，而是——掩盖。

他们封锁消息，切断电话线，假装一切正常。在核辐射尘埃已经飘散在空气中的时候，附近的普里皮亚季市，孩子们还在外面玩耍，人们还在举行婚礼。

这种为了维护虚假的面子而对人民生命极端漠视的行为，暴露了整个体制最深层次的弊病：僵化、傲慢、谎言，以及彻底地脱离群众。

当真相再也无法掩盖时，无数的军人、消防员、工程师、矿工，被派往事故现场进行清理。

他们被称为“清理人”，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堵住那个通往地狱的缺口。

帕维尔的一位老战友，一位在卫国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将军，也参与了清理工作的指挥。

几个月后，他因为受到过量辐射，躺在了莫斯科的医院里，生命垂至。

帕维尔去看望他。病床上的老将军，已经形销骨立，但眼神依然锐利。他抓住帕维尔的手，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说道：

“帕维尔，我的老朋友……我们当年……打跑了法西斯，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可现在……你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喘息了很久，才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的敌人……好像……已经不是资本家了。”

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帕维尔的心上。

他一辈子都在和“资本家”这个敌人战斗，这是他信仰的基石。

可现在，他的老战友，用生命告诉他，真正的敌人，已经潜藏在了内部。

那个曾经发誓要保护人民的巨人，如今，却成了对人民最大的威胁。

屠龙者，终成恶龙。

而它的结局，也已经注定了。

1991年12月25日，一个寒冷的冬夜。

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上空，那面飘扬了七十四年，象征着镰刀与锤子的红旗，在全世界的注视下，缓缓降落。

没有炮火，没有冲锋，没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

一个曾经让整个地球为之颤抖的超级大国，一个拥有数万枚核弹头、数百万钢铁大军的红色巨人，就这样，在一种近乎诡异的平静中，悄然无声地倒下了。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费解的一幕。

它的军队，直到解体的前一天，依然是地球上最强大的陆军，它的核潜艇，依然在大洋深处静默地巡航。

从纯军事角度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从外部将它击垮。

但它就是倒了。不战而降，自我解体。

为什么？

因为它的敌人，不在外部。

当一个国家的灵魂已经死去，当它的人民已经不再相信它所讲述的故事，那么再强大的军队，再多的核武器，都不过是为一具冰冷的尸体陪葬而已。

庞大的军队，守不住一个已经崩塌的信仰。

巨人的倒塌，并没有带来人们想象中的和平与繁荣。

恰恰相反，一个失衡的时代，开始了。

那条在世界资本主义池塘里搅动风云的“鲶鱼”，没了。

池塘里的沙丁鱼们，起初以为自己自由了。但它们很快就发现，没有了鲶鱼的威胁，渔夫们（资本家）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在美国，曾经被视为社会毒瘤的金融大鳄，如巴菲特、索罗斯之流，一夜之间被包装成了投资之神，成了全球青年顶礼膜拜的偶像。华尔街的贪婪，再也无需任何伪装，他们掀起的金融风暴，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

在欧洲，曾经被工会和福利制度保护得好好的工人们，发现自己的待遇正在被一点点地蚕食。

在第三世界国家，那些刚刚摆脱殖民枷锁，试图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国家，被迅速地拷上了“全球化”的新枷锁。

西方的跨国公司，在这里开设血汗工厂，掠夺廉价资源，剥削廉价劳动力，永世不得翻身。

这种在冷战时期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一般的言论，

如今，却可以堂而皇之地摆上台面，引发热烈的讨论。

为什么？

因为那个敢为劳动者说话，那个把“公平”二字写在旗帜上的超级强权，没了。

没人给你撑腰时，资本自然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你。

帕维尔坐在自己的家中，窗外，是九十年代莫斯科混乱而又充满“活力”的街景。

曾经整齐划一的国营商店，被各种花里胡哨的私人店铺所取代。

一些一夜暴富的“新贵”（寡头），开着奔驰车横冲直撞，而他当年的许多老战友，却不得不在街头贩卖自己当年的勋章，来换取黑面包和伏特加。

他已经很老了，老到走不动路，只能整日整日地坐在窗前，像一尊沉默的雕像，看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他的曾孙，一个在“后苏联时代”长大的年轻人，放学回来看他。这个年轻人穿着美国的耐克运动鞋，听着美国的摇滚乐，对爷爷辈口中的那些理想和主义，感到陌生而不解。

他翻看着帕维尔珍藏的老相册，看着那些黑白照片上，一张张年轻而坚毅的脸。

他终于忍不住，问出了那个盘旋在他心中很久的问题：

“太爷爷，我听您和爷爷讲过很多过去的故事。你们打过仗，建过工厂，你们奋斗了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可是最后，那个你们为之奋斗的国家，还是失败了，消失了。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这个问题，像一把尖锐的刀，刺向了历史的核心。

帕维尔没有立刻回答。他浑浊的眼睛，静静地看着窗外，仿佛穿透了时光。

许久，他才转过头，用枯瘦的手，颤巍巍地指向一张照片。

那是他和战友们年轻时的合影，在攻克柏林后拍下的。照片上的他们，衣衫破旧，满身硝烟，但每个人的眼神，都明亮得像星星，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帕维尔的声音，缓慢而清晰，像是在回答曾孙，又像是在对自己的一生做出总结：

“是的，从结果来看，我们失败了。我们没有建成那个我们梦想中的天国，我们犯了很多错误，甚至……最后变成了我们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但随即，又变得无比坚定。

“但是，孩子，你要记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奋斗，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能没有给你留下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劳动者，不必永远被奴役；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是值得去为之奋斗的！”

“因为我们来过，所以直到今天，全世界的资本家，依然不敢轻易地拿走你们的八小时工作制。”

“因为我们来过，所以你们今天才会觉得，男女平等是理所当然的，全民教育是天经地义的，国家提供基础的医疗保障，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这些东西，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用血和火，为你们争取来的遗产。”

“我们的躯体，是死掉了。那个曾经的红色巨人，也变成了一具被历史扫进故纸堆的尸体。”

帕维尔的手，轻轻抚摸着照片上那个年轻的自己。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带着无尽的骄傲与荣光。

“但是，那个屠龙的少年，在他年轻时，向着那头象征着千年压迫的恶龙，奋力挥出长剑的那一刻……他身上所散发出的光芒，是永恒的。”

来源：温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