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视察哈尔滨，得知贺子珍不在有些失落：娇娇怎么不告诉我呢

摘要：1949年十二月末，松花江面还封着薄冰，哈尔滨车站的蒸汽机车在晨雾中喘着白气。列车缓缓停稳，一顶皮帽、一件呢大衣的毛主席迈下车厢，这座解放不久的城市被他列入返京途中必须停留的第一站。陪同人员说这里工业基础好，工人们干劲大，他点头，却没急着开会，而是抬头环顾城市

1949年十二月末，松花江面还封着薄冰，哈尔滨车站的蒸汽机车在晨雾中喘着白气。列车缓缓停稳，一顶皮帽、一件呢大衣的毛主席迈下车厢，这座解放不久的城市被他列入返京途中必须停留的第一站。陪同人员说这里工业基础好，工人们干劲大，他点头，却没急着开会，而是抬头环顾城市天际线。多年后，有人回忆他那天似乎在找什么。

很快，市委负责同志递上简短汇报：工业产能恢复三成，主食供应充足，冬季取暖已由政府统一调配煤炭。毛主席听得仔细，还不时插问。谈到住房时，他忽然笑：“城里住上楼房，可别忘了前几年还住土窑洞。”一句话，让在场干部纷纷点头。汇报结束，他拍拍手中的雪沫，准备回驻地小憩。脚步刚迈出门，又回身招呼叶子龙：“回头问问，贺子珍可在哈尔滨？”声音不高，却透着关切。

要说此事，还得追溯两年前。1947年八月，贺子珍携李敏（小名娇娇）与毛岸青离开苏联，乘坐西伯利亚铁路辗转回国。那段旅程冷得刺骨，她却一路精神振奋，因为终于离家九年的漂泊就要结束。抵达哈尔滨后，她被安排在市里的招待处休整。常年风霜加上战时艰苦，身体留下不少暗伤，可她闲不住，一心想参加工作。

1948年春，组织将她调往沈阳，在东北总工会干部处帮助培训女工。碰巧，失散多年的妹妹贺怡也在沈阳，两姐妹抱头痛哭后彻夜长谈。姐妹情深，最常提到的还是毛主席。贺怡劝她写信，贺子珍犹豫再三，一封信终究寄往西柏坡。信里没有半句埋怨，只有“革命第一，身体第二”的口号式自勉。收到信的毛主席很快拍回一句电报：“完全同意你回国工作的决定，望多保重。”

不久，李敏也写来一封俄文信：“大家都说您是我的爸爸，可我从没见过您，是真的吗？”毛主席看完，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俄语译稿，认真回了电：“娇娇是我的女儿，你要努力学习。”字数不多，却足够让远方的小姑娘欢呼。

然而形势瞬息万变。北平和平解放在即，中央决定女眷暂不到前线，以免增添麻烦。中间一番曲折，贺子珍在山海关被临时劝回，南下上海休养。一纸调令，让母女再度分离，也留下后来哈尔滨那一幕的伏笔。

时间回到1949年十二月。叶子龙按照指示去打听，不久回报：“主席，贺子珍同志两个月前已迁往上海，身体需在温暖地区调养。”毛主席沉默片刻，摘下帽子拍拍衣袖上的雪渍，低声自语：“搬去上海了？娇娇怎么不告诉我呢？”这句轻轻的话，被叶子龙原样记在日记里。失落之情，溢于言表。

陪同人员见他神情有异，解释说东北冬季零下三十度，医生不建议贺子珍久居。毛主席点点头，却追问：“工作安排了吗？”答复仍是养病为主，他眉峰一蹙，提高声音：“应该给她合适岗位，她在苏联吃过不少苦，动手能力强。”叶子龙连忙记录，准备回京后与组织部沟通。

当晚驻地灯光很暗，窗外风吹吉祥雪片。他抽着烟，一支接一支。秘书进来递文件，他摆摆手，又嘱咐：“给娇娇写封信，告诉她妈妈身体好，别挂念。”随后在信末加上一句，“等天气暖和，带妈妈来北京走走。”

李敏收到父亲来信是在1950年春。那时她已随学校迁返北平，课余常缠着父亲问母亲消息。一天夜里，她鼓足勇气说：“爸爸，我想去看妈妈。”毛主席正批阅文件，闻言抬头，眼神柔和：“等放暑假吧，学习要紧。”李敏却兴奋回答：“妈妈就在天津等我呢。”毛主席愣了一下，自言：“天津？我竟没听说。”他立刻吩咐警卫阎长林护送女儿赴津，并传口信：“替我向贺子珍问候，娇娇在我身边一切安好。”

天津一别，又是一年。贺子珍辗转上海、南昌，身体起伏不定。1954年，她在上海收听毛主席的广播讲话，激动得整夜未眠，翌日便高烧。毛主席闻讯，写信关切，叮嘱“按时服药，少抽烟”。信很短，但贺子珍拿着反复端详，据说把折痕都磨得发亮。

1959年夏，庐山会议期间，曾志提及贺子珍近况。毛主席沉吟良久，道：“十年夫妻，总想见一面。”数日后，中央办公厅安排贺子珍赴庐山避暑。7月9日晚，吉普车在山路盘旋，她一路紧握扶手，既期待又忐忑。进门那刻，毛主席起身招呼：“好久不见。”言语平静，却让她泪水决堤。他轻拍她肩：“别哭，先坐，一会儿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