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敢信吗？每次你从超市拎回一袋东北大米，或是刷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水超600亿立方米”的新闻，甚至你当年坐在考场上答公务员试卷时，背后都站着一个被骂了近1400年“亡国之君”的男人——隋炀帝杨广。

你敢信吗？每次你从超市拎回一袋东北大米，或是刷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水超600亿立方米”的新闻，甚至你当年坐在考场上答公务员试卷时，背后都站着一个被骂了近1400年“亡国之君”的男人——隋炀帝杨广。

史书里的他，是“弑父杀兄、骄奢淫逸”的恶魔：

修大运河累死百万民夫，征高句丽耗空全国财力，最后落得“江都兵变、身首异处”的下场，连唐朝人写《隋书》都咬牙切齿地骂他“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可若你拨开“亡国之君必被黑”的历史滤镜，会发现这个男人的“雄才”和“失误”，简直像一把双刃剑——一边是烧得人痛的“火焰”（当代百姓的苦难），一边是润了千年的“海水”（后世子孙的红利），一半是地狱，一半是天堂。

说隋炀帝修大运河是“为了去江南看琼花”，就像说国家修港珠澳大桥是“为了方便旅游”——纯属拿消遣当目的，把战略当玩笑。

你打开中国地图就懂了：在没有高铁、没有高速公路的古代，北方缺粮、南方产粮，可一条长江把南北切成两半，粮食从江南运到长安，得走陆路转水路，耗时半年还得损耗三成。

隋炀帝一咬牙，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起来，修了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这不是“游山玩水的通道”，是当时的“超级物流干线”。

你别觉得这跟你没关系。直到今天，京杭大运河还在通航：江苏段每年运走2000万吨煤炭，浙江段的货船能把绍兴黄酒、杭州丝绸直接送到山东；连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都借了当年运河的河道，把长江水引到缺水的华北。

你现在吃的南方糯米、用的安徽宣纸，说不定就是顺着这条“千年水道”的脉络运过来的。

要是换个角度想：现在国家修高铁，也有人说“花钱太多、工期太赶”，可十年后你坐着高铁3小时从北京到上海，没人会骂当年的决策者“劳民”。

隋炀帝的问题，从来不是“该不该修运河”，而是“能不能慢一点”——他把本该用三十年修的工程，硬是压缩到六年，征调了两百万民夫，男丁不够就抓妇女，“丁男不供，始役妇人”，这才把百姓逼到了起义的边缘。

他不是“坏”，是太急了——就像一个程序员想一夜写出整个APP，却忘了代码要一行行敲，最后程序崩了，没人记得他想做的是个改变行业的产品，只骂他“能力差、瞎折腾”。

你可能不知道，你当年能靠高考从小县城考到大城市，能靠公务员考试进入体制，源头之一是隋炀帝砸了“世家大族的铁饭碗”——他完善了科举制。

在隋朝之前，当官靠什么？靠“家世”。你爷爷是太守，你爹就能当刺史；你要是寒门子弟，哪怕才高八斗，也只能“白首不见用”。

当时的世家大族，比如山东崔氏、江南谢氏，垄断了官场，连皇帝都得看他们的脸色。

隋炀帝偏不信这个邪，他搞科举制，让州县每年选“学有专长”的人来考试，不管你家里有没有钱、有没有背景，只要考得好就能当官。

这一下，等于把世家大族的“奶酪”全掀了。你想啊，以前他们的子孙不用读书就能当官，现在却要跟穷书生一起考试，能不恨他吗？

后来写史书的，大多是这些世家的后代或门生，他们怎么可能给隋炀帝说好话？只会把他写成“为了打压士族才搞科举，根本不是为了选贤”。

可你再看今天：不管你是农村孩子还是城市子弟，都能靠考试争取机会，这背后的逻辑，不就是隋炀帝当年想做的事吗？

他不是“为了集权而集权”，是看到了“世家垄断会让国家变僵”——就像今天我们反对“阶层固化”一样，他在1400年前就想打破这种固化，只是步子太猛，既得罪了士族，又没给寒门子弟足够的缓冲时间，最后把自己架在了火上。

高句丽不是今天的朝鲜半岛小国，在当时是东北亚的“超级强国”：控制着辽东半岛，拥有百万军队，还联合突厥牵制隋朝。

要是隋炀帝不管，等高句丽再壮大，就会像后来的契丹、女真一样，南下抢中原的土地。

就像今天国家要维护边疆稳定一样，隋炀帝征高句丽，本质是“防患于未然”——只是他犯了两个致命错：

一是“没算清成本”：

第一次征调了113万军队，还让民夫运送粮草，“千里馈粮，士有饥色”，结果因为指挥失误大败；

他不服气，第二年、第三年接着打，把全国的青壮年都拉去当兵，农田没人种，粮食全被征走，百姓只能“易子而食”。

二是“没顾全民心”：他以为“只要打赢了，百姓就会理解”，却忘了“百姓要的是安稳日子，不是遥远的边疆功绩”。

就像如果今天国家要连续三年大规模征兵，还让你把家里的粮食都交出去，你也会怨声载道。

可有意思的是，后来唐太宗也征高句丽，唐高宗最后灭了高句丽，没人骂他们“好战”，反而夸他们“开疆拓土”。

为啥？因为唐朝有了隋朝积累的国力，也吸取了隋炀帝的教训，没把百姓逼到绝路。

这就像：隋炀帝先去凿山开路，结果自己摔下去了，后面的人顺着他开的路走过去，却骂他“不会走路”。

我们骂了隋炀帝千年，其实是把“亡国的锅”全扣在了他头上，却忘了隋朝灭亡的本质：

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是“改革太快、矛盾太集中”的必然。

他做的三件大事——修大运河、搞科举、征高句丽，每一件都是“利在千秋”的事，但三件事同时推进，就像一个人同时扛着三块大石头跑步，迟早会累倒。

要是他能先修运河，缓几年再搞科举，等国力恢复了再征高句丽，说不定隋朝不会亡，他也会成为“第二个秦始皇”。

可历史没有“如果”。我们今天评价他，不该只看“他让多少人受苦”，更该看“他给后世留下了什么”：

→大运河让南北真正“连为一体”，避免了中国像欧洲一样分裂成几十个小国；

→科举制打破了阶层固化，让“寒门出贵子”成了可能；

→他打下的辽东基础，为后来唐朝的“天可汗”地位铺了路。

就像我们今天看王安石变法，也知道他“急功近利”，但没人否认他“富国强兵”的初衷；

看张居正改革，也知道他“专权”，但没人否认他“挽救明朝”的功绩。

那为什么不能给隋炀帝一个公允的评价？

或许是因为“亡国之君”的标签太刺眼，或许是因为“士大夫写史”的偏见太深，或许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简单叙事。

可真实的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就像隋炀帝，他既是让百姓受苦的“暴君”，也是为千年谋的“战略家”，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地狱，一半是天堂。

下次你再路过京杭大运河，或者坐在考场上答题时，不妨多想一想：

那个被骂了千年的隋炀帝，或许没我们想的那么坏，他只是一个“走得太快、摔得太惨”的改革者。

而我们今天享的很多便利，其实都藏着他当年“不被理解的梦想”。

来源：未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