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先概括来讲，我们的变强是二战后全球格局演变与中国崛起的逻辑，从战略机遇到实力博弈。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超强的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确立了全球霸权地位。其核心战略逻辑始终是“遏制潜在挑战者”，通过武力威慑、经济压制、文化渗透等多重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清除“威胁”

首先概括来讲，我们的变强是二战后全球格局演变与中国崛起的逻辑，从战略机遇到实力博弈。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超强的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确立了全球霸权地位。其核心战略逻辑始终是“遏制潜在挑战者”，通过武力威慑、经济压制、文化渗透等多重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清除“威胁”。而中国的崛起，并非单一因素促成——既非美国“仁慈”，也不止于“韬光养晦”，而是在全球格局变动中，依托自身战略定力与发展节奏，抓住美国被多重战略目标分散精力的历史机遇，逐步实现的综合突破。

一、美国霸权的“早期挑战者”：从苏联解体到日本经济被压制

美国二战后的首要战略目标，是遏制意识形态与军事力量双重对立的苏联。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开始。上世纪50年代，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争取与美国平等的国际地位，企图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美苏争霸的序幕就此拉开。这一阶段（1945-1991年），美国的主要精力被“冷战”绑定，为中国早期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1. 对苏遏制：从北约围堵到拖垮苏联

时间线与关键事件：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苏迅速从盟友转向对抗；苏联于1955年与东欧7国建立华沙条约组织，正式形成两极对峙格局。1949年，美国主导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构建对苏军事包围圈；1950-1991年，双方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中多次对峙，核心博弈场聚焦于欧洲与全球势力范围划分。

苏联解体的多重诱因：美国的战略压制是重要推手，但并非唯一原因。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陷入长达10年的战争泥潭（耗资约450亿美元，伤亡15万人），严重消耗国力；同时，美国通过“星球大战计划”（1983年提出）启动军备竞赛，迫使苏联将GDP的20%以上投入军事，挤压民生与经济发展空间；此外，美国联合欧洲通过文化渗透（如广播、书籍传播西方价值观）、扶持反对势力等手段，动摇苏联意识形态根基。最终，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失去了最大的全球对手。

对中国的影响：冷战期间，美苏对抗是全球格局的核心，美国虽对中国有意识形态偏见，但在“联中抗苏”（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战略需求下，并未将中国视为核心威胁，这为中国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美国此时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苏联身上。

2. 压制日本：广场协议与经济泡沫破裂

背景与时间节点：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凭借制造业崛起，经济高速增长。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超过美国，占据美国汽车市场20%份额；1985年，日本GDP达到美国的4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家电、半导体、汽车等产业对美国本土产业形成直接冲击，引发美国朝野恐慌。当日本在经济上展现出赶超美国的势头时，美国毫不犹豫地出手遏制。

且看美国对付本子的手段——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的核心逻辑（1985年9月）：美国联合英、法、德、日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协议签订后，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年内从1:240升至1:120，日元大幅升值直接导致日本出口竞争力下降；同时，为对冲升值冲击，日本央行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大幅降息，释放大量流动性，将贴现率降至2.5%，导致大量资本涌入股市与房地产，催生了房地产与股市泡沫（1989年日本房价达到顶峰，东京核心区房价可买下整个美国）。当然也不完全是老美有多高明，实现广场协议的基础前提是美国在日本有驻军。

后果：日本“失去的三十年”：1990年泡沫破裂后，日本房价、股价暴跌，银行坏账激增，经济陷入长期通缩与停滞，直至今日仍未完全复苏。美国通过广场协议，成功消除了日本的经济威胁，维持了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美国虽警惕日本，但对中国仍保持“利用”心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广阔市场，可成为美国缓解通胀、转移低端产能的重要场所，这为后续中美经贸合作与WTO谈判埋下伏笔。

二、美国对欧盟的牵制：科索沃战争与欧元的早期受挫

苏联解体后，美国的下一个潜在对手是正在整合的欧洲。欧盟的成立与欧元的推出，直接挑战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随即通过军事手段进行压制。

1. 欧元的诞生与美国的警惕（1999年）

1993年欧盟正式成立，1999年1月1日，欧元作为记账货币启动（2002年正式流通），覆盖12个成员国。欧元的出现，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直接冲击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与外汇储备中的主导地位——当时全球约25%的贸易开始用欧元结算，部分产油国甚至考虑用欧元结算石油（威胁“石油美元”体系）。

2. 科索沃战争：借军事手段打击欧元（1999年3月-6月）

然而，仅仅数月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便对南联盟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直接打击了欧元的国际地位。美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由，主导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空袭（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的深层战略意图，正是打击刚启动的欧元：

战争爆发后，欧洲地缘政治风险骤升，大量欧洲资本为避险流向美国，仅1999年二季度就有超过1000亿美元从欧洲流入美国，直接支撑了美元汇率；

欧元对美元汇率从战争前的1:1.07，跌至战争结束后的1:0.82，欧元信用严重受损，其国际化进程被迫放缓。

虽然欧元并未“瓦解”，在受挫后逐步稳定，至今仍是全球重要货币，但美国通过战争手段牵制欧盟、维护美元霸权的逻辑，在此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科索沃危机的不断升级，西欧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投资者将美国市场视为安全港，怀着逃难心理将大笔资金转投美国。科索沃战争还给欧洲留下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的稳定性。此时的美国，正忙于巩固对欧洲的控制，对中国的关注度仍有限——中国1999年的GDP仅为1.09万亿美元，不足美国的1/10，尚未进入美国“核心挑战者”名单。

三、美国深陷中东与阿富汗泥潭：20年战争消耗牵制战略精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频繁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地区事务，却常常陷入困境难以自拔。从1991年海湾战争到2021年阿富汗撤军，美国在中东与中亚的长期军事行动，消耗了其大量国力与战略资源，为中国21世纪前20年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战略窗口期”。

1. 海湾战争与中东霸权的代价（1991年、2003年）

1991年海湾战争：美国以“解放科威特”为由，主导多国部队击败伊拉克，确立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但也开启了对中东的长期干预——为维护“石油美元”体系（石油仅用美元结算），美国不得不在中东长期驻军，每年投入数百亿美元军费。

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这场战争持续8年（2003-2011年），美国耗资约1.7万亿美元，死亡4491人，受伤3.2万人，最终未能建立稳定的伊拉克政权，反而导致中东极端主义泛滥（如ISIS崛起），美国深陷泥潭。

2. 阿富汗战争：20年“帝国坟场”的消耗（2001年-2021年）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以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为由，发动阿富汗战争。这场战争持续20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海外战争：

美国累计投入超过2万亿美元，死亡2461人，受伤超过2万人；

战争期间，美国需同时应对中东与中亚的军事行动，战略资源被严重分散——仅2010年，美国在阿富汗的军费就占其国防预算的20%，无力同时对中国采取大规模遏制措施。

正是在美国深陷中东、阿富汗战争的20年间（2001-2021年），中国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增长：GDP从2001年的1.34万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17.73万亿美元，增长12倍，逐步成为全球经济重要一极。

四、中国的战略机遇与WTO加入：多重因素下的“双向选择”

在美国忙于追逐全球霸权的过程中，中国抓住了发展的战略机遇。中国加入WTO（2001年12月11日），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关键一步，这一结果并非偶然，而是中美双方基于现实利益的“双向选择”，同时也离不开当时全球格局的推动。

1. 美国的核心考量：利益需求与“控制预期”

经济利益驱动：20世纪90年代，美国面临通胀压力与低端产能转移需求。中国拥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2000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仅为美国的1/40）和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当时中国年汽车销量仅200万辆，不足美国的1/10），对美国企业而言，中国是“低成本生产基地”与“新兴消费市场”——美国农场主需要中国市场出口大豆（200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仅1000万吨，2022年增至9100万吨），美国跨国公司（如通用、沃尔玛）需要中国的低成本供应链与消费市场，这些利益需求成为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的重要动力。

“规则约束”的误判：美国认为，通过WTO的多边规则，可以“规范”中国的经济体制，甚至通过市场开放“影响”中国的政治走向。当时美国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小、产业竞争力弱，即便加入WTO，也将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难以对美国构成威胁——这种“可控”的预期，降低了美国对中国加入WTO的阻力。

2. 中国的谈判与战略准备：从“入世”到“融世”

中国从1986年开始申请“复关”（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历经15年谈判，核心是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逐步开放市场。期间，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5月8日），曾一度导致中美谈判停滞，但双方最终从长远利益出发，于1999年11月达成中美双边协议，为2001年正式加入WTO扫清了最大障碍。

3. 加入WTO后的“双重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中国依托劳动力与资源优势，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2001-2010年，中国出口额从2661亿美元增至1.58万亿美元，增长5倍，GDP年均增速达10.7%，贫困发生率从32.9%降至2.8%，实现了经济与民生的双重跨越。

挑战：文化渗透与意识形态博弈：正如原文所述，美国在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加强了文化与价值观渗透——通过学术交流、媒体传播、非政府组织（NGO）等渠道，传播西方价值观，导致国内部分群体（即“公知”）产生对西方的盲目崇拜，甚至出现“毒教材”、诋毁革命英雄等历史虚无主义现象。对此，中国逐步加强意识形态建设，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2018年颁布）、整治文化市场等措施，打击历史虚无主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五、中美博弈升级：从GDP超日到南海对峙，中国实力的“破局”

2010年是中美战略关系的“转折点”——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5.93万亿美元 vs 5.47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让美国意识到中国已从“潜在伙伴”变为“核心挑战者”，随即启动战略转向，中美博弈进入新阶段。

1.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重心东移（2011年）

2011年，奥巴马政府正式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后更名为“印太战略”），核心是通过军事部署、盟友体系、经济协议（如TPP），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军事上，美国将60%的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在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加强军事存在；

政治上，挑动南海、台海等问题，支持周边国家与中国对抗（即原文所述“跳梁小丑的袭扰”）。

2. 2016年南海对峙：中国实力的“实战检验”

2016年7月，菲律宾在美国支持下，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试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美国随即派遣“里根”号、“斯坦尼斯”号两艘尼米兹级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摆出军事威慑姿态。

面对挑衅，中国三大舰队（北海、东海、南海舰队）在南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火箭军部署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被称为“航母杀手”），形成对美军航母的威慑。最终，美军双航母战斗群在演习期间撤离南海，“南海仲裁案”也因缺乏法律依据被中国拒绝承认。

这场对峙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已具备在周边海域对抗美国军事压力的能力，美国“军事威慑”的可信度开始下降，也让全球看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

3. 中国军事实力的系统性崛起：从“跟跑”到“并跑”

在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中国军事实力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军费支出全球第二，二十年增长十倍。

2001-2010年，中国国防支出合计4134.15亿美元，占全球比例3.44%；2011-2020年，中国国防支出合计14337.94亿美元，占全球比例8.13%；2021年，中国国防支出2090亿美元，占全球比例10.89%。

2010年后，中国军事装备发展进入“井喷期”，且始终围绕“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建设，针对性应对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国陆续开发出了一系列先进武器系统。比如，055型驱逐舰（2017年首舰下水，2020年服役，全球最先进的驱逐舰之一，已列装8艘），比如山东舰自主研发、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等海军装备的发展，使中国海军走向深蓝。在导弹领域，东风-17（2019年国庆阅兵亮相，具备“水漂”弹道，无法被现有反导系统拦截）、东风-31AG、东风-41（2019年亮相，分导式多弹头，射程1.4万公里）等系列导弹的列装（更不用说“9.3”展示的系列），构成了涵盖近、中、远、洲际的完整导弹体系。空军方面，歼-20（2011年首飞，2017年正式服役，全球第二款列装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35等第五代战机的研发和列装，使中国进入全球少数能自主研发五代机国家的行列。

特别是中国军事工业通过印巴空战还得到了实战检验，“5.7”印巴空战的关键意义在于，巴基斯坦完全使用中国提供的全套武器系统，展示了从预警、指挥到打击的完整作战体系。

六、总结：中国崛起的逻辑与全球格局的新平衡

回顾二战后至今的历史，中国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美国的战略分散：从对抗苏联、压制日本、牵制欧盟，到深陷中东与阿富汗战争，美国始终被全球范围内的“挑战者”分散精力，未能在早期对中国形成系统性遏制；

2. 中国的战略定力：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韬光养晦”，到加入WTO后的“顺势而为”，再到近年来的“主动破局”，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稳步提升军事实力与文化自信，避免陷入与美国的过早对抗；

3. 全球产业链的需求：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与产业链优势，不仅满足了美国的经济需求，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10年超过30%，这种“不可替代性”降低了美国遏制中国的可行性。

4.自主创新与体系建设：中国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在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可控，特别是在军工领域，从"单点突破"到"体系制胜"，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5.实战验证与国际认可：2025年印巴空战成为中国军工的"全球广告"，通过实战检验了中国武器系统的可靠性与先进性，为中国军工出口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如今，中国已从“不起眼的东方大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在科技（5G、新能源、人工智能）、军事、文化等领域逐步实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回望历史，美国的战略选择并非失误，而是霸权思维的必然轨迹。正如那句广为人知的话：“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但是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美国在追逐全球霸权的过程中，先后聚焦苏联、日本、欧洲和中东，却未能有效遏制东方大国的和平崛起。当白宫终于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时，发现面对的已不再是那个需要韬光养晦的国家，而是一个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多领域都具有相当实力的世界强国。美国虽仍试图通过贸易战（2018年至今）、科技封锁（芯片禁令）、盟友围堵等手段遏制中国，但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逆转——全球格局正从“美国单极霸权”向“中美多极平衡”转变，而中国的发展，也为全球提供了“非霸权式崛起”的新路径。

来源：财经大会堂